汉魏南北朝乐府清赏之二十四

　　在如何安置这些归降的敕勒部落同样充满争论，北魏上层贵族以敕勒部镇抚使刘洁为首，主张严惩，并要把俘虏“籍没为奴”；魏主拓跋焘则主“安抚”，秉承传统的“以夷制夷”方略，把他们迁徙安置在从陇西秦凉诸州到阴山代郡沿边一带，并“赐谷”、“赐衣服”、“岁给廪食”，使之成为北魏北部边塞的屏障，甚至把少量的敕勒人迁徙到被刘洁等人称为将导致“腹心之祸”的河北、河南商洛一带，促成敕勒的“汉化”和民族間的融合（《魏书》卷4“世祖记”，卷103“蠕蠕等传”，卷28“刘洁传”）。当时拓跋焘将归降的敕勒人分置于漠南三处：一是陇西的秦川、凉州一带；二是河套地区，经阴山直到代郡；三是河北、山西及河南商洛地区。《敕勒歌》所咏歌“敕勒川，阴山下”，正是安置他们第二块迁徙处。中央政权在其羁縻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不但会遭到执政集团内部某些人的反对，对被迁徙内附的敕勒人来说，要离开世代居住生息之地，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生活习性，也有一个艰难的过程。一开始敕勒人也不习惯内地生活，不断地发生暴乱反抗。神笳四年（公元431）即迁徙后的第二年，“敕勒数千骑叛，北走，洁（即刘洁，引者注）追讨之，走者无食，相枕而死”。一年后的延和元年（公元432）四月，“敕勒万余落复叛走，魏王使尚书封铁追讨灭之”（《资治通鉴》121卷，“宋纪”三）。正是在魏主安抚与追讨的双重手段下，安置于迁徙地的敕勒人才渐渐宾服下来。由于他们的辛勤开发，阴山脚下才变成水肥草美的好牧场。到了孝文帝、宣武帝时代，居住在阴山脚下的敕勒人不但不再需要“赐谷”、“赐衣服”，“岁给廪食”，而且每年向朝廷大量“献贡”，到处“毡皮委积”，以至北魏民间“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据《北史·高车传》载：文成帝拓拔睿（公元452－465）时，五部高车合聚祭天，“众至数万，大会走马，杀牲游绕，歌吟忻忻。其俗称自前世以来，无盛于此”。这首《敕勒歌》，也许就产生在这“歌吟忻忻”之中。对于《敕勒歌》，尽管可以从文学风格、表达方式、语言特色或民族交融等不同角度进行诠释和界定，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它的基点是对和平、安定、富庶的居住地的咏歌和肯定。具体说来，诗的前四句“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是咏歌迁居地和平安定的生活环境：在敕勒族移居的阴山脚下，草原的辽阔更显得天幕低垂，这里不再有征战，不再有杀戮，所见到的唯有牧草，还有牧草下的牛羊。这种和平、安定的感受，只有经过上述的攻伐搏杀的一段惨痛经历后，才会体会更深，才弥足珍贵，我以为这是《敕勒歌》前四句内在的历史含蕴和诗歌作者“歌吟忻忻”的主要原因之一。至于诗的最后一句“风吹草低见牛羊”则是在咏歌富庶：“草”对于中原地区，也许只是一种风景、一种点缀，但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则是一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草肥则牛羊壮，现在牧草长得比牛羊还高，要“风吹草低”才会“现牛羊”，牧草的丰茂，牛羊的肥壮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的富足皆是题中应有之意了。

　　回顾敕勒族与北方中原政权这段历史，从敕勒的南侵、征战，到内附、安置，从“复叛走”到“歌吟忻忻”，这是一个民族间由不相容到契合交融的过程，这个过程能否发生，进展得是快是慢，统治者的民族政策和驾驭手段将起关键作用。《敕勒歌》的产生就是民族之间由争斗到交融的一个很好的历史见证；这个过程的正反例证和相关争论，也为后来的中央政权制定羁縻方略或民族政策提供了某种借鉴。从这个角度来说，《敕勒歌》的文本及其《敕勒歌》的产生过程具有相当重要的史学价值。近来有的论者虽然也开始注意到《敕勒歌》的文本意义，但其结论却是认为该歌是在思念漠北那块诞育他们的故乡，控诉残酷的种族压迫，体现的是一种民族历史情结（周建江《历史、民族情结的回响——<木兰诗>、<敕勒歌>的文化本初》，《烟台大学学报》1997。4期）。其实歌中说得很明确，咏歌的是“阴山下”的“敕勒川”，而非巳尼陂“北海边”的祖居之地。至于说到民族历史情结，我们可以和另一首少数族的乐府民歌《匈奴歌》作一比较，此歌全文是：“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郭茂倩《乐府诗集》“杂歌谣辞”二）。据《汉书·武帝纪》：“元狩二年春，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讨匈奴，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其夏，又攻祁连山，捕首虏甚多”。郭茂倩引《十道志》说明此歌的创作目的：“焉支、祁连二山，皆美水草，匈奴失之，乃作此歌”。由此可见，、《敕勒歌》和《匈奴歌》虽皆以民族战争为背景，又都涉及水草的肥美，但《敕勒歌》是获得，《匈奴歌》是失去；《敕勒歌》是咏歌目前，《匈奴歌》才是追忆过去，两者的区别是极其明显的。而这种区别又是有两种不同的民族政策所导致的：汉武帝对匈奴是征战后加以驱逐，以开边为目的；太武帝是征战后加以羁縻，予以迁徙安置，意在消弭边患。武帝晚年颇悔征伐之事，认为是“朕之不明，是以扰劳天下”，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汉书》卷六，“武帝纪”）。这两首少数族乐府正好从正反两个方面为后来的中央政权提供了历史借鉴。

　　最后，它也是一元主体、多元格局中华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典型个案上面已经论及《敕勒歌》的民族归属以及《敕勒歌》作者是个众说纷纭、长期争执不下的问题。古往今来的众多研究者从文献学、文艺学等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和探讨，这对我们更好的了解和更准确的把握《敕勒歌》无疑是有益的。但我以为这种众说纷纭现象的本身就具有历史文化价值，使《敕勒歌》成为寻绎一元主体、多元格局的中华文化演进历程，探究各少数族文化之间相互影响及“汉化”趋向的一个典型个案。我们知道，中华文化在其历史演进中一方面是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乃至融合，另一方面又存在蛮族文化向高位文化靠拢，即所谓“汉化”现象。所谓“汉化”，主要是中华各少数族主动向华夏文化及其核心儒家文化靠拢，使之融入并藉以改造本民族文化的一种历史现象。正是这种向华夏文化及其核心“儒家文化”靠拢的“汉化”，才形成了一元主体、多元格局并为各族所认同的中华文化。这也是中国不会向前苏联或南斯拉夫那样“解体”，中华各民族间有着牢固凝聚力的主要原因之所在。研究《敕勒歌》的作者和民族归属，它的语言的演变乃至胡汉风格的交错影响，正可为此提供典型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