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南北朝乐府清赏之二十四
《敕勒歌》的诞生受到汉文学的影响，但诞生后的《敕勒歌》又反过来影响了汉文学，并以其杰特的艺术成就丰富了中华文化的艺术宝库：它第一次以诗的形式赞美了祖国的北疆，激起人们对少数民族聚居之地的激赏之情。在唐代王昌齡、岑参等雄浑奔放的边塞诗出现之前，在诗的国度里，我国的西北边陲一直是以大漠穷秋、塞风苦寒的面貌出现的，也似乎一直与孤城落日、戍楼刁斗的战乱生活联系在一起。这个调子，大概从我国第一部诗歌集——《诗经》就定下来了：《小雅·采薇》中所描绘的猃狁之地是“雨雪霏霏”，行役之人是“载饥载渴”，塞北似乎是一个荒凉苦寒的畏途。汉魏时代的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曹操的《苦寒行》等更是把北方与苦寒、战乱、悲伤划上了等号，几乎成了同义语。但《敕勒歌》所描绘的却是一种既开阔壮美又和平安定的北国风光：这里地势平坦、水草丰茂、生活安定、牛羊肥壮。这是另一种边塞，和以往的描绘完全是截然不同的基调，呈现不同的风格。从文学发展来看，这种贞刚的河朔之气，对声律风骨兼备的唐代边塞诗的产生，其作用更不可低估。另外，这是首敕勒族的民歌，却受到包括汉民族在内的境内多个民族的赞扬和传唱。王灼认为两汉之后，只有“《敕勒歌》暨韩退之《十琴操》近古”；沈德潜则称赞它与另一首少数民族歌谣《哥舒歌》“同是天籁”。它在流传的过程中，由敕勒语变为“鲜卑语”，再变为“齐言”：所有这些都说明一首优秀的诗作，它是民族的财富，也是各民族的共同财富，也将为全人类所共同拥有。民族文学之间，是相互影响也是相渗透的。
其次，它是中华境内各族从征战对抗走向和解交融的历史见证。
《敕勒歌》虽然是一篇文学作品，却有着巨大的史学价值，它是中国境内民族之间由争斗到交融的历史见证，也为上层统治者的民族政策提供了正面的借鉴。《敕勒歌》中所咏歌的和平富庶的边陲景象，首先是羁縻制度的产物。
所谓“羁縻”，是相对征伐而言，它是中国古代中央政权对周边少数族政权所采取的以安抚、怀柔为主要手段的统治方略，即通过封官爵、赐尊号，认可其统治的合法性，以及下嫁公主、输赐金帛、保留其制度、习俗等来换取对方对中央政权的尊从和依附，朝贺并纳入中国版图。在“羁縻”诸法中，“内徙安置”来“以夷制夷”，是其中影响最大、争议反复最多、实绩也最显著的一种手段。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秋，匈奴浑邪王率十万余众降汉，武帝命长安令发车二万前往迎接。长安令以无钱为由，不派车马，武帝大怒，认为长安令不解制夷之术，贻误大事，要将其斩首以示羁縻之策不可犯。遂将浑邪王等降众安置在云中、上郡、北地等边塞五郡作为屏障，自此“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资治通鉴》，“汉纪”十一），“以夷制夷”收到明显效果。宣帝神爵四年（前58年），匈奴呼韩单于与屠耆单于争权中兵败，呼韩单于效法日逐王率众南附，宣帝照样安抚：命高昌侯董忠等率骑兵一万六千人护送呼韩单于至鸡鹿塞，并留下协防北匈奴的袭击。为安顿其降众，汉廷又前后转输谷米三万四千斛、钱二十万、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助其安民”（《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下）。。自此，匈奴分为南北，南匈奴一直依附汉廷，与北匈奴处于对峙状态。自宣帝之后直至东汉灭亡这二百八十多年间，呼韩单于及其后裔南匈奴，一直成为汉朝防范北匈奴及其它部落南侵的屏障，并配合窦宪、马续、邓鸿等汉代历朝诸将，开展对北匈奴、乌桓、鲜卑的军事行动，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上以夷制夷时间最久也最成功的一例。
中国古代羁縻方略中对少数族的“内徙安置”，尽管其主要动机是“以夷制夷”，尽管这个方略往往是以武力征伐为背景或前提，在执行过程中也充满争论甚至反复，但是必须承认：这个萌生于先秦、定型于两汉，为历代中央政权所尊奉并被制度化的“羁縻”方略，是维护国家统一，保障中央政权对周边有效统治，避免民族战争和社会动荡的一种有效手段；也是在中华境内各民族間由征战冲突走向和解交融重要前提。北朝时期，敕勒这个民族与中原主要政权之间就呈现这样一种演进规律，而《敕勒歌》的产生就是一个很好的历史见证。敕勒在先秦时代是北方一个强大的民族，史籍称之为“赤狄”、“丁零”或“丁灵”，当时居住在北海（又称巳尼陂，即今俄罗斯贝尔加湖）一带。两汉时期，趁匈奴、鲜卑的迁移或势弱而逐渐南下至燕然山和頞根河一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色楞格河流域）。西晋以后改称敕勒或铁勒，因他们造的车“车轮高大，辐数至多”，所以又叫“高车族”。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已强大起来的敕勒族乘机南侵，首先是攻击介于它和中原政权之间的老对手“蠕蠕”，然后越过“蠕蠕”直接与中原政权对抗（《魏书》卷103，“蠕蠕传”、“高车传”）。前燕光寿元年（公元357），慕容儁“遣其抚军慕容垂、中军慕容虔和护军平熙率步骑八万讨丁零敕勒于塞北，大破之，俘斩十万余级，获马十三万匹，牛羊亿万余”。其子慕容暐继位后，亦遣傅严“北袭敕勒，大获而还”（《晋书》卷102，“刘聪载记”；卷104，“石勒载记”；卷110，“慕容儁载记”；卷111“慕容暐载记”）。公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鲜卑族的拓跋氏逐渐统一了北方，强大起来的北魏从道武帝拓拔珪天兴二年（公元399）到太武帝拓拔焘神笳二年（公元429），对敕勒人前后发动了四次较大的战役，天兴二年道武帝拓拔珪亲帅大军西出洛水，直捣敕勒族的生息地鹿浑海，“获马牛羊二十余万”，然后分兵三路追击其残部，道武帝亲帅中路，“合破其高车杂种三十余部，获七万余口，马三十余万匹，牛羊百四十余万。骠骑大将军卫王仪别督将从西北绝漠千余里，复破其遗并七部”。高车之族有十二姓，称为十二部，今主力和七部并破，“于是，高车大惧，诸部震恐”。在这个背景下，拓拔珪又祭起历代帝王羁縻方略中常用的法宝：进一步炫耀武力，迫使对方慑服，在高车周围“大校猎，列周七百余里”。在这个强大的军事态势下，战败的敕勒开始分裂：其中一部分向中原政权臣服，如单于之侄利曷莫弗奈力健“帅其九百余落内附”，“高车解批莫弗幡豆健复帅其部三十余落内附”。北魏则加以封赏：“拜奈力健为扬威将军，赐谷二万斛”，“亦拜（解批莫弗幡豆健）为威远将军置司马参军，赐谷二万斛”（参见《魏书》卷2“太祖记”，卷103“蠕蠕等传”；《北史》卷98“高车传”；卷197杜佑《通典》，“边防”十三。）。但以其单于为首的主体部分则收拾残部，退回原来的生息地巳尼陂一带，继续与中原政权抗衡。对北魏政权来说，敕勒族南侵的威胁并未从根本上解除。所以太武帝神笳二年（公元429），拓拔焘在廷争中拒绝司徒长孙翰和尚书令刘洁的谏阻而听从汉人崔浩的建议，“遣左仆射安原等并发新附高车合万骑至于巳尼陂，高车诸部望军而降者数十万落，获马牛羊亦有百万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