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盛世的历史思考

　　康熙是清朝第四位君主，《清史稿》中称他：“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他开创了中国封建时代著名的“康乾盛世”。近世以来，对康熙褒贬不一。康熙朝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盛世”？这究竟是不是“一次落日的辉煌”？阎崇年先生在本文中所讲述的康熙的功与过，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回味和思考。——编者

　　演讲人：阎崇年，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名誉馆长。论文集有《满学论集》、《燕史集》、《燕步集》、《袁崇焕研究论集》等四部；专著有《努尔哈赤传》、《正说清朝十二帝》、《康熙大帝》等十六部。

　　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点燃战火，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南明最后象征——延平郡王台湾郑克塽归清，时间跨度，整整百年。这一百年间，君王与民众、官员与百姓、贵族与平民、地主与农民、业主与工匠、士绅与商人，他们在痛苦、磨难、战乱、灾荒之后，最需要什么呢？是国家统一，民生富裕，文化融合，天下太平。康熙帝就是在国际与国内既有利又挑战的历史条件下，面临”从打天下到坐天下”的历史与现实的课题。而”坐天下”又经历”乱世”、”治世”、”盛世”的艰难历程。康熙帝驾驶大清帝国的航船，在汹涌波涛的海洋上，从”乱世”－－”治世”－－”盛世”的过程，经过半个世纪航行，驶向康熙盛世的局面，留下盛世历史的思考。

　　三种评价

　　对康熙帝的历史评价，近世以来，众说纷纭。

　　三种观点　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康熙朝的历史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黑暗的时期；第二，康熙朝的历史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盛世的时期；第三，康熙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一次落日的辉煌。

　　先说第一种观点，界定康熙“黑暗”说的观点，主要论点说康熙朝是“封建专制”。封建君主专制从秦始皇算，到宣统帝，其间300多位君主，不可一概而论，不可不加分析。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洪宣之治”等，也都是“封建专制”。因此，以“封建专制”作为否定“康熙盛世”的观点值得商榷。

　　次说第三种观点。论者认同康熙朝是“辉煌”，但是落日的辉煌。这个提法很有道理。日出的辉煌与日没的辉煌，就“辉煌”这一点来说，都是辉煌。其实，康熙朝也好，大清朝也好，其他朝也好，都像日出日没，月升月落一样，既要观察其是日出或月升，日没或月落；更要观察日出月升时，是被乌云遮蔽，还是光亮天下。本文讨论的是学术界存在的两种观点。

　　再说第二种观点。我赞成“康熙盛世”的说法，有什么根据呢？我想，康熙盛世有五种景象。

　　五种景象

　　在历史的天平上，康熙朝对中国历史和世界文明的发展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概括说来，主要有五点——中华版图奠定、民族关系稳定、中华文化承续、经济恢复发展、社会秩序安定。

　　第一，中华版图奠定。我们打开中国地图和东亚地图，看看当时的清朝疆域：

　　在东南，统一台湾，金瓯一统。明天启四年（1624年）荷兰人侵占台湾。顺治十八年（1661年）十二月十三日，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郑成功死后，儿子郑经奉南明正朔（即承认南明的正统地位）。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帝抓住郑经死后，其子郑克塽年幼、部属内讧、政局不稳的时机，率军统一了台湾。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台湾的管辖并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

　　在东北，抵御外侵，缔结和约。黑龙江地域在皇太极时已经归属清朝。清军入关后，沙俄东进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地区。康熙帝统一台湾后，调派军队进行两次雅克萨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同俄国在尼布楚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格尔毕齐河、额尔古纳河以东至海，外兴安岭以南，整个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土地，归中国所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同外国签订的平等条约，表明康熙帝独立自主外交的胜利。

　　在正北，多伦会盟，善治蒙古。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解决了漠南蒙古问题，康熙帝则进一步解决漠北蒙古、初步解决漠西蒙古的问题。从秦汉匈奴到明朝蒙古两千年古代历史上的北疆难题，到康熙帝时才算真正得解。康熙帝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康熙之后，蒙古是中华各个民族防御沙俄南进的长城。

　　在西北，三次亲征，败噶尔丹。康熙帝先后三次亲征，遏制噶尔丹势力东犯，不仅稳定漠北喀尔喀蒙古局面，也稳定漠南内蒙古的社会，更有利于中原地区的社会安定。

　　在西南，进兵高原，安定西藏。清初，顺治帝册封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西藏已经完全归属于清朝。康熙帝又派兵平定西部蒙古势力对西藏的扰犯，维护西藏的社会安定。

　　第二，民族关系稳定。在东北，打败俄国的侵略，解决并巩固了自辽河到黑龙江流域各民族的问题，东北的广大地域，前代所谓的“边徼”之野，清朝则成为“龙兴之地”。在北方，中国自秦、汉以来，匈奴一直是中央王朝北部的边患。明代的蒙古问题，始终未获彻底解决。己巳与庚戌，蒙古军队两次攻打京师，明英宗甚至成为蒙古瓦剌的俘虏。清朝兴起后对蒙古采取了既完全不同于中原汉族皇帝的做法，也不同于金代女真皇帝的做法。先后绥服了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漠西厄鲁特蒙古。清朝对蒙古的绥服，“抚驭宾贡，敻越汉唐”。在西北，对南北疆统一。在西南，进兵安藏，加强了对西藏的统治。后乾隆《钦定西藏章程》设驻藏大臣、在西藏驻军、册封达赖和班禅、设立金奔巴瓶制度，西南云贵川的苗、瑶、彝等，改土归流，加强了对这个地区民族的管理，清朝实现了中国皇朝史上多民族国家新的和谐。

　　第三，中华文化承续。清朝帝王为了钳制知识分子的思想、镇压异端、打击政敌，实行文字狱。这是应当批评的。在文化方面，康熙帝主要有几件事情：其一，兴文重教，编纂典籍。他重视文化教育，主持纂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律历渊源》、《全唐诗》、《清文鉴》、《皇舆全览图》等，总计六十余种，两万余卷。其二，移天缩地，兴建园林。康熙帝先后兴建畅春园、避暑山庄、木兰围场等，雍正、乾隆又大兴“三山五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圆、万寿山清漪园（后改名颐和园）和圆明园等，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推向高峰。其三，引进西学，学习科技等。

　　中华文明在清朝不仅得到传承，而且延续活力。

　　第四，经济恢复发展。清军入关后，最大的弊政，莫过于圈占土地。跑马占田，任意圈夺。康熙帝颁令，停止圈地，招徕垦荒，重视耕织，恢复生产。治理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并兴修水利，培育新的稻种，取得很大成绩。康熙朝强调藏富于民，普免天下钱粮共达545次之多，其中普免全国钱粮三次，计银一亿五千万两。

　　第五，社会秩序安定。我说康熙朝社会安定，主要是指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台湾之后，虽然社会矛盾也有，民族纠纷也有，但没有大的、严重的社会动荡。康熙帝很有幸，他生命的后40年，中国社会处于由乱到治、由动到静的历史时期。原有的社会冲突已经释放，新的社会冲突还没有积聚起来。康熙朝的社会安定，我举三个例子：

　　从康熙二十年（1681年）到六十一年（1722年），中原地区41年间，没有大的厮杀争战，没有大的社会动荡，也没有大的社会危机。在中国两千年皇朝史上，统一王朝皇帝在位40年以上的，有汉武帝（天汉民变）、唐玄宗（安史之乱）、明世宗（庚戌之变）、明神宗（萨尔浒大战）、清圣祖和清高宗（王伦起义）六位，而中原地区连续40多年无战争的只有康熙朝。

　　秋决死刑数字比较少。秋决死刑的案件，康熙十二年（1673年），“死犯共有八十余名”，（《康熙起居注册》康熙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后来“决一年之罪犯，减至二三十人”。（《康熙起居注册》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康熙十六年（1677年），终岁决断死刑，“不过十数人焉”！对于一个上亿人口大国来说，一年死刑十余人，死刑数字，算是很少。这就说明：当时社会，相当安定。

　　康熙帝多次四方出巡。他三次东巡、六次南巡、五次西巡、三次北征，还48次去木兰秋狝、53次到避暑山庄。试想：如果社会动荡，康熙四方出巡，这是不可能的。

　　“盛世”的“盛”是指强盛、繁盛、兴盛的意思。康熙朝的后40年，在中国皇朝史上，确是一个相对强、繁、兴的局面——“强”，当时是世界上强大的帝国；“繁”，当时是比欧洲国家繁荣的帝国；“兴”，当时是东亚兴隆的帝国。康熙帝国有内在矛盾吗？有潜存危机吗？有。

　　五项缺憾

　　康熙帝的缺失，可以列出很多。但归纳来说，主要在五项制度方面有缺失。

　　清朝开国“二祖一宗”就是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和世祖福临（还有多尔衮），他们在建国时、在入主中原后，于制度的设计，存在严重缺失。康熙帝在位时间久、皇权威望高，他应当、也可能对其弊端做出重大改革。然而康熙朝没有对自己遇到的各种新问题做一个整体的认识，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回应。最后清朝灭亡正是下述新问题交织的结果。

　　第一，八旗制度没有彻底改革。八旗制度在打天下时起过积极作用，但对治天下呢？这就表现出清朝“二祖一宗”（还有多尔衮）在八旗制度的设计上有严重的缺失。当时只考虑到旗人政治、经济、社会利益而埋下隐患。主要表现在：

　　其一，在政治上，旗人贵族特权。如权力决策层核心的“五大”——内大臣（上三旗各二人）、领侍卫内大臣（上三旗各二人）、议政大臣（满洲贵族）、大学士和军机大臣（雍正设），主要是满洲贵族。如大学士，康熙十六年（1677年）到二十七年（1688年），满洲大学士中除觉罗勒德洪外，全是满洲正黄旗。康熙朝大学士48人，其中满洲22人，汉军4人，汉人22人，旗人占55％，汉人占45％。康熙朝12位河道总督，旗人占了10位。

　　其二，在经济上，旗人生计问题。八旗群体生计由国家包下来，旗人缺乏创业与谋生的机制，从而腐蚀了整个八旗群体。

　　其三，在社会上，旗民矛盾难题。旗人与民人、满洲贵族与汉族平民，分城居住，同罪不同罚，同刑不同法，享有特权，终世不变。

　　康熙帝对八旗制度缺乏原创性的改革和创新（八旗制度是他碰到的极少无法从前人那里学习解决方案的问题之一），只是解决了一些枝节问题。八旗贵族集团在清政权巩固之后，其保守性大于进取性，顽固性大于创新性，安逸性大于勤奋性，寄生性大于谋生性，因此，这是一个拒绝分割部分利益给平民的集团，拒绝改革的保守集团。

　　旗民矛盾，这是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是清朝的死结。要进行八旗制度改革，根本一点就是割掉一部分旗人利益，特别是满洲贵族的利益，分给民人。孙中山先生同盟会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是将旗民矛盾提到了政治高度。

　　这个难题，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并不突出；顺治时期，已经突出，但顺治帝年轻、在位时间短，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康熙帝不同，他在位时间长、政治上成熟、威望也很高，有条件、也有可能进行修正或加以解决。但他没有这样做。从这种意义上说，康熙大帝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位改革家。尔后，雍正帝在位时间短，乾隆帝缺乏魄力，也都没有解决这道难题。再往后，内忧外患，矛盾丛生，失去解决的机会。

　　第二，皇位继承没有建立章法。清朝的皇位继承，没有采取明朝的“嫡长制”。它在清太祖、太宗朝是“贵族共推制”。顺治朝用的是皇帝临终“皇帝遗命制”。康熙帝则采取“立皇太子制”。他将两岁的胤礽册立为皇太子，就是皇位的接班人。事与愿违，康熙帝对太子“两立两废”，闹得朝廷纷争，个人健康受损。英国在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发生“光荣革命”，走向君主与议会共同统治的历史。清朝却在“家天下”的圈子里转悠。其结果，雍正帝实行“秘密立储制”，慈禧太后实行“懿旨确定制”，路子越走越窄，最后走向亡朝。

　　第三，吸纳西学没有进行推广。康熙帝是中国历史上既了解西方科学文化，又精通中华传统文化的封建君主。他学习西方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生物学、音律学、医药学、解剖学、测绘学等，还建立蒙养斋，被西方称为“皇家科学院”。但康熙帝仅仅局限在个人兴趣、个别皇子、个别官员的研修，没有成为政府政策，也没有形成国家行为。

　　第四，人口发展没有长远之见。康熙朝的人口，随着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开始较快地增长。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规定：“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九）这个规定的积极意义是，减免新生人丁的“人头税”；负面影响是，刺激人口，过快增长，乾隆时达到三亿，至道光十七年（1837年），全国人口达到4亿人。人口猛增，解决的一个方法是奖励垦荒，而大量垦荒又破坏生态平衡。一项重大政策的制定，要考虑长远的后果。

　　第五，文化差异没有根本协调。康熙帝为了解决满汉之间的文化冲突，采取许多措施，做了很多事情。弱化议政王大臣的权力，就是削弱满洲贵族权力的一个措施。康熙朝有过两起文字狱，皆因民族问题而起。清朝最后还是在民族问题，特别是八旗群体特殊化、八旗贵族掌控朝纲的问题，得不到根本的解决。

　　清朝的近三百年间，在竞赛中黯然落后，而欧美则因技术创新和工业革命而卓然崛起，最终改变了全球格局。总起来说，康熙帝有功有过，有对有错，有成就也有缺憾。

　　盛世宝鉴

　　康熙盛世出现，主要原因有五：一是，国际环境有利，恰好处于西方大国两次崛起高潮之间；二是，周边国家协和，如果周边环境不好，清朝也难以独善其身；三是，国内有利因素，处在两次社会大动荡之间相对平静的时期；四是，满洲民族新兴，满洲民族共同体是一个上升的、有朝气的族群；五是，康熙个人素养。

　　康熙盛世出现的诸因素中，我着重探讨康熙帝的个人因素，特别是探讨康熙帝的个人素养。康熙帝个人素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一”——“一以贯之”。

　　康熙帝修身“一以贯之”，其表现，举四例——知敬、知仁、知止、知学。

　　知敬：一以贯之。康熙帝认为，君子修德，在于知敬。知敬，就是要敬天、敬地、敬人、敬事、敬己，要有敬畏之心。皇帝地位至高，权力至上，怎样约束自己？作为皇帝的“敬”，就是对自己的约束。敬，不要时断时续，而要“一以贯之”。总之，康熙帝认为“敬”就是“正”，他说：“念念敬，斯念念正；时时敬，斯时时正；事事敬，斯事事正。君子无在而不敬，故无在而不正。”（《康熙庭训格言》）

　　知仁：一以贯之。知仁，就是重视仁爱。他说：“己逸而必念人之劳，己安而必思人之苦。”康熙帝主张君子五戒：“勤修不敢惰，制欲不敢纵，节乐不敢极，惜福不敢侈，守分不敢僭。”（《康熙庭训格言》）人有一颗仁爱之心，对人就会比较宽容。他对臣下宽和、善待：“人生于世，最要者惟行善。”（《康熙庭训格言》）知止：一以贯之。人既要知进知变，又要知足知止。康熙帝说：“世人衣不过被体，而衣千金之裘，犹以为不足，不知鹑衣袍缊者固自若也；食不过充肠，罗万钱之食，犹以为不足，不知簞食瓢饮者固自乐也！朕念及于此，恒自知足。虽贵为天子，而衣服不过适体；富有四海，而每日常膳，除赏赐外，所用肴馔从不兼味，此非朕勉强为之，实由天性自然，汝等见朕如此俭德，其共勉之。”（《康熙庭训格言》）康熙帝知足知止。他拒绝大臣请求为他立碑记功。大臣们曾经八次奏请上尊号，均被康熙辞绝。康熙帝之文治武功，之出众才华，在中国历代帝王中确实是罕见的。康熙一贯坚拒别人的赞誉、恭维，更是难能可贵的。

　　知学：一以贯之。“知学”就是重视读书学习。康熙帝立志高远。他说：“圣人一生，只在志学一言。”凡人、俗人与贤人、圣人的区别在哪里？在于读书学习。坚持之心，持之以恒。康熙帝读“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都能念诵120遍、背诵120遍，直至老年，还能背诵。他自己还有《御制文集》、《御制诗集》和《几暇格物编》。康熙帝是一位学习型的皇帝，也是一位学者型的皇帝。

　　总之，康熙帝的这些素养，不是一曝十寒，也不是浅尝辄止，而是“一以贯之”。用康熙帝的话来说，就是“公四海之利为利，一天下之心为心”。但是，康熙帝突出“一”字，又产生了“僵”字。这个“僵”字的连带影响，则是“五项缺憾”。

　　千年一帝

　　康熙帝的一生，历史怎样评价？自我评价　康熙帝晚年说：“朕自幼强健，筋力颇佳，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握箭，用兵临戎之事，皆所优为。然平生未尝妄杀一人，平定三藩，扫清漠北，皆出一心运筹。户部帑金，非用师赈饥，未敢妄费，谓此皆小民脂膏故也。所有巡狩行宫，不施采缋，每处所费，不过一二万金，较之河工岁费三百余万，尚不及百分之一。幼龄读书，即知酒色之可戒，小人之宜防，所以至老无恙。”（《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五）又说：“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八龄践祚，迄今五十七年，从不许人言祯符瑞应，……惟日用平常，以实心行实政而已。”（《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五）

　　那么，《清史稿·圣祖本纪》如何评价康熙帝的呢？

　　历史评价　《清史稿·圣祖本纪》论曰：“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

　　康熙朝版图，东濒大海，南极曾母暗沙，西接葱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北达外兴安岭，东北至库页岛，总面积约1300万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幅员最为辽阔、人口最为众多、军事最为强盛、实力最为雄厚的大帝国。康熙大帝吸收了中华多民族的、西方多国家的文化营养。这为他展现雄才大略、帝王才气，实现宏图大业，陶冶了性格，开阔了视野，蓄聚了智慧，奠定了基础。康熙大帝奠下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熙盛世的大局面。

　　他确是应该占有历史伟人地位的，难怪当时在清朝宫廷里的西洋传教士们，也有赞誉他是“人世间无与伦比的帝王”。李约瑟博士称其为“科学的皇帝”。

　　无论就中国历史作纵向比较，或就世界历史作横向比较，都可以说康熙大帝是中国皇朝史上的千年一帝，也是世界史上的千年名君。他同当时俄国彼得大帝、法国路易十四，同列世界伟大的君主。但他也有另一面，如他对成年儿子几乎都革过爵，或圈禁过；对有的大臣“以铁钉钉其五体于壁而死”，这就是他专制君主的狰狞一面。

清朝康熙帝乘坐的帆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