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老大徒伤悲，何人解怜才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此四语可道破今古之人情交往的共通实质。别以为只是近三十年来的人们才喜欢追名逐利，古时打扮得高巾峨冠的，也大多是名利场中出入的人物。

　　在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清初的蒲松龄先生。蒲松龄，生平自不待详，但一辈子穷困潦倒。晚年他存有诗作，“与君共洒穷途泪，世上何人解怜才”，“自分穷愁惟我甚，何期憔悴与君同”……说来说去，离不了一个“穷”字。

　　古时的这一“穷”字，在今日也用，但存在古今的异义。古时之“穷”，在于事业的困顿，自己的志向施展不开，请缨无路，报国无门，郁郁不得志，这便是“穷”。

　　今日之“穷”，大抵是古时之“贫”义。《庄子•山木》一篇中，南华真人面对倨傲的梁惠王笑他贫困落魄的场景，高声疾呼，“贫也，非惫也”。我不过是没有钱罢了，我唯一缺少的也不过是这肮脏的钱财。

　　再回归到蒲松龄先生，三番五次自嘲自己穷困潦倒，却并非是像袁枚那样，希望借助字画文墨乞食于达官贵人。蒲松龄的夫子自道，完全出自对于困窘事实的心灵排解。

　　自打蒲松龄六十三岁那年乡试败北后，它所剩的零星希望皆翻作了泡影。“三年复三年，所望尽虚悬”，“回想三年前，含涕犹在目”……这些诗句真是由血泪和成。《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时已是五十，较之文学作品中的范进，连乡试都未中的蒲松龄，真可谓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徒伤悲”了。关于为何未考上，山东大学马瑞芳教授似有讲解，说是由于第一次考试旗开得胜时主考官另类眼光的误导，在此仅存一说。

　　但很为奇怪的是，蒲松龄的众多好友，一直坚持认为是由于他写作了《聊斋志异》，所以才导致他屡考屡败北的。他的挚友张笃庆在赠诗中写道，“此后还期俱努力，聊斋且莫竞谈空……咫尺聊斋人不见，蹉跎老大负平生”，之所以用“负平生”三字，也代表了友人对蒲松龄才学的肯定，以及对于他夺取功名的期许。可正是在这首诗中，我们分明见到友人对他写作《聊斋》的曲折批评，“聊斋且莫竞谈空”似乎已是出于义愤了。

　　更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一个世纪之后，作为《四库全书》总编纂的纪昀，对蒲松龄给出了这样不公的评价，“《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这里牵涉到的问题是小说在传统中国的文化地位问题。

　　在古代中国，小说向来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尽管文人墨客私下里都雅好雪夜灯下读禁书，但如果出现的是正式场合，大家便很有默契地绝口不提。

　　据说一位大臣因为在奏折中明显用了《三国演义》的话语，被皇帝发现，立即进行了惩罚。这从反面也见出地位低下的小说，同样也是皇帝枕边的私货。谈《红楼梦》，大家都去茶馆，便衣便帽，才能够敞开心扉无拘无束，倘若身处朝堂，利用《红楼梦》搞影射政治，那就可能会血雨腥风，不见得好玩了。

　　小说的地位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如同爱妾或者妓女的地位，虽然可亲可爱，但不能够封诰命，否则便有伤风化。正如俞樾在贬斥《聊斋志异》时所言，“大旨要归于醇正，欲使人知所劝惩，是非不谬于圣人”，以治经学的指导思想来看待小说家言，自然有着南辕北辙的话语预期。既然如此，《聊斋志异》在蒲松龄生前，从未被世人真正重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倘若蒲松龄顺利考上了举人，那么世人对其《聊斋志异》的评价又该如何呢？有功名在身，自然爱屋及乌，《聊斋志异》的阅读，在蒲松龄生前或许就会火爆起来。可转头又思量，倘若蒲松龄真正中了举做了官，他还有心思去写作《聊斋志异》吗？他应该去翰林院当编修了。

　　唯有在那“青林黑塞”之间，蒲松龄为了排遣内中的郁结，才会混淆人鬼世界，想象那种“倏然而来，飘然而去”的浪漫艳遇。也唯有在现实世界中看到人性的虚伪与丑陋，在自己怀才不遇之时窥探到世人的真面目，才能够在虚拟的艺术世界之中，驰骋开思维的自由野马，放飞出想象的炫丽云霞，才能够刻画出一个又一个可亲可爱可悲可叹的狐妖鬼狐，一如婴宁那天真浪漫的笑，划过苍茫历史的天际，永久地留存于世人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