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老大徒伤悲,何人解怜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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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此四语可道破今古之人情交往的共通实质。别以为只是近三十年来的人们才喜欢追名逐利,古时打扮得高巾峨冠的,也大多是名利场中出入的人物。

  在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清初的蒲松龄先生。蒲松龄,生平自不待详,但一辈子穷困潦倒。晚年他存有诗作,“与君共洒穷途泪,世上何人解怜才”,“自分穷愁惟我甚,何期憔悴与君同”……说来说去,离不了一个“穷”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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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时的这一“穷”字,在今日也用,但存在古今的异义。古时之“穷”,在于事业的困顿,自己的志向施展不开,请缨无路,报国无门,郁郁不得志,这便是“穷”。

  今日之“穷”,大抵是古时之“贫”义。《庄子•山木》一篇中,南华真人面对倨傲的梁惠王笑他贫困落魄的场景,高声疾呼,“贫也,非惫也”。我不过是没有钱罢了,我唯一缺少的也不过是这肮脏的钱财。

  再回归到蒲松龄先生,三番五次自嘲自己穷困潦倒,却并非是像袁枚那样,希望借助字画文墨乞食于达官贵人。蒲松龄的夫子自道,完全出自对于困窘事实的心灵排解。

  自打蒲松龄六十三岁那年乡试败北后,它所剩的零星希望皆翻作了泡影。“三年复三年,所望尽虚悬”,“回想三年前,含涕犹在目”……这些诗句真是由血泪和成。《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时已是五十,较之文学作品中的范进,连乡试都未中的蒲松龄,真可谓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徒伤悲”了。关于为何未考上,山东大学马瑞芳教授似有讲解,说是由于第一次考试旗开得胜时主考官另类眼光的误导,在此仅存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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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很为奇怪的是,蒲松龄的众多好友,一直坚持认为是由于他写作了《聊斋志异》,所以才导致他屡考屡败北的。他的挚友张笃庆在赠诗中写道,“此后还期俱努力,聊斋且莫竞谈空……咫尺聊斋人不见,蹉跎老大负平生”,之所以用“负平生”三字,也代表了友人对蒲松龄才学的肯定,以及对于他夺取功名的期许。可正是在这首诗中,我们分明见到友人对他写作《聊斋》的曲折批评,“聊斋且莫竞谈空”似乎已是出于义愤了。

  更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一个世纪之后,作为《四库全书》总编纂的纪昀,对蒲松龄给出了这样不公的评价,“《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这里牵涉到的问题是小说在传统中国的文化地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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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代中国,小说向来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尽管文人墨客私下里都雅好雪夜灯下读禁书,但如果出现的是正式场合,大家便很有默契地绝口不提。

  据说一位大臣因为在奏折中明显用了《三国演义》的话语,被皇帝发现,立即进行了惩罚。这从反面也见出地位低下的小说,同样也是皇帝枕边的私货。谈《红楼梦》,大家都去茶馆,便衣便帽,才能够敞开心扉无拘无束,倘若身处朝堂,利用《红楼梦》搞影射政治,那就可能会血雨腥风,不见得好玩了。

  小说的地位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如同爱妾或者妓女的地位,虽然可亲可爱,但不能够封诰命,否则便有伤风化。正如俞樾在贬斥《聊斋志异》时所言,“大旨要归于醇正,欲使人知所劝惩,是非不谬于圣人”,以治经学的指导思想来看待小说家言,自然有着南辕北辙的话语预期。既然如此,《聊斋志异》在蒲松龄生前,从未被世人真正重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倘若蒲松龄顺利考上了举人,那么世人对其《聊斋志异》的评价又该如何呢?有功名在身,自然爱屋及乌,《聊斋志异》的阅读,在蒲松龄生前或许就会火爆起来。可转头又思量,倘若蒲松龄真正中了举做了官,他还有心思去写作《聊斋志异》吗?他应该去翰林院当编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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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在那“青林黑塞”之间,蒲松龄为了排遣内中的郁结,才会混淆人鬼世界,想象那种“倏然而来,飘然而去”的浪漫艳遇。也唯有在现实世界中看到人性的虚伪与丑陋,在自己怀才不遇之时窥探到世人的真面目,才能够在虚拟的艺术世界之中,驰骋开思维的自由野马,放飞出想象的炫丽云霞,才能够刻画出一个又一个可亲可爱可悲可叹的狐妖鬼狐,一如婴宁那天真浪漫的笑,划过苍茫历史的天际,永久地留存于世人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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