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风骨不可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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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传统文人,历来以匡扶正义、安稳社稷为己任,这就是所谓的“治国、平天下”。他们身上具有“不媚权、不媚俗”的风骨,让人看到了真正的大家风范。

  历史学家傅斯年,在抗战开始后,当上了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先把贪污腐败的孔祥熙赶下台,抗战胜利后,写了篇文章,把另一个贪污的行政院长宋子文也赶下台。事过之后,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上说了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说:“我意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持纲常也。”

  这几句话,最能体现傅斯年的风骨,该说的话就要说,该做的事就要做,一定要对国家负责,对社会负责。

  当代理学家马一浮,也是一个有风骨的文人。孔祥熙的母亲去世,孔派人找到马一浮,请马替其母亲写一篇歌颂功德的墓志铭。马一浮客气地回绝:“老朽已经年迈,久不执笔写文章了,请回复孔部长,恕难从命。”来人怏怏而归。

  祥熙并不死心,再派人向马一浮请求,并许以黄金若干两为酬劳。这次,马一浮听说是金钱交易,顿时从椅子上站起来,冷冷地说:“我虽一介寒儒,但从不为五斗米折腰,你请回吧!”来人只得悻悻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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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学家陈寅恪,不为金钱撼动自己的风骨。1941年由昆明西南联大应邀去欧洲讲学,途径香港遭遇太平洋战事,日方和汉奸陈璧君都来逼迫他投敌,日伪组织还曾以40万港币诱引他主持“东亚文化协会”,替日伪审定中小学教科书等。陈寅恪一概严辞拒绝。而当时他身上连离开香港的旅费都没有。历经艰险回到西南联大,物价飞涨,教授们的月薪还不够糊口,但他却写出了最高水平的学术论著。

  哲学家梁漱溟,在白色恐怖面前,不畏强暴,表现出崇高的风骨。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后,梁漱溟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痛斥:“特务们,你们还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93岁高龄应邀授课,梁漱溟坚持站着讲不落座,在校方再三恳请下,他朗声口诵梁启超名言:“学者就应该死在讲台上!”其动人风骨,令全场学子掌声如潮。

  翻译家傅雷,没有工资靠稿费生活,译著不能出版就断了生活来源,出版社感念傅雷的艰难处境欲出版他的译著,但碍于“右派”帽子提出要他改名。傅雷一口拒绝,说:“译著署个什么名字,本来无所谓。可是,因为我成了右派,要我改名,我不干!”宁可不出书,坚决不改名。后来宣布给他摘帽,一向“顶真”和不妥协进击精神的傅雷竟不予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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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的大师,有知识,也更有情趣;有性格,也更讲人格和品格;教学相长,倾力爱护学生;不独守三尺讲台,更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展示文人独特的风骨。他们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儒雅、学养、对自我的克制,以及对社会的奉献,应该千秋万代绵延下去。因此,文人风骨是不可丢的!

 
 

【国学时代,时代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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