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空间：解读曹操高陵的考古发现及其争论

　　曹操，一个一千八百年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有着显赫的地位。后世史书评他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而《三国演义》更让他成为民间家喻户晓的大人物。2009年岁末一则关于曹操墓被发现的考古消息震惊中外，掀起了学术界、媒体和社会的关注和争论。“按照考古界的惯例，若完整的考古报告还没有发表，我今天是不应该讲曹操高陵这个题目的，可是这座陵墓发掘以来众说纷纭，网上的传闻真真假假，各大传媒争相炒作，我很想在这场文化讲座说明发掘高陵的实际情况。”白云翔说。

　　白云翔在1978年7月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至今。2001至2004年在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攻读考古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他先后主持山东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铸镜作坊址调查，同他人共同主持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发掘等田野考古专案；主持中日合作“中国早期铜器的考古学研究”、“洛阳汉晋铜镜的考古学研究”等研究课题。白云翔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及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及博士生导师，2009年更当选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近年的主要成果有《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山东省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的考古学研究》等。

从时间和空间搜证

　　考古学是以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来研究古代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门以时间和空间为基轴的科学。就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村曹操高陵来说，考古队首先是在时间上进行年代的分析和在空间上进行所在地点的分析，然后再根据出土的实物资料，结合文献的记载，才可对墓主的身份进行判定。

　　先从时间考证，西高穴墓是一座带斜坡墓道，由前后室和四个侧室构成的大型砖室墓，具有东汉晚期的特征。就出土遗物来看，该墓残存文物多达二百五十余件，虽然尚未经全面的整理，但其中还是有不少遗物可资断代。如出土的三枚五铢钱均为东汉五铢，其中的一枚“剪轮五铢”钱则明显是东汉末期；铁镜虽已严重锈蚀，镜背的花纹也不清楚，但其扁平大圆钮等特点，则表现出东汉晚期的时代特征；四系黄釉和绿釉陶罐，更是汉末三国时期的代表性器物。就此，白云翔指出：“从墓葬的形制结构及出土的遗物来说，将其断代为东汉晚期是毫无疑问的。”

　　从空间上来分析，西高穴大墓位于今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西南，东距西门豹祠遗址约七公里，地当汉末三国时期曹魏邺城之西郊。《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建安二十三年，“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此记载说明曹操之寿陵建在邺城西郊的原上，并且地势略高。而更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当地村民在西高穴村西北零点五公里处取土时挖出一方后赵建武十一年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墓志，志文称：“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二十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而西高穴大墓正是墓志所称魏武帝陵的位置。白云翔认为，无论从地理方位还是从地势上说，今西高穴村一带都与文献记载曹操之寿陵的地望吻合。

出土遗物揭示墓主人身份

　　墓葬规格，属于王一级无疑，并且规格最高：长近四十米，宽近十米的墓道，两个主室及四个侧室的墓葬形制，中轴线左右大致对称。“前朝后寝”的墓室布局，三百分十平方米的墓室面积，砖砌墓壁厚达一米以上，大型条砖长四十余厘米，宽二十余厘米。前室、后室和左前侧室为四角攒尖顶，墓底全部用长九十五厘米，宽九十厘米的大石板铺地，均在迄今发现的东汉晚期同类墓葬中所不见。

　　再者，墓中出土的“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刻铭石牌，与曹操建安十八年被封为魏公，建安二十一年进爵为魏王，两者相符。又慰项石枕上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九个字，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死者生前有头疾，而曹操正是患有头疾。还有主室发现的男性人骨，初步鉴定其年龄为六十岁左右，与曹操卒年六十六岁大致吻合。《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阳……庚子，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岁……氍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

　　白云翔就其考证总结：“尽管西高穴大墓多次被盗，遗留的信息又残缺不全，加上墓中没有具体的纪年资料，也没有发现标示其墓主人的确凿证据，然而，综合上述关于西高穴大墓之年代、地望、墓葬中关于墓主人的有关信息，再结合有关的文献记载，将西高穴大墓推断为曹操高陵是最佳的结论。”

连串的质疑

　　外界对于西高穴大墓的发掘有一连串的质疑，白云翔对此作出了深入的阐释。先言关于没有发现墓志的质疑。就当前考古发现来看，迄今发现的数以万计的东汉墓葬中均未见墓志，说明墓中埋葬墓志的丧葬习俗在东汉末年尚未形成，而中国古代真正的墓志出现于西晋时期。因此，西高穴大墓没有出现墓志是正常的，不能成为质疑曹操墓的理由。

　　此外，又有关于“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圭形石牌的质疑，最初是怀疑石牌为当代人伪作，白云翔的见解是：“一，考古发现中有许多是此前所未见的现象；二，即使现代人作伪，也必须有所依据；三，古文献中有‘常所用’一词，指‘日常所用之……’。如《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阴太后旧时器服中，有‘常所御衣合五十箧’；《三国志吴书周泰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有‘敕以己常所用御帻青缣盖赐之’之语；《宋书肖思话传》亦有‘常所用铜斗’。”后来的质疑是，魏武王在自己的墓葬中陪葬自己生前所用的物品，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特意注明是自己生前日常所用之物，正因为出土这种石牌，反而证明不是曹操墓；所葬之物为曹操所赐，葬入墓中是一种荣耀。白云翔对此亦表示不认同，他说：“墓中出土的‘常所用’石牌标明的物至少有格虎大戟、格虎短矛、格虎大刀等，假如是曹操所赐，曹操不可能将成套或如此多的兵器武备赐予一人；又这些石牌和兵器均出土于前室，不仅具有陪葬性质，更具有祭祀性质；我们在文献中找到类似的记载，《南齐书武帝》：诏曰‘我识灭之后，……常所服身刀长短二口铁环者，随我入梓宫。’”

结语

　　西高穴大墓是曹操高陵的考古学推定，是当前最有根据的认识和最佳的解读，但部分疑团仍未解开，争论将存在下去，大家热切期待着考古学家在此项目的新发现。

《香港文汇报》2011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