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毒食子及相关法律问题：法学沉思录
古语有言，虎毒不食子。
讲这话的人往往还要加上“尚且”两字，以强调评论对象的“出乎其类”以近于畜生，甚或连畜生都不如，兼表达说话人出离愤怒之情。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发表过类似的感慨。在他的《秃秃记》中，秃秃之父孙齐倚仗官势、停妻骗娶，为了掩盖自己的丑行，竟与后妻残忍地杀死了年仅五岁的秃秃。曾巩在文末写道：
人固择于禽兽夷狄也。禽兽夷狄于其配合孕养，知不相祸也，相祸则其类绝也久矣。
对于这个人面兽心的孙齐，以道德文章自任的曾老夫子算是彻底无语了，只能哀叹：“如齐何议焉？”（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这是儒家士大夫代表世人对“虎毒食子”行为的道德评判，那么法律又会给予什么评判呢？
从文中可知，孙齐罪行败露后，居然巧遇大赦，因此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现行犯受到的惩处也仅仅就是个“停齐官，徙濠州”，也就是说停职流放到朱元璋的老家凤阳去。
现代人阅读至此，不禁发问：对于“虎毒食子”的惩治，法律是不是过于“温情脉脉”了？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从我国古代宗法制、法制史中寻找答案。
法学大家瞿同祖先生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总结道，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家庭主义和阶级概念上。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家庭是父权家长制的，父祖是统治的首脑，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他的手中，家庭中所有人口都在他的权力之下，经济权、法律权、宗教权都在他的手里。法律也对父祖的统治权予以认可和支持，使得父祖的权力更为不可摇撼。
“父”字据《说文》：“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字的本身即含有统治和权力的意义，并不仅止于指示亲子的生育关系。子孙违反父的意志，不遵约束，父亲自可行使威权加以惩责。
社会上认可父亲这种权力，从法律的观点来看，则可说他的权力是法律所给予的。《吕氏春秋》说：“家无怒笞则竖子婴儿之有过也立见”，所以《三字经》才会说“养不教，父之过”。
《颜氏家训》同样秉持这种观点：“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治家之宽猛，亦犹国焉”。如此说来，打不打儿子，不仅关系到家庭和睦，还涉及到治国理政。怪不得，“下雨天打儿子，闲着也是闲着”，毕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所以当爹的还是要加把劲“齐家”。
然而，扑责子孙有时难免殴伤致死的情事，我国古代社会和法律上究竟容许不容许父母杀死子孙呢？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秦二世矫始皇诏赐蒙恬及扶苏死，扶苏说：“父而赐子死，尚敢复请？”君之于臣，父之于子，都是有生杀权的，到了后来则只适用于君臣而不适用与父子间了。
法律制度发展到生杀权完全操纵在国家机构及国君手里，自不再容许任何一个人民能随意杀人，父亲对儿子，也不能例外。他只能扑责儿子，断不能杀死他，否则便要受国法的制裁了。
明初大臣陈宁严苛办公，曾在苏州任职期间，为了完成征缴赋税的任务，甚至于用烧红的铁烙烫人肌肤，无论是属下还是百姓都不堪忍受，给他取个绰号“陈烙铁”。对于他的酷吏作风，儿子李孟麟都看不下去，忍不住劝了几次。陈宁气急败坏，“捶之数百”，竟然把李孟麟给当场活活打死。
连一向冷酷无情的明太祖听说后，都被陈宁这种“不情”的举动给震撼了，忧虑道：“宁于其子如此，奚有于君父耶！”一语成谶，陈宁之后果然参加了胡惟庸的谋反。
东汉白虎观会议曾专门对父亲杀其子行为进行过讨论，并得出结论。《白虎通·诛伐·父杀子》载：
父煞其子死，当诛何？以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皆天所生也，托父母气而生耳。王者以养长而教之，故父不得专也。《春秋传》曰：“晋侯煞世子申生”，直称君者，甚之也。
可见，在汉人的头脑中，父已无权杀子。如果说，对父杀子行为的批评，以违背父慈的亲亲之道为依据，尚属传统之价值观念；那么，“人皆天所生”，子“托父母气而生耳”，就直接否定了传统的孝道。而这种实质上纯属离经叛道之论，之所以能够讲之于官僚诸儒之口，而又能为朝廷所首肯，不能不归因于当时佛教思想的盛传。
毛泽东早年在《讲堂录》中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
孝子不陷亲于不义，而申生不能自理，遂陷父有杀子之恶。虽心存孝而于理终非，故不曰孝但谥为恭，以其顺于父事而已。
毛泽东主张申生之死，虽无法谓之理在晋侯，而曲在申生。
东汉之后的历朝法律均禁止父母杀死子女，违反的要处以罚则。如北魏律，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杀子孙者处五岁刑，殴杀者四岁刑，若心有爱憎而故杀者各加一等。唐、宋律不问理由如何，杀死子孙皆处徒罪，也就是流放边瘴之地。
元、明、清的法律较唐、宋律宽容得多，父母并非绝对不得杀子孙，子孙有殴骂不孝的行为，父母将其杀死，是可以免罪的。子孙违反教令，祖父母原有权加以扑责，而无心致死，亦非不可能，所以殴杀子孙一般而言是无罪的，粗暴虐杀则有罪，但是罪也很轻，明清时的法律皆仅仅“杖一百”。
明、清时代，对于父母杀死子女的案件，司法机关需要考虑两个问题：
其一，父母是否属于非理殴杀？
其二，子女是否违反教令？
非理殴杀指的是残忍的虐待的杀害，例如勒毙活埋一类的情形。违反教令也指“可从而违”的正命，含义极其抽象含混，包括诸如子女有赌博奸盗行为，父母加以训责，而子女不从的。子孙违反教令，父母将其殴杀，无须承担故杀刑事责任。反之，子孙不成立违反教令罪，祖父母父母则因擅加杀害而构成故杀罪，要承担故意杀人的刑事责任。
问题一是客观问题，而问题二则是主观问题。司法实践中，官方往往重点考查问题一即父母是否构成非理殴杀。因此只要父亲说儿子违犯教令，法司是不会要求提出原因的，法律也不要求法司加以认定。
明乎此，可知《红楼梦》第三十三回“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遭笞挞”，若非贾母及时现身，贾政但凭着贾宝玉“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淫辱母婢等”嫌疑，真要是当场打死了贾宝玉，司法机关即便不用“护官符”这样的潜规则，就是依法办案，也不会追究贾政什么责任。毕竟贾宝玉违反教令，贾政是在替天行道，免得贾宝玉“明日酿到他弑君杀父”。
在古代社会，类似的“虎毒食子”行为，不惟法律认可，社会舆论也多加赞誉。据《吕氏春秋》所载，墨家巨子腹朜的儿子杀了人，秦惠王有鉴于腹朜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因此责成有司停止追捕。腹朜并不领情，谢绝了秦惠王的好意。他认为“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于是坚决自行家法，亲手杀了儿子。《吕氏春秋》编者为此赞叹道：“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义，巨子可谓公矣。”他们认为腹朜大义灭亲、大公无私的行为值得肯定，却没有想过一个这里面的逻辑悖论问题。
既然墨者之法认为“杀人者死”， 腹朜之子杀了人，因此必须死，腹朜又杀了其子，同样构成“杀人罪”，是不是也要“死”呢，别人是否也可据此来杀他呢？
可见问题症结在于，腹朜所依据的“墨者之法”逻辑不周延，未考虑例外情况，也即法律中的“但书”问题，譬如我国刑法第十三条规定：“一切……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就腹朜的例子，墨者之法应加“但书”：但被杀者乃其父为公行父权者除外。
腹朜应该庆幸自己当时没有意识到逻辑悖论问题。而明太祖朱元璋就没那么幸运了。
俗语说得好，没文化，真可怕。朱元璋时期，山东一个叫江伯儿的人，为了给母亲治病，亲手杀了三岁的儿子祭祀泰山，祈祷上苍保佑其母病愈。太祖知道后既惊又怒，于是发布了一道自相矛盾的谕旨：江伯儿灭绝伦理，责令杖打一百，发往海南岛戍边，同时命礼部尚书任亨泰表扬江伯儿的孝行。这让任亨泰很为难，他认为父母生病，就要“谨其医药。卧冰割股，并非良法。至于杀子，更是违道伤生的事情。因此理应严加戒绝，不能听其所为，此事不在旌表之例。”朱元璋这才发现“百善孝为先”观念与父权家长制在极端情况冲突时会出现逻辑悖论问题，于是不得不采纳了任亨泰的建议。
近代以降，父权体系瓦解，民权获得伸张。好在，法律认可“虎毒食子”的年代，我们都幸运地也没有赶上。如今，“虎”被拔牙，无法“食子”；否则，有法办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