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林点将录》:给“知道分子”的一份厚礼

  作者简介:李廷华,原籍湖北宜昌,1951年出生于重庆,长期从事文艺创作及文化学术研究,国际书法家协会理事。

  近年能够让人把卷必尽之书,当推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作者因懒读外语,大学本科未毕业,却多年沉浸书斋,将百年来学术脉络学人著作学人关系理会如数家珍。自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风行以来,现代学术的通俗化功莫大焉。若余英时在“陈寅恪研究的反思与展望”一文里所云:很多人并非十分了解陈寅恪的学术,就是因为“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而对他产生敬意。此敬意实非同小可,它将半个世纪以来的学术中心和边缘几乎调换了位置。现在的读者,生活在信息网络间,某方面的专才固然时时在各种大学里制造,然欲得自家身心之修养,做一个“知道分子”即成必然。《点将录》作者说:他做的学问,不是吃猪肉而是看猪跑,此种大观之趣,岂不正入“知道分子”青眼?将众多博学鸿儒斯文之辈拉往梁山泊好汉行列里坐上一把交椅,过去已有不少人做过,做得最精彩的可能还是今人,是书串缀诸多学人逸闻,近掌故之学,评论自具一家之眼,且纵横间每见幽微,会心处可撩识者掀髯。点评当世人物,反响盈睫,为撰文著书之便宜,而物议纷然,又易生杯葛。《点将录》先在报章连载又得出版,显然注意到尽量避免麻烦。若王先谦与裘锡圭,二者年岁相距近一百年,天上人间,因距离而得自由。此书写法取浅易文言,笺短墨珍,于具体人物评鉴中显一代学术之端倪,不言体系,而条贯自在,隐约间有钱锺书为文意味,又于每篇后以七言绝句为结,提纲挈领,庄谐互见,才士风雅,实称难能。

  当代学术史在很大成分上是学人的思想改造史和精神扭曲史,《点将录》于此关节,颇能着墨。以启功为例,若欲了解启功学术思想之变衍,与其师陈垣联系,更得明晰。陈垣由显宦而学术,为历史学界泰斗,堪与陈寅恪南北望,然心气之差,迥若霄壤,其致杨树达函,劝其“不法高邮法韶山”,实以自谓谓人。陈寅恪闻之对杨氏戏言云:自家出生长沙,倘攀缘亦有自也。狂狷之气必显。亦可反衬援庵夫子及门下虽与时俱进,终难免白首之羞。

  《点将录》于冯友兰之学术成就,谓为“哲学界一人”,对其人生“四重境界”说则侃切论之:“设论固可谓道貌岸然,玄之又玄,然而反观冯氏自身的人生实践,亦不过随波逐流之辈,一生更不脱‘应帝王’情结。则其人去‘道德境界’尚远,犹在‘功利境界’中也。”“名实双行”于吾华文人渐成风习,名班大老岂任无咎?于兹更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之可贵。作者立论,固以著作成就为标准,人格道义之价值,亦不悬置。如吴宓,抗战期间在华西与陈寅恪、李方桂、萧公权同称“四大名旦”,作者以为四人学问成就不可同日而语,又在注释中说:“惟吴氏在学问虽无足道,但其日记,诗集于世事与心事皆能直书无忌,实为现代知识分子最宝贵的精神档案。”吴宓之学问是否“无足道”还可商量。余英时谓五十年代以后,大陆学者坚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者当首推陈、吴二公。钱锺书晚年最后文章乃为《吴宓日记》写序,深情感慨,为其一生文字仅见。不亦可参乎?作者注重《吴宓日记》之价值,亦当有会心之发焉。

  作者广搜学人逸闻,以馈读者,其中取舍,固已甚大胆,于某些人物,似还有手下留情处,比如汤用彤,其《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之价值,学界故无异词。作者说汤用彤因患脑溢血而“得免与世周旋”,观《吴宓日记》,汤氏之不幸去世,因医院外街头游戏队伍高喊口号,老先生在病床上跃起跟随高呼,急症而不治。可谓周旋到底也。凡此,皆堪谓时代哀歌,学人痛史。

  《点将录》于学人比较评述间,亦梳理脉络,以见世纪文化流向。将余英时列于三十六地煞星之首,可见推崇之意。余氏学术,于考据、义理二途融汇为之。乾嘉以来,考据之学大盛,多论以清学为宋学之反动而径庭。余氏则详为辨析,认为清学亦宋学之继承,此虽在前人已有道及,然泯宋学与清学于无迹,得考据与义理为一身,余氏实得其大观(读其《方以智晚节考》,对任道斌之《方以智年谱》资料详尽却不能点出方氏自沉乃出抗清心志,竟直斥任著为“有眼无珠”)。 考据、义理皆不能尽其意,余氏又经常对社会话题公开发表意见,盖出学人终必尽社会责任之义也。

  《点将录》谓李方桂与王力为“海内外最有影响的两大古音体系”而李更为“精审”。点睛之余,又施渲染之墨,言其岳父徐树铮之不凡(参观冯玉祥《我的生活》,冯氏对徐杀之不足,更加痛骂,似为一不赦之巨奸)。《点将录》引述罕见之籍谓徐氏“仅率一旅之孤军,迫使外蒙古取消自治,承认中华民国主权,一时震动朝野”,并有著作《建国诠真》等,显然徐氏非一赳赳武夫,其中底细,有兴趣者还可探究。然搜书不到海外,又岂能得其大观?《点将录》以穷搜而遍览,广读者以见闻,良可赞矣。

  容庚在沦陷期间任职伪北大,胜利后傅斯年坚不聘请,谓若聘请此等教授即无以对流离大后方者,其说广被人口,而容氏亦不示弱,发表公开信认为“政府无力撤退全体沦陷区人民,即得宽容其生存”。女作家苏青文字被援例,亦具同理。以后,学府大批胡适、傅斯年、曾经真正落水之周作人亦跟随痛骂,而容庚则教育学生对傅斯年之成绩不可忽视,文人之所谓骨气,当从一生终始幽微处考量。

  闻一多于西南联大时云:“在今天抗日战争时期,谁还热心提倡写旧诗,他就是准备作汉奸!汪精卫、郑孝胥、黄秋岳,哪一个不是写旧诗的赫赫名家?”此真可谓偏激之言。当时国民党于右任、贾景德等,共产党毛泽东、朱德等、社会贤达郭沫若、柳亚子等,无不作旧诗。闻一多先学美术,曾为北京美专教务长,后专治古典诗歌,又关心政治,先右后左,不幸遇难后联大师生悼念捐款,吴宓拒捐,因其与闻氏素不睦也。此《吴宓日记》中亲述,可参观。

  一书之中,议论明赅,材料丰富之外,倘字里行间更呈现可以深入之学术话题,则读者呼快矣。胡道静对沈括《梦溪笔谈》之推崇,以为较司马迁《史记》更有价值,为宋代则惟一。《点将录》作者认为“推崇因至过当”,予读者继续寻绎宋代文化学术之成就很大空间,如沈括与苏轼之比较,或即可破胡氏之论。又如,吴梅以曲学擅名,拟之“铁叫子”至为恰切,将吴梅之学与王国维比较,连类书画等学术门类而谓吴梅之学为本色当行,其价值即不同也。又于注释中引述其日记,说明在溥仪立满洲国,及日本于全面侵华前分割华北等政治问题,远离政治之吴梅均有其独特看法。“此真是世俗所谓‘汉奸’论调矣,以其出语奇兀,世所罕知,特附见于此”。学术、读书最终是无禁区的。多年来读书人的眼光在逐渐开阔,也逐渐细微,很多历史问题在逐渐清晰,也愈加复杂,辩幽索微永远是学术的责任和动力,也是学人之兴趣及功课。《点将录》于兹会心多,亦引读者解颐频。

  当下文风浇漓,强不知以为知者多矣,一书之著,以知识丰富而益读者,为基本道德,《点将录》于知识之丰富性即学习钱锺书之“充类至尽”,论列间不吝连类举引,几成百年学人关系渊源之大观,又似著作观点异同之引得,实为读书用心之真收获。

  以梁山泊好汉之绰号形于现代学人,固为有趣,亦称难事,当年汪辟疆作《光宣诗坛点将录》,将陈衍列于七十二地煞之列,即招致不满。具体评价中,言康有为诗“伤摹拟”,亦被其耿耿多时,盖南海自命诗超苏黄,学术更有哥伦布开创新大陆之功也。近世见刘再复言《红楼梦》而大贬《三国》、《水浒》,谓为“中国人的地狱”。若以学人评论之事,任其以梁山好汉排座次必不为也。故知“点将”之行,实以趣味漫漶学术也,恰切者少,而难配者多。若以中箭虎拟陈梦家甚切,以丑郡马谓周祖谟亦恰,他若因善雕刻而拟闻一多为玉臂匠,以研曲而位吴梅以铁叫子,以善书而称启功圣手书生,以能研究能创作誉钱锺书双枪将,尚各得其位,余者则多难凑泊。女将三员,只得冯沅君一人膺母夜叉之位,一丈青则遗芮逸夫,母大虫赠汪宁生,此虽玩笑细故,无从认真,然现代学人,果不能再寻绎女性二人而充梁山泊快乐之场乎?是所以作《点将录》亦勉为其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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