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大家周思源：文化热皆因精神危机

　　周思源著有历史题材长篇小说《文明太后》上下卷、《吴大帝孙权》、《红楼梦魅力探秘》、《红楼梦创作方法论》等。并发表了评论性文章百余篇。  

 　　1年就成了红学家

　　当时只发表了3篇论文、也未参加红学会的周思源，却因为北京电影制片厂老厂长汪洋的一句话，被媒体和外界生生拽进了红学家的队伍。谈起人生的际遇，周思源感叹道：“人生往往身不由己啊！”

　　周思源说：“还有一个人对于我当‘红学家’也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就是北京电影制片厂老厂长汪洋。当时87版电视剧《红楼梦》播出后不久，六部八集的电影《红楼梦》也要开始放映了，公映前北影厂请了30位评论家和红学家连续看了两天的片子，第三天开研讨会，当时我也应邀参加了。而那时候我才刚刚发表了3篇论文，连《红楼梦学刊》都还没订阅，也没参加红学会。因为我压根就没打算长久从事《红楼梦》的研究，当时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现当代文艺评论，而就连这也是为了应付评职称的需要，打算以后还是要搞创作，并没打算一辈子当学者，当作家才是我一生的理想。下午轮到我发言的时候，主持人只介绍了我的工作单位和职称，并没有说我具体是研究什么的，汪洋大概发现大家都不认识我，便喊了一嗓子——‘红学家！’我一听赶紧声明说‘我这个红学家不是专家的家，是北京人说排队夹塞的那个夹’。随后，有关这个研讨会的报道居然上了报纸的头版，不仅把我的名字列在红学家的中间，而且位置还比较靠前。这下可坏了，我不想当红学家都不行了。”

　　从此，周思源走上了红学家的道路。谈起人生的际遇，周思源感叹道：“人生往往身不由己啊！”

　　30年研究没走弯路

　　周思源虽然在红学研究上起步很晚，可幸运的是他选对了路，没走弯路。换句话说，他不是着重研究《红楼梦》写了些什么，而是研究它究竟是怎么写成的和为什么这么写。

　　30年的学术研究，周思源说自己是“吃杂粮的”，因为除了红学，他还从事史学、美学、现当代文艺、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在他出版了的12本书中，有6本和红学相关。

　　他感慨地说：“我在学术研究上重新起步很晚，幸运的是我选择的道路走对了，没走弯路。红学的范围很广，可研究的东西也非常多，于是我选择从自己的知识储备出发。《红楼梦》终究是一部小说，我从创作论的角度入手，研究它是怎么写的。换句话说，我不是着重研究《红楼梦》写了些什么，而是研究它究竟是怎么写成的和为什么这么写。这和我原来研究现当代文学是一脉相承的。从1988年我发表的第一篇红学文章《〈红楼梦〉的浓度》开始，我就一直围绕这个角度在做，后来的研究只不过是更加具体了，把题目一点点分解开来。”

　　64岁重拾作家梦想

　　研究红学，不但给周思源带来了学术成果，还带给他在研究方法上的收获。但做了30年的学者，周思源早就不想再做学术研究了，他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埋藏了大半生的作家梦想，决心好好地为之努力一番。

　　从创作论入手研究《红楼梦》，不但给周思源带来了学术成果，还带给他在研究方法上的收获。周思源透露：“研究《红楼梦》之后再回过头来研究《三国》、《水浒》、《西游记》就很容易进去。中国现代文学馆请我讲过《西游记》，我就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讲为什么猪八戒必须是既丑陋又可爱还好色的——因为孙悟空受到印度文学的影响，当然已经本土化了，而猪八戒则完全是本土的，我认为猪八戒是中国文学对世界的一个重要贡献。”

　　周思源早就不想再做学术研究了，他说：“2002年我谢绝返聘完全退休后，就不想再做研究了，想专心写长篇。尽管仍然有许多学术活动需要参加，出版了好几部红楼、三国、水浒方面的书，但同时这些年也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文明太后》、《吴大帝孙权》和《牛鬼蛇传》。我总算基本上实现了当初的理想。”

　　直面四大热点问题

　　■“草根学术”是伪命题

　　周思源不同意“草根学术”之说，在他看来，草根只是一个基于经济地位和职务的概念，和学术不处于同一层面。“所谓以‘打破学术规范’为名的草根学术，其实是不懂逻辑的伪命题。”

　　几年前周思源因为“草根红学”和一些人有过一番论战，周思源表示：“我不同意‘草根学术’这个概念，这是个伪命题。草根是基于经济地位、职务等的一个社会性概念，带有比喻性，和学术不在同一层面。学术从来没有草根派和学院派之分，无论什么人从事学术研究，都必定要遵守学术规范。所谓以‘打破学术规范’为名的草根学术，其实是不懂逻辑的伪命题。”

　　道理很简单，周思源说：“有些人一说起学术规范，就以为这是束缚人的，是打压新人的工具，于是就要‘打破’，似乎这样才能够创新。其实学术规范并不是某个人、某个机构制定的，而是无数学者在长期研究中逐渐约定俗成的自律性的规范。它的作用是让研究者更严谨，更加方便有效地做学问，比如不能抄袭、不能凭空得出结论，必须要有论据材料证明等，这些对于所有人都适用。这和生活中要有规范是一样的，要生存就得有空气，空气是生存的必要条件，但是光有空气却不一定能活命，因为还缺乏其他生存的条件。”

　　他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要做化学实验，你必须把试管、烧杯、量杯等器具都洗干净，要不然把蒸馏水倒进去就可能烧出黄金来，因为上一个实验中有黄金。”

　　■不赞成中学生研究红学

　　周思源认为中学生应该先把基础打扎实，有后劲的人才有前途。“要想真的进入这个领域，首先要读大量的书……”

　　周思源不鼓励中学生研究红学，他说：“倘若有兴趣，中学生在读书之后写点儿感想，这当然没有问题。但是要想真的进入这个领域，首先要读大量的书，看看前人已经做了什么样的研究，有了什么样的成果，这样可以避免无效的劳动。否则，花了大量时间好不容易写出一篇学术文章，却发现其实以前有很多人已经发表过同样的观点和看法了，这就是无效劳动。中学生要把基础打扎实，有后劲的人才有前途。”

　　■人无“信”，很危险

　　传统文化热的背后是深刻的精神危机，这是比以石油为代表的物质能源危机更需要我们重视的精神能源危机。

　　文化越来越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过去的一年中，诸如曹操墓真伪问题、名人故里之争等很多文化事件，都伴随着争议，周思源说：“我们现在面临着一场比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危机更加需要我们重视的严重的精神能源危机。”

　　危机首先来源于原有道德结构破坏而产生的浮躁，周思源说：“改革开放前30年，传统文化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改革开放后30年，商品经济又直接冲击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一些人无法摆正文化和经济利益的位置。现在一直都在说能源危机，这个能源是物质的，比如石油、天然气等，但是更重要的精神能源的危机却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

　　精神能源危机分为三个层面——即信仰、信义、信任的危机。周思源说：“从人的终极价值观来讲，精神能源危机体现在信仰危机，它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我们过去有儒家思想，后来有马列主义，但是后来就很少了。人一旦没有了信仰，就没有了自我约束，更没有了崇高追求。从人际关系上讲，精神能源危机体现在信义危机，不讲信誉，没有了信用，人与人之间互相戒备。但是最可怕的是信任危机，人们对社会、周围环境缺乏信任。”

　　所有精神能源危机的核心，就是一个“信”字。周思源说：“‘人无信不立’。‘信’在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是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企业乃至一个政权安身立命的基础。但是现在很多人不‘信’了，这很危险！我上学的时候，倘若有一个同学考试作弊，好几年都抬不起头来。可是现在，有一个教授告诉我，他发现某个研究生的论文是抄的，就批评他。结果这个学生却理直气壮地说‘大家都抄，为什么处罚我？’”真是让人感慨不已。

　　■传统文化不是仙丹

　　讲四大名著，也讲正确看待康乾“盛世”，周思源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思考，要做一个现代的中国人，光靠传统文化是远远不够的。

　　精神危机引发了传统文化热，人们试图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拯救精神、道德重建的法宝。对此，周思源说，“关注传统文化很好，但头脑一定要清醒”。

　　传统文化不是包治百病的仙丹。周思源说：“我一直在考虑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世界四大古文明三个都中断了，唯独中华文明没有中断？中华文明强大的生命力究竟是什么？第二，为什么这么伟大的中华文明，曾经在一千年乃至一千五百年中领先于世界的文明，十六世纪中后期却开始衰落，到十九世纪甚至差点儿走到亡国的地步？这说明伟大的中华文明也有其存在问题的一面。”

　　周思源接着说：“倘若更深一层，就可以引出第三个问题，学界普遍认为儒家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主干，释道是两翼，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格局？儒家文化最核心的成分究竟是什么？对于儒家文化，最重要的是要弄清其最精华的是什么？我们传统文化的强点是什么？弱点在哪里？这些是我们必须首先要弄清楚的，否则就会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甚至本末倒置，鱼龙混杂，良莠不分。”

　　要想拯救精神能源危机，光有传统文化是远远不够的。周思源说：“传统文化有好的，也有很多落后的东西。所以说，光有传统文化不能让中国走向现代化，还要中西结合，拿来主义。我们原来好的要继续，人家好的我们也不应该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