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国之君与情智两商

　　俗人虑温饱，义士忧天下。“慨当以慷，忧思难忘”，天下可忧之事，莫过于亡国事大，最忧亡国大事者，当为亡国之君,亡国之忧实在是对亡国之君才情的大考验、大比拼。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南唐后主李煜，其词风无论是前期的温婉猗丽，还是后期“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的悲情凄凉，用当下的标准评说，李煜无疑是个善解风情的言情大家。如其词句一唱三叹，可叹后主词赋情性有余而治国才智不足，肉袒受俘，封“违命侯”于汴京，郁郁然，凄凄凉，于四十二岁七夕生日，死于宋太宗的一盏毒酒。英年即早逝，生日亦忌日，或许，正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情伤，成就了李后主最后的的悲情？

　　蜀亡后的刘禅刘阿斗心胸到是“豁达”许多。生逢三国乱世，刀枪兵马，治国安邦的事统统交给诸葛丞相，后宫内院，吃喝歌舞的事听任宦官黄皓打理，落得个轻松自在。邓艾孤军深入成都城下，一封箭书面前，阿斗到能“当机立断”，一降了之，乐呵呵地当了“安乐公”，司马昭宴席间按排蜀国的杂耍羞辱他时，这个亡国之君却看得津津有味，居然开心地说：“此间乐，不思蜀。”如此“坦荡”令老谋深算的司马昭也不禁打心眼里佩服阿斗的“厚道诚实”。俗话说，呆人有呆福，或许是长坂坡下，被他老子刘备那收买人心的一摔伤了大脑，这个既不会文词，又不懂忧国，既谈不得智商更论不得情商的阿斗竟祸不及身，安乐终年。

　　历代亡国之君中，心最劳、势最困、命最苦的当属崇祯皇帝朱由检了。内有农民起义，外有女真入侵，扶大明于飘摇之际，崇祯皇帝治国不可不谓殚精竭虑。他一生不近酒色，屡次下诏罪己，减膳撤乐，忧心忡忡地苦撑危局，其为政治国的精神，堪称楷模。连年兴兵，他不断地加税,百姓以“重征”喻称“崇祯”，与“闯王来了不纳粮”相比，无怪乎崇祯帝尽失民心。明末的吏治本身已至无可救药的地步，难得有一两位忠义之士，他也不知道笼络人心，撤换了一批又一批文臣武将，逼降了洪承畴，残杀了袁崇焕，闹得满朝文武人人自危，离心离德。国破之时，他击动景阳钟，百官一人不见，只得仰天长叹：“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是亡国之臣。”遂剑斩长平、昭仁二公主，上景山找了棵歪脖古槐自缢身亡了。当时，如若刘禅在侧，一定会笑话苦命的崇祯：辛辛苦苦也没打理好国家，国亡便亡了呗，人家又没杀你，总犯不着为争一口气，跟老婆孩子过不去，还自个儿吊死自个吧！与阿斗相比，崇祯之苦，苦就苦在他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大抵算得上是情商不足了。

　　成也国亡，败也国亡。越王勾践会稽山败于夫差，两年时间，勾践含污忍垢，居石屋为夫差精心养马，甚至亲尝夫差粪便识其病情，赚得夫差信任。归国后，卧薪尝胆，亲近百姓，招贤纳士，日夜操劳，寝食不安，完成了十年生聚，十生教训，宝剑一挥，兵民争先，终于洗雪大辱，灭亡吴国，成就了一方霸业。与前三位相比，勾践集复国兴邦智慧与归附人心才情于一身，倒是因国亡国复而名垂青史。

　　至此，想起了一位长者的酒中之言，“两个关联的事物相架，就会形成四个象限。”情商与智商亦然，处于不同象限，命运自不相同，试着拿四位亡国之君点评一番：李煜情商高于智商——盛世悠然自得，乱世凄凄惨惨；阿斗两商皆下——无论世事变化，我自浑浑噩噩，一生恬然自安；崇祯智商高于情商——顺境劳苦一生或有所得，逆境心高气傲唯求一死；勾践两商皆上——情智并用，或乘势而动，或造势而为，势态变化尽在掌心操控，成就大业实属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