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占据课堂为哪般——兼论语文课的性质和名称

　　作者简介：马智强，男，1945年生，江苏无锡人，南京大学毕业，长期在中学、大学从事语文、汉语教学。上世纪90年代就在刊物上呼吁进行语文改革，近年又在《光明日报》发表《语文课的出路：回归传统》、《再谈回归传统》，公开主张现行语文教学回归到传统语文教学 。

　　语文问题是全社会全民族的问题

　　语文专家称语文为“国学之根、百科之母”（《光明日报》2010、9、5），说明语文关系到国家文脉的继承，关系到全民的文化素质基础,关系到民族精神文明程度 。语文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全民族的问题，即它不再是语文圈内、教育界内的事，其固有弊病及教学效果长期滑坡，已经引起全社会的不满，以至于有“误尽苍生”之讥。语文问题又是个需要全社会、全民族关注解决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每个人每个家庭，更关系到民族的兴衰存亡。由此也使人更强烈意识到语文问题解决的紧迫性。

　　语文教学的历史是一部“衰落史”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著名教育家孟宪承就曾探讨“国文教育所以失败”的原因（《中学国文教学论丛》）。1934年发生了中学生国文程度问题的讨论，有文章写道：“对于中学生国文程度的低落，久已有人叹息了”。 1940年《国文月刊》认为 ：学生“ 国文程度普遍偏低”。1942年创刊的《国文杂志》在“创刊词”中直言不讳地说：“国文教学几乎没有成绩可说”。如果说解放前批评的“国文程度差”主要还是指文言程度差的话，那么解放后的批评就更多的包含白话文了。五十年代中期因为对语文教学效果不满意，决定把汉语和文学分科，以图“改进”，但并没收到实际效果，遂又合并。1959年中央教育工作会议提到要“切实提高语文教学质量”，弦外之音不言而喻。1964年2月17日吕叔湘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反映社会的普遍意见，说:“在今天的中学和小学里,语文课的教学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1978年吕老再次在《人民日报》上严肃指出：“中小学语文教育效果很差，中学毕业生语文水平低”，他满腹疑问：“十年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文章发表后，激起了语文界的大讨论，人们都和吕老一样困惑、一样焦虑，纷纷探寻原因。然而,“病情”仍在恶化。1985吕老在《中国青年报》上继续批评：“不断的听到埋怨的声音：父母埋怨子女写不好家信，教授埋怨学生写不好论文……。念错字，写错字，包括乱造简化字，随时随地都能遇到”。北大著名教授朱德熙曾就孙女语文的刁钻作业题痛斥小学语文教育“简直是摧残儿童！”（语文出版社《朱德熙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1997、1998年《北京文学》两次专刊发文抨击语文教学弊病，言词之激烈实属空前，重判语文“误尽苍生！”同年，著名特级教师于漪批评“语文教育的现状极不令人满意”。2003年的“语文高峰会议”就学生“对语文不感兴趣”一片叹息之声。总之是百年语文一路败绩，对不起全国民众！现在怎样呢？学生眼中语文已排位最后，谁都在想：语文有什么好学的？学不学都一样！应该承认，数十年来，语文课大纲、教材的变动是最频繁的，语文课性质的讨论是最激烈的，语文教法的理论、试验、经验总结无疑也是最多的，但似乎命中注定语文教学要衰落下去！

　　语文到底得了什么“病”?

　　问题出在白话文。白话文登上讲堂，得从1920年算起。是年一月北洋政府教育部训令国民小学将国文改为语体文。隔年，全国教育联合会拟定《中小学课程纲要》，对国语课的课程目的和内容作了许多明确的规定，白话文就此又合法、正式地进入中学课堂。

　　自白话文登堂以来，语文教学就一蹶不振，“衰落史”由此开始。变化最大的莫过于语文教学的目的。《师说》中“传道”二字极精辟地概括了传统教育的目的。这个“道”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道”。这个“道”靠着传统教育传承下来而成为我们民族的灵魂，有了这个“道”我们才没有“亡种”之虞 。但改变就从白话文走进课堂——新式语文教育诞生的标志——开始。新式语文教育是清季“西学东渐”的产物。那时的潮流主张“师夷之长技”强我中华，出于对西方的带有一定盲目性的向往，教育强调经世致用，语文的文化取向逐渐从“传道”向服务日常生活转变，实用性、功利性开始占据上风，最终演变为对语文工具性的强调。迨新文化运动兴起，“言文一致”“国语统一”呼声日益高涨。判定文言为“僵死的语言”，极力推广白话文 。蔡元培在《国文之将来》中认为语文教学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是为了“全国的人都能写能读。”显然蔡氏的“应用”就指“能写能读”。陈独秀大声疾呼，要让“引车卖浆之徒，瓮牖绳枢之子”都能进入学校读书。加之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一批学者以论文、小说等形式对传统文化密集“轰炸”， 代表中国教育根本传统的“传道”被迫隐退。“传器”历史从此开始。

　　首当其冲受害的是文言及其承载的传统文化。课堂上白话挤去了文言的时间，必然影响文言的教学。中小学中，学语文的时间累加起来也不过三四年，中间又挤进白话，教文言的时间还能有几许?教那寥寥几篇文言又起多大作用呢？时至今日，影响已至为明显。国人传统文化素养的衰退是惊人的，几个大学校长闹出的尴尬已经很扫脸面，而学界名士不解文言句义、不懂古代常识的事，更是屡有所闻。如某名流学者把“狡黠”读为“狡洁”、某“国学大师”把《老子》中的“使民重迁而不远徙”读成“不远徒”，某文学博士把“乃师”解释成“他的老师”，某教授写的读本把“如享太牢”解释为“像坐大牢一样难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正应了15年前赵朴初、冰心等8位前辈在给政协的提案中所说的：“不可讳言，目前我们这一代的古典学科基础已远不如上一代人之深厚，继我们而起的青年一代则更无起码的古典基础可言”。80年来受语文教学所“赐”的就是一代一代不懂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人。有识之士早就看到了问题。1934年，爆发了一场文言、白话的论战，有人“不合时宜”地重提“尊孔读经，文言复兴” 。1942年，西南联大罗根泽教授代表一批学者大呼“抢救国文”。同年，朱自清有感而发，在《经典常谈》的序中提醒人们：“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叶圣陶也发表意见：“中国人的现代化，得先知道自己才行；而要知道自己还得借径于文言或古书”（《<国文教学>序》）解放后，吕叔湘、张志公等曾从不同角度论述文言的问题 ，但都未被社会重视。文言教学的“病况”就此迤逦而下，直至今天似乎已到“病入膏肓”的地步。我们真要成为“民族的罪人、历史的罪人！”（赵朴初语）了！

　　语文老师也深受其害。文本分析进入课堂后，教师们甚感棘手，认为“白话文没讲头”。二三十年后问题依然存在，1950年夏，北京市为解决广大教师“对现代语的诗文总觉得无从下手，不知该怎么教”的问题组织暑期讲习班。一个甲子过去了，情况丝毫没有改变。江苏特级教师薛法根：“搞了教学研究后发现，老师不知道教什么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中国教师报》2009、8、21）可见“教什么”是个苦恼了语文教师七八十年的老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怎样教”。 1981年某知名教师在一篇文章中全面推出自己的经验 ，据其经验 ，语文教师必须是：学生思想工作辅导员 、学问家 、文章的分析评点专家、演说家、表演家，情商高度发达的人 、幽默风趣的人、善于机智应变的人 ，等等。不必再列，语文教师之难已然可见。大部分教师囿于自身的条件和实际情况，真正做到“全能”的很少，上课就特别费劲，在确定主题，划分层次，解释疑难，挖掘闪光点，以及如何衔接表达，如何板书范读，甚至一举手、一投足、一个表情、一个措辞等等方面都要细心周到地考虑到，为此矻矻孜孜、心劳力瘁。 语文特级教师王君坦露心声：“课堂教学对我一直是挑战……语文教师需要像一个生命的魔术师……（我）上了无数的课，也获得了很多的奖，但也经常有手足无措的时候，每天晚上总是想，这课文明天用什么方式去教。”（《中国教师报》2009、8、21）语文教师为了想当好这个“魔术师”，就这么每天煎熬着。

　　但，效果却很差，愈来愈差！为什么？

　　白话文用得着教吗？

　　这是我脑际经常回旋的问题。生活在白话环境之中，如无特殊，大家都自然学会用白话表达，识字以后自然会书写——虽然写的水平有高低，只要多读多写，水平自会提高。看看今天的一组例子吧，他们是网上评选的90后十大作家，

　　吴子尤　8岁作文，9岁写诗，代表作《谁的青春比我狂》

　　张悉妮　9岁发表作品，14岁时出版70万字的长篇《童言无忌·三国志》

　　青　夏　15岁当作家，代表作《繁花泣露》

　　阳　阳　10岁出版长篇小说《时光魔琴》

　　顾文艳　7岁发表作品，出版散文集，连续四届获全国征文一等奖

　　高　璨　12岁成为作家，代表作《阳光的脚步很轻》，陕西作协会员

　　陈励子　7岁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月亮船》，曾获冰心儿童文学奖

　　李军洋　17岁成为作家 ，代表作有长篇《沉淀》《一路向北》

　　弘　志　18岁时已出版三部长篇小说

　　杨七诗　17岁出版长篇《此岸花开彼岸无人》，某出版社签约作家

　　小小年纪已在文坛崭露头角，赫然已入作家之列。 他们又上过几年学呢？扪心自问，是学校语文课教出来的吗？这些文坛“小荷”是怎样成长的，南京16岁已经出版三本书的毛可一有代表性：“11岁的毛可一……仅一个暑假就阅读了《海狼》、《野性的呼唤》、《老人与海》、《安娜的眼睛》等许多经典名著”。（《现代快报》2010、7、26）这告诉我们重要的一点：白话写作能力的获得要靠大量地接触白话作品，而不是靠白话文教学，更不靠文本的分析、“肢解”。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 ，散文大家朱自清说 ,白话文写作“大半由于课外广泛阅读、勤奋写作的结果”。到六十年代，吕叔湘先生的结论完全一致：“少数语文水平较好的学生，你要问他的经验，异口同声说是得益于课外看书”。朱、吕二位的讲话，暗含一层质疑：白话文用得着教吗？为了重点说明这个问题，再举一组例子。现代文学史上十位著名作家和学者没学过白话文：

　　鲁　迅　1881年生，6岁入私塾，12岁进“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度过五年

　　胡　适　1891年生，5岁启蒙，在老家受过9年私塾教育

　　叶圣陶　1894年生，5岁到11岁就读私塾；11岁考秀才

　　徐志摩　1896年生，4岁入家塾，11岁入学堂，13岁学堂毕业

　　茅　盾　1896年生，小学前读过家塾、私塾，8岁入小学读四书五经

　　朱自清　1898年生，5岁进私塾读经史、古文、诗词

　　老　舍　1899年生，6岁入私塾读四书五经。10岁后入读国民小学

　　闻一多　1899年生，5岁入私塾，5年后读高等小学，喜读中国古代诗集

　　巴　金　1904年生，5岁入家塾就读。1911年继续在家塾就读

　　他们的生年，与白话文教学出现的1920年离得尙远， 他们之成为白话文大手笔，与语文教学全无干系。然而他们呈献给社会的白话作品是何等的精炼流畅！，何等的经典！我们在钦羡之余，只能解释为，是家塾、私塾教育给了他们扎实的文字功底，而非白话文教学。上述两组例子中的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会讲白话，都生活在口头白话交际的环境中。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不也具备这种基本条件吗？

　　白话文教学的中心内容是教师把文本解读所得教给学生。由于各人的知识背景、阅历、能力、眼光、信念、癖好等等的不同，解读的正误、深浅、宽窄难免发生差异； 甚至会刻意深解或标新立异而令文本作者愕然 。最令人失望的是，文本解读对掌握“工具”并没有必然的促进作用，学生缺课数天、数月，甚至不上课，并不影响他的语文水平。如此之下，学生视语文无足轻重、无关紧要正是“良有以也”，这难道不值得语文“工具论”者及所有语文教师深思吗？

　　由此可见，课堂教白话是无效或微效劳动！教育，是因不会、不懂、不能、不精而存在，白话文教育违背了这条规律。无怪乎学生不想学，老师不知道教什么。这样说并不否定白话文价值，它仍然是最具应用性的文体。合理的做法是把它放在课外，让学生广泛阅读中外作品，藉以开阔文化视野，吸收文明精华。可以要求用白话作文、答题。总之，不必再占用课堂时间。

　　“好”的语文课是怎样的？

　　“好”的语文课最根本最重要的一点，是它能肩负起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能肩负起“回溯源头，传承命脉”（温家宝哈佛讲演）的历史使命 。这种重树民族精神、重铸民族灵魂的国家工程，必须靠学校的语文教学。它的优势在于：有从儿童开始的普及性，有教育时间的长期性（《义务教育法》是这两“性”的法律保障）。这是任何一种教育形式、宣传手段都不具备的。传统文化重视品德习惯养成、重视价值观的培养，不从儿童开始行吗？传统文化内容丰繁，文字相对艰深，没有较长时间的学习行吗？，语文教学独具了这种可能性，弥足珍贵，因此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经过语文教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希望成为文化意义上的真正的中国人。其次，它是符合汉文汉字特点的。这是提高母语教学效率的根本法宝。语文教育家张志公先生1983年在香港《中英文语文教学》上指出：“传统语文教学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是，教学从汉语汉文的实际出发，并且运用汉语汉文的特点来提高教学的效率”。他举例说 ，两千来字的《三字经》“全部是押韵的，并且 ……几乎包罗了汉语全部最基本的语素组合方式和最基本的语法结构…… 是传统语文入门教学的经验总结。”他举得另一个例子是“属对”，“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晨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摘自《声律启蒙》） “这种练习把词类、词组、声调、逻辑几种因素综合在一起”，是孩子学母语的最有营养的“食物”。再其次，它的教材是高品位的，表现在它能站在传统的主流文化的高度，对民族文化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它具有内容的多元性，融文史哲为一体，伦理道德、礼仪习俗、国家治理、社会民生、天文地理等等无不纳入其中；它具有稳定性，不必如现在这样“女大十八变”。第四，它必须是便于教学的。老师不必扮演多种角色，不存在“教什么”的问题，文言中的字词解释，知识典故，文意诠释，已经给老师和学生提供了足够的教与学的材料。也不存在“怎么教”的问题，因为老师不必再挖空心思甚至“独出心裁”地搞“文本分析”，组织诵读和教学点拨是最基本的教学手段。基本上只要学生们学的教材他先行学过就能当老师。如果行有余力，他们可以进修小学、史学，甚至佛学、道学，从事考证、辩伪、校勘、诠释等传统学问；当然，也可以研究外国的学问。

　　“语文”——功利主义的名称

　　前文已论及“语文工具论”的滥觞，一是语文面向日常应用，一是面向劳苦大众。 到了1949年，“为了迎接新时代”，教育“应该特别着重于工农大众……大量地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时任教育部长马叙伦语）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提出把“国语”“国文”一律更名为“语文”。“语文”由此得名。代表国家、民族的“国”、代表古国文化的“文”都被轰下台了，只剩下代表工具的赤裸裸的“语”和“文（书面语）”。这种为了一时的现实需要而更名，是功利主义的典型产物，历史无法接受。能代表国家、民族和国民的长期利益的只能是优秀民族文化，祖祖辈辈教的就是这种文化，我们教的仍然应该是这种文化， 古人从不提“工具”，而“工具”不也代代相传、直到我们手中被运用吗？从逻辑上说，人文性与工具性不是同一级的关系 。人文性与“工具性”是一而二的关系，传承了文化也就必然学会了使用“工具”。

　　历史等待我们作出选择

　　中共十七大报告号召：“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又说：“如果离开传统，割断血脉，就会迷失自我，丧失根本”。胡锦涛总书记2008年末在对台六点声明中说： “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形成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现在的语文教育和这宏伟的目标是南辕北辙的。我们认为，重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奠基工作必须从语文课的改革开始，而把白话文请出课堂就是关键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