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文献泰斗 湘学复兴导师——邓显鹤对湖湘文化的贡献和影响

　　摘　要：邓显鹤是清代著名学者、诗人、文献学家。他一生纂辑文献45种640 余卷，字数逾千万，对湖湘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忧时爱民的思想，影响了如曾国藩、魏源、邓瑶、邹汉勋、谭嗣同、陈天华等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学者和思想家。他是清代中期湖湘文化的杰出代表，堪称百年文献泰斗，湘学复兴导师。

　　关键词：邓显鹤；湖湘文化；文献学家；湘学导师

　　邓显鹤（1778～1851），字子立，号湘皋。湖南省新化县曹家镇梓木冲人。清代著名学者，诗人，文献学家。邓显鹤生于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这是清王朝的鼎盛时期。他自幼聪颖，八岁能诗。清同治《新化县志》称其“幼即为塾师诧异，有‘邓竖子非常儿’之语。”乾隆六十年（1795），时年十八岁的邓显鹤，以县试第一应督学试，补县学弟子员，次年补禀膳生员。因家境贫寒，二十岁开始在安化龚氏家作塾师以谋生。嘉庆九年（1804）应乡试，中甲子科举人，此后屡赴礼部试不第，遂淡于仕途，远游燕、冀、齐、鲁、淮、扬、百粤，广交名士，博究群书。道光六年（1826），邓显鹤重应会试，大挑二等，选授宁乡训导，署理长沙府教授。道光十九年（1839），辞职回归故里。道光二十三年（1843），应聘出任宝庆濂溪书院山长。直至咸丰二年闰八月二十五日（1851年11月19日），病逝于濂溪书院讲室，终年七十四岁。

　　邓显鹤的一生，同湖湘文献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在宁乡任上十三年，他就开始致力于纂辑湖湘先哲散佚文献、搜集乡邦掌故，共整理刊刻各类文献110余卷。同时致力于诗歌创作，与当时湖湘知名士人多有唱和。辞归家乡和担任山长之后，他仍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文献整理，先后辑成《船山遗书》、《沅湘耆旧集》及其续集等宏篇巨著，为湖湘文献资料的抢救和保存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对于湖湘文化来讲，他的确堪称百年文献泰斗，湘学复兴导师，从而备受世人敬仰。他去世之后，曾国藩亲自为他撰写了墓表，左宗棠则亲笔手书并题篆额。左宗棠另有挽联称：“著作甚勤，四海声名今北斗；风流顿尽，百年文献老南村。”他的事迹，被收入《清史列传》和《清史稿》中。

一、辑刊三湘文献，嘉恵四水英才

　　作为一代文献学家，邓显鹤在湖南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刊刻工作方面，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他“一以纂著为事，系楚南文献者三十年”[1]。其目的就是“期以一寸心，遍饷百世士”[2]。以搜录整理乡邦文献为己任，一意表彰先贤，著述等身，洋洋大观，邓显鹤是以殉道者的精神，来致力于孜孜以求的事业。

　　邓显鹤为什么会立此壮志？曾国藩在《邓湘皋先生墓表》中说他“以为洞庭以南，服岭以北，旁薄清绝，屈原、贾谊伤心之地也。通人志士，仍世相望，而文字放佚，湮郁不宣。”他认为，湖湘这块土地，孕育过像屈原、贾谊这样一大批文学巨匠，以及在屈、贾影响下世世代代的仁人志士，他们留给了后人许多宝贵的精神遗产。然而由于经历的时代久远，其间又常常战乱频仍，许多文献要么流失散佚，要么残缺不全。尤其是明清以来，“湖南当鼎代之际，其毅然冒白刃蹈沟壑者不可胜指。迨殊世久远，尺牍寸简，多随水火劫夺以佚，若灭若没，委同草芥。”[3]大量优秀著作的埋没，不仅是先哲们的哀痛，对湖湘文化的积累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损失。为了让先贤前辈们的著作重见天日，让他们的精神在湖湘大地上流传，邓显鹤立下宏愿，穷其一生，走遍湖湘山山水水，奋志搜访湖哲散佚文献。然后精心书室，精心整理、纂辑、刊刻，以传后人。其搜讨之勤，“如饥渴之于饮食，如有大遣随其后，驱迫而为之者”[4]。

　　为了全面保存地方文献史料，恢复历史的真实，确保先贤著作不致湮灭，邓显鹤在搜集材料时往往不遗余力，不仅求助于世家大户，还认为“下至荒山古寺，委巷农家，村学传钞，老僧粘壁，亦有名章，可资采录。”[5]他不畏艰难，跋山涉水，非亲至其地而不休。同时，在整理、编辑过程中，他始终抱着一种严肃认真、取舍得当的原则。他认为在文献编选过程中有五患：“一曰滥收，二曰挂漏，三曰去取失当，四曰评骘不允，五曰草率将事。”[6]如果编选时犯此五种错误，那就难以“信今而传后”。他不辞劳苦，不畏艰辛，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终生坚持搜遗辑旧，使许多孤本、残稿得以保存，使许多名不见经传者的著作得以流传，使许多湮灭的史料和历史人物得以重见天日，不仅为湖湘文化，也为湖湘历史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作出了巨大贡献。

　　他遍访资、沅沿岸郡县名流，历时20余年搜集纂辑《资江耆旧集》64卷，后又完成《沅湘耆旧集》200卷及《续集》100卷，卷轶浩繁，内容广博，“东起漓沅，西接黔中，北汇于江，巨制零章，甄采略尽”[7]，辑著中既有朝阁名流、林泉隐逸之作，亦有民谣农谚之章，内容之丰富，收录之繁多，实为湖湘历朝诗作之大观，楚中文献之巨著。湖湘先贤巨制微著，皆在其中，他自以为“盖湖南文艺略在是矣”[8]。对于所录入诗人，他都附以诗人小传，论人论事，尽可能详细，志在以诗存人，亦以人存诗，借以补《四库》之遗，匡正史之谬，让先贤前辈的文采得以彰显，让他们的事迹得以流传，方才不违他“期以一寸心，遍饷百世士”的初衷。他坚持搜遗辑旧，发扬幽光，一意表彰先贤，提携后进。后人称赞其贡献说他“搜讨楚故，网罗轶帐。津津纂著不自休，其当然称楚南文献之老，宜哉！”[9]

　　此外，邓显鹤还首次大规模编辑刊刻了王夫之的遗著《船山遗书》。王夫之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晚年曾隐居衡阳石船山麓，明志“六经则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潜心学术，为总结明亡教训，反思传统，反省理学，闭门著述，死拒不事清，终不复出。其著作亦随其身殁而湮没于世百余年。王夫之殁后四十年，“其子敔抱遗书上之督学宜兴潘宗洛，因缘得入四库，上史馆，立传儒林，而其书仍不传。”[10]邓显鹤出于对王夫之思想的推崇，立志搜集、刊刻王夫之的著作，推广其学术思想。嘉庆间，邓显鹤在衡阳马倚元处得到船山遗著《庄子解》、《春秋世论》、《楚辞通释》等6种，便愈“慨然发愤，思购求先生全书，精审锓木，嘉惠来学。”[11]道光十九年（1839），他一边编纂《沅湘耆旧集》，一边征求船山遗诗，结果经曾国藩的好友、湘潭欧阳兆熊介绍，于王夫之六世孙王承佺处得其遗著38种，后又得邹汉勋、欧阳兆熊之助，在两江总督陶澍的大力支持下，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刊刻了《船山遗书》180卷。自此，王夫之的著作始以比较完整的面貌出现于世人面前。王先谦由衷地赞赏：“今者船山先生竟与顾、黄两先生共垂不朽，刊书之功不可没。”[12]梁启超称他为“湘学复兴导师”。姚莹在《南村草堂文钞·序》中则说：“其大者莫如表彰衡阳王先生久晦之书，与顾、黄诸老并列。”邓显鹤自认为这也是他最有功于乡党先辈的大事。

　　邓显鹤穷其一生编撰、整理湖湘文献资料，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除了《资江耆旧集》、《沅湘耆旧集》及其续集、《王船山遗书》之外，还修有《宝庆府志》一百五十七卷、《武冈州志》三十七卷、《安徽通志·艺文志》二十四卷、《明季湖南殉节诸人传略》二卷、《明季湖南十三镇考略》一卷、《圭斋全集》十八卷并补遗一卷、《楚宝增辑考异》四十五卷、《蔡忠烈公遗集》正续四卷、《周子全书》十一卷、《屈子生日考》、《屈贾年谱》、《张忠宣分年谱》各一卷、《校刊〈玉篇〉〈广韵〉札记》二卷、《朱子五忠祠传略考正》、《五忠祠续传》、《邵州召伯祠从祀诸人录》等。其辑纂著述数量之多、涵盖范围之广、搜著用心之勤，当世仅有，绝代少见。

二、吸收传统精髓，传扬湖湘精神

　　从古楚国到近代湖南，几千年的历史积淀起来的湖湘文化，具有丰富而独特的精神内涵。从“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再到“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王夫之，集中体现了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闪耀着一代又一代湖湘士人优秀而崇高的精神光芒。他们那种上下求索、敢为人先、富于开拓与创新的进取意识，就沉淀成为我们湖湘文化的精髓。这些优秀而崇高的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湖湘士人。生于斯长于斯的邓显鹤，不仅继承了湖湘文化的这种优良传统，作为一个成就斐然的著名文献学家、诗人和教育家，他对湖湘文化精神的传播与创新，其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

　　首先，邓显鹤是湖湘文学传统的自觉继承者。邓显鹤认为，“楚辞为南国文章之祖，风雅流被莫如诗”[13]，因此他以“肝肾终年自镂锼”[14]之志研诗，寒暑不辍，终“以诗鸣湖湘南北数十年”[15]，以致“游客四方，所至倾动”[16]。邓显鹤的诗，“导源于魏晋，而驰骋于唐宋诸老之场，雄厚峻洁，磅礴沉郁，情深而意远，气盛而才大”[17]。他在创作中，融杜、韩、黄三家为一体，贯以屈子忧国忧民之情怀，又深得杜诗沉郁顿挫之格调，伤事感时之作，多沉郁悲凉的气息，继承了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特别是描写百姓生活的艰辛与不易，发自肺腑，感人至深。他同何绍基、郑珍、莫友芝等诗人，成为道、咸年间“宋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其次，邓显鹤的诗歌创作体现了忧国忧民的胸怀。由于幼时家贫，邓显鹤考上秀才之后，曾开馆授徒，以养家糊口，深切体验了下层人民生活的艰辛。因此，他对人民生活的疾苦感同身受，在诗中常常流露出对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贫苦人民的发自内心的关怀与同情。如“搴芰沉玉无长策，断雁哀鸿剩几家。嫩堰正愁冬日柏，洼田忍说岁租加。”[18]遭受水灾，无家可归，哀鸿遍野，同时统治者、剥削阶级又不顾百姓死活，加租加税，这种种场景，真是惨不忍睹。然而由于考场失意，自己又不能谋得一官半职，为百姓排忧解难，邓显鹤只能发出“书生满眼忧时泪，借箸徒劳感鬓华”[19]的感慨。徒劳伤叹，年华流逝，此时的邓显鹤，心中是无比苦闷与焦虑。虽然不能成为地方长官，减轻人民疾苦，但是，邓显鹤对人民安居乐业、盛世太平的生活则充满了憧憬与向往，因而他也常常在诗中寄寓美好的理想：“见说材官皆劲旅，可能一战答升平”[20]、“满眼哀鸿遍中泽，飞章何日达宸聪”[21]。这些都是对统治阶级寄予的期望，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

　　再次，邓显鹤在他的辑著中，大张旗鼓地阐扬了爱国主义和民族大义。这也是对湖湘文化传统精神的继承和坚守。邓显鹤将他的满腔爱国热情，倾注在对明末遗民的可歌可泣的抗清事迹上，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满清入主中原后，为了压制汉人的民族反抗意识，树立统治权威，屡兴“文字狱”，从顺治帝的7次到乾隆帝的130余次，清代前期的文字狱愈演愈烈。学者文人，心有所惧，科举之外，纷纷钻进故纸堆里，潜心章句考据，不问政治。而独邓显鹤，毫不畏惧。他的《沅湘耆旧集》，大量收入明代遗民怀念故国山河之作，并饱含景仰钦佩之情为他们树碑立传。他的《宝庆府志》中，先民、遗民、从臣、迁客及胜朝耆旧诸传，尤多可歌可泣、为史传所遗之人。《武冈州志》，则对南明历史和明代遗民事迹，都做了详尽记载。正史所弃之前明遗臣、抗清志士，皆入其志，足见其高尚明朗的爱国主义情怀。尤其是《明季湖南殉节诸人传略》、《明季湖南十三镇考略》等，则旗帜鲜明地表彰了富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志士。

　　邓显鹤的晚年，正值西方列强入侵，面对清廷的丧权辱国与腐败无能，他极为愤慨，曾在文中质问清朝绿营：“桓桓诸帅，时势至此，毕竟作何勾当？”指责清朝皇帝：“竭缯帑以奉强敌，此南宋偏安小弱，苟延旦夕，无可如何之覆辙！不谓煌煌天朝，据中国全胜之势，甘自蹈之，捐百万之金以资逆寇！”[22]邓显鹤这种无所畏惧、高尚明朗的爱国情怀，促使他为保留湖湘明清之际的历史、文献资料作出了贡献，成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的宝贵精神遗产。

　　邓显鹤一生忧国忧民，心怀天下，总是希望能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安居乐业贡献一点力量。何绍基在给他六十大寿的贺诗中说：“先生夙抱在经济，欲使环堵安农牧。”经国济民，是邓显鹤的生平夙愿，然而科考失意，仕途不顺，使他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因而，他在感叹 “壮岁那无经世志，衰年空有济时心”[23]的同时，把注意力转向了学术文化。他一生在担任教职的同时，广泛搜集整理湖湘学人遗著，传播先贤的思想和精神。整理王夫之的遗著是典型的一例。邓显鹤对王夫之推崇备至，认为“先生生当鼎革，自以先世为明世臣，存亡与共……故国之戚，生死不忘……当是时，海内儒硕，北有容城，西有盩厔，东南则昆山、余姚，而亭林先生为之魁。先生刻苦似二曲，贞晦过夏峰，多闻博学，志节皎然，不愧顾、黄两先生”。又以为“当代经师，后先生而起者，无虑百十家。所言皆有根柢，不为空谈，盖经学至本朝为极盛矣。然诸家所著，有据为新义，辄为先生所已言者，四库总目于《春秋稗疏》曾及之。以余所见，尤非一事，盖未见其书也。”[24] 邓显鹤对王夫之人品之高洁、学识之渊博，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将王夫之与顾炎武、黄宗羲等海内宿儒相提并论，当自邓显鹤始。

　　时至今日，放眼湘中，无论是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提出洋务运动，还是谭嗣同献身戊戌变法，蔡锷、黄兴引领辛亥革命，湖湘近、现代仁人志士的卓越之举，都或多或少受到王夫之思想的影响。王夫之经世致用思想的传播，是近代湘学勃兴的关键之所在，它促进了近代湖湘文化内涵的变革和发展，促成了湖湘文化精神传统的转变，继而形成为继宋代理学之后湖湘文化发展的又一高潮。对此，邓显鹤的揭橥宣扬之功不可磨灭，称他为湖湘文化的精神导师，名副其实。

三、提携乡邦后学，光大湖湘文化

　　邓显鹤作为一代鸿儒，一生致力于搜集乡邦文献，精研诗文，孜孜不倦，为湖湘文化的积累和传承，立下了汗马功劳。特别是提携后学英才方面，也是不遗余力，体现了作为一个教育家的高尚情操。曾国藩在《邓湘皋先生墓表》中评价他：“阐扬先达，奖宠后进，知之惟恐不尽，传播之惟恐不博且久。”三湘三杰魏源、何绍基和邹汉勋，都得到过邓显鹤的赏识和器重，受到过他的精心教诲，而曾国藩、谭嗣同、陈天华等等，也无不受其影响。这里不可能一一介绍，只选择直接受其熏陶的几位略作评价，从中可见一斑。

　　（一）邓瑶

　　邓显鹤一生勤奋好学，勤于著述，其行为对他的家人影响极大。“自先生以名儒笃行昌其家，群从子姓，皆孝友力学”[25]。其中成就最高的当数其兄显昌之子侄儿邓瑶。邓瑶（1812～1866），字伯昭，号小芸。道光十七年（1837）丁酉科拨贡，曾任麻阳县教谕一职。咸丰元年（1851），邓显鹤逝世后补其空缺，主讲宝庆濂溪书院，后入安徽布政使江忠浚幕下。著有《双梧山馆文钞》等。邓显鹤“内行修，事其兄白首无间，抚其子勤于己子”[26]。邓瑶自幼受其叔父教养，酷爱读书，尤善古文。显鹤增辑《楚宝》时，邓瑶十三岁，每天待立左右，协助搜集资料，有时亦自抒己见，颇得显鹤赏识。邓显鹤与文士交游，赋诗论学，他亦常在旁边间与酬答。后来邓瑶在麻阳教谕任上，悉心整理古书，以治学之道教育学生，颇具其叔父风范。曾国藩、骆秉章极其赏识他的才华，曾多次举荐。邓瑶之所学，“固不逮显鹤之醇实，然其才思骏发，或又过之”[27]。其为文，持论明快剖切，通达事理，尤能自抒己见，让人耳目一新。其《与崇海秋大令书》一文，录入《新化县志》。

　　（二）邹汉勋

　　邹汉勋（1805～1854），字叔绩。今湖南省隆回县罗洪村人，著名学者，我国近代地舆学的奠基人之一。邹汉勋出生书香世家，其父文苏，亦为新化名士，曾任麻阳训导之职；其母吴氏，为“湘中七才子”之一的吴耘之女，熟知天下地舆沿革和诗词韵对。邹汉勋自小聆听父母及外祖父教导，十岁即知衣冠轮舆古制及九州形势，十六岁助其兄汉纪编著《春秋左氏地图说》、《博物随抄》等，十八岁即自编《六国春秋》，于天文推步、方舆沿革、六书九数，靡不研究。作为他的同乡，邓显鹤“深异之，揄扬不绝于口，而名始盛”[28]。邓显鹤对于小于自己近三十岁的邹汉勋，却如此赏识其才华，不仅谆谆教导他，并且多次委以重任。邹汉勋则终身以老师之礼奉显鹤，颇得其风仪，一生勤学，对舆地、音韵、经学、天文及诗学造诣颇深，著述亦宏富，实为湖湘之骄子。道光十九年（1839），邓显鹤开始邀请他参与校刊《船山遗书》，接着让他参与编刊《蔡忠烈遗集》。道光二十五年（1845），又被邀参与修《宝庆府志》。《宝庆府志》之图，皆出自邹汉勋之手。正是在邓显鹤直接引导下的这些经历，使他积累了大量的编纂经验，为一生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邹汉勋应贺长龄之邀远赴贵州，先后纂修了《贵阳府志》112卷，《大定府志》60卷，《兴义府志》24卷，《安顺府志》50卷。所修四志，皆入清代三百名志之列，一时有“西南方志大家”之称。

　　（三）魏源

　　魏源（1794～1857），原名远达，字默深。邵阳（今隆回）金潭乡人。与邓显鹤相交甚深。道光六年(1826)，魏源北上会试，作《北上杂诗》七首，同途者便是邓显鹤。此次北上，魏源虽然文章卓荦，但因其所用“尺布之谣”是汉代民谣，不合八股圣人立言的规格，所以抑制副榜。七月底，奉派扬州东台知县。邓显鹤对魏源期许殷切，此次邓为他不能入翰林院而深感遗憾。且看魏源的答复：“以不入史馆为源歉，则非源志也。今日史官以蝇头小楷、排律八韵，力报国华，国之极事，源厕其间，何以为情？不若民社隅一，差为近实耳！”[29]邓显鹤钟情文献工作，认为以魏源的才华，应入翰林任修编、修撰之类的史官之职，留名青史。而魏源关心的则是国运安危，民生疾苦，他将才华运用到经国济民，也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邓显鹤曾效黄山谷“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之韵，作诗代柬致魏源称：“吾哀不复振，责望及乡闾；子于乡闾中，及独称相如。窃闻诸先老，待子承明庐；放学一出头，勉旃副时誉。”[30]可见期许之殷厚！魏源也不负前辈重望，取王船山经世致用之思想，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并纂成《圣武记》、《海国图志》等，成为引领近代湖湘文化思想解放潮流的领军人物，为促成湖湘文化精神内涵的转变，最终形成湖湘文化发展的又一高潮，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此外，曾国藩、左宗棠、何绍基等，也都受到邓显鹤的积极影响。邓显鹤同左宗棠常有书信来往。尤其是曾国藩，对邓显鹤则极为崇敬，自称是他的“私淑弟子”，并亲自作文以表其墓。邓显鹤刊刻的《船山遗书》180卷，于咸丰四年（1854）板毁于火，邓显鹤恳切嘱咐曾国藩重刊。曾国藩也不负重望，于同治二年（1863）至同治四年，在欧阳兆熊的积极推动下，由曾国荃捐资，自己亲自校对，再次重刊了《船山遗书》，并增至322卷。从此，湖湘文化的代表船山之学空前繁荣，并且成为风行全国的显学。

　　邓显鹤一生勤于纂述，献身湖湘文献三十余年，辑著文献45种640 余卷，字数逾千万，在对湖湘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方面，功盖千秋，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他一生交游甚广，尤其对晚辈，热情提携，不吝赐教，曾出任宁乡训导，先后主讲朗江书院、濂溪书院，学生遍布湖湘大地，造就的人物不计其数。又精于诗文，所作诗文跌荡昭彰，以致客居长沙时，“客造请诗者日相踵”，在当时影响极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许多著作都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影响也日见衰微，能举其名者寥寥无几，这对于当代湖湘文化事业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研究邓显鹤的成就，及其对湖湘文化的贡献，整理刊刻他的著作，对当代文化建设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湖南岳麓书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整理出版了邓显鹤的《南村草堂诗钞》。湖南省委省政府2007年启动的《湖湘文库》文化工程，又在首批推出了《沅湘耆旧集》，洋洋大观六巨册，为湖南文献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相信随着邓显鹤整理和创作的文集陆续问世，我们对它的价值会越来越有清楚的认识。这些都将为进一步弘扬湖湘文化的优秀传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①邓显鹤《南村草堂诗钞》，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9月第1版．

②《曾国藩全集》，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

③邓显鹤辑《沅湘耆旧集》，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9月版。

④《邵阳师专学报》，1985年第4期。

⑤清同治《新化县志》。

⑥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11月第1版。

⑦《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7月第1版。

注释：

[1]《清史稿·文苑传三》，中华书局，1976年7月第1版。

[2]邓显鹤：《寄答汤秋海农部》，《南村草堂诗钞》卷二十，岳麓书社，1994年9月第1版。

[3]刘达武：《湖南先正传赞》，转引自马少侨《文献学家邓显鹤》，《邵阳师专学报》，1985年第4期。

[4]曾国藩：《邓湘皋先生墓表》，《曾国藩全集·文集》卷三，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

[5]邓显鹤：《沅湘耆旧集·自序》，转引自马少侨《文献学家邓显鹤》，《邵阳师专学报》，1985年第4期。

[6]邓显鹤：《沅湘耆旧集·自序》，转引自弘征《杰出的文学家编辑出版家邓湘皋》，《南村草堂诗钞》，岳麓书社，1994年9月第1版。

[7]曾国藩：《邓湘皋先生墓表》，《曾国藩全集·文集》卷三，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

[8]邓显鹤：《沅湘耆旧集·自序》，转引自马少侨《文献学家邓显鹤》，《邵阳师专学报》，1985年第4期。

[9]刘达武：《湖南先正传赞》，转引自马少侨《文献学家邓显鹤》，《邵阳师专学报》，1985年第4期。

[10]《清史稿·儒林传一》，中华书局，1976年7月第1版。

[11]邓显鹤：《船山遗书目录序》转引自《邓湘皋有关书目简介》。

[12]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转引自弘征《杰出的文学家编辑出版家邓湘皋》，《南村草堂诗钞》，岳麓书社，1994年9月第1版。

[13]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十五，中华书局，1963年11月第1版。

[14]邓显鹤：《览旧作》，《南村草堂诗钞》卷第八，岳麓书社，1994年9月第1版。

[15]姚莹：《南村草堂文钞·序》，转引自弘征《杰出的文学家编辑出版家邓湘皋》，《南村草堂诗钞》，岳麓书社，1994年9月第1版。

[16]《清史稿·文苑传三》，中华书局，1976年7月第1版。

[17]陶澍：《南村草堂诗钞·序》，《南村草堂诗钞》，岳麓书社，1994年9月第1版。

[18]邓显鹤：《入清河界》，《南村草堂诗钞》卷第三，岳麓书社，1994年9月第1版。

[19]邓显鹤：《入清河界》，《南村草堂诗钞》卷第三，岳麓书社，1994年9月第1版。

[20]邓显鹤：《感事五首之一》，《南村草堂诗钞》卷第一，岳麓书社，1994年9月第1版。

[21]邓显鹤：《后淮阳秋感十首之四》，《南村草堂诗钞》卷第十五，岳麓书社，1994年9月第1版。

[22]邓显鹤：《与人言详事及资遣流民论》，转引自马少侨《文献学家邓显鹤》，《邵阳师专学报》，1985年第4期。

[23]邓显鹤：《后长沙秋感十首之五》，《南村草堂诗钞》卷第二十二，岳麓书社，1994年9月第1版。

[24]邓显鹤：《船山遗书目录序》，转引自《邓湘皋有关书目简介》。

[25]曾国藩：《邓湘皋先生墓表》，《曾国藩全集·文集》卷三，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

[26]《清史稿·文苑传三》，中华书局，1976年7月第1版。

[27]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十七，中华书局，1963年11月第1版。

[28]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十七，中华书局，1963年11月第1版。

[29]《宝庆府志·艺文志三》，转引陈耀南《魏源研究》，香港乾惕书屋，1979年3月第1版。

[30]邓显鹤：《南村草堂诗钞》卷第十一，岳麓书社，1994年9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