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综述
1992年的历史地理研究是个平年，公开出版、发表的著作10余部、论文200多篇，大体与去年持平。四月下旬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了“地理环境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讨论会”，代表们就地理环境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影响，包括地理环境的内涵、地理环境与中国农业、水利、人口、疾病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化的地域性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出版的专著有：史念海著《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下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陈桥驿著《郦学新论——水经注研究之三》（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卢云著《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4月）、辛德勇著《隋唐两京丛考》（三秦出版社，1993年2月）、徐俊鸣著《岭南历史地理论文集》（中山大学学报编印）、曾昭璇著《广州历史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景爱著《金上京》（三联书店，1991年12月）、王剑英著《明中都》（中华书局，1992年），张纪仲著《山西历史政区地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张步天著《洞庭历史地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等。香港中文大学吴天任教授著《郦学研究史》已于1991年8月由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韩光辉译前苏联学者B C 热库林著《历史地理学——对象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一书也与读者见面，《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12月）、《远古至元时期中国历史地震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12月）、《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10月）业已出版问世。为纪念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历史地理》集刊第十辑、《陕西师大学报》第三期刊出了专栏文章，《北京大学学报》七月份隆重推出了历史地理学专刊（以下简称《北大专刊》），1991年12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河山集》第五集。现将本年度的研究状况作一简要的回顾。
一、理论问题研究
历史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向来是薄弱环节，今年比以往有所起色。谭其骧《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历史地理》第10辑）呼吁积极开展我国的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将它比喻为一座富矿，并以历史人口地理研究为例说明了展开研究的迫切性与必要性。侯仁之《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北大专刊》）是作者1979年《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一文的续篇，文章阐明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新近发展，并科学地倡仪开展系统的“区域链”研究。史念海《发挥中国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以下简称《论丛》）以许多具体的事例，充分肯定了历史地理工作者对国家建设所做出的成绩，鼓励大家继续发扬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以期这门学科不断发展和壮大。除此之外，尚有上官鸿南《试论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人地关系问题》（《论丛》第3期）、张步天《历史地理学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3月）等。
地理环境研究也是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的热门之一，葛剑雄《全面正确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复旦学报》第6期）认为从本质上和总体上说，涵括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整体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但在具体的时、空、人、物上，它一般只起着加速和延缓而不是决定性的作用。吴晓明《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环境作用的基本理论》（同上）阐述了这基本理论的各个方面及其哲学基础和科学含义。此外，尚有侯明儒《梁启超地理史观述论》（《殷都学刊》第1期）等。
二、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1、水域研究
史念海《黄土高原主要河流流量的变迁》（《论丛》第2辑。〖Z河流量的变化〗（《陕西师大学报》第3期）认为，历史时期由黄土高原流下的和西安周围的几条河流渭水、汾水、沁水、桑干水、滹沱河、漳水、沣水、〖FJF〗贑〖FJ〗水等，都拥有相当大的流量，而且流量相当稳定，能够行船，渭水通航时间还超过了一千年；自明代中叶以后，各河逐渐不能通航，这种巨大变化主要的原因是黄土高原和秦岭森林草原的被破坏。作为长江中游河段的荆江，整个演变过程有着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周凤琴《荆江历史变迁的阶段性特征》（《历史地理》第10期）依其发展顺序将它分为深切河谷的低水面阶段、漫流期的高水面阶段、分流期的相对稳定阶段、统一可道形成期的缓慢上升阶段和人为活动参与的强烈上升阶段，其自然环境由早期的河网平原变成云梦大泽、再变成江汉湖沼平原，即经历了平原——湖泊——平原的环境大旋回。林汀水《辽河水系的变迁与特点》（《厦门大学学报》第4期）探讨了历史上属辽河水系的浑河及其支流蒲河、沙河、太子河，辽河河段及其支流羊肠河、柳河、路河和绕阳河的河道变化情况，总结了水系变迁的特点，即明以前水系相对稳定，变迁剧烈是明清时期开始的，而在剧烈变迁中，无论干流支流都在演变中呈不断由东向西摆动的趋势，认为这除了科氏力持久的作用和受一些人为的影响外，与辽东地区的新构造运动可能很有关系。贾毅《白洋淀环境演变的人为因素分析》（《地理学与国土研究》第4期）论述了有史以来人为因素对白洋淀形成、发展、演变的影响，认为隋修大运河为白洋淀形成创造了适宜环境，北宋修塘泊防线促进了白洋淀的形成，金以后大肆砍伐山区森林加快了它的淤积，而清代围淀造田使白洋淀面积急骤缩小。
2、气候与环境变迁研究
满志敏《黄淮海平原仰韶温暖期的气候特征探讨》（《历史地理》第10辑）研究表明：在仰韶温暖期时整个黄淮海平原降水量要比现在为多，整个平原显示出比较湿润的景象，湖泊扩大，生活在浅水环境中的水蕨等水生植物可分布到平原的北部地区，但黄淮海平原在淮河以北地区仍然维持着春旱夏雨的年降水分配格局，每年雨水变化颇大，易形成农业上的干旱。朱士光《历史时期我国东北地区的植被变迁》（《论丛》第4辑）认为全新晚期以来全球气候变迁对我国东北地区天然植被的地带性类型造成了普遍的重大的影响，战国以来特别是清代中叶以来，东北各族人民在这一地区不断进行的垦殖活动，对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造成了触目惊心的破坏。朱士光《我国黄土高原地区几个主要区域历史时期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变迁概况》（《论丛》第1辑）探讨了河谷平原区、黄土高原沟壑区、黄土丘陵沟壑区和鄂尔多斯高原自全新世中期以来在自然因素本身及人为活动影响上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的重大变迁，认为在历史时期人为活动是引起地理环境变迁的主要营力。郑川水等《历史时期辽河流域的开发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历史地理》第10辑）认为历史上辽河流域的开发总是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植被的破坏，使流域内水土流失加剧，导致辽河中下游河床淤积加速，洪涝水旱与沼泽化日趋严重，从而得出了根治辽河为主的防涝治水乃是振兴辽河流域经济的关键这一科学结论。徐海鹏《北京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地理环境》（《北大专刊》）总结了黄土为本、择水而居、择台为生是原始游牧民族走向定居生活的重要地理环境特点，认为新石器时代北京三大地貌区的发育演化特征及其规律，决定了山前地带是北京文明发展的主要地区。梁四宝《明代“九边”屯田引起的水土流失问题》（《山西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明代“九边”屯田在黄土高原地区对自然环境产生了非常深远的恶劣影响，所引起的严重的水土流失不仅使耕地支离破碎，而且致使大面积沙化，大量泥沙经黄河输入下游地区，又造成了明清时代河患的频繁。
3、历史动物地理研究
文焕然《历史时期中国野马、野驴的分布变迁》（《历史地理》第10辑）认为我国的野马、野驴分布曾相当的广阔，它们的分布变迁历时久长，其急剧缩减主要在十八世纪以后尤其是本世纪以来。它们趋向濒危，野马几乎绝灭，主要是由于它们自己习性的限制、生态环境变迁及人类活动的影响所致。何业恒《试论朱地理分布的变迁》（《论丛》第3辑）认为过去我国曾是朱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国家，后来它的分布范围日益缩小，数量也越来越小，以致濒临绝灭，这与森林的减少、耕作制度的改变有关。何业恒《试论大熊猫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历史地理》第10辑）认为历史时期大熊猫的分布范围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又缩小的变化过程，并且目前还在继续缩小之中，这主要是人类活动的加剧所引起的。
三、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1、历史政区与疆域研究传统的政区研究往往注重它的置废分并离合过程，曹尔琴《汉代州郡的设置及其分布》（《论丛》1991年第4辑）、《隋唐时期行政区划的演变》（《论丛》第1辑）、《宋代行政区划的设置与分布》（《论丛》第3辑）等一系列文章则研究了历代政区设置的地理分布状况，并阐述了它们与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的相互关系。靳生禾等《中国古地理文献中地方等第刍议》（《历史地理》第10辑）研究了三代秦汉、两晋南北朝、唐宋元及明清时期地方政区(府州县)的等第及其变迁，认为地方等第反映着一方经济的消长，反映运河开凿推动了一方政治经济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政治中心的转移。林汀水《福建政区建置的过程及其特点》（《历史地理》第10辑）总结了福建政区建置的五大特点，即①由北向西向南发展，②深受移民路线及人数的影响，③设置的迟早又取决于地区开发的难易，④设置也是政治的需要、统治深入的结果，⑤设置大多稳定，民族聚居区则多变。关于安徽建省的时间，自季士家《安徽建省考》发表以来，学术界展开了热烈的争鸣，王亮功《安徽建省考析》对季文否定传统的康熙六年江南分省说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并对其论据进行了逐年商榷；接着，季士家又发表了《安徽建省时间再议》（以上均见《安徽史学》1989年第3期和1992年第1、2期），重新论证了安徽建省过程，仍然坚持安徽乾隆二十五年建省的观点。讨论的深入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解决。疆域变迁方面，冼剑民《南越国边界考》（《广东社会科学》第3期）认为秦汉时曾雄跨岭南的南越国地域已大大超越了今天岭南的范围，北以五岭与汉分疆，西边以模糊边界与西南夷为邻，南至今越南河静省，东界至今福建漳浦县。尤中等《唐朝时期安南都护府北部地界的变迁》（《历史地理》第10辑）认为，安南都护府地界的东段始终是唐朝国内政区间的地界，西段在唐前期是国内政区间的地界，后期则是唐朝与南诏国的地界，其变迁反映了双方关系的演变。
2、历史产业地理研究
韩茂莉的宋代农业地理研究，异军突起，既有部门地理的探索，也有地区农业的论析，其《论宋代小麦种植范围在江南地区的扩展》（《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期）认为，始于唐、盛于宋的水稻插秧技术为推广小麦的种植范围提供了先决条件，而南宋时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又进一步促进了稻麦两熟制的实行与小麦种植范围的扩大，使小麦的种植范围逐渐从江北移向江南，从旱地岗阜移向平原地带；她的《宋代桑麻业地理分布初探》（《中国农史》第2期）认为，宋代蚕桑业在北方主要集中在太行山一线以东，南方除海南岛及个别偏僻山区外分布比较普遍，麻类纤维作物的分布比桑柘更广；她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第4期）、《宋代淮南地区农业生产盛衰论析》（《北大专刊》）、《西夏农业区域的形成及其发展》（《历史地理》第10辑）分别剖析了今四川陕南、苏皖中部和宁夏内蒙地区在两宋时期的农业生产状况及其成因，发前人所未发，取得了很大成绩。华林甫《唐代水稻生产的地理布局及其变迁初探》（《中国农史》第2期）一文，研究了有唐一代水稻生产的静态布局、动态布局变迁及其形成的原因，认为水稻生产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尤其集中于太湖、鄱阳湖、洞庭湖地区、汉水流域和成都平原，具有多而集中的特点；黄河流域则只有稀疏种植，相对集中于几块小平原地区，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而安史乱后由于北人南徙、插秧技术的普及、水稻品种的发展等原因，南方水稻生产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吴宏岐《元代南方地区农作物的地域分布》（《论丛》第2辑）认为，江南水乡灌溉便利，农作物以水稻为主，麦也是重要夏粮之一，丘陵地区旱粮多一些，而蚕桑、棉麻、茶树等经济作物的分布地域均较前代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王宇尘《清代安徽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清代安徽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李令福《清代东北地区经济作物与蚕丝生产的区域特征》、耿占军《清代陕西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分别刊载《论丛》第2、3、4辑）、张杰《清代辽东半岛的农业开发》（《社会科学辑刊》第4期）等文，对清代安徽、东北、陕西、辽东半岛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种植业地理作了详尽的探索与研究。李宾泓《历史时期松花江流域农业开发与变迁》（《历史地理》第10辑）总结了这一地区农业开发的三兴二衰过程，并且指出：直到近代，由于大规模移民和农业区的大发展，农业开发才在全流域展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司徒尚纪《历史时期珠江三角洲水利事业与经济发展关系初析》（《北大专刊》）认为在珠江三角洲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水利事业作用总的趋势是不断发挥越来越大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使之成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区之一。唐朝前期，水利建设多集中在北方，而江南诸道在后期则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钮海燕《唐代水利发展的因素及其影响》（《历史地理》第10辑）认为，影响水利的因素除自然条件外，土地所有制的变革、人口重心的南移及唐代中后期的战乱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三个社会因素。其他研究社会经济与区域产业方面的文章还有韩光辉《辽金元明清代户籍制度研究》（《北大专刊》）、范金民《元代江南丝绸业述论》（《南京大学学报》第4期）、陈冬生《明代山东植棉业的发展》（《中国农史》第3期）、萧正洪《清代陕南的流民与人口地理分布的变迁》（《中国史研究》第3期）、许牧等《清代黑龙江省的农业土地开发》（《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第3期）等。
3、历史城市地理研究
对于学术界长期普遍沿用的“城市”概念，王妙发等《关于“都市(城市)”概念的地理学定义考察》（《历史地理》第10辑）提出挑战，文章从城墙之有无、是否为政区治所、工商业发达的程度、城市的起源、职能及其人口要素等各个方面论证了“城市”概念的不确切，建议自地理学界开始，不再使用“城市”一词，而代之以“都市”，并把“都市”的概述表述为：“非季节性产业的定居人口占居民的绝大多数，并具有两种以上(包括两种)非季节性产业职能的人群聚落。”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商务印书馆，1992年5月）全书共十六章，其中前六章依时代先后论述了从原始社会到半殖民地封建社会时期中国城市的起源、城镇体系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苏州是我国古代城址最为稳定的历史文化名城，针对学术界提出的苏州城营建最早不超过汉代和吴国国都可能在朱方的观点，吴奈夫《春秋吴都研究的若干问题》（《苏州大学学报》第4期）进行了驳辩，以详尽的史料和文物考古资料证明了苏州是春秋后期的吴国都城所在，而虎丘是尚待证实的吴王阖闾陵墓。要子瑾《魏都平城遗址试探》（《论丛》第3辑）认为，北魏前期首都平城遗址在今山西大同市北御河西侧的白马城，而非大同市东五里御河东岸的古城村。辛德勇著《隋唐两京丛考》运用翔实的文献资料、丰富的碑传墓志以及大量的考古发掘材料，对隋唐时期西京(长安)、东京(洛阳)城坊、宫、殿、门、第、宅、寺、庙、观、塔、都亭驿、钟鼓楼、武则天明堂等内容及其相关问题作了大量细致的考证和研究，纠正了前人许多不确切甚至错误的看法。李孝聪《论唐代后期华北三个区域中心城市的形成》（《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从城市历史地理的角度、以今华北平原三个唐代后期出现的区域中心城市定州、镇州、魏州为案例，分析了它们形成、演化的自然条件和历史背景，探讨了藩镇中心与辖区内城市层级结构的统合关系对后世的影响，某种意义上突破了传统史学研究的路径。李孝聪、武弘麟《应用彩红外航片研究城市历史地理》（《北大专刊》）通过大比例尺彩红航片影像的对比，分辩地面建筑结构与地下土地的地质条件，对长江沿岸的九江、芜湖、安庆三座城市自明代以来的旧城位置、不同历史阶段城址拓展的地质地貌条件、城市形态及其演化过程进行了辩识、分析和研究，从而成功地解释了这三座沿江城市的选址、城市功能结构和文化景观形态同长江河道演变即侵蚀堆积的关系。景爱著《金上京》依据作者多次实地考察的结果，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对金代上京城的规模、建筑、规律布局、建置沿革、经济状况、社会生活等问题作了周密的、全面的考察，订正了有关旧著中的某些误解，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和前人未及注意的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独立的见解。徐兆奎《滦河流域的两个古代别都》（《北大专刊》）响应侯仁之提出开展北京外围潮滦链研究的倡仪，论述了属于滦河流域的元上都和承德两个古代别都。曾昭璇著《广州历史地理》分上、下两篇，探讨了历史时期广州附近地形形成史、广州气候今古、古代广州的水文地理以及作为城市的汉唐宋元明清的广州城历史地理状态，对三千年不淤的广州城发展表示了独特的看法，并且总结了今后广州建设应遵循的一系列规律。刘盛佳《武汉市历史地理的初步研究》（《历史地理》第10辑）探讨了作为我国八大超巨型城市之一武汉肇源的基础、发展的飞跃和形成的关键，总结出武汉三镇鼎立、职能各异但又分而不合的特征。王振忠《明清两淮盐商与扬州城市的地域结构》（《历史地理》第10辑）以文献资料为主，结合实地考察的感性认识，详细探讨了作为府级传统行政中心——扬州城在明代中叶以后，伴随着两淮盐政制度的重大改革，如何迅速地扩充其商业职能。
4、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葛剑雄《秦汉时期的人口迁移与文化传播》（《历史研究》第4期）分析了秦汉时期学术文化较为发达的三辅、蜀和吴会地区，论述了文化与人口迁移的关系，认为就文化的传播而言，移民的数量虽有关系，但移民的文化素质影响更大，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是决定性的。卢云著《汉晋文化地理》全书43万字，以渊博的相关学科知识、扎实的史学功底，研究了两汉、三国、西晋时期精神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文化区域特征及其变迁、滨海宗教文化带与汉晋三次宗教浪潮、婚姻形态的地域分布、俗乐区域与雅乐中心四大问题，取得了开拓性成就，填补了大量学术空白，展示了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广阔发展前景，类似的研究连现代地理学也望尘莫及。梁洪生《唐以前江西地方姓望考》（《历史地理》第10辑）揭示了唐代以前江西地区从“四姓衣冠”发展到近三十个姓望的全过程。司徒尚纪《广东风俗文化景观与群落》（《论丛》第4辑）将历史上的广东风俗文化景观划分为汉与少数民族两大区，同时又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王振忠《明清扬州盐商社区文化及其影响》（《中国史研究》第2期）分析了作为闭关时代的商界巨擘，在盐务全盛时期，两淮盐商大批麋居扬州“河下”一带，形成了独特的盐商社区文化——所谓“盐商派”或“扬气”的生活方式，而且流衍传播，对于明清社会的习俗风尚之演替，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王振忠《从客家文化背景看〈天朝田亩制度〉之由来》（《复旦学报》第3期）是一篇立意非常新颖的论文，文章从聚落地理学角度重新透视了这一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件，认为分布于华南各地的客家围屋聚落，是《天朝田亩制度》描绘的理想社会之现实蓝本，是长期以来客家移民心理积淀的一种折射，因而它绝非向壁虚构的天国幻象。
5、历史地图与文献研究
我国地图学发展源远流长，1986年在甘肃天水市放马滩一号秦墓出土了七幅绘在木板上的地图，张修桂《当前考古所见最早的地图——天水放马滩地图研究》（《历史地理》第10辑）认为，它绘制于公元前300年以前，其中第一图组完成于公元前324年至前319年之间，第二图组成图于公元前311年至前300年之时，地图所示范围为今天水市伯阳镇以西的渭河全流域以及秦岭之南的花庙河上游地区，这是当今考古所见最早的实物地图，也是现今世界上最早的具有严格意义的地图，证明我国先秦时期地图绘制水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朱玲玲《放马滩战国秦图与先秦时期的地图学》（《郑州大学学报》第1期）一文，研究了它的绘图成就，藉此探讨了先秦地图的渊源，认为这组地图标用的符号系统，包括居民点的两种等级、河流流向、山脉走向、关卡隘口及建筑物等皆与今图相近，证明我国先秦地图学是发达的，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黄盛璋、汪前进《最早一幅西夏地图——〈西夏地形图〉新探》（《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期）否定了此图为清人所绘说，因为作者在明万历三十六年刻本《宋两名相集》中找到了此图，文章推定了地图系宋代官吏绘于大观二年，着重分析了这幅迄今所见最早的西夏地图的地学内容和科学价值。关于历史地理文献，史为乐《穆天子西征试探》（《中国史研究》第3期）研究了周穆王西行的起点和行程，探讨了昆仑、西王母之邦的方位，认为《穆天子传》应是战国时代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以前魏国人的作品。《水经·江水注》中描写三峡段优美文字的作者，向来都以为是郦道元，施和金《〈三峡〉的的作者是郦道元吗?》（《南京师大学报》第3期）从《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等引录这段文字着手，详细考证了其作者实为南朝宋盛弘之，郦道元《水经注》转引了它，至多不过作了修改而已。尹钧科《〈水经注〉綩水、沽水、鲍丘水研究新见》（《北大专刊》）对流经今北京地区的三条河的郦注错乱、后人讹误一一作了疏证。胡阿祥《〈南齐书·州郡志〉札记》（《历史地理》第10辑）考订了萧子显《南齐志》讹误十六处，同时对六处疑难志文及相关问题作了明确、圆满的阐释。龚胜生《汉魏京都赋的自然地理学价值》（《中国科技史料》第3期）对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南都赋》、左思《三都赋》所记述的地形地貌、物候气候、动植物等自然地理学资料及其价值作了客观分析。郭黎安《〈隋书·地理地〉所载旧置郡县考》（《学海》第4期）对《隋志》所载梁、陈、北齐、北周、隋代州郡县建置沿革中“旧置”、“旧曰”等语焉不详和北京不明处作了详细的考证和补充，目前发表的仅是秦雍部分即今属西北省区者。李并成《一批珍贵的古代地理文书——敦煌遗书中的地理书卷》（《中国科技史料》第4期）、《敦煌遗书中地理书卷的学术价值》（《地理研究》第3期）两文将敦煌地理文书分为古地志、古行记和地理杂文书三类，分别探索了它们包含的大量而又珍贵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的学术价值。
6、地理学思想史研究
侯甬坚《古代中国的区域思想与区划实践》（《陕西师大学报》第3期）探讨了华夏民族在先秦时代业已形成的划分不同地带的区域观点，以及一整套原则。孙关龙《中国传统地理学分期新探》（《地域研究与开发》第1期）认为，用以往较长时间沿用的社会历史分期来划分中国传统地理学的方法是不妥的，提出应以中国传统地理学自身历史发展阶段和特点将它拟分为萌芽、累积、形成、发展和高潮五个时期。鞠继武《试论中西古典地理学思想渊源》（《地理研究》第1期）认为，地理环境、生产活动及哲学思想是我国先秦和古典希腊的古典地理学思想发轫的主要渊源。赵荣《试论影响隋唐地理学发展的原因》（《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期）分析了影响隋唐地理学发展的对外开放政策、汉族思想文化的继承和社会政治经济需要这三方面原因。韩光辉《孙兰的地理学贡献》（《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对十七世纪著名地理学家孙兰的生平事迹、地理学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贡献作了较前人更为系统、全面的探索。这方面的论文还有陈永孝《徐霞客对地理学的贡献》（《贵州师大学报》第3期）、赵俪生《徐松及其〈西域水道记〉》（《兰州大学学报》第4期）、徐庄《〈禹贡半月刊〉编辑思想研究》（《宁夏社会科学》第4期）等。
7、历代城址考证与地名研究
“凡古城邑故址的今地，旧籍有几种不同说法者，在一般情况下(若见于早期记载的地理位置与考古调查方位不符又当别论)，理应以见于较早记载为准”，这是谭其骧在《古谢邑故址应在今南阳县境》（《南都学坛》第1期）一文中发表的精辟论断。陈怀荃《苍梧考释》（《历史地理》第10辑）揭示了作为一个区域专名的苍梧在尧舜之际指今湖北西北部丹汉一带、后来逐渐南移而至西汉时名称才正式确定在今西江流域的全过程，认为苍梧之名不断南移的过程就是古代荆、交之域不断开发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中南地区各族人民不断融合的过程。龚剑峰等《始宁庄园地理位置及主要建筑新考》（《论丛》第3辑）考证了谢灵运始宁庄园的确切位置在今浙江嵊县北部江东、幸福等乡四面环水之地，从而纠正了前人以为在今浙江上虞境内或庄园占据旧始宁县全境的看法。丁传礼《湘省古今县名规律研究》（《湖南师大学报》第5期）认为，因水得名为其一大特色，因山或祥瑞、祈福而得名为其第二特点。冯永谦《明万里长城东端起点的发现与研究》（《历史地理》第10辑）通过实地考察和文献考证，证明了明代万里长城起点在今辽宁宽甸县虎山乡的虎山，推翻了以往认为明长城东起山海关的传统看法。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在一般常规研究继续保持良好势头的情况下，基本理论的探索比往年丰富，而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视野比以前更加开阔、成熟，历史文化地理领域的挖掘也比以前更加深刻。然历史经济地理分布的相关研究，尤其是除种植以外的林业、牧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仍是薄弱环节，并且时代越先，研究成果越少。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