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侣与政敌——嵇文甫先生论张居正与高拱之关系
内容提要：著名史学家嵇文甫先生提出明嘉、隆、万时期重臣高拱与张居正既是学侣又是政敌的论断。一方面高、张有其相似相同的从政经历、改革志向和学术思想，先后主持和领导了“隆（庆）万（历）大改革”运动；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激烈的权力之争，由于高的性格缺弱和张的性格优长，最终导致张胜高败的结局。尽管如此，学术上张居正渊源于高拱，政治上高拱开张居正之先。这一论断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关键词：嵇文甫；张居正；高拱；学侣与政敌；隆万大改革
作者简介：岳天雷，河南工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
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嵇文甫（1895-1963）先生一生研究过许多历史人物，其中明朝隆庆内阁重臣高拱（1513-1578，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和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就是他发现的历史人物并作了开创性研究[1]，并提出高、张既是“学侣”又是“政敌”[2]（p.420）的论断。嵇先生的这一论断不仅符合历史事实，而且也成为现今史学界研究“隆（庆）万（历）大改革”及其高、张在学术上和政治上传承关系的滥觞，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
嵇先生认为，高、张没有成为政敌之前，还是志同道合的好友。因为他们有其相同的从政经历和政治志向，即“相期以相业”。嵇先生说：“谁都知道新郑是江陵的政敌。然而在他们还没有成为政敌以前，他们还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他们同服务于太学，而以相业相期许，虽然后来时移世易，终致乖离，但当初他们切磋共学的那段因缘，毕竟是不可泯灭的。”[3]（p.192）“他和居正始而同在翰林，同在太学，又同入内阁，做宰相，以学问想切磋，以事功相期许，左提又携，若一体而不可分。”[2]（p.420）又说：“他们同在翰林院，同在国子监，以至同在内阁之初，都相处甚好。”[4]（p.680）事实确实如此。高拱入翰林，作《奉诏读书翰林述怀》，诗曰：“技艺宁足先，修能良可慕”；“古则俱在兹，莫枉郸邯步。”[5]（p.665）他不屑于研习诗词技艺、摹仿古则教条，而是要精研国家典章制度，提高平章政事的能力，并指出相臣出于翰林，其职责不止是“备问代言，商榷政务”，且负有“辅德辅政，平章四海”[6]（p.1276）的重任。张居正在翰林时，其旨趣亦在于研求国家典章，精研时事政治。当时“进士多谈诗、为古文，以西京、开元相砥砺，而居正独夷然不屑也。与人多默默潜求国家典故与政务之要切者衷之。”[7]（p.440）高、张在太学时，张为司业，“独与祭酒高拱善，相期以相业”[7]439。张曾言：“追惟平昔，期许萧曹丙魏。”[8]（p.1195）高亦为此撰写《萧曹魏丙相业评》[5]（p.699-700）。其主旨都是要以西汉著名丞相萧何、曹参、魏相、丙吉为榜样，同心合力，振兴朝政。这表明他们有其相同的政治志向。万历时期大学士沈鲤曾言：“公（江陵）与新郑，时同在政府。其初谋断相资，豪杰自命，即丙、魏、房、杜，固未肯多让也。”[9]（p.500）高拱罢官后，在回忆他们共事经历时也说：“荆人为编修时，年少聪明，孜孜向学，与之语多所领悟，予爱重之。渠于予特加礼敬，以予一日之长，处在乎师友之间，日相与讲析义理，商榷治道，至忘形骸。予尝与相期约，他日苟得用，当为君父共成化理。”[10]（p.632）在高拱罢官之后，张居正还多次言及他们是“香火盟”、“生死交”[11]（p.1193、1203）据此，嵇先生说：“这虽然是高拱的一面之辞，颇有些以老前辈自居的口吻，但是看张居正书牍中每提到高拱也的确很尊重他，直到他们的关系破裂后还是如此。本来，高拱比张居正长13岁，当他们初在翰林院的时候，张居正还只是个二十几岁的青年，而高拱已经是三四十岁的人了。说是在‘师友之间’，说是‘自交玄老，长多少学问见识’，当非虚语。”[4]（p.680-681）。由此可见，高、张还没有成为政敌以前，他们确为志同道合的学侣，有其“相期以相业”的政治志向和师友之情。
在嵇先生看来，高、张成为学侣不仅在于有其相同的政治志向，而且还在于他们在学术和事功上有其传承关系，即江陵的学术和事功渊源于新郑。嵇先生说：“无论在政治上，学术上，他们都有密切的联系。”[4]（p.680）“江陵有这样一位学侣，互相切磋了好几年，当然不能不受很大影响。这是论江陵学术渊源和进学历程所不可不注意的。”[3]（p.195）又说：“其实新郑于江陵还是先进，江陵的学术和事功有许多地方实在可说是渊源于新郑。”[2]（p.420）那么，高、张的学术和事功的渊源何在呢？根据嵇先生的论述，他们的学术渊源（其事功渊源，下文详述）可归纳为两个方面：
其一，法后王。高、张虽然都以儒臣自命，但实际服膺的则是法家学说。正如嵇先生所说：“新郑学术，尚通、尚实，有许多地方开清儒之先。拿他和江陵比较起来，他似乎是纯儒，而江陵则出入佛、老、申、韩，更恢张，更带霸气。”[2]（p.434）嵇先生又以高拱在《本语》中提出的帝王教育、翰林教育和张居正所作《辛未会试程策》、《答楚学道金省吾论学政》等文为例，说：“居正大讲本朝祖宗法度，也就是尊重当代典章制度，从这里发挥出‘法后王’一大段议论，而这种思想同样见于甚至可以说渊源于高拱。”[4]（p.682-683）高拱“认定每一个朝代各有其精神命脉所在，所以本朝祖宗的典则家法，实为当嗣君者最主要的学习课程。至于古圣经典以及《贞观政要》等书，都只是‘异代之事’，‘他人’之事，只可以备参证，而并不能直接拿来应用。以祖宗之事，行之祖宗之天下，……不是充分表现一种尊重近代的精神，一种贵今主义么？当时江陵大讲‘法后王’，亦正同此意。”[2]（p.429-430）又说：“从这些言论里面，分明可以看出他的崇尚实际和贵今主义，和那班迂儒动辄高谈唐虞三代者迥乎不同。试把上面提到的张居正讲‘法后王’的那篇文章对照来看，就知道他们的见解是一脉相通的。”[4]（p.685）可见，高、张作为改革家，是把“法后王”作为其共同的政治理念和价值取向的。
其二，反讲学。嘉、隆、万三朝是阳明心学极盛时代。嘉靖后期，徐阶曾和著名王学家聂豹、欧阳德等在北京灵济宫讲学，听讲者有时多达五千人，讲风之盛可见一斑。嵇先生认为：“高拱和张居正生长在这样气氛中，自然也不能不受其影响，居正和一班王学家有来往，明见于他的许多书信。但是他指斥那班讲学家只是‘虚谈’，是‘以虚见为默证’，是‘虾蟆禅’。他教人‘足踏实地’，‘崇尚本质’，反对‘舍其本事，别开一门以为学’。直至后来，他毁书院，杀何心隐，和那班讲学家完全站在对立的地位。……他一则说‘师心’，再则说‘信心’，这倒有些阳明心学味道。可是他并没有从此走入玄虚一路，而倒学得个大胆，敢想敢干，自己独立搞一套。对于高拱我也是这样看法。在高拱著述中，没有发现他和那班讲学家有多少来往，也没有发现他多么激烈反对他们。可是他也讲‘本心’，讲‘真心’，……这不是和上述居正‘信心冥解’之说也有些相类么？他也是独立自搞一套，不为那班讲学家门户所束缚。……他独立于程、朱、陆、王以外，既没有跟着当时王学家跑，却也不是一直回到程朱。”[4]（p.685-686）嵇先生所言不虚。史载：隆庆三年（1569）末，“新郑高文襄起掌吏部，以与华亭有隙，痛抑讲学。”[12]“徐文贞称姚江弟子，极喜良知之学。一时附丽之者竟依坛坫，旁畅其说。因借以把持郡邑，需索金钱，海内为之侧目。张文忠为徐受业弟子，极恨其事而诽议之。”[13]高、张在隆庆后期携手共政期间，一方面禁止各地督学宪臣聚徒讲学，另一方面还通过考察贬谪京官，遏制京师讲会，以经世实学端正学风，改变谈玄论虚、不务实际的官场风气。在嵇先生看来，尽管高、张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但反讲学则是他们共同坚守的学术立场。
由上可见，嵇先生提出江陵学术渊源于新郑的论断不仅符合历史事实，而且也成为现今史学界把高、张视为隆庆内阁的改革派，并提出他们具有相同的学术基础或渊源即反讲学、倡实学、尚变法的滥觞。
二
以往有些学者囿于历史偏见或狭隘地域观念，把高、张对立起来，认为张是改革家，而高则是“奸相”、“佞臣”，完全抹煞高拱的改革功绩。这种“褒张贬高”的倾向即使在现在的学术界还有一定的影响。
嵇先生则认为，高、张不仅在学术上有其渊源，而且在事功上也有其传承关系，即高拱改革开张居正之先，成效卓然。嵇先生说：“他综核名实，特别注意官吏的考察法。他替刘晏辨护，斥胡致堂‘徒以不言利为高，而使人不可为国’。这一切都和江陵为同调。”[3]（p.194-195）“我们知道，张居正之为治，大要在整饬纪纲，综核名实。高拱作风亦大略近是。拱是练达吏事的。当他在礼部时，已能厘革宿弊，使奸吏为之股粟。”[4]（p.681）又说：“拱有干济才，勇于任事。既为首辅，更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其筹边、课吏、用人、行政，不数年间，成效卓然。”[14]（p.450）嵇先生所言不虚。就筹边而言，高拱执政期间，大力推行了一系列边政改革，在西北、东北、西南、南方都卓有建树：“西虏稽颡称臣，东蕃投戈授首，贵夷詟服，岭寇底宁”[15]（p.551）。就课吏而言，高拱为了提高行政效率，激励官员勤政廉政，采取了许多考核措施：如细化考核条规，健全考核制度；惟考政绩，不得因袭故套；考察考语，务核名实；扩大考察范围，严申考察纲纪；奖勤罚懒，劝廉惩贪；惩汰官吏，不得循以定数；等等。正如嵇先生所言：“高拱多么通达治体，多么留心人才，多么干练，多么有办法。有人说：高拱是个第一流的吏部尚书。的确不错。他这种综核才能并不下于张居正。他有许多整饬吏治，考察官吏的方法，和后来张居正所行正相类。”[4]（p.682）就用人而言，嵇先生说：“他拔取了许多人才。特别是在边防方面，如辽东的李成梁，宣大的王崇古，广东的殷正茂，……都卓立功勋。他们都为高拱所信任，在现存高拱给他们的书信中，肫切开示，指授方略，和居正无二致。后来把许多边防功都归给居正，而不知高拱实开其先，也应当分得一份。”[4]（p.682）就行政而论，高拱采取的改革措施主要有：破除“拘挛之说”，进士举人并用；滥举官员，举主连坐；建立人事档案制度，组建候补官员梯队；州、县正官年轻化，“五十以上者不得为州县之长”；荫叙官员，视政绩而酌用；调整用人政策，完善地区回避制度；裁减冗员，精简机构，整治士风；等等。“总之，高拱是一位很有干略的宰相，在许多方面开张居正之先”[14]（p.451）。然而，“江陵成为中国近古史上特出的大政治家，赫然在人耳目，而新郑就渐渐被人遗忘了。其实新郑于江陵还是先进，江陵的学术和事功有许多地方实在可说是渊源于新郑”[2]（p.420）。
在这里，嵇先生不仅充分肯定了高拱的改革功绩，而且还提出了高拱改革开张居正之先，江陵的事功渊源于新郑的论断。如今史学界提出高拱主持的隆庆改革实为明中期改革运动的始创期，由张居正总揽大权以主持的万历十年改革，基本上是隆庆时期推行改革方案的合理延续和发展，隆、万两朝的改革运动是一个不同阶段性的整体，合称为“隆万大改革”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嵇先生上述论断的继承和发展。
三
嵇先生认为，高、张既是“学侣”又是“政敌”。他说：“一提起高拱，总联想到张居正。因为高拱的首辅地位是由居正夺去，向来非议居正者总以逐高拱为他的一大罪状，他们在当时政争中互相敌对是很突出的。”[4]（p.680）这一判断是符合史实的。隆庆六年（1572）五月二十六日，穆宗去世，终年三十六岁，在位仅六年。高、张同受顾命，而高拱此时位在居正之上，两人关系由此也急剧发生变化。高拱由于穆宗崩逝而失去了最大的靠山。神宗即位后，他不懂得如何重新取宠固位，反而本着以往办事干练的作风，开罪于近侍权宦冯保，又丝毫察觉不到身边张居正虎视耽耽觊觎相位，这就使他在权力争斗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而张居正则与冯保相结，利用帝位交替的良机，取得神宗生母李太后的支持，于六月十六日下诏驱逐高拱。于是高拱落魄而去，内阁首辅大权遂归于居正。这场政争被史家称为居正“附保逐拱”。
在嵇先生看来，这场政争致使“张胜高败”，其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性格不同。他说：高拱“为人强直自遂，与前后诸相多不合。始与张居正相善，彼此以相业相期许。及同居相位，渐致离贰。未几，穆宗逝世，神宗及位。居正与宦官冯保相结，终将拱排去。”[14]（p.450）又说：“高拱的失败，也正由于他‘性稍急’。所以后来批评他的，有的说‘狠躁’，有的说‘愎而疏’，其实无非偏于‘急’这一面，无非指他那伉直坦率，不象徐阶和张居正，能委曲顺应，隐忍待时而已。”[4]（p.681）嵇先生认为，高拱具有“强直自遂”、“伉直坦率”的性格缺弱，而张居正所拥有的“委曲顺应，隐忍待时”的性格特长，是导致“张胜高败”的主要因素。
应该说，嵇先生以性格论成败不全面，不深刻，但也有一定的道理。一般而言，性格多面，各不相同，对普通人来说很难论其好坏，但对政治家而言，某些性格缺弱对其政治生命则有着致命影响。关于高拱的性格特点，王世贞有谓：“拱为人有材气，英锐勃发，议论风起，而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畜需忍。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即左右皆为之辟易。”[16]（p.1445）由此可以看出，高拱为人有材气，具有英锐勃发、议论风生的豪爽性格，这是能够成就他成为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政治改革家的主要因素所在。尽管王世贞对高拱存有偏见，“极口诋毁”，其《高拱传》亦“非实录”[17]（p.1657），但也不可否认高拱的性格确实有其急躁偏狭、缺乏容忍的缺弱之处，即史书所说的“性强直自遂，颇快恩怨”；“才略自许，负气凌人”[18]（p.1457、1459）。这是高拱作为政治家、改革家的大忌。他的不加掩饰的直性，加之盛气凌人的傲慢，常使阁臣同僚难堪，很难与其持久和谐相处。尽管其无有恶意，但若遇有一定的权欲者，不免发生不快和冲突。高拱这一秉性的延伸便是其没有城府、不谙权术的表现，“高公持正，而暗于事几”[19]；“性刚而机浅”[20]。这样在激烈的权力角逐中容易入人陷阱，遭人暗算。与性直坦率的高拱相比，张居正可谓擅于心计，老谋深算。因此，当穆宗崩逝后，高拱便自然地被城府机深的张居正逐出政坛。
尽管高拱是权力争斗的失败者，但他开创的改革事业被张居正所继承和发展，成为万历十年更大规模改革的起点。从这种意义上说，高拱与张居正一样，也是成功者。诚如高拱自己所说：“如其得行，当毕吾志；如其不可，以付后人；倘有踵而行者，则吾志亦可毕矣。”[21]（p.543）据此，嵇先生提出高、张“权位相逼，竟至离贰，拱被逐而居正独握政权，以成万历初年之治”[2]（p.420）；“有许多事情江陵似乎还是继承他抄袭他的。他是一个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有特别表现的人物，是一个站在时代前面开风气的人物”[2]（p.434）。在这里，嵇先生不仅说明了高、张在政治和学术上的传承关系，而且也充分肯定了高拱的政治地位和学术地位。在政治上，高拱开创了“隆万大改革”的先河，即首先奠定了隆万大改革的理论基础——“事以位移，则易事以当位；法以时迁，则更法以趋时”的变法思想（高拱主持嘉靖四十四年乙丑会试，在程士文中提出了这一变法思想；张居正主持隆庆五年辛未会试，在程策中阐发了他的变法思想），首先提出了隆万大改革的政治纲领——《挽颓习以崇圣治疏》（作为隆万大改革的两份纲领性文献，高疏于嘉靖四十五年提出，张居正的《陈六事疏》于隆庆二年呈上），首先把改革思想和纲领付诸吏治、边政、军事、法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实践，他的改革还为张居正的改革奠定了人事、政策基础。在学术上，高拱是明代实学思潮的先驱者，也是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嘉、隆、万三朝是王阳明心学和经世实学的勃兴时期。他通过批判阳明心学空虚寡实之弊，阐发了他的实学思想，即“天地之间惟一气”的元气实体论；“在天有实理，在人有实事”的实理实事论；“事必求其实”，“虚心以求其是”的求实求是论；“官修实政而民受实惠”的实政实惠论。他的实学思想对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鼎盛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从明清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来看，“高拱是满可以配得上王廷相的一位唯物主义思想家”[14]（p.461），“他是一位不下于王廷相而更超过黄绾的思想家”[4]（p.691）。高、王的唯物主义思想既是明代唯物主义阵营的重要代表，也是从宋代张载到明清之际王夫之唯物主义思想发展的中间环节。因此，高拱的唯物主义思想具有承上启下的学术地位。于是可见，嵇先生对高拱的政治地位和学术地位的判定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总之，在高拱与张居正学术思想、事功渊源和权力斗争的研究方面，嵇先生不仅开了先河，而且他所提出的“学侣与政敌”的论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极具学术价值的。如今史学界将高、张定性为志向相同、学术一致、事功相埒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改革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嵇先生论点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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