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与顾颉刚的《古史辨》
当古史辨派的主将顾颉刚先生提出“古史层累造成说”而名满天下之时，此时的钱穆先生正在江南无锡、苏州的中学担任教职。向有疑辨精神、喜读报刊杂志的钱先生对顾颉刚的古史辨伪也颇有所闻。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结集出版，这时在无锡三师任教的钱穆与受学于柳诒征的同乡施之勉同游无锡唐平湖。他手拿当时刚出版的《古史辨》一册，“在湖上，与之勉畅论之”。1929年秋，顾颉刚在苏州初识钱穆，披览他早年最重要的著作《先秦诸子系年》初稿，大为赞赏，称“君似不宜长在中学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于是推荐钱穆到燕京大学任教，由中学教师走上大学讲台。钱穆以后任教北大，兼课清华，也得力于顾颉刚先生的推荐。钱穆轰动学术界的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与顾颉刚的意见完全相反，但顾氏毫不介意，将钱文刊于自己主编的《燕京学报》第7期上，钱穆也因此文而名扬学术界。而他以后受聘北大，与此文关系甚大。钱穆无学历、文凭，一生从未上过大学却能执教大学，成为大学教授、名教授，这得力于顾氏的识拔和力荐；钱穆名动学术界的成名作也得益于顾氏的先约后刊，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古史辨派的主将顾颉刚先生的慧眼识人，也就没有钱氏在现代学术界所取得的成就。这种不以己意排抑异见的学术公心和博大胸怀，为中国现代学术史留下了一段佳话。对于顾颉刚的提携、识拔之恩，钱穆先生也常存于心，在晚年所撰的《师友杂忆》中多有道及。
《古史辨》一共出了七册，从第三册起，钱穆的文章多为其收录，这包括他的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及其早年的重要论文如《周官著作时代考》以及讨论《老子》成书年代的文章。就此而言，我们不妨说钱穆先生实际上已参加了由顾颉刚先生发起的古史辨运动，不失为古史辨派的同志。1934年3月，顾颉刚创办《禹贡》杂志，钱穆一系列考辨古史地名的文章多由此刊刊出。次年禹贡学会成立，钱为学会理事。抗战时，钱穆离开西南联大去成都协助顾颉刚主持齐鲁国学研究所。后来，钱穆去港办学，顾颉刚先生也托人带信，盼其能“设法早归”，“其不忘情于余者，实始终如一”。［1］
1926年，钱穆与施之勉在无锡唐平湖畅论顾颉刚的《古史辨》。畅论的内容今天不得而知，不过从钱穆早年对顾颉刚古史观的积极评价中，我们可以推测当时他对古史辨派的古史理论和治史方法大体是持肯定态度的。事实上，钱穆早年对古史辨派的古史理论抱有“相当地赞同”，他治古史的方法也受过古史辨派“层层剥笋式方法”的影响。钱穆在1928年春完成的《国学概论》第十章“最近期之学术思想”中曾明确指出：“清儒以尊经崇圣，而发疑古辨伪之思，……今则……去其崇圣尊经之见，而专为古史之探讨。若胡适之、顾颉刚、钱玄同诸家，虽建立未遑，而破弃陈说，驳击旧传，确有见地。”在1931年撰写的《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他对胡适顾颉刚提出的“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传说的方法”（即胡适所称的“剥皮的方法”）也并不反对，相反地说他“对这个见解和方法，也抱着相当的赞同。”不仅如此，钱穆早年研究《易经》的方法，正是采用的这种层层剥笋式的方法进行的。1928年夏，在苏州中学任国文首席的钱穆应苏州青年会学术讲演会的邀请，作《易经研究》一题的演讲。他在演讲辞中明确指出：
《易经》决不是一时代一个人的作品，而是经过各时代许多人的集合品。我们并可以说《易经》中的《十翼》，是最后加入的东西，我们可以说其是《易经》完成的第三期。次之卦辞爻辞，是《易》的第二期。其余只剩八八六十四卦，便是《易》最先有的东西，是《易》的第一期。我们现在借用近人胡适之所称剥皮的方法，先把《易经》里第三期东西剥去，再把他第二期东西剥去，单只研究《易经》第一期里面的东西。把第一期的《易经》研究清楚了，再研究第二期。把第二期的东西弄清楚了，再来研究第三期。把《易经》成立次第依着历史的分析的方法去研究，这是我今天要提出的一个比较可靠而可少错误的新方法。［2］
显然，钱穆先生早年治古史的一些见解与“五四”以后的疑古派的古史观有某些相同之处，他考订古史的方法也曾受到过疑古派“剥皮”方法的影响。同时，钱氏本人也是一位以记诵潇博、考订精审而名播学界的学者，他早年的著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都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考据名作，他与顾颉刚古史辨派的同仁同样具有大胆的疑辨思想与批判精神。有人评价他早年著作《国学概论》时，就称他“勇于献疑发难”。［3］钱穆早年考证古史地名，常出奇论，翻积见，标新得，如《周初地理考》言太王居豳，字本作邰，在山西汾水流域，不在陕西凤翔。《楚辞地名考》言屈原沉湘，字同襄，乃汉水之别称，非为洞庭之湘水。《古三苗疆域考》言三苗之居，左彭蠡，右洞庭。彭蠡、洞庭俱在大江之北而不在江南。曾撰文与钱穆辨论的饶宗颐先生称，钱穆考证古史地名常作翻案文章，实受顾颉刚《古史辨》中关于古史地理扩张理论的影响［4］。钱穆本人也称自己“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两者分辨，仅在分数上。”［5］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钱穆研治古史的理论与方法和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派确有一些相同的见解。即便是与顾颉刚意见完全相反的《刘向歆父子年谱》，钱穆先生也说“只想为顾先生助攻那西汉今文学的一道防线，好让《古史辨》的胜利再展进一层。”［6］
钱穆先生与古史辨派在治古史的某些方面虽然有共同之处，但就其总体思想而论，他们的治史主张却又是同不胜异的。根据我们的考察，在20—40年代，钱先生对“五四”以来的疑古派史学的评价大体经历了一个由“正面肯定”到“基本否定”的发展过程。在20年代特别是20年代后期写成的《国学概论》中，他对疑古派正面肯定的居多，对其古史理论与方法引为同调，抱有相当的赞同。30年代中期以后批评的言论转多，1935年发表的《崔东壁遗书序》可为其代表。而对疑古派古史层累造成说提出全面而公开批评的，则以1940年出版的《国史大纲》为标志。在书中钱先生针对顾颉刚先生的“古史层累造成说”提出了“古史层累遗失说”。在他看来，古史固然有层累造成的一面，同时也有层累遗失的一面，而且后者更为重要，尤需研究，不能只强调前者而忽略后者。所以他把疑古派的治史主张称之为“极端之怀疑论”，力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而加以修正。《国史大纲》是钱先生古史观、文化观的成熟之作，自此以后，他总体上不再赞同古史辨派的治史主张，由先前对疑古史学的大体认同，转而进行总体的批评。综观钱先生对疑古派治史主张的批评，我们认为他们在治古史的理论和方法上主要存在着如下几方面的分歧：
第一，对“疑”与“信”、“破”与“立”的不同理解。
第二，对晚清今文经学的不同看法。
第三，如何看待文献记载中的神话传说？如何理解传说与伪造的关系。
第四，关于上古史的研究方法。［7］
总的来讲，钱穆先生对古史辨派的评价大致经历了一个由正面肯定到基本否定的发展过程。钱先生受过古史辨派的主将顾颉刚先生的提携，他早年的治学方法曾受过古史辨派的影响，对其古史理论多有赞同。显然，这时的钱先生在学术上认同古史辨运动及其方法，还没有自觉意识到古史辨运动有批判和否定中国历史文化取向的一面。钱先生在把古史辨派的古史理论引为同调的同时，他早年的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却意在肯定古典文献所载历史的真实可信，这又显示了他与当时疑古史学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所以，钱先生早年对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表示了“相当地赞同”的同时，对顾氏引“晚清今文学家那种辨伪疑古的态度和精神”为其古史观张目又提出了批评，主张用自然的演变说来取代刘歆造伪说。随着钱穆先生自己史学理论的日渐成熟，他逐渐超越了古史辨派的古史理论，对疑古史学由基本肯定、“相当赞同”转为总体性的批评。自40年代特别是钱先生居港台以来，他对古史辨派的批评愈趋激烈，迹近全盘否定。不过他这时否定性的批评主要是出自文化意义上的批评，即对古史辨派否定性的评价主要是从民族文化立场着眼立论的。
钱穆先生在《纪念张晓峰吾友》一文中曾说：“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申冤，作不平鸣，如是而已。以后造论著书，多属文化性，提倡复兴中华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较。”这即是说，钱先生的学术研究，就其研究的重点言，可以1940年《国史大纲》的出版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此前以历史研究为主，此后即转入文化研究。钱先生之所以自40年代初由历史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这一方面固然是出自他对五千年来中国文化价值的肯认，更重要的则是出自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学术界全盘反传统思想的响应。在疑古学派看来，中国古史是后人随口编造出来的，“完全是一篇胡涂帐”。所以他们极力将中国古代文化压低，把古代年代缩短，宣称东周以上无史。既然中国历史文化的源头是后人伪造的，那么此下的中国历史文化也就失去了他存在的真实性和合理性，这就明显滑向了历史虚无主义一边。钱先生对这种极端疑古，进而以此否定中国历史文化真实性的古史观从文化价值的层面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在他看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疑辨派一味疑古辨伪，势必会导致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全面否定。因此，他主张治史不应当专以疑古为务，认为“倘中国古史尽由伪造，则中国人专务伪造，又成何等人？”［8］据此，钱穆先生把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掀起来的疑古思潮与“五四”以来全盘反传统思想联系了起来，对之加以了否定。钱先生对古史辨派的评价由正面肯定到基本否定再到全面否定，看起来似乎不可理解，但是联系到他一生全部的学术思想及其演变的轨迹来分析，这种变化又是有其逻辑上的必然性的。
注释：
［1］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2页，下同。
［2］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5年版，第172页。
［3］《国学概论》“钱基博序”，据说此序为其子钱钟书代作，参见：《钱穆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6页。
［4］据饶宗颐先生回忆，30年代前期，钱穆在《燕京学报》和《清华学报》发表了几篇有关古史地理考证的文章，一是对周初地理的考证，一是对《楚辞》地理的考证。钱先生由于受顾颉刚先生《古史辨》中关于古史地域扩张理论的影响，认为古史发生地应集中在中原地区，因此他把周人的起源地全都搬到山西，把屈原的活动范围放在湖北，把《楚辞》中一些水名、地名如洞庭、涔阳等移到了河南，甚至说三苗也在河南。针对这些问题，我写了一些文章专门与钱先生商讨，指出他的那些提法不符合实际。参见周少川：《治史论学六十年——饶宗颐教授访谈录》，《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1期。
［5］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67页。
［6］钱穆：《评顾颉刚<五德始终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五），第630页。
［7］详见拙文：《疑古与考信》——钱穆评古史辨派的古史理论，《学术月刊》2000年第5期。
［8］钱穆：《晚学盲言》，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版，第485页。
原载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新亚生活》月刊第29卷第4期，2001年12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