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曹操形象
摘 要：本文主要论述了三个问题：（1）对于历史人物曹操，人们应当肯定其历史功绩，也有权批判其恶德劣行。（2）“为曹操翻案”这个口号，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是不科学的，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也是片面的。（3）《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是全书人物中性格最丰富、最复杂的一个人物，也是一个塑造得极为成功的艺术典型。对于当代有关曹操的某些看法，文章也予以辨析。
关键词：历史人物；曹操；曹操形象
在汉末三国时期的众多人物中，历史贡献最大，同时又是历代评价争议最多、分歧最大的，首推曹操。而在《三国演义》塑造的众多艺术形象中，内涵最复杂，并一再引起争议的，也是曹操。
一、汉末三国最杰出的人物
历史上的曹操（155—220），是东汉末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他出身豪门，其父曹嵩官至太尉；年轻时便机警而有权术，被当时名气很大的人物评论家许劭评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在镇压黄巾军中，他初露头角，历任骑都尉、济南相、典军校尉；在天下大乱时，他更是大显身手，由东郡太守升格为兖州牧，成为占据一州的诸侯（东汉全国共十三州）。建安元年（196），他接受荀彧建议，迎汉献帝至许都，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占据主动，先后翦灭吕布、袁术、袁绍等割据势力，逐步统一了北方。建安十三年（208）秋，他率军南下，不战而得荆州；但在赤壁之战中被孙权、刘备联军打败，统一全国的计划受阻。此后，他一面发展生产，恢复经济，一面强化对朝政的控制，为其子曹丕代汉奠定了基础。他精通兵法，是汉末最富谋略的军事统帅。他又是卓有成就的诗人，其诗气势沉雄，慷慨悲壮。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象他那样的全才式的杰出人物，真是罕有其匹。对于汉末形势的发展和三国鼎立的形成，他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于这些方面，历来研究甚多；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对历史人物曹操的历史功绩、历史地位，学术界大致已有共识，这里不作更多的论析。
然而，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曹操又是一个极端自私、残忍狡诈、反复无常的角色，性格十分复杂。对于这样一个声名显赫的人物，人们应当肯定其历史功绩，也有权批判其恶德劣行。
附带说明一点：曹操卒于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九个月后，其子曹丕代汉，建立曹魏政权，正式开启三国时期（220－280）。因此，严格说来，曹操不算三国人物（类似情况，还包括关羽、袁绍、袁术、公孙瓒、刘表、吕布等人们熟知的人物）。不过，历来讲三国，通常包括从184年黄巾起义到220年曹丕代汉的东汉末期（或曰“前三国时期”），因而也就把曹操划入了“汉末三国人物”。
二、关于“为曹操翻案”
1959年1月至5月，郭沫若同志接连写了《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替曹操翻案》、《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发展过程——序〈蔡文姬〉》等文章，并在历史剧《蔡文姬》里塑造了一个与《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迥然不同的曹操形象，从而在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都尖锐地提出了“为曹操翻案”的问题。
问题一经提出，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文史工作者纷纷撰文，就如何评价历史上的曹操和《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进行了热烈的争鸣。经过八十年代的重新讨论，“翻案”的说法基本上已经没有市场；但直到今天，仍然不时有人指责《三国演义》贬低了曹操形象，刻意为之评功摆好，虽然不用“翻案”一词，实际却有“翻案”之意。为此，我们不能不对这一问题再作讨论。
我认为，“为曹操翻案”这个口号，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是不科学的，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也是片面的。
何谓翻案？就是完全推翻或基本推翻原先的结论。那么，在评价历史人物曹操的问题上，能够说是“翻案”吗？显然不能。
首先，历史上对于曹操的评价，并不是一团漆黑，一概骂倒；而是有褒有贬，毁誉参半。西晋时，陈寿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评曰：“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这是褒。与他同时的陆机在《辨亡论》中则曰：“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其民怨矣。”这是褒中有贬。在唐代，唐太宗李世民称赞曹操：“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往代。”〔1〕这又是褒。而刘知几在《史通·探赜篇》里却痛骂曹操：“贼杀母后，幽迫主上，罪百田常，祸千王莽。”这又是贬。在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称赞曹操：“知人善任，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与敌对阵，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对之流涕，然终无所赦。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故能芟刈群雄，几平海内。”这当然是褒。朱熹在《通鉴纲目》中则指斥曹操为“篡逆”，这当然是贬。但与朱熹同时的辛弃疾在著名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词中却写道：“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这仍然是褒。南宋以后，正统观念加强了，斥骂曹操为“奸臣”的议论占了优势，但对曹操持褒的态度，或褒贬兼施者仍代有其人。元代元好问在脍炙人口的《论诗绝句》中写道：“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明代张溥指出：“周公所谓多材多艺，孟德诚有之。”“汉末名人，文有孔融，武有吕布，孟德实兼其长。”“《述志》一令，似乎欺人，未尝不抽序心腹，慨当以慷也。”〔2〕清代陈祚明写道：“孟德天分甚高，因缘所至，成此功业。”〔3〕晚清黄摩西更是认为：“魏武雄才大略，草创英雄中，亦当占上座；虽好用权谋，然从古英雄，岂有全不用权谋而成事者？”这些都是褒奖之语。由此可见，郭沫若所说的曹操从宋代以后才被贬斥，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既然历史上对曹操一直是有褒有贬，也就是说并没有给他定下一个什么“案”，又怎么谈得上“为曹操翻案”呢？
其次，历史上对于曹操的贬斥是否都是诬蔑不实之词？这也要作具体分析。指责曹操是“奸臣”、“篡逆”，确实是封建正统观念的词句，应当予以否定。但是，人们对他指责更多的奸诈和残忍，在陈寿《三国志》、裴松之《三国志注》、范晔《后汉书》等历史著作中则有大量记载。这些记载可能有不准确之处，但应该说是“基本属实”。这也毫不奇怪，因为曹操毕竟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残忍狡诈、极端自私、反复无常、背信弃义，本来就是这个阶级的特征，只不过这些特征在曹操身上表现得更为充分、更为突出罢了。作为军阀混战中的佼佼者，曹操的每一项功业，都要让人民付出沉重的代价。难道人们指出他的酷虐行为，能说成是使他“蒙受了不白之冤”吗？这个“案”又怎么能“翻”呢？
在文艺作品(特别是以三国历史为题材的戏剧)中，曹操确实主要是以反面人物形象出现的。但是，对此也不能简单地提成“翻案”问题。
众所周知，历史科学和历史小说历史戏剧是既有紧密联系而又性质各别的。前者是要准确地叙述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后者则是要真实地再现无限丰富生动的历史生活，表现特定时代的本质真实；前者要准确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后者则要塑造各种历史人物的典型形象；前者主要借助于逻辑思维，需要的是冷静地分析历史材料，客观地加以叙述，后者则主要通过形象思维，总是融合着作者的满腔激情和主观色彩。历史科学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时，一般是不考虑伦理道德的，它主要是从纵的方面来衡定其功过，看他(或她)对整个历史进程起的是促进还是促退的作用。然而历史人物一进入文学艺术领域，则不能不接受对他(或她)个人品质的道德评价，而且文艺一般要求截取一个横断面来进行描绘。历史学与文艺相比，前者强调的是功与过，而后者强调的是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立统一。因此，历史小说历史戏剧的作者，总是根据自己的思想倾向、审美理想、生活体验等，对于历史事实加以选择弃取，而不会满足于照相式地简单地复述历史事实；并且在创作过程中，还常常借助于虚构和夸张，只要这种虚构和夸张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可能发生的。这就是说，艺术真实要以历史真实为基础，但二者又不能等量齐观。郭沫若本人也曾经指出：“写历史剧并不是写历史，这种初步的原则，是用不着阐述的。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4〕所以，不能要求历史小说历史戏剧中的每一个情节在历史上都实有其事，不能用对历史人物的全面评价来衡量小说戏剧中的艺术形象，也不能因为小说戏剧中的人物形象只反映了某个历史人物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侧面而提出“翻案”的要求。对于传统小说戏剧来说，尤其是这样。元代睢景臣的套曲《高祖还乡》，着重描写了汉高祖刘邦功成还乡时志得意满之态，揭露了他年轻时的无赖行径，而对于他在推翻暴秦以后重新统一天下的赫赫功绩则未加表现。难道我们可以说，《高祖还乡》没有反映出历史人物刘邦的某些本质特征吗？难道可以因为它没有全面评价刘邦的历史作用而予以否定，进而提出为刘邦“翻案”吗？当然不能！
让我们再以郭沫若自己的历史剧创作为例吧。在他的历史剧代表作《屈原》中，张仪被写成奸险狡诈的阴谋家，宋玉被写成卖师求荣的无耻文人，郑詹尹被写成放毒杀人的凶手。这既缺乏充足的史实根据，更不符合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全面评价。特别是张仪，连郭沫若本人也说：“写张仪多半是根据《史记·张仪列传》及《战国策》，把他写得相当坏，这是没有办法的。在本剧中他最吃亏，为了祀屈原，自不得不把他来做牺牲品。假使是站在史学家的立场来说话的时候，张仪对于中国的统一倒是有功劳的人。”〔5〕请问，我们是不是需要大声疾呼为张仪、宋玉、郑詹尹“翻案”呢？在郭沫若的另一历史剧《高渐离》中，秦始皇被写成暴君。秦始皇的残暴确是事实，但他扫平六国，统一天下，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对我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显然是功大于过。那么，是不是因此就要否定剧本《高渐离》而为秦始皇“翻案”呢？由此可见，将文艺作品中的艺术形象的性格和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简单地混淆起来进行“翻案”，往往是行不通的，有时甚至是荒唐的。
对于曹操这样一个性格十分复杂的人物，历史小说历史戏剧的作者为什么不可以着重选择他的某一个侧面来描写呢？李希凡同志说得好：“要使普通人民永远记住曹操的那一些有益于历史发展的时间短暂的政治经济措施，而又必须抹掉他在兼并群雄的战争中所遗留下来的‘残戮’、‘屠城’的血迹，是不可能的。因此，即使人民和《三国演义》的作者，完全选择了曹操的‘奸邪诈伪阴险凶残’的性格侧面，也绝不违反历史真实。”〔6〕
三、《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是全书人物中性格最丰富、最复杂的一个人物，也是一个塑造得极为成功的艺术典型。
苏轼的《东坡志林》有这样一条记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这说明，至少从北宋起，在“说三国事”中已经形成“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并得到广大群众的共鸣。
罗贯中顺应广大民众的心理，继承了这种基本倾向；同时又超越以往的通俗文艺，尊重历史，博采史料，以许劭的评价为基调，塑造了一个高度个性化的、有血有肉的“奸雄”曹操。这里所说的“奸雄”，是指曹操既是远见卓识、才智过人、具有强烈功业心的英雄，又具有极端自私、奸诈残忍的性格特征。罗贯中以大开大阖的笔触，艺术化地展现了曹操在汉末群雄中脱颖而出，逐步战胜众多对手的豪迈历程，又不时地揭露曹操奸诈的作风、残忍的性格和恶劣的情欲。而在曹操与刘备、诸葛亮的对比中，则更多地鞭笞和嘲笑其恶德劣行。这样的曹操形象，以历史真实为基础，达到了高度的艺术真实。毛宗岗父子修订《三国演义》时，批判曹操的色彩有所增强，但并未改变曹操形象的基本面貌，仍是一个真实可信的艺术典型。
在小说中，曹操第一次出场，就写得有声有色：
见一彪人马，尽行打红旗，当头来到，截住去路。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第二回。毛本第一回作：“忽见一彪军马，尽打红旗，当头来到，截住去路。为首闪出一将：身长七尺，细眼长髯。”以下引文，凡未注明版本者，均引自毛本，以方便读者。）
当何进为了诛灭宦官，欲召各地军马进京时，曹操劝道：“若欲治罪，当除元恶，但付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兵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料其必败也。”十常侍假传旨意宣何进入宫，何进欲行，曹操却提出：“先召十常侍出，然后可入。”何进不听，终于死于非命（第三回）。在这场斗争中，曹操的远见、谋略、胆识，不仅是昏庸无能的何进无法想象的，也是积极为何进出谋划策的袁绍明显不及的。
在除灭董卓之乱的斗争中，曹操的性格第一次得到了全面的展现。当董卓擅行废立，残杀大臣，甚至悍然害死何太后和汉少帝，随意屠戮百姓时，众大臣慑于其淫威，惶恐无计，只能悄悄聚在一起掩面而哭；曹操却与众不同，反而“抚掌大笑”——
操曰：“吾非笑别事，笑众位无一计杀董卓耳。操虽不才，愿即断董卓头，悬之都门，以谢天下。”（第四回）
这气魄，这胆略，众大臣只能自愧不如。接着，曹操向王允借了七宝刀，欲去刺杀董卓。本来，要杀董卓，一般刀剑即可，曹操却偏要借宝刀，说明他早已为行刺不成准备了退路，其心思之细密，又非常人可及。当机会来到，他拔出宝刀就要下手时，不料董卓看见拔刀动作，回身而问，吕布又已回到阁外，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曹操立即跪下，献上宝刀，把事情轻轻遮掩过去。随即又以试马为名，逃出洛阳，其随机应变的本领，确实令人惊叹。路经中牟时，他被守关军士捉住，与县令陈宫有这样一番对话：
县令……问曰：“我闻相国待汝不薄，何故自取其祸？”操曰：“‘燕雀安知鸿鹄志哉！’汝既拿住我，便当解去请赏，何必多问！”县令屏退左右，谓操曰：“汝休小觑我。我非俗吏，奈未遇其主耳。”操曰：“吾祖宗世食汉禄，若不思报国，与禽兽何异？吾屈身事卓者，欲乘间图之，为国除害耳。今事不成，乃天意也！”县令曰：“孟德此行，将欲何往？”操曰：“吾将归乡里，发矫诏，召天下诸侯兴兵共诛董卓：吾之愿也。”县令闻言，乃亲释其缚，扶之上坐，再拜曰：“公真天下忠义之士也！”（第四回）
曹操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表白，确有几分英雄气概，因而深深感动了陈宫，使之毅然放弃邀功请赏的机会，随曹操逃走。但在故人吕伯奢那里，曹操由于疑心病太重而杀死吕伯奢全家，并进而杀死出外为他打酒的吕伯奢本人；陈宫指责他“知而故杀，大不义也”，他竟恬不知耻地宣称：“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第四回）到了陈留，他发出矫诏，号召各地诸侯共讨董卓。当董卓部下猛将华雄击败孙坚，并连斩联军几员大将，众诸侯“皆失色”时，关羽自告奋勇愿斩华雄，袁绍、袁术都以位取人，瞧不起关羽，曹操却积极支持关羽出战。关羽一举斩了华雄，袁术仍欲以势压人，曹操却说：“得功者赏，何计贵贱乎？”并且“暗使人赍牛酒抚慰（刘、关、张）三人。”（第五回）两相对照，曹操的慧眼识人可谓鹤立鸡群。董卓火烧洛阳，西迁长安，众诸侯按兵不动，惟独曹操率兵奋勇追赶，虽然遭到埋伏，险些丧命，却虽败犹荣。回到大寨，他义正辞严地斥责众诸侯“迟疑不进，大失天下之望。”随后便愤然离去，另作打算（第六回）。这一连串情节，大起大落，一波三折，表现了曹操性格的各个侧面。其中，表现曹操英雄气概的“借刀刺董卓”、“矫诏号召诸侯”，表现曹操爱才惜才的“温酒斩华雄”，均属虚构（历史上并无曹操行刺董卓之事；曹操虽参与讨伐董卓，但并未矫诏号召诸侯，倒是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陈（董）卓罪恶……企望义兵，解国患难”；斩华雄者乃孙坚，而非关羽）；而表现曹操极端利己主义嘴脸的“杀吕伯奢全家”，则是根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的几条史料写成。由此可见，罗贯中在曹操形象的塑造上基本上做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并未故意“丑化”和“歪曲”其形象。
曹操的英雄风采，集中而突出地表现在“官渡之战”中。在这一情节单元里，他深谋远虑，指挥若定，充分显示了他的雄才大略，不愧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首先，在这场力量悬殊的决战中，他坚韧顽强，始终保持着必胜的信心。两军初次交锋，曹军大败，他毫不介意；相持数月，粮草不继，他咬紧牙关坚持。当胜负之势未明之时，他的心里不可能没有紧张、忧虑，但他却一直不露声色，反而时时“大喜”，“欢笑”。联想到他在濮阳遭到火烧险些被俘（第十二回），在宛城遭到袭击几乎丧命（第十六回）时，那种败而不馁、殆而复振的气概，人们不能不惊异他罕见的顽强。这不服输、不丧气、不死不休的顽强精神，乃是他在众多军阀中脱颖而出，翦灭一个又一个对手的重要原因。
其次，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他善于抓住时机，巧于用奇，敢于冒险，表现出过人的胆略。当获得袁军运粮的情报时，他立即命徐晃、史涣前去袭击，使袁军几千辆粮车化为灰烬。夜袭乌巢，他亲率五千精兵前往；袁军眭元进、赵睿所部从背后杀来，部下要求分兵拒之，他却大喝道：“诸将只顾奋力向前，待贼至背后，方可回战！”这奋不顾身的雄姿大大振奋了士气，片刻之间，既焚毁了袁军粮屯，又击灭了眭元进、赵睿，使奇袭获得完全成功。曹操的机警敏悟和不怕风险，使他常常能争取主动，战胜敌方。
其三，尽管他本人精通韬略，多谋善断，却能重视发挥谋士的作用，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对付袁军的楼橹和“掘子军”，用的是刘晔之计；向袁军发动总攻，用的是荀攸调动敌方，乘势猛攻之计；仓亭再战，用的是程昱“置之死地而后生”和“十面埋伏”之计……这样择善而从，使他在险象环生的情势中每每应付裕如。对此，包括袁绍在内的绝大多数对手只好自叹不及。
其四，他心胸豁达，善于接纳人才，抚绥部众。当许攸背袁来投时，刚刚解衣歇息的他“不及穿履，跣足出迎”，“先拜于地”，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许攸建议奇袭乌巢，他欣然采纳。当张郃、高览来降时，夏侯惇担心靠不住，他却表示：“吾以恩遇之，虽有异心，亦可变矣。”坦然接受。这种广揽英杰的气度，对瓦解敌军起到了重要作用。更为难得的是，大败袁军之后，在缴获的图书中发现书信一束，“皆许都及军中诸人与（袁）绍暗通之书”。有人主张：“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曹操却说：“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于是“命尽焚之，更不再问。”如此处理，是很需要一点容人之量的。这就大大安定了人心，感动了那些一度动摇的部属，巩固了自己的阵营。这几个方面的长处，使曹操理所当然地成为官渡之战的胜利者。罗贯中以鲜明的色调突出了曹操的这些优点，表现了一个杰出艺术家对历史的尊重，对人物性格丰富性的追求。
当然，罗贯中也不断揭露着曹操丑恶的一面。为报父仇而攻打徐州，竟下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第十回）；接受张绣投降后，得意忘形，居然霸占了张绣的婶娘邹氏（第十六回）；对于忠于汉室，反对自己的大臣，毫不留情地挥起屠刀，杀了一批又一批，包括怀孕已经五个月的董贵妃和伏皇后全家（第二十四回、六十六回、六十九回）；至于“借头欺众”、“梦中杀人”等阴谋诡计，更是花样百出，令人怵目惊心……毛宗岗称他为“奸绝”，实在并不过分。这种种残忍狡诈的行为，怎能不使人反感和憎恶？
当代一些人总喜欢以机械的“功过折算法”，替曹操评功摆好，说他“功大于过”，似乎因此就不能批判曹操。我在上文已经充分肯定，历史人物曹操确实功业显赫；然而，其丑恶的一面也不容讳饰。因此，我的态度很鲜明：“人们应当肯定其历史功绩，也有权批判其恶德劣行。”
一些人对曹操不仅不反感，而且表示喜欢，称道其“坦率”。诚然，曹操有他坦率的一面，如公开宣称：“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确是事实。然而，曹操不坦率不老实、忌才害贤的一面更是事实。鲁迅先生在其名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曾经写道：“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但后面又说：“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是的，曹操就是这样的典型：机智与奸诈杂糅，豪爽与残忍并存；时而厚遇英雄，时而摧残人才；杀人时心如铁石，杀人后又常常挤出几滴眼泪以示懊悔……火烧赤壁前夕他横槊赋诗，扬州刺史刘馥仅仅说了一句他认为是“败兴”的话，便被他一槊刺死，全不顾刘馥乃是方面大员，功绩显著（第四十八回）；为封魏公而逼死头号谋士荀彧，竟将其多年主持日常政务、尽心辅佐的赫赫功勋一笔勾销（第六十一回）；以惑乱军心的罪名杀死杨修，也忘了其忠心追随之力（第七十二回）……杀了刘馥，他“懊恨不已”，下令“以三公厚礼葬之”；逼死荀彧，他又是“甚懊悔，命厚葬之”；杀了杨修，他又“将修尸收回厚葬”……昨天蛮横无理地杀人，今天又假惺惺地予以厚葬，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段，充分表现了曹操惊人的权术：做了亏心事却从不认错，企图以“厚葬”来抹掉自己手上的血迹，在自欺欺人中求得心灵的平静。请问，这能算“坦率”吗？今人与曹操相距将近一千八百年，不会有无辜被杀的威胁和含冤莫白的痛苦，可以轻飘飘地说几句不关痛痒的话。但如果设身处地想一想：有谁愿意被曹操冤枉杀害，再得一副好棺材？有谁愿意选择他作顶头上司，或者与他毫无顾忌地交朋友？
总之，《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不仅是历史人物曹操基本特征的艺术演绎，而且集中涵盖了千百个封建统治者的复杂品性，因而具有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历史真实性。在中国文学史上，很难找到象曹操这样集真伪、善恶、美丑为一体的封建政治家形象，这样的“圆的人物”。他完全可以列入世界名著之林的不朽就艺术典型的行列之中，具有永恒的审美意义。
今天，曹操形象仍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被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评说，他将具有永恒的文化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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