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文化”概念初探

  近年来,随着三国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和《三国演义》研究的长足进展,人们开始频繁地使用“三国文化”一词。然而,对“三国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却并未予以明确的界定。1991年11月在四川举行的“中国四川国际三国文化研讨会”期间,中外学者对“三国文化”的概念仍未进行深入而集中的讨论,但初步提出了两种观点:有的史学家站在传统史学的角度,认为“三国文化”即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文化;而我则从大文化的广阔背景加以观照,认为“三国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并不仅仅指、并不等同于“三国时期的文化”,而是指以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为源,以三国故事的传播演变为流,以《三国演义》及其诸多衍生现象为重要内容的综合性文化。

  经过几年来的进一步研究,我认为,对“三国文化”这一概念可以作三个层次的理解和诠释,下面略加论述。

  第一个层次是历史学的“三国文化”观(或曰狭义的“三国文化”观),认为“三国文化” 就是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精神文化。

  历史学的“三国文化”观是有其科学内涵和科学价值的。历史上的三国时期(通常包括从184年黄巾起义到220年曹丕代汉的东汉末期或“前三国时期”),在文化上充满了变革与创新,可谓英才鳞集,俊士云蒸,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

  哲学方面。由于天下大乱,王纲解纽,封建秩序遭到严重破坏,自西汉形成的儒学独尊的一统天下已被冲破,出现了继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后哲学思想最为活跃的局面:道学创立,佛学传播,玄学勃兴,各种理论、各种学派互相争辩,此消彼长,其深度和广度虽然不及春秋、战国时期的几大学说,也没有出现老子、孔子、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那样杰出的思想家,但仍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带来了思想的解放、人性的觉醒和社会风气的改变,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文学方面。建安诗歌响遏行云,佳作迭出,三曹七子比肩而立,气势文采各见其长。曹操的《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赠白马王彪》、《野田黄雀行》,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刘桢的《赠从弟三首》,均系广为传诵的名篇;蔡琰的《悲愤诗》摧肝裂肺,民间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情韵深远,感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这一时期的散文以通脱质朴为胜,曹操的《自明本志令》直言不讳,诸葛亮的《出师表》情辞恳切,均可见其性情。这一时期的赋则以抒情小赋见长,王粲的《登楼赋》、祢衡的《鹦鹉赋》、曹植的《洛神赋》、向秀的《思旧赋》等,均为情真意切的上乘之作。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也有较大发展,曹丕的《典论·论文》被公认为我国古代最早的文学批评专著。特别是深深植根于现实的“建安风骨”(或称“建安风力”),更是倍受推崇,享誉千载,成为后世现实主义文学的一面旗帜。

  艺术方面。这一时期的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都有了长足进步,钟繇的楷书艺术,曹不兴的人物画像,蔡琰、嵇康的琴曲等等,都早已名垂千古。

  史学方面。随着官府对史学的垄断的打破和人们思想的解放,私家著史之风盛极一时,修史的态度、方法都有所变革,出现了荀悦、鱼豢、谢承、韦昭等一大批著名史学家,为后来的《三国志》、《后汉书》等名著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科技方面。这一时期也有一定的发展,华佗的针炙术和麻沸散、马钧的指南车和翻车、诸葛亮的木牛流马等等,均堪称千古奇迹。

  上述种种,人们已经作了多方面的研究,这里不再赘述。可以肯定,历史学意义的“三国文化”具有永恒的研究价值。

  第二个层次是历史文化学的“三国文化”观(或曰扩展义的“三国文化”观),认为“三国文化”就是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

  政治方面。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承先启后的阶段,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和政治制度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纷纭复杂的斗争中,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政治家,魏、蜀、吴三国的开创者曹操、刘备、孙权及诸葛亮尤为其中的佼佼者。他们的审时度势、内政外交、识才用才等方面,对后人极富启迪意义。在制度建设上,这一时期确立的三省制、州郡县三级政区制、九品中正制等等,对后世影响极大。

  军事方面。这一时期的“三大战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乃是中国军事史上的杰出范例;诸葛亮平定南方之举、邓艾灭蜀之役、西晋灭吴之战,亦各见其妙。瞬息万变的征战杀伐,孕育了一批杰出的军事家。他们的军事理论、战略战术、韬略计谋,一直被后人效法和吸取。实战的需要,使军队编制、人员装备、军事技术等有了新的进步。

  经济方面。在三国鼎立形成以后,曾经遭受严重破坏的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农业、纺织、冶金、盐业、交通、航运等等,或取得新的经验,或有了较大发展。曹魏的屯田制、蜀汉对丝绸业的振兴、孙吴对江南地区的开发,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生产力的发展,既是消除分裂,实现重新统一的内在要求,又为重新统一提供了最基本的历史条件。

  上述种种,有的已经得到了深入的研究,有的还存在若干空白,尚待人们认识和发掘,这里不拟多加阐说。毋庸置疑,历史文化学意义的“三国文化”概念也可以成立,同样具有永恒的研究价值。

  上面两个层次的“三国文化”观,虽然范畴的大小有所不同,但都是把问题置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认为“三国文化”就是“三国时期的文化”,只是对“文化”一词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广狭不一而已。尽管它们有充分的理由自立,而且有足够的内容可供研究,并为相关的研究提供历史依据;然而,对于许多实际存在的三国文化现象,它们却难以作出完整的说明。这就需要谈到第三个层次的“三国文化”观了。

  第三个层次是大文化的“三国文化”观(或曰广义的“三国文化”观),就是我在本文开头提到的,认为“三国文化”并不仅仅指、并不等同于“三国时期的文化”,而是指以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为源,以三国故事的传播演变为流,以《三国演义》及其诸多衍生现象为重要内容的综合性文化。不过,对于“以三国故事的传播演变为流”一语,我想略加补充,改为“以三国故事和三国精神的传播演变为流”。比之前面两个层次的“三国文化”观,广义的“三国文化”观具有更大的涵盖性和更广的适应性,更便于认知和解释很多复杂的精神文化现象。

  就拿人们熟知的“诸葛亮崇拜”现象来说吧。历史人物诸葛亮,确实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优秀的军事家,他高瞻远瞩,励精图治,清正廉明,克己奉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仅在当时极被敬重,而且在后世深受推许。不过,客观地说,历史人物诸葛亮的文治武功是相当有限的,就历史功绩、历史地位而言,数千年中国史上超过诸葛亮的政治家、军事家至少可以举出几十个;然而,要论在亿万人民群众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文武周公姜尚管仲也好,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也罢,谁也比不上诸葛亮。原因何在?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魏晋南北朝以来民间传说故事的世代讲述,由于唐、宋、元通俗文艺的多方刻画,特别是由于《三国演义》的成功塑造,由于根据《三国演义》改编的戏曲、曲艺等多种艺术形式的反复渲染和广泛传播,才使诸葛亮的形象越来越丰满,越来越美好,家喻户晓,倍受热爱。这样的诸葛亮形象,与历史人物诸葛亮虽有联系,但已有了很大距离。正是由于文学艺术对史实的融合、改造和创新,由于广大民众伦理观念和审美理想的渗透,使诸葛亮成为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崇高典范,成为中华民族忠贞品格和无比智慧的化身,成为中外人民共同景仰的不朽形象。

  再看风行海内外的“关羽崇拜”现象。历史上的关羽,号称“万人敌”,确是一员虎将、勇将或名将;然而,他还算不上军事家。就历史功绩而言,历代超过他的名将比比皆是,如唐代平定“安史之乱”的主要统帅郭子仪,功劳就比他大得多。但是,在后人的心目中,关羽的地位却凌驾于所有武将之上,在清代还高于诸葛亮,甚至高于“万世师表”孔子。其原因,除了历代统治者的层层褒扬和极力抬高之外,《三国演义》和民间三国传说故事的美化与渲染起了很大作用(一般人印象中的关羽的赫赫战功,相当大一部分,如“温酒斩华雄 ”、“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斩蔡阳”等,都是《三国演义》虚构的),而根据《三国演义》改编的戏曲、曲艺等艺术品种,又不断地强化关羽的超人形象,各种宗教也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神化关羽。正是多种社会因素的合力,把关羽推上了神的高位,让芸芸众生顶礼膜拜。这样一个关羽形象,与历史人物关羽实在相去甚远,只能用大文化的观点来诠释。

  三国文化的宽泛性,也表现在众多的三国遗迹上。根据我的初步统计,全国至少有二十个省、市、自治区留存有三国遗迹,总数多达几百处。这些遗迹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少数由三国时期遗存至今的古迹,如许昌的曹魏故城遗址、南京的石头城遗址和成都的刘备惠陵等墓葬。第二类,虽然出自三国历史,或与三国史实大致相符,但或多或少渗入了《三国演义》和民间三国传说的内容。比如大名鼎鼎的成都武侯祠,被公认为最有影响的三国遗迹,但它并非三国时期的旧物,而是始建于公元四世纪的成汉时期的纪念性祠庙,以后历代又迭经兴革补充,我们今天看到的则是清代康熙年间所重修;祠中人物塑像的设置介绍和有关陈列虽然基本上依据三国历史,但人物的造型、服饰、兵器则显然受到《三国演义》和三国戏曲的影响。这类遗迹,在全部三国遗迹中占了很大比重。第三类,虽有一点历史的因子,却因《三国演义》和民间三国传说的影响而与史实大相径庭,甚至面目全非。如四川广元被称为“汉将军关索夫人”的“鲍三娘墓”,经考古鉴定,确系东汉晚期墓葬,但关索和鲍三娘却是民间三国传说虚构的人物,这种“张冠李戴的现象就很有代表性。第四类,出自对史实的附会,或者纯系《三国演义》和民间三国传说的产物。例如江苏镇江的甘露寺始建于唐代,却因《三国演义》中“甘露寺相亲”的动人情节而被视为有名的“三国遗迹”;又如历史上的诸葛亮南征时并未进入永昌郡(治所不韦县,即今云南保山市),但当地却长期流传有关诸葛亮南征的故事,早在唐代就建起了武侯祠,一千多年来屡毁屡建,至今犹存。四川、陕西、湖北、云南等省,因《三国演义》和民间三国传说而形成的“三国遗迹”,随处可见。所以,我们通常所说的“三国遗迹”,大部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三国时期的遗迹 ”,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与三国有关的名胜古迹”。尽管它们不能与三国历史划等号,但却寄托了历代人民对三国史事和三国人物的追慕和缅怀,表现了人们的爱憎、理想和愿望;它们的形成演变本身,也已成为历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民族心灵变迁的历程,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巨大的研究价值。

  因此,从大文化的广阔视野进行观照,人们所说的“三国文化”实际上是一种世代累积型的文化,它是漫长历史时期中民众心理的结晶,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在世界各地也广泛传播。

  最近几年,一些学者分别提出了“诸葛亮文化”、“关羽文化”(或称“关公文化”)、“《三国演义》文化”等命题,并运用大文化的观点对这些命题作了论述,有的论述还相当精彩。随着研究的发展,这些命题已经得到学术界许多同行的认可。它们在内涵上时有交叉,均可视为广义的“三国文化”的分支。

  上述三个层次的“三国文化”观,每一个都可以分别进行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但相对而言,我们不妨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看作微观研究、中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的关系。正因为这样,这三种概念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如同一组同心圆,围绕着同一个圆心,层递扩大其范畴。这个圆心,就是三国时期的文化的基本内核;层递扩大的范畴,就是其发展、演变、吸纳、衍生的方方面面。这里当然不存在简单的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的问题,就象江河的源与流:万里长江,其源头只是几条纤细的小溪,但没有这源头便没有万里长江;然而,仅仅靠这几条小溪,而不融汇百川,也决不会形成浩浩长江,奔腾到海!所以,三个层次的“三国文化”观,其实共同承担着阐说和研究三国文化的任务。如果对这种辩证关系缺乏清醒的认识,过于拘守传统的史学角度,否定和排斥各种衍生文化现象,实际上是作茧自缚,在许多问题上难以自圆其说。明确了这一点,在研究三国文化时经常感到的历史与文学既密不可分,又不断“打架”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事实上,1991年11月由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四川大学、四川省对外友好协会联合主办的“中国四川国际三国文化研讨会”,让来自史学界、文学界的专家学者与艺术界的知名人士共聚一堂,这本身就是对“三国文化”的宽泛性的肯定。同样,1993年5月在浙江富阳举行的“孙吴与三国文化研讨会”(由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富阳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也是由《三国演义》研究专家、三国史研究专家和从事三国题材创作的艺术家共同出席。这雄辩地证明,文学研究者和历史研究者这两大方面军正在逐步会合于广义“三国文化”这面旗帜之下。这自然是令人十分高兴的。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我想强调指出:三国文化决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现象,直到今天,它仍然富有活力,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现实生活,流淌于我们的血脉之中。今天的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广播连续剧《三国演义》、三国文化之旅、三国故事新编,等等,不仅是三国文化的载体,而且是对三国文化的丰富和补充。人们对三国文化的种种诠释、研究和应用,同样也延续和发展着三国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将伴随我们走向未来,再创辉煌……

原载《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3期,1999年1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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