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延
魏延是《三国演义》中的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物。
他“身长九尺，面如重枣，目似朗星，如关云长模样，武艺独魁。”（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九，《刘玄德败走江陵》则。下引此书，只注卷、则）但他的经历却远不如关羽顺遂，地位也远不如关羽显赫，更不像关羽那样深受后人尊崇。
他与黄忠并起一时，勇毅相侔，勋劳略等，但他却没能像黄忠那样，留下“忠勇老将”的美名。
恰恰相反，几百年来，随着《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老幼妇孺皆知“魏延脑后有反骨”。恶名如此昭彰，不能不使人视之为悲剧性的人物，并进而探讨其来龙去脉。
一
历史上的魏延本是刘蜀集团的重要成员。《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说他原系刘备的“部曲”，可见属于亲信将领。建安十六年（211），魏延“随先主入蜀，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此时，勇冠三军的虎将赵云亦为牙门将军，二人品位相当。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夺取汉中，称汉中王，准备迁治成都，行前要选派一员将领镇守汉中。汉中乃是益州的屏障，又是刘蜀集团北伐的前进基地，其地位至关重要，留镇者自然必须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大将之才。当时，刘备手下的第一员大将关羽已经留镇荆州，“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不料“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皆惊。”由此可见刘备对魏延是何等器重。其时，赵云为翊军将军，随刘备驻成都，其职责显然不及魏延重要。建兴五年（227），诸葛亮准备大举北伐，以魏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而赵云则以镇东将军的身份，“随诸葛亮驻汉中”（《三国志·蜀书·赵云传》）。显然，魏延这时已经成为蜀汉的第一员大将，其作用更在赵云之上。以后，在诸葛亮几次北伐中，魏延常负先锋重任，曾经大破魏雍州刺史郭淮等，因战功“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而赵云至死未能进封为县侯（仅封为永昌亭侯），直到景耀四年（261），即他逝世三十二年以后，才被追谥为顺平侯。总之，在二十几年的三国纷争中，魏延长期肩负重任，出生入死，为蜀汉政权建立了累累功勋。作为历史人物，魏延多年独当一面，“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多谋善断，智勇兼备，确有大将之才；而赵云虽然忠心耿耿，英勇奋发，令人喜爱，却长期跟随在刘备、诸葛亮身边，从未独当一面。应当说，论才干，论对蜀汉政权的贡献，魏延都比赵云高出一筹。
在《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部小说中，魏延的形象也是颇为引人注目的。
首先，魏延是在刘备势孤力薄，惶惶奔走的危难之际决心加入刘备集团的，决非那种趋炎附势，贪图利禄之辈。
魏延在小说卷九《刘玄德败走江陵》则中第一次露面，就表现得不同凡响。当时，刘备在曹操大军追迫之下，带领大批百姓，撤离樊城，来到襄阳城下，打算与刘琮合力抵御曹操。“蔡瑁、张允得知刘备唤门，径来敌楼上叱之曰：‘左右与我乱箭射之！’城外百姓皆望敌楼而哭。忽后城中一将默然跳起，引数百人径上城楼，来杀蔡瑁、张允。”这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将领就是魏延。他“大呼曰：‘刘使君乃仁德之人也！汝等何投曹贼，以图爵禄？非义士之所为！吾今愿请使君，入城诛贼！’轮刀砍死守门将，遂开城门，放下吊桥，大叫：‘刘皇叔领兵杀入城，以讨国贼！’”由于刘备不愿乘机入城，转走江陵，魏延寡不敌众，只得逃离襄阳，投奔长沙去了。事虽不成，却表现了他的爱憎分明，见义勇为。赤壁之战以后，关羽进攻长沙，与黄忠交战，长沙太守韩玄因黄忠不肯射死关羽而下令将他斩首。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又是魏延挺身而出，“挥刀杀入，砍散刀手，救起黄忠，大叫曰：‘黄汉升乃长沙之保障！韩玄残暴不仁，轻贤重色，今杀汉升，是杀长沙百姓也！愿随者便来！’”接着又“直杀上城头，一刀砍韩玄为两段，提头上马，引百姓出城，投拜云长。”（卷十一，《黄忠魏延献长沙》则）这两次关键时刻的“亮相”，一因刘备仁德，二为长沙百姓，都可以说是情词慷慨，正气磅礴，因而一呼百应，大得人心。读者从这里看到了魏延过人的见识和胆略。
其次，魏延出生入死，英勇善战，为刘蜀集团立下了汗马功劳。
刘蜀集团的全部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刘、关、张桃园结义，登上政治舞台开始，到建安十二年（207）刘备三顾茅庐为止，是其草创和奠基阶段。在这二十四年中，刘蜀集团虽然初露头角，但是，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没有可靠的战略基地，也没有总揽军政的帅相之才。因此，刘备虽枭雄而无所展其志，关、张虽骁勇而无所用其长，屡遭挫败，飘若转蓬，只得寄人篱下，依附刘表。从建安十三年（208）的赤壁大战，到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病逝五丈原，是刘蜀集团立国和发展的阶段。在这二十七年中，刘蜀集团按照诸葛亮隆中对策提出的战略方针，夺荆州，占益州，力量大大增强，与魏、吴鼎足而立。虽然荆州得而复失，刘、关、张先后弃世，但由于诸葛亮的卓越努力，国力基本保持稳定，而且对强大的魏国一直保持进攻的态势。从建兴十三年（235）蒋琬为大将军，掌握蜀汉军政大权，到炎兴元年（263）后主刘禅投降邓艾，是刘蜀集团衰落和灭亡的阶段。综观这三个阶段，第二阶段显然是最有声有色的。而在这一阶段中，蜀汉的开国大将关羽、张飞、黄忠、马超、赵云，即小说中的“五虎大将”，都先后亡故，只有魏延一直奔走疆场，贯穿其始终。试看关系到蜀汉命运的几大战役——夺取益州之役，争夺汉中之役，南征之役，北伐之役，魏延总是甘冒矢石，奋勇当先。他或者与黄忠为伍，或者与赵云配合，或者独任先锋，总是冲劲十足，壮心不已。这里随手举出几个例子：
（诸葛亮出师南征）令赵云、魏延为大将，总督军马……（卷十八，《孔明兴兵征孟获》）
（诸葛亮出师北伐）唤诸将听令：前督部，镇北将军、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都亭侯魏延……（卷十九，《孔明初上出师表》）
（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乃令魏延、姜维作先锋……（卷二十一，《诸葛亮六出祁山》）
魏延为刘蜀集团南征北伐，东挡西杀近三十年之久，确实可谓劳苦功高。
第三，魏延颇识兵机，智勇兼备，在刘蜀集团出类拔萃。刘备手下的几员大将，关羽喜读兵书，颇有谋略；张飞粗中有细，时有妙计；赵云、黄忠用计不多，马超则只能算一勇之夫。魏延呢？在他年轻气盛的时候，也是以冲锋陷阵、斩将搴旗为能事；随着战争经验的日渐丰富，他对于战争艺术逐步加深了认识，用计献策的能力也就大大提高了。如卷十九《孔明祁山破曹真》则写到，诸葛亮骂死王朗之后，命赵云、魏延当晚去劫魏寨，赵云不假思索就要执行命令，魏延却提出：“曹真深明兵法，必料我乘丧劫寨，他岂不提防也？”当然，诸葛亮对此早有安排，但魏延的发问，表明他的确不同于一般的纠纠武夫，而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大将了。更为难得的是，魏延不仅能对战役性、战术性的行动思谋用计，而且能对关系全局的战略方针独抒己见。当诸葛亮出师北伐，魏国派驸马夏侯楙率领大军迎敌之时，魏延向诸葛亮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计策：
夏侯楙乃膏梁子弟，懦弱无谋。可赐精兵五千，直取路出褒州，循秦岭以东，当子午谷而投北，十日之中，可到长安。夏侯楙若闻某骤至，必然弃城，望横门邸阁而走矣！所弃粮草，足可为用也。某却从东方而来，丞相可大驱士马，自斜谷而进。若如此行之，则咸阳以西，一举而可定矣。（卷十九，《赵子龙大破魏兵》）
这个建议，知己知彼，大胆精明，确实是一条难得的妙计，一个值得重视的战略设想。因为在魏蜀的抗衡中，蜀汉国小兵寡，力量单薄，经不起同魏国打消耗战；而且秦岭险峻，易守难攻，道路崎岖，粮食给养难乎为继。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出奇制胜，才有可能把握战争的主动权，夺取根本性的胜利。相比之下，关羽、张飞等人的计谋仅仅是战役性或战术性的，只有魏延从战略的角度提出过如此重大的决策，这不能不说是他的过人之处。
可惜的是，诸葛亮却以“此非万全之计”为理由，否定了魏延的计策，甚至连让魏延试一试也不干，而主张走陇右大路，“依法进兵”。这样，就放过了有利的战机，使本来手忙脚乱的魏军赢得了喘息的时间，得以调整部署，而蜀军则不得不在陕甘的山区地带与魏军打阵地战、消耗战，劳师数载，无功而返。诸葛亮的主要对手司马懿事后评道：“诸葛亮平素谨慎仔细，不肯造次行事。他却不知吾境内地理；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卷十九，《司马懿智取街亭》）由此可见，魏延的主张是正确的，至少是很有可能成功的。
正因为魏延有上述这些长处，刘备对他非常器重。请看：
（刘备进位汉中王以后）令魏延总督军马，守御东川，遂引百官回成都。（卷十五，《关云长威震华夏》）
（刘备亲率大军伐吴时）命丞相诸葛亮保太子，守两川；骠骑将军马超并弟马岱，助镇北将军魏延共守汉中，以当魏兵……（卷十七，《范强张达刺张飞》）
看来，刘备这位“世之枭雄”一直把魏延当作方面之才来重用，不愧为开国之君，巨眼识人，善用其长。
二
魏延的才干、智勇和功勋是无可怀疑的了，那么，他究竟背叛蜀汉没有呢？
众所周知，魏延是在诸葛亮去世以后，与丞相长史杨仪发生火并时失败被杀的。对此，《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记载得十分清楚：
（建兴十二年）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延曰：“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
魏延的意思很明白：第一，诸葛亮虽然去世，但北伐事业不能中断，应当由他继续“率诸军击贼”。这虽然有自视甚高，对诸葛亮死后的困难估计不足的成分，但与“背叛”二字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第二，论地位，论威望，都应当由他负责统率全军，现在却要他听从一向与他水火不容的杨仪的号令，他心中实在不服。但是，这与“背叛”也根本不能划等号。
如果魏延当时真的要背叛蜀汉，他可以有三种选择：其一，率领本部在前线倒戈，投降司马懿，这是易如反掌的。其二，屯兵不动，等杨仪率大军撤退以后，割据汉中，独树一帜，观望形势，待价而沽，如同当年的张鲁一样。凭着他多年镇守汉中的威望和实力，这也是不难办到的。其三，重施刘备夺取刘璋地盘的故伎，制造借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回成都，篡夺蜀汉政权，然后再来对付杨仪一军，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然而，魏延并没有选择其中任何一条路，他仅仅主张由杨仪等人护丧还葬，而由他率军继续北伐，不要“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其心洞然可见，哪里是要反叛呢？
当杨仪不理睬魏延的主张，径自率大军南撤之时，魏延长期郁积的对杨仪的不满爆发了。在盛怒之中，他率兵抢先南归，与杨仪争相上表朝廷，互相攻击对方为叛逆。最后，双方在南谷口刀兵相见，魏延失败，被马岱“追斩之”。所以，陈寿在《三国志·蜀书·魏延传》中做了一个比较客观的结论：
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诸葛）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
但是，不管怎么说，像魏延这样一个身经百战，勋劳赫赫的大将，在矢石交飞的战场上迭经风险而不死，到头来却死于“自己人”的刀下；这还不算，当马岱提着他的头去报功时，狷狭阴狠的杨仪竟然“起自踏之，曰：‘庸奴！复能作恶不？’遂夷延三族。”（《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这实在是一场悲剧！
这场悲剧的责任应该由谁承担？
我认为，主要责任应该由魏延自己承担。对此，《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记载得也十分清楚：
延每随（诸葛）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延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唯杨仪不假借延，延以为至忿，有如水火。
看来，魏延是一个刚强威猛，颇有点自高自大的人物，既有勇于任事、不畏艰难的优点，也有桀骜不驯、任性而行的缺点。在蜀汉立国之前和建国之初，上有刘备这个雄主统驭，左右有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等大将并立，魏延还不可能目中无人，他的缺点较多地受到控制，而他的优点则较好地得到发挥，在无数次的拼杀鏖战中建立了累累功勋。随着刘、关、张、马、黄、赵等人相继谢世，诸葛亮独力支撑蜀汉大局，魏延成了开国元勋中硕果仅存的大将，地位越来越高，资格越来越老。这时，他那刚而自矜、目中无人的毛病就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了。他以西汉王朝的开国元勋韩信自许，一心要自领一军，与诸葛亮分道而出，建立吞强魏、复汉业的盖世奇功。而且，他也确实提出过直出褒中，奇袭长安的妙计。但是，诸葛亮没有采纳他的妙计，对他分兵的要求也总是“制而不许”。这就使他常常感到不那么得志，对诸葛亮颇有牢骚，甚至认为诸葛亮过于胆小，“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只是由于对诸葛亮心存畏惧，他还不得不有所顾忌。另一方面，同僚们对他处处让三分，惟独杨仪却偏偏不买他的帐，老是同他争长论短，这当然要引起他的不快，久而久之，双方竟“有如水火”。“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刀拟仪，仪泣涕横集。”（《三国志·蜀书·费祎传》）因此，当诸葛亮病逝，由杨仪统兵撤退，要他断后时，他再也按捺不住不满的情绪，竟然失去了理智，忘记了大敌当前，三军新失统帅，亟需加强团结，稳定军心，却非要同杨仪见个高低。不管魏延可以举出多少理由，这种先小忿而忘大局的行为显然是十分错误的，当然也是不得人心的。所以，尽管他一向“善养士卒”，到了这个时候，却是“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魏延传》）魏延一下子成了孤家寡人，只好带着儿子逃跑，终于丢了老命。半世威名，毁于一旦，铸成了千载悲剧。
魏延死后七年，即后主延熙四年（241），蜀人杨戏著《季汉辅臣赞》，给魏延下了这样几句评语：
文长刚粗，临难受命，
折冲外御，镇保国境。
不协不和，忘节言乱，
疾终惜始，实惟厥性。
这段赞语，肯定了魏延“折冲外御，镇保国境”的功劳，叹惜他不能善始善终，指出根源在于他那“不协不和”的性格。这个评价是比较公允的。所以，人们有理由说魏延并未背叛蜀汉，但也同样有理由说他的悲剧是咎由自取。
不过，我们还应该看到，对于魏延善始而不能善终的悲剧，身为统帅的诸葛亮也是有一定责任的。
首先，诸葛亮对魏延的使用确实不像刘备那么放得开手。刘备在世时，虽然手下良将众多，却一直把魏延视为特达卓异之才，委以方面之任，让他长期镇守汉中，屏障益州，可谓用之不疑。而诸葛亮呢，尽管北伐时良将寥寥，可与魏延颉颃者几乎没有，但他对魏延总是不那么放心，既不认真考虑魏延的重要建议，也不愿让魏延分兵而进。这种颇有保留的用人态度，自然要使心高气傲的魏延感到不快，不能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可悲的是，诸葛亮与魏延并无私怨，他的忠诚勤谨、光明磊落、严于律己、赏罚公平，都是举世公认的；他也比较注意选贤任能，培养了一些人才。但是，可能正是由于他律己甚严吧，他在衡量和使用人才时，不知不觉地比较偏爱那些稳重温驯、谨言慎行的人；而对那种颇有才干而锋芒毕露的人，对那种优点突出缺点也明显的人，对那种好提意见时有牢骚的人，总是不那么喜欢，往往不能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长处，对魏延就是如此。对于最高统帅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片面性，也是诸葛亮不及刘备之处。
其次，在处理魏延与杨仪的矛盾问题上，诸葛亮虽然“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三国志·蜀书·杨仪传》），却一直未能采取妥善措施，眼看着二人由日常意气之争发展到尖锐对立，“有如水火”的地步。尽管他在主观上“不忍有所偏废”，但由于魏延常在前锋迎敌，而杨仪一直在身边办事，对二人倚重的程度实际上还是有所不同。特别是在他临终之时，如果把魏、杨二人叫到一起，晓之以大义，托之以后事，二人的矛盾即使不能涣然冰释，至少也可以暂时缓和一下。遗憾的是，诸葛亮仅仅把杨仪、费祎、姜维等人找来安排后事，却把魏延排除在外，只是留给他一个“断后”的命令。既然魏延身为第一号大将，这样做显然是不大妥当的。魏、杨矛盾的激化，不能不说与此有关。
今天，我们越是敬佩诸葛亮的高风亮节，就越是为他没有处理好魏延问题而惋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魏延的悲剧多少反映了蜀汉政权人才不盛，难乎为继的悲剧。
三
罗贯中写作《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时候，以大开大阖的气魄，雄健恣肆的笔力，立主脑，理线索，“据正史，采小说”，刻意经营，从容布局，完成了这部划时代的巨著，表现出极高的才能。
但是，在塑造魏延形象时，罗贯中却陷入了难于解决的矛盾。一方面，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他必须真实地再现历史上的魏延形象，既不掩其大功，也不隐其过失；另一方面，作为诸葛亮的热烈崇拜者，他又实在不愿意表现诸葛亮在处理魏延问题时的失误。通观全书，我们时时可以感觉到罗贯中左右为难的心理。
在《演义》中，对魏延的描写大部分符合史实，而且比史书记载更丰富，更具体，更生动。书中有关魏延的许多情节，或者是历史上的魏延实有的，或者是魏延在当时的条件下可能有的，作者一一写来，把魏延的形象塑造得比较丰满。如像书中对魏延加入刘备集团的经过的描写，就是史书上所没有的；罗贯中通过魏延襄阳斥蔡张、长沙救黄忠这两个虚构的情节，较好地表现了魏延爱憎分明、敢作敢当的性格。又如书中叙述曹操与刘备争夺汉中时，有这样一段描写：
（曹）操令来日进兵，出斜谷界口，再复中原。忽当道一军摆开，为首大将乃魏延也。操招魏延归降，延恶言大骂。操令庞德战之。……延拈弓搭箭，射中曹操。操翻身落马。……操带伤，又折却门牙两个……（卷十五，《曹孟德忌杀杨修》）
魏延严词拒绝曹操的诱降，表现了他对刘备集团的忠诚；一箭射伤曹操，这个功劳更是非同小可，刘备集团还没有其他人直接杀伤过曹操呢！其实，这段绘声绘色的描写也不见于史书，但它却有助于表现魏延的英勇善战。
再如，当诸葛亮病危时，司马懿命夏侯霸去探虚实，诸葛亮命魏延退敌，书中写道：
魏延遂上马，引兵出寨时，夏侯霸见了魏延，慌忙引兵而退。延奋赶二十余里方回。（卷二十一，《孔明秋风五丈原》）
这说明，即使在这样危急的时刻，魏延压根也没有想到背叛蜀汉，投降曹魏。
类似的情节还可以举出一些。这些描写，充分表现了罗贯中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
可是，且慢！这样写下去，读者岂不是会觉得魏延最后被杀太可惜了吗？岂不是会认为诸葛亮对魏延的态度不够妥当吗？罗贯中对诸葛亮实在太热爱了，他一心要把诸葛亮塑造为十全十美的完人，决不愿意让诸葛亮形象蒙受任何损害。于是乎，他煞费苦心地虚构了许多情节，以便说明诸葛亮对魏延的态度不仅完全正确，而且具有先见之明。然而，这些情节往往不合情理，非但不能给诸葛亮增添光彩，反而有损于他的形象。试看：
当魏延救了黄忠，献出长沙以后，“玄德敬之”，诸葛亮却“喝令刀斧手推下斩之”（卷十一，《黄忠魏延献长沙》）。刘备急忙劝阻道：“诛降杀顺，大不义也。魏延乃有功无罪之人，何故杀之？”诸葛亮便说出了他的理由：
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故先斩之，以绝祸根。（卷十一，《孙仲谋合淝大战》）
诸葛亮这段话影响很大，其实却是似是而非之谈。在那个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的时代，兵微将寡，又没有地盘的刘备，要想成就帝王之业，必须延揽天下英雄，包括欢迎从对手营垒投顺过来的文武人才。如果把投奔自己的豪杰斥为“不忠不义”，岂不是闭塞贤路，自陷孤立？按照诸葛亮的这个逻辑，法正食刘璋之禄，居益州之地，却背弃刘璋，千方百计地帮助刘备夺取益州，其“不忠不义”之“罪”比魏延大得多，岂不更该杀头？但法正却被刘备倚为谋主，后又任尚书令，地位仅次于诸葛亮，这该如何解释？此外，老将严颜不仅自己投降了张飞，还招降沿途关隘四十五处，比魏延献一个长沙厉害得多；张翼在雒城绑缚刘璝，迎降刘备，比魏延杀韩玄做得更绝；益州将领归降刘备者还有不少。请问，他们该不该全部斩首？诸葛亮对这些人一概欢迎，为什么对魏延却要特别苛刻呢？至于所谓“反骨”云云，更是荒诞不经之言。通观《演义》，诸葛亮并无相面之术，为何一见魏延便可断其忠奸？而且关羽引魏延来见刘备时，并未免胄，诸葛亮怎么能从他那戴着铁盔的头上一眼就看出“脑后有反骨”？离开了细节的真实，这句话自然也就站不住脚了。
尽管魏延并无二心，诸葛亮却一直想除掉他。当诸葛亮在上方谷埋下地雷，布下干柴时，命魏延将司马懿父子诱入谷中，又叫马岱垒断谷口，企图将他们全部烧死。由于天降大雨，司马懿父子得以逃出，魏延也幸而不死。这时，诸葛亮却翻脸不认账，反而责怪马岱把魏延堵在谷中，要将马岱斩首（卷二十一，《孔明火烧木栅寨》）。这些情节，把诸葛亮写成了心术不正，坑害部下的小人，更是大大的败笔。
最后，当诸葛亮在五丈原病情沉重时，祈祷北斗以求延年益寿。这本来就是徒劳无益的事，罗贯中却把它写得煞有介事，使不忍心看到诸葛亮去世的读者产生几分希望。眼看只差一天就要成功了，哪知魏延却入帐报告军情，因“脚步走急，将主灯扑灭。”（卷二十一，《孔明秋夜祭北斗》）这样一来，诸葛亮之死也成了魏延的罪过，不要说“姜维大怒……欲斩魏延”，就连热爱诸葛亮的幼稚的读者也不禁会将满腔愤怒倾泻到魏延头上，认为魏延确实该死。罗贯中写到这里，可能自认为是得意之笔，而今天的许多读者却反而会替魏延抱屈。
由此看来，在描写诸葛亮与魏延的关系时，罗贯中摇摆于两条原则之间：一条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另一条则是“为贤者讳”的儒家行事原则。遵循前者，他的笔通常是婉曲自然，游刃有余的；而囿于后者，他的笔有时又运转不灵，力不从心，苦心虚构的某些情节并不具备浪漫主义想像的美感，反倒是违背现实主义的败笔。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罗贯中创作思想中的矛盾。
总之，我认为，罗贯中在塑造魏延形象时，其创作意图是游移不定的，倾向性也是不够鲜明的。他似乎是在按照两条平行线来描写人物的：一条是用大量情节表现魏延的智勇功勋，另一条则企图证明魏延确实背叛了蜀汉和这背叛的必然性。罗贯中无法使二者水乳交融，因此，他笔下的魏延形象，尽管在某些方面是丰满的，但其性格却显得不够统一。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乃是他对诸葛亮形象的某种绝对化。
诚然，罗贯中对诸葛亮形象的塑造，从总体上看是相当成功的，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在处理魏延形象时，罗贯中对诸葛亮的失误也是处处回护，苦心文饰，这样就使他在某些地方离开了清醒的现实主义，不能像塑造曹操、关羽、张飞等形象时那样，在忠于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取得较大的创作自由，多侧面、多层次地表现人物的性格。其结果，欲益反损，产生了一些作者始料不及的副作用。从这一创作上的成败得失中，我们不是可以领悟到某些艺术的辩证法吗？
（原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版。收入本人所著《三国演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