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与越南古代小说的渊源发展
内容提要：越南古代属于“东亚汉字文化圈”，其古代散文体小说基本上是“汉文小说”，其发生、发展深受中国小说之影响。16世纪前期模仿和借鉴中国《剪灯新话》的短篇小说集《传奇漫录》的出现标志着越南古代短篇小说的起步，17世纪以后出现的《皇越春秋》等长篇小说则深受中国“历史演义小说”的影响。
关键词：越南古代小说；渊源；发展；中国古代小说
19世纪的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曾将“诗歌”说成是人类“童年”的艺术，而将“小说”说成是人类“成年”以后的产物。[1]这应当是一个既符合历史、也很形象的说法。确实，散文体小说是叙事文学的最高形式，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叙事艺术达到一定高度的产物，此为世界范围内文学发展之规律，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概莫能外。
欧洲各国的散文体小说在14至16世纪“文艺复兴”之际兴起，至19世纪达到创作的高峰。而随着近世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经济、政治、军事的强势“输出”，西方文学，特别是欧洲的小说亦大量输入世界各地，从而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其它地区文学发展的格局和方向，以致这些地区文学以往的历史都在西方文学的遮蔽下显得暗淡和模糊起来。比如在“东亚汉字文化圈”[2]，不仅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了散文体小说和多次小说创作的高潮，而且由于受到中国的影响，越南、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古代小说创作方面也有过突出的成就。本文即试图对中国古代小说在越南的影响以及越南古代小说的产生与发展情况进行必要的分析和介绍。
（一）
越南有两千多年可考的信史：前一千多年 今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曾是中国历代王朝直接统治下的郡县；后一千年，即自宋太祖开宝元年（968年）丁部领削平“十二使君”，建“大瞿越”国开始，则成为独立的国家。而从丁部领于开宝八年（975年）被宋王朝封为“交趾郡王”、李朝国王李天祚于南宋淳熙元年（1174年）被孝宗封为“安南国王”始，至1884年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以前，越南的历代王朝又一直是中国的“藩属”。[3]正因如此，越南的历史文化与中国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在以郡县北属中国的时间内，今越南地方深受中国文化的泽被。秦汉以来，正是中央政权派出的地方行政长官，如东汉时交趾太守锡光、九真太守任延等，“教其耕犁，使之冠冕”，“建立学校，导之礼仪”，使这一原先尚处于比较原始社会状态的地区，逐渐得到开化。[4]至东汉灵帝中平年间已有交趾人李琴通经史，举茂才，仕至司隶校尉。[5]唐时的爱州（今越南清化）还出了一位登进士第，累官至德宗朝宰相的姜公辅。姜公辅创作的《白云照春海赋》（见《历代赋汇》卷六）流传至今，其弟公复也曾中进士，仕至比部郎中。[6]
越南独立建国后，历代的典章制度、政治措施无不模仿中国。来自中国的儒、释、道思想广泛、深入地渗入到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儒家思想被称为“儒教”，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历代皆建文庙，四时祭祀。与此相应的是文教方面仿照中国的科举制，主要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由于中国文化的长期滋润，古代越南不仅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甚至民俗民风亦打上中国的烙印。越南人的姓名同于中国姓名，宗族关系、婚丧礼俗亦与中国相似，甚至节日风习，如除夕辞岁、元日迎春、五月端阳，亦与中国相同。所以连胡朝（1400年——1407年）开国的国王胡季S在《答北人问安南风俗》中也这样写道：“欲问安南事，安南风俗淳。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7]之所以形成这样一种历史文化的面貌，汉字的长期使用和汉籍的大量输入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越南通行的语言属于“南亚语系”，但汉字在越南却通行了二千年，贯穿整个越南古代的历史。即使是作为独立国家的一千多年，越南举国上下仍然统一使用汉字、汉文。虽然13世纪时越南开始出现一种利用汉字的表意、表音功能拼写越南语的“喃字”， 14世纪逐渐体系化，在文学创作上开始应用，但喃字的创造又与汉字有着极大的关系，而且自始至终都未能摆脱对汉字的依赖。这是因为“喃字”主要是借用汉字或汉字构件形成的复合体方块字，结构复杂，笔画繁多，又一直是一种自发形成与发展而未经规范的文字，特别是要想写出和准确理解“喃字”，首先必须通晓汉字，所以越南“喃字”的使用不仅要依赖汉字，而且使用的范围有限，始终未能成为通用的文字。
与汉字在越南通行相辅相成的是中国古代典籍和各种著述大量输入越南。10世纪末越南独立并成为中国的藩属后，曾从官方途径获得大量的汉文经典，如史载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宋廷曾赐前黎国王黎恒《大藏经》（《安南志略》卷一），景德四年，又赐前黎“九经及佛书”（《宋史·真宗本纪》）。另外，出使中国的安南使臣也曾大量购买书籍。如《宋史》记载，宋徽宗大观年间，安南贡使至汴京，就经过特许，购买了大量汉文书籍。[8]至于以后千余年通过民间商贸往来和其他形式的交往输入安南的书籍更应该是大量的。虽然由于气候炎热潮湿，加上历代兵祸频仍等原因，越南未能像日本和朝鲜半岛那样保留下来大量中国古籍，但汉籍曾经大量输入，应是确定无疑的事实。
长期使用汉字以及汉籍的大量输入，深刻地影响了越南的古代文学：一方面是以汉字为书写工具，并且采用“汉文学”各种艺术形式的文学创作，即越南“汉文文学”不仅与越南古代的历史相始终，且渐次发展，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另一方面，后起的“喃字文学”，作为越南古代文学的一个分支，也深受汉文学的影响。
与中国的情况相仿，越南的“汉文文学”作品也是以诗文为主流的，特别是中国的诗词歌赋更为历朝国王、贵族和士人所推崇和仿效。虽然在越南独立之初的丁朝和李朝，通晓汉文者以佛教僧侣为多，现存诗歌多呈禅语，但至陈朝（1225年-1400年），从国王、宗室、大臣到普通读书士子，吟诗作赋已经蔚然风气，如《越史通鉴纲目》记载当时刊行的诗文集已达20余种。后黎朝享国最长（中间有间断），汉文文学更显鼎盛。其建国初年有著名诗人阮廌（1380年-1442年），至黎圣宗时，因科举以经义诗赋取士，科场文尚典雅，词气浑厚，称“洪德文体”，圣宗自称“骚坛元帅”，与文臣申行忠、杜润等二十八人互相倡和，编为诗集《琼苑九歌》。后黎后期还出现了杰出诗人邓陈琨（1710年-1745年）和黎贵惇（1726年-1784年）这样精通汉文经典、著作等身的学者和作家。1802年阮福映统一越南，科考更重视文章诗赋。[9]读书人多攻经史、诗赋，故作家辈出，使因战乱而显得衰微的文坛重现生机。至20世纪初主张越南文字拉丁化的潘佩珠（1867年-1940年）等人，也曾是汉文诗文的名家。
越南的“喃字文学”主要是诗赋等韵文作品，最初，陈朝的文人学士用“喃字”作诗，采用的是中国七律形式，称为“国音诗”，但词藻多用中国。15世纪后又根据越南语音创造出一种“六八体”，最后是将汉语七言诗和六八体结合起来，创造出“双七六八体”诗。自15世纪初至18世纪后期，喃字诗赋的创作逐步发展，其间出现了阮廌的《国音诗集》、黎圣宗和骚坛会的《洪德国音诗集》、阮秉谦的《白云国语诗》等代表性作品。从18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拼音文字通行前，则是“喃字文学”最为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不仅作品数量繁多，而且先后出现被后世越南文学史家称为越南“三大古典名著”的《征妇吟曲》、《宫怨吟曲》和《断肠新声》（《金云翘传》）。
“喃字文学”中，有不少以叙事为主的“喃传”（又称“国音传”、“演歌传”）。一般认为“喃传”在15世纪末或16世纪初开始产生，最早的作品可能是佚名《王嫱传》、《苏公奉使传》、《林泉奇遇传》（又名《白猿孙恪传》），皆用中国的七言诗连缀的形式。后有《庈庍传》首用六八体。16、17世纪“喃传”的作品还不是很多，阮有豪（？ -1713年）的《双星传》及佚名《天南语录》等是少数知名作品。至18、19世纪则出现了“喃传”创作的高潮，主要作品有阮辉似（1743年-1813年）《花笺传》，范彩（1765年-1813年）《梳镜新妆传》，阮攸（1765年-1820年）《断肠新声》（《金云翘传》），阮辉琥（1783年-1888年）《梅亭梦记》，李文馥（1785年-1849年）《西厢传》、《玉娇梨新传》，阮廷炤（1822年-1888年）《陆云仙传》以及佚名《女秀才传》、《芙蓉新传》、《二度梅传》、《佛婆观音传》等。陈光辉曾对越南的“喃传”与中国古代小说的关系进行过研究，他的结论是：现存之“喃传”除了少量取材于中国的史传传说、佛教宝卷、戏曲及粤曲（木鱼书）外，多数都与中国古代小说有关，或直接取材于中国古代的小说，或受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所创作。[10]而这些“喃传”的创作一方面可证明中国古代小说对“喃传”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亦可证明当时中国古代小说传入越南的种类和数量都应该是可观的。
（二）
“喃传”以韵文形式叙述故事，因此实际上是一种长篇叙事诗。而纵观整个越南古代，散文体的叙事小说只有汉文小说，也就是说，越南的汉文叙事实际已经达到了叙事艺术的一个更高层次。当然，这种散文体小说的出现同样经历了一个由渐进积累而终至成熟的过程。
越南最早的散文体叙事类作品也是史书。在中国史学的影响下，陈朝首开国史馆，陈圣宗时由翰林侍读、兵部尚书、掌史官黎文休（1230年-1322年）撰写的汉文《大越史记》三十卷是越南的第一部“正史”，成书于1272年。此书完全按《史记》体例，并在叙事后有“黎文休曰”的评语。[11]完成于陈废帝昌符元年（1375年）的汉文《越史略》三卷则是越南最早的编年史，“此书自唐以前大体全袭史文，自丁部领以下则出其国人之词，与史所载，殊有异同。”（《越史略》卷一）又，黎仁宗延宁二年（1455年），曾命潘孚先续撰汉文《大越史记》，成《史记续编》四卷。圣宗时，吴士连又奉命综合黎文休、潘孚先著作重修《大越史记全书》，[12]至洪德十年（1479年）完成。
大约从14世纪开始，受中国影响，越南也出现了“史传”以外的汉文叙事作品。最早是一些带有中国古代杂史、杂传和志怪书性质的作品，其中首推14世纪初李济川所撰的《粤甸幽灵录》，[13]传世本皆有李济川作于陈宪宗“开祐元年（1329年）春正月”的序。其内容主要是记载越南各地祠庙所祀诸神及其灵验异事，全书28篇，又分“历代仁君（附后妃）”（7篇）、“历代人臣”（11篇）及“浩气英灵”（10篇）三类。每篇内容，首叙诸神之传略，次述其显灵事迹，最后则记其褒封之名称。
《岭南摭怪》是越南另一部著名的早期汉文叙事作品，性质与《粤甸幽灵录》相差不多。传世《岭南摭怪》抄本和异本甚多，多种抄本都有武琼（1453年-1516年）于黎圣宗洪德二十三年（1492年）所写的序。据武琼序，《岭南摭怪》原有旧本，他只是进行了一些加工润色。至于作者，武琼说：“不知作於何代，成於何人？意其草创於李、陈之鸿生硕儒，而润色於今日好古博雅之君子矣。”如按武琼的说法，似乎《岭南摭怪》的旧本应是公元14世纪以前的著作，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估计其成书不会早于15世纪，至少晚于《粤甸幽灵录》，因为《岭南摭怪》中有四篇（《李仲翁传》、《伞圆山传》、《龙眼如月二神传》、《苏沥江传》）实际上是直接袭取自《粤甸幽灵集》的。[14]
15世纪末出现的武琼本《岭南摭怪列传》共有22篇。[15]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多数篇什的背景都被置于“上古”，如首篇《鸿厖传》，叙炎帝神农氏三世孙帝明南巡五岭与婺仙女生禄续，封禄续为“泾阳王”以治南方，泾阳王娶洞庭龙女生“貉龙君”，貉龙君与妪姬生百卵百男，妪姬与五十男居于峰州，自推其长者为王，号雄王，“其国东平南海，西抵巴蜀，北至洞庭，南至狐孙国（今占城国也）”。其余还有12篇，或直接叙雄王、文郎国、貉龙君故事，或将故事之背景置于雄王、貉君时。[16]有人据此认为这些篇什源于越南古代的神话传说，将其定为“神话小说”，有些越南的史书甚至将这些内容写入正史，应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根据各方面的考察，《岭南摭怪》应是15世纪后期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反映了那个时代越南民族意识空前高涨时的社会心理。[17]实际上这许多所谓“神话传说”有的是改换中国的典籍记载而成的，如在中国载籍中时代很明确的“越裳氏献白雉于周成王”故事、秦始皇时的“翁仲”故事都被改为“雄王时代”的故事；有的则是由中国的载籍连类想象出来的，如所谓炎帝三子帝明南巡生“泾阳王”，“泾阳王”娶洞庭龙女，即上攀中国的上古帝王，下因中国唐代的小说《洞庭灵姻传》（《柳毅传》）而杜撰出来的，这一点古代安南史家吴时仕早已指出。[18]
从《粤旬幽灵录》、《岭南摭怪列传》中不仅可以看到中国史传及杂史、杂传、志怪书的影响，也可以看到中国文言小说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一篇是《岭南摭怪》中的《越井传》。唐人裴铏《传奇》中有一篇《崔炜》，写唐代诗人南海从事崔亮之子崔炜在广州的种种奇遇，《越井传》仅仅改换了一下时代，将唐代改为“雄王三世”，又将人名、地名略加改动，如“崔炜”改为“崔伟”，“鲍仙姑”改为“麻姑”，将广州的“越井”改到了越南的“武宁郡之邹山”，其余故事情节几乎全部相同。在《粤旬幽灵录》、《岭南摭怪列传》等属于杂史、杂传和记异志怪性质的著述中，包括当时一些安南士子所作的夹有叙事内容的笔记文中，有些篇什，如《越井传》已经具有“小说”的性质，但只能说是零星出现，越南散文体小说起步的标志应该是16世纪前期出现的汉文短篇小说集《传奇漫录》。
（三）
《传奇漫录》在越南文学史上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这不仅在于其是越南第一部符合小说文体规范和美学要求的小说集，“文辞清丽，时人称之”（黎贵惇《见闻小录》卷五），还在于这部小说集在越南树立了散文体小说创作的典范，以后越南不少短篇小说都可以明显看出学习和模仿《传奇漫录》的痕迹，从而形成短篇小说创作的传统。其对后来产生的长篇小说（如《皇越春秋》）及种种诗文著述的影响亦很大，书中有些故事人物甚至成为后世文学之熟典，或成为民间信奉的神祗。[19]
《传奇漫录》的作者阮屿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父在后黎朝曾任过尚书，阮屿自己亦曾中过科举，当过知县一类的官职，亲历黎末的战乱，后隐于乡间。其小说不仅寄寓了他身经乱世对社会人生的种种感慨，同时也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天才作家的才华。不过，这并不是说《传奇漫录》的创作一无傍依，实际上当代和后世的读者都已经发现《传奇漫录》深受明初瞿佑《剪灯新话》的影响，或径称其为仿《剪灯新话》。[20]其书四卷，每卷5篇，计20篇文言短篇小说，构成上完全模拟《剪灯新话》；各篇篇名或称“录”，或称“记”，或称“传”，内容大多是幽灵、冥府故事，多半以男女情爱为主，也与《剪灯新话》相仿佛。至于故事内容、情节语言，更有明显模仿《剪灯新话》的痕迹。如《传奇漫录》之《木棉树传》、《那山樵对录》、《金华诗话记》与《剪灯新话》之《牡丹灯记》、《天台访隐录》、《鉴湖夜泛记》都有明显的因袭关系，《木棉树传》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看作是《牡丹灯记》的翻版。
不过，《传奇漫录》并非是呆板的临摹，更多的是对《剪灯新话》故事结构、人物语言的借鉴和化用。如《传奇漫录》之《伞圆祠判事录》可以找出同时借鉴《剪灯新话》之《令狐生冥梦录》、《永州野庙记》、《修文舍人传》等篇的痕迹。另外，《传奇漫录》中多有熟稔使用中国诗文典故的例子，对唐人小说中的故事、人物亦皆随手拈来，[21]由此可见其所受中国文化、中国小说影响之广泛，并非仅限于模仿《剪灯新话》。更重要的是，《传奇漫录》在广泛吸收中国文化、中国文学成份的同时，亦深深扎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土壤中。除了个别篇章，《传奇漫录》故事人物皆被设定为越南人，其中有不少甚至是陈末黎初真实存在的安南名士，具体故事发生的场景亦多在越南，个别故事还取材于越南的民间传说，它们集中表达了当时越南人的思想情绪，其中对于人情风习和名物的描写，更显出浓郁的南国风味。
阮屿的汉文造诣很高，散文和韵文用笔都十分娴熟，较之《剪灯新话》，《传奇漫录》中不少故事情节甚至显得更为繁富，结构也更为完整，颇有文采流美之处。虽然从小说艺术的角度看，《传奇漫录》尚有欠缺，但足以成为后世越南短篇小说的典范。《传奇漫录》以后陆续产生一些短篇汉文小说，如著名女作家段氏点（1705年-1748年）创作的《传奇新谱》（原作6篇，现存4篇）、托名黎圣宗所作的《圣宗遗草》19篇及佚名《越南奇逢事录》等，均或多或少地对《传奇漫录》有所因袭，且表现出成熟的文言短篇小说的特质，从而构成越南文言短篇小说的系列。[22]
（四）
越南的散文体长篇小说出现于17世纪末。现存最早的一篇是《驩州记》（全名为《天南列传阮景氏驩州记》）。全书主要写越南义静（古驩州）地区阮景家族前八世之事，尤重在描写后四代人物在“扶黎灭莫”和实现黎朝中兴过程中所建立的功绩。创作完成的时间约在黎熙宗正和丙子年（1697年）。作者不详，但很可能是阮景家族的后裔，撰写的目的则是彰显祖先的功绩。[23]如是，则很容易使人想起明代郭勋网罗文人写《皇明英烈传》的故事。全文以浅近文言写成，夹有诗赞。现存抄本分为十六则，每则有标题，多为偶句。据卷末跋文“总完四卷，一卷为四面”语，疑原书当为四卷十六回（“面”字当为“回”字之误），[24]仿中国“章回小说”形式，正文中多有“却说”、“正是”、“须看下回分解”等套语，亦可证。
除《驩州记》外，现存越南汉文长篇小说多创作于18、19世纪，主要有如下几部：
1.佚名《皇越春秋》三集六十回。叙述1400年至1428年越南之历史，内容涉及到陈末胡季S篡权建立“大虞国”（胡朝），陈圣宗之孙陈天（添）平入明求救，明遣使护送其回国，天（添）平为胡氏父子所杀，明军入安南擒胡氏父子，后黎利起兵反明，明军败退，黎利建大越国（黎朝），并获明策封之史事。2.阮榜中《越南开国志传》八卷不分回，以编年体叙事，叙黎英宗正治十一年（1568年）至黎熙宗正和十年（1689年）百余年间阮氏崛起之故事。原作于18世纪，书名则为19世纪初改题。[25]3.吴俧著、吴悠续、吴任辑编《皇黎一统志》十七回。所述主要为黎显宗景兴三十八年（1777年）至阮朝嘉隆元年（1802年）间事。最后完成于阮朝元年（1802年）或二年。[26]4.吴甲豆《皇越龙兴志》六卷三十四回。《皇越龙兴志》所叙历史自景兴三十四年（1773年）西山阮岳为乱，至明命元年（1820年）阮圣祖登基止。是书完成于阮朝成泰帝己亥（1899年）至甲辰（1904年）年间。
以上长篇小说均以越南历史为题材，可以说是用小说的方法全面地抒写了越南15世纪到19世纪的历史，呈现出一轴又一轴形象、生动和富有立体感的历史画卷。而这些作品采用的则完全是中国古代长篇白话小说的形式。如《皇越春秋》六十回，回目为整齐的七言对句，文中多有“话说”、“且听下回分解”等套语及诗赞，又有随文夹注评论史事人物和行文笔法，连同评点，都是典型的“章回小说”形式。《皇黎一统志》十七回、《皇越龙兴志》三十四回，形式上也明显同于“章回小说”。《越南开国志传》虽然分卷不分回，但叙事中亦有“话说”、“且说”、“且听下回分解”等套语，且有中国长篇白话小说“志传”系列作品作为先例，故仍未脱中国“历史演义小说”的体制。[27]
确实，从总体上看，这些越南的长篇小说表现出对中国“历史演义小说”的全面因袭和模仿，特别是对《三国演义》的因袭和模仿。这不仅表现在小说形式上，亦表现在小说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手法上。首先是这些小说无不突出尊天命、重名份、分嫡庶、崇正统、辨僣伪、明是非的儒家思想。[28]其次是无论是小说的人物塑造，还是情节设置、场面描写，无不刻意学习和模仿《三国演义》。如小说中黎利、阮主的圣君形象，黎善、阮廌的军师形象，胡季S的暴君形象，阮有整的奸雄形象等，都能在《三国演义》中找到相应的原型。至于战争中的两军对阵，甚至“小情节的攻战、埋伏、打围，乃至礼贤下士、神机妙算、观星象而知人事、风折帅旗之预兆、阴魂显露助战报仇等等”，亦无不学步《三国演义》。[29]正因为如此，越南汉文历史小说形成了与《三国演义》相似的风貌，包括这些小说的“评点”方式、倾向及辞句与中国的小说评点一脉相传，特别是与毛宗岗批《三国演义》的“评点”颇多相近。
“越南汉文历史演义小说最大的特色是作者身份与撰写心态与中国历史演义大不相同”。[30]首先是这几部越南长篇历史演义小说的作者，除了佚名者外，均为上层知识分子，有些甚至本身就是所写历史事件的参与者。特别是《皇黎一统志》的作者吴俧、续者吴悠、辑编者吴任（1746年-1803年）和《皇越龙兴志》的作者吴甲豆，均出自越南著名的文人世家，吴任甚至官至国史馆总裁。[31]其次是他们撰写小说时执一种与修史相同的态度，希望能起到补史或代史的作用，也即《皇越龙兴志》吴甲豆在“自序”所说的“体制咸蹈前人，事实较详正史……采诸家所言，以代国志”。因为以这样一种态度来写历史小说，使这些小说所述多本史实，以致后来的史书《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竟引《皇黎一统志》作为注脚。这与《三国演义》的创作是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作品《三国演义》基于民间的“讲史”，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累积，最后由文人整理加工而成。而最初充溢着自由创造精神的“讲史”实际上奠定了《三国演义》的基调，使最后完成的《三国演义》并非单纯是“演史”，更重在“演义”。《三国演义》不过借历史的框架，抒写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因此与其说《三国演义》是重在演述史实的“通俗的历史书”，实不如说其是带有“史诗”性质的历史抒情诗。在中国，那些步《三国演义》后尘撰写的多数历史演义小说，虽然竞相迭出，林林总总，却大多徒具形式，而少有《三国演义》的艺术魅力，原因就在于这些小说或重在“演史”，或重在“演义”，并没有参透《三国演义》既“演史”又“演义”，特别是如何将“演史”和“演义”结合起来的奥秘。比较起中国《三国演义》之后多数文学水平不高的历史演义小说的作者（其中不少人是书坊雇佣的下层读书士子），越南历史演义小说的作者由于有较高的文学修养，所以能在注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激扬妙笔，或用典以增其厚重，或逞词藻而显其风雅，但在小说艺术方面，并没有达到更高的层次，这与古代越南叙事艺术的总体发展水平是一致的。
作为叙事文学的最高形式和人类成年的艺术，小说具有包罗万象的气魄，人类文化和社会生活几乎所有方面都可以在小说中得到反映，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可以说是用美学方法写成的历史。小说不仅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叙事艺术达到一定高度的产物，近世以来，散文体小说更成为文学的最重要样式。在世界范围内，判断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学水平及其繁荣程度，小说现象曾经是、现在也仍然是最重要的标志。包括越南在内的“东亚汉字文化圈”各国古代散文体小说的繁盛，是古代东方文学曾经高度发达的见证，频繁的文化交流则是促进各国文学，包括小说得到发展的重要原因。
注释：
[1][法]巴尔扎克：《论历史小说兼及〈弗拉戈莱塔〉》，王秋荣编：《巴尔扎克论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年，第255页。
[2]本文所说的“东亚”，是一个兼顾地理、历史和文化的概念，主要包括中国、越南、朝鲜半岛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地域范围与一些现代西方学者的说法基本相合。如[美]费正清、赖肖尔、克雷格等提出，“东亚”包括地理、人种和文化三层含义，地理上指受崇岭和大漠阻隔的东部亚洲地区；人种概念指蒙古人种居住区，文化概念则主要指渊源于古代中国的文明圈，包括中国、越南、朝鲜半岛和日本在内，并认为“东亚就是‘中华文化圈’”（费正清等著，黎鸣等译：《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年，第1页。）。本文之所以取“汉字文化圈”的概念，则因为除了其它特点之外，古代“东亚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汉字”作为相关国家和地区之间文化关联的主要媒介，而文字不仅是“文化”的载体，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某种“文明”的标识。
[3]南宋淳熙元年（1174年），李朝国王李天祚宋孝宗封为“安南国王”，正式赐国名“安南”，以后历代沿之。清嘉庆八年（1803年），诏命改“安南国”为“越南国”，册封阮朝创立者阮福映为“越南国王”，“越南”国名沿用至今。
[4]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中国的史籍多有记载。参见《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后汉书》卷七六《任延传》。东吴时曾任过交趾太守的薛综曾上疏孙权，也言：“汉武帝诛吕嘉，开九郡，设交阯刺史以镇监之。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民如禽兽，长幼无别，椎结徒跣，贯头左衽，长吏之设，虽有若无。自斯以来，颇徙中国罪人杂居其间，稍使学书，粗知言语，使驿往来，观见礼化。及后锡光为交阯，任延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为设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学校，导之经义。由此已降，四百馀年，颇有似类。”见《三国志·吴书·薛综传》引薛综《请交州择人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51页。
[5]明欧大任《百越先贤志》卷二：“李进……（汉）中平间代贾琮为交趾刺史，奏请依中州例贡士。后阮琴（按：即李琴）以茂才仕至司隶校尉，交趾士人得与中州同选，实自进始。”欧大任：《百越先贤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姜公辅传》见《新唐书》卷一六五。（元）黎崱《安南志略》卷一五：“姜神翊，爱州人，为舒州刺史。姜公辅，神翊孙，挺子也……姜公复，公辅弟也，终比部郎中。”黎崱：《安南志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参见颜保：《越南文学与中国文化》，《国外文学》1983年第1期。
[8]《宋史》云：“大观初，贡使至京，乞市书籍，有司言法不许。诏嘉其慕义，除禁书、卜筮、阴阳历算、术数、兵书、敕令、时务、边机地理外，余书许买。政和末，又诏以交人自熙宁以来，全不生事，特宽和市之禁。”见《宋史·交阯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5年，第14070页。
[9]越南阮朝实录《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世祖高皇帝实录）卷八：“嘉隆十六年（1815年），会试试法定为：第一场经义传二道，史诗、景诗各二题；第二场，史文、景文各三题，第三场，史诗赋、景诗赋各一题。中者，分甲乙丙三项量补官职。”《大南实录》，日本庆应塾大学影印本， 1971年。
[10]“喃传”取材于中国小说的主要有《林泉奇遇传》（取材于唐裴铏[《传奇·孙恪》）、《西游传》（取材于明佚名《西游记》）、《女秀才传》（取材于明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中的《女秀才移花接木》）、《芙蓉新传》（取材于明季小说选本《今古奇观》中的《崔俊臣巧会芙蓉屏》，原作出于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军中对传》（取材于清褚人获《隋唐演义》）、《断肠新声》（取材于清青心才人《金云翘传》）、《玉娇梨新传》（取材于清张匀《玉娇梨》）、《二度梅传》（取绪于清惜阴堂主人《忠孝节义二度梅全传》）等。故事虽然由作者自己创作，但多少受到中国小说影响的有《双星传》、《梳镜新妆传》和《陆云仙传》等。参见陈光辉：《越南喃传与中国小说关系之研究》，台湾大学文学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 1973年。
[11]黎文休《大越史记》不传，部分内容散见于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
[12]吴士连、黎僖等：《大越史记全书》，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发行，昭和五十九年（1984年）。
[13]15世纪时阮文质曾续编4篇并附于李济川《粤甸幽灵录》后， 18世纪的景兴年间礼部主簿诸葛氏又参考他书重新编写为41篇的《新订校评越甸幽灵集》，文字原作有较大的增加， 1919年吴甲豆又重新校正订补为《越甸幽灵集录全编》。参见陈庆浩等主编：《越南汉文小说丛刊》，台湾：学生书局， 1992年，第2辑2册。
[14]参《岭南摭怪列传出版说明》，陈庆浩等主编：《越南汉文小说丛列》，第2辑1册，第3页。
[15]16世纪中叶，段永福在武琼的《岭南摭怪列传》基础上又增加了《士王仙传》、《朔天王传》、《乾海门三位夫人传》等20篇，列为卷三和“续类”，但据考证，武琼原书确实只有22篇。见《岭南摭怪列传出版说明》，陈庆浩等主编：《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2辑1册，第3页。
[16]如《鱼精传》（托言（貉）龙君时事）、《木精传》（托言泾阳王时事）、《槟榔传》（托言雄王时事）、《一夜泽传》（托言雄王三世孙时事）、《董天王传》（托言雄王时事）、《蒸饼传》（托言雄王既破殷军之后事）、《西瓜传》（托言雄王时事）、《白雉传》（托言雄王时事）、《李翁仲传》（托言雄王季世时事）、《越井传》（托言雄王三世时事）、《金龟传》（托言瓯貉国安阳王时事）、《伞圆山传》（托言貉君娶瓯姬时等事）、《夜叉王传》（托言瓯貉国时事）。
[17]对此可详参拙文《越南汉文古籍〈岭南摭怪〉的成书与渊源》，《文史》第51辑，北京：中华书局， 2001年。
[18]郑永常《汉文学在安南的兴替》引安南古代史家吴时仕（1726年-1780年）说：“好事者见《柳毅传》书，《传》中说洞庭之女嫁泾川次子，妄意泾川是泾阳，既有夫妇，便有父子、君臣，因而织绘成文，务足数代世表。史氏从而采用以为实事。”（台湾：商务书馆， 1987年，第13页。）
[19]参见陈益源：《〈剪灯新话〉与〈传奇漫录〉之比较研究》，台湾：学生书局， 1990年，第171-180页。
[20]据介绍，现存《传奇漫录》的最早刊本卷首有“大安何善汉”于莫朝宣宗永定初年（1547年）秋所作的序，谓“观其文辞，不出宗吉藩蓠之外”，下又有注云：“瞿宗吉《剪灯新话》。”（见《传奇漫录出版说明》，陈庆浩等主编：《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1辑1册，第3页。）后来《皇越通史·艺文志》、《历朝宪章类志·文籍志》著录《传奇漫录》四卷，皆称其“仿”《剪灯新话》。
[21]如《西垣奇遇记》故事之构思明显受到唐人小说《崔玄微》（原出郑还古《博异志》，见《全唐五代小说》卷三五）的启发。篇中“生自谓平生奇遇……可以伯仲裴航而寻常僧孺”，“裴航”指唐人小说《裴航》遇仙故事，“僧孺”则指佚名《周秦行纪》。又“凭仗封姨烦寄语”句，“封姨”则为《崔玄微》中风神名。又“韩翃之柳，迎舞长条；崔护之桃，依旧笑春风矣”，前句用《柳氏传》，后句则为《崔护》“人面桃花”故事。
[22]阮氏点是越南最著名的女作家，越南《历朝宪章类志·文籍志》传记类著录《续传奇》一卷潘辉注云：“女学士阮氏点（按：即段氏点，以其嫁进士阮翘，故称），记述灵异会遇诸事，曰《碧沟奇遇》、曰《海口灵祠》、《云葛仙女》、《横山仙局》、《安邑烈女》、《义犬屈猫》，凡六传，文辞华赡，但气格差弱，稍逊前书（按：指《传奇漫录》。”现存《碧沟奇遇记》、《海口灵祠录》、《云葛仙女传》、《安邑列女传》四篇。各篇及《越南奇逢事录》皆为篇幅较长且文辞华艳的作品，有明显因袭《传奇漫录》之处。《圣宗遗草》19篇中多数篇幅较短，语言简练，借语怪以寓意，与《传奇漫录》不同，然也有几篇，如《花国奇缘》、《尘人居水府》、《浪泊逢仙》，篇幅漫长且掺入不少诗词，可见《传奇漫录》的影响。
[23]参《忨[州记出版说明》，陈庆浩等主编：《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2辑，第187页。
[24]《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2辑3册收《驩[州记》，分为四回十六节，将各则标题列为节目，似可商榷。
[25]《越南开国志传》作者署“吏部尚书该簿兼副断事阮榜中”，生平无考，而本书后跋称阮榜中为“前朝吏部尚书”，即作者应为18世纪人，书名则为19世纪初阮氏当国后所改，因后来阮氏建立阮朝，清嘉庆八年（1802年）改“安南”为“越南国”，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故此称“越南开国”。
[26]吴俧[原著《安南一统志》，叙郑主靖都王郑森（1767年-1782年在位）因宠邓妃而废谪立幼，致三军为变，卒召西山阮氏之乱，灭郑扶黎，以成黎显宗一统。仅完成七回，未竟而卒。吴悠续七卷，写西山据国，黎氏告终之事；后又续三回，则以西山朝阮光缵就擒，黎君归葬为结。
[27]“志传”为明代长篇历史演义小说的常见题名，有的作品分卷不分回，如明余邵鱼编辑《列国志传》八卷（后有陈继儒重核的十二卷本），佚名《两汉开国中兴志传》六卷四十二则，杨尔曾编《东西两晋志传》十二卷，但他们仍然属于“历史演义小说”。特别是《越南开国志传》卷首除序、跋外，还有《越南开国世系》表，中国《新锲京本校正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二十卷二百四十则，书前有《君臣姓氏附录》，疑即《越南开国志传》仿效之本。参见郑阿财：《越南汉文小说中的历史演义》，《域外汉文小说论究》，台湾学生书局， 1979年。
[28]《皇越春秋》卷首“传叙”即云：“有德则治，邦乃其昌。无德则乱，天促其亡。乱臣贼子，百世逢殃。忠君爱国，千载流芳。穷兵赎武，妄逞自强。民怨神怒，罔克胥匡。忠臣义士，圣帝贤王。人归天兴，祚久年长。”
[29]参见陈庆浩：《越南汉文历史演义初探》，《第二届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1987年。
[30]《皇越龙兴志出版说明》，陈庆浩等主编：《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2辑，第3册，第3页。
[31]吴任，安南山南青威（今属西河省）人，后黎朝末年进士，曾任工部右侍郎， 1788年西山阮惠即位，以工部侍郎出使清廷，后升兵部尚书、侍中大学士， 1792年兼国史馆总裁， 1797年奉敕监修国史。吴俧[，吴任之弟，领乡荐亚元，历官佥书平章省事，西山兵变从昭统帝奔至灵，承往琼山招谕藩臣，卒于嘉平，诏赠裕泽伯爵。吴悠，吴任叔父吴焘之子，官历海阳学政。诸人事见《皇黎一统志》及所附《吴家世谱》，吴任与吴俧[、吴悠既是《皇黎一统志》的作者、编者，也是书中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又均作为书中人物出现。后《皇越龙兴志》作者吴甲豆（1853-？ ）是吴任之曾孙，吴家文派名家，文史著述甚丰。
原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