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思想通史》项目正式启动 努力建构思想史研究中国学派

　　源远流长、积厚流光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资源。为全面反映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主流思想文化和价值观，中国社会科学院推出大型学术文化工程——《中华思想通史》（以下简称《通史》）项目。

　　10月31日，简朴而隆重的《通史》项目启动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通史》项目编委会主任王伟光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党组成员、《通史》项目编委会副主任高翔出席并主持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通史》项目编委会副主任荆惠民出席会议。

　　打造深刻反映中国学术、中国精神和中国道路的标志性成果

　　全国100多位学者参与、预计花费5年时间完成，《通史》这个被称作中国社会科学院“1号工程”的项目备受学界瞩目。“力争拿出一部能够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础学科水平、反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水平的鸿篇巨著。”在《通史》项目启动大会上，王伟光话语铿锵、满怀信心。

　　《通史》项目不仅将推出16卷本的《中华思想通史》，还将产生一批厚重的学术成果，包括《中华思想通史资料长编》、《中华思想史纲》、《中华思想通史》（插图本）等主体成果，还有《中华思想家列传》、《中华思想通史大辞典》、论文集、外文版和在线检索版等附属成果。

　　无论从学术上讲还是从现实上讲，规模宏阔的《通史》项目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王伟光指出，《通史》项目的第一个意义是集成。要把中国几千年来所形成的优秀思想文化传统集成起来。第二个意义是挖掘。文化的核心是思想，要深挖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的思想精华，从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中吸取思想养料。第三个意义是继承。遵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我所用，为今所用，为未来所用。第四个意义是结合。中华文化在形成过程中，不断将本民族、本地域的文化和外来的先进文化结合起来。中国封建社会把佛教这种外来文化引进来，和中华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维持了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根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救中国，让中国走向社会主义、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中华优秀思想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又一次重大结合、成功嫁接。第五个意义是弘扬。要进一步发扬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相结合形成的思想文化，即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高翔强调，实施《通史》项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同志有关宣传思想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三个定位”要求，深入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重大举措，目的是为了推出能真正代表我们这个时代认识水平，深刻反映中国学术、中国精神和中国道路的标志性成果，通过对中华思想史的研究，揭示出中华民族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主流精神和文化基因密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不负于历史和时代的贡献。

　　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

　　上溯远古、下迄当今，《通史》如何在五千年的时间跨度中梳理历史长河的思想脉络？王伟光表示，一定要突出中国社会科学院搞《通史》项目的特色，努力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代表当代中国思想史主流学派，观点不要似是而非。从一开始就把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鲜明特色体现出来，不搞模糊逻辑。王伟光强调，《通史》的主线、灵魂就是要鲜明地体现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对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去伪存真，去粗存精。

　　王伟光对《通史》的具体写法提出了四点要求。第一，按照社会存在的客观条件的需要来写。第二，按照社会史的历史分期来写。第三，按照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思潮）来写。第四，注意世界先进思想对中华思想的影响，注意加强对少数民族和港澳台地区思想的研究。

　　对王伟光提出的《通史》的指导思想、写作要求，与会学者深表赞同和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通史》项目编委会成员张海鹏表示，研究我国思想文化传统体系是《通史》的一大重点。春秋战国时期儒道法等思想体系构成了中国思想史的早期传统，这些思想传统在汉唐有什么特点，在宋明、在清代以至民国时期有哪些变化，哪些是今天要继承发展的，哪些是今天要舍弃批判的，都要进行认真梳理，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进行鉴别，做出我们自己的判断。张海鹏举例说，中国思想史上的大一统观、天下观、中央集权观等都需要进行梳理，给予新的解释，给新的时代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剑是《通史》的作者之一。他告诉记者，在这个学术繁荣的时代，各种各样的学术理论、方法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舞台。学术多元发展难免泥沙俱下，一些人或多或少受到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通史》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整部《通史》就像一个串联的电路，所有问题都应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主旨串联起来。”

　　把思想的历史还给人民

　　与思想史研究在西方日渐衰落相反，思想史研究在中国学术界长期热度不减，一直以来不乏对中国思想史进行梳理和总结的成果。《通史》既有对前人学术的继承，更有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推进和创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通史》项目编委会成员王震中看来，《通史》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都将有所突破。“有的部分，有的领域，属于填补空白之作。”王震中举例说，原始社会的思想史，在以往所有的中国思想史中几乎都是不写的，而《通史》将专门列有一编一卷来写中华原始社会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

　　在《通史》的众多创新写法中，最值得称道之处是，以人民的思想史视角来观察、研究思想史。正如王伟光指出的那样，人民既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思想财富的创造者，这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中华各民族人民直接或间接创造了中华思想。写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的思想史都要建立在人民的思想史的基础上，要为中华民族整体发展的思想创造树碑立传。

　　王伟光强调，所谓人民的思想史，一是人民为思想家创造思想提供素材、原料，提供实践、经验和舞台；二是只有反映历史进步，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代表人民意愿、要求的思想才是人民的思想；三是要尽可能从史料上挖掘、收集人民在民间的思想表达。按照人民的思想史来写，就是要站在人民的立场，判断历史上思想争论的是非，体现人民的实践需要、利益诉求、价值观念，打上人民的痕迹，进而揭示中华文化变迁的思想轨迹和内在规律。

　　高翔指出，已有的思想史著作大多是精英思想史，有关人民群众思想的史料从未被系统梳理过，从未被认真正视过。事实上，从先秦的神话、传说，到明清时代的小说、戏剧、民谣、档案，再到近现代的影视作品，人民群众思想的史料浩瀚、丰富。像《通史》这样系统、明确地提出把思想的历史还给人民，从人民大众的喜怒哀乐、观念变迁中发现时代精神，是前所未有的。“做好人民思想史，《通史》的特色就非常鲜明。”高翔强调，学术著作的价值在于特色。坚持《通史》在方法上、价值理念上的鲜明特色，必将有力推动思想史研究中国学派的形成。

　　与会学者对思想史研究中国学派的形成充满期待。王震中表示，在《通史》的作者队伍中，有许多是活跃在学术前沿的中青年学者，这使得出成果与出人才相辅相成，“随着5年后十六卷本《中华思想通史》的问世，一批德才兼备的杰出人才和生力军将会更加活跃在我国学术舞台上。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史研究新学派的形成，前景在望。”（毛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