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游乎人生路——《逍遥游》中庄子的成才观
内容摘要：庄子是先秦道家的代表人物，对于中国的社会思想和人生态度无论是积极或是消极方面，其思想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长期以来，人们对庄子思想的关注焦点大都集中在消极避世、致虚守静等消极方面。但就当时社会而言，庄子的思想当中也不乏在社会中体现个人价值的积极因素。本文将从《庄子》开篇《逍遥游》入手，从成才观的角度阐述庄子积极而高扬的人生态度。
关键词：《逍遥游》；积极；成才观；人生态度
作者简介：蔡鑫（1988年6月22日-），甘肃兰州人，中国共产党党员。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主要研究先秦文学。曾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联合会副会长。乐于诗歌创作，专于学术研究。现任教于兰州商学院陇桥学院。
春秋末年，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局面，诸子争鸣竞起，在不断的碰撞与融合中开创了中国文学和思想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所产生的各种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打出了不断变幻的旗帜，在几千年的华夏文明中上演了彼此交锋亦相互融合的场面。其中，儒、墨、道三家对后人影响尤为深远。
正如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所指出的，儒者、墨者和道者代表了理智的三种趋向：“一是道德意味突出的以人格修养为追寻目标的理智；一是崇尚现实以利益实现为追寻目标的理智；一是以精神超越与人格永恒为追寻目标的理智。”①而道家又与儒家、墨家不同，儒墨两家在战国初期已经成为显学，俨然初具思想流派的雏形。道家在当时却并未形成一个完整明确的思想流派，并未建立起一个一致而清晰的思想体系，甚至对于道家的起源和传续在历史上都鲜有痕迹。《汉书·艺文志》中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这样的“追本溯源”没有清晰的阐释，也无证可考。起源的不确定性，就使得道家的思想更难为后人所理解。
庄子是先秦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主张精神的超脱与人格的自由，主张将自然之道推衍到社会与人类。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老庄，尤其是庄子的哲学最贴合他们内心深处隐微的部分，它在儒家的规矩严整与墨家的禁欲严峻之间，给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方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它是率性的，是顺应自然的，反对人为的束缚的，它在保全自由生命的过程中，竭尽了最大的心力。毫无疑问，对于中国的社会思想和人生态度无论是积极或是消极方面，庄子思想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庄子其人其世
关于庄子的生平，史书上鲜有记载，因此后人对其知之甚少。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对庄子有一段简单的叙述，颇具参考价值：“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自王公大臣不能器之。楚威王闻庄子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之以相。庄子笑谓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生不仕，以快吾志焉。’”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大致了解庄子的生活年代和活动地域，以及他对入仕的态度。关于楚威王聘相一事，《庄子》书中也有几处记载，内容基本相当。
《秋水》中记载庄子去魏国看望惠子，表明自己志向远大，对相位不屑一顾的言行，那么，他至少是一个衣食无忧的隐者吧？不是。宋人曹商曾讥讽庄子住在贫民窟狭窄的巷子里，处境困窘以织草鞋为生，落得面黄肌瘦。（《列御寇》）这样看，庄子是一个织草鞋的手工业者，前后做过漆园吏，就是掌管漆树种植和漆脂生产的官员。
《山木》中还记载道一次庄子见魏王的故事，因庄子穿得破破烂烂，魏王讥笑他困顿。庄子区别了贫困和困顿的意义，指出像当时那样君王昏庸、大臣淫乱的时代，知识分子要想不困顿是做不到的。
至此，庄子拒绝楚威王聘相的原因大概浮现，想成功，施展自己的抱负，必须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对时势有冷静的思考。庄子处在一个战乱频繁昏君乱相的时代，他要是不逆心智地与帝王将相交游，等待他的，就是和比干一样下场。
庄子基于对残酷现实的不满，书中多处提到战争。《则阳》就是一个关于战争的典型而形象的寓言：“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
“《庄子》中这些记述和这个寓言表明，庄子是生活在一个以兼地夺位为务、以攻伐战争为贤的不安定的时代，庄子对这些战争的目的表示了极度的轻蔑，明确地反对这些战争：‘夫杀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养吾私与吾神者，其战不知孰善？’”②
除了兼地夺位的攻伐战争之外，从《庄子》中还可以看到君王的暴虐行为、丑陋嘴脸，和统治阶层的欺诈、奴役、残暴，以及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穷困不堪。
庄子眼见在这样一个动荡摇曳、权力倾轧、暴力相向的乱世中，知识分子的命运悲惨：要么，丧失自己的立场和主张，被统治者利用，成为统治者的走狗；要么，在统治者面前坚持自我，那就被清理掉；要么，就走庄子一样的路，远离政治，独善其身，实现自我价值。
众多学者评价庄子“厌世”、“避世”、“出世”，请回到当时的社会，如苏秦之辈，算是知识分子中在官场上的佼佼者，然而除了让百姓流了更多的血，自己也免不了身首异处的下场。
庄子将其生命与世界统一起来，他没有对世界感到厌倦，也没有对世俗感到厌烦，世界、世俗是自然与人类社会的真实面貌和本来色彩。他所厌恶的，是凌驾于世界之上，蒙在统治者丑恶灵魂上的虚伪面具和他们所持的美化了的为实现其不可告人目的的工具。
庄子揭下统治者的面具，让人们真切的认识到那伪善外表下肮脏的本质，他发出了“彼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胠箧》）的呼喊，对统治者表示强烈的不满。这样的做法，无疑会使统治者气急败坏。他原本可以选择逃避，无视其所见，可是他没有，他真正进入到政治的本质，用语言做刀剑与统治者作斗争。庄子热爱这个世界，他同世界、同受压迫的百姓成为一个整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对于天地，他没有敬畏：对于万物，他不会轻视。把这一切当作朋友、兄弟、甚至是自己，这怎么能是避世、厌世呢？
诚如清人胡文英所言“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作为一个手工业者，一个底层穷困的劳动人民，庄子从未置身世外，他于政治上显示的出世，正是他为受压迫人民奔走呼喊的入世，本着对劳动人民的无限热爱，与统治者划清了界限。
面对残酷的现实，诸子各抒己见，在不同的人生境遇中，在进与退之间，他们给出世人安身立命的哲学依据，貌似截然不同，却又殊途同归——《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皆起于王道既危，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庄子作为先秦道家集大成者，深知伴君如伴虎，唯有独善其身才能保全。
社会是由若干个体构成，如若越来越多的个体不去追求功名、地位，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就会越来越少。个体实现其最大的社会价值，人类就能得到长足的发展。自救就是救世，发展自己就是发展社会。
于是，庄子远离官场，在一个能够自由自在、最大程度发挥其价值的世界里遨游。虽然，他没能摆脱物质上的贫穷，而在人生价值上，他绝不困顿。终于，留下《庄子》一书，成为中华民族一笔宝贵的财富，在文学、哲学、美学等方面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庄子内心清虚、处乱世而自识，他用其一生，告诉后人，要审时度势，这是实现自我最大价值的前提。
“迷阳迷阳，无伤吾行！郤曲郤曲，无伤吾足！”（《人间世》）“悸惧、痛心之余的庄子，仍是不辞艰辛地于曲折地谈寻出路，世虽弃我，我不弃世，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坚韧的信念与毅力！”③
二、《逍遥游》与庄子成才观
关于该篇总旨，王先谦《庄子集解》道“言逍遥乎物外，任天而有无穷也”④。《让王》篇有“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之语。笔者结合本文大旨，认为该篇讲述一种对名、利、权、位无所挂念，驾驭自然规律和社会法则的至高成才观念。
（一）北冥有鱼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尔雅·释鱼》释为鱼子。“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以极小之鱼子，言极大之鱼，庄子是要告诉人们，要成才，首先不能小看自己，小小的鱼子蕴含着成为千里之大鱼的巨大潜力，一个看上去平凡而渺小的人物可以有一个无限广阔的未来。
“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那条大鱼潜在无比广大而深厚的北海之中，正如《周易》当中所说，“潜龙勿用”、“厚积薄发”。“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或者修道没有成功，需要沉潜，修到相当的程度就变化了，飞动升华。”⑤这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量变引起质变的道理是一致的。
“怒而飞”，这是自身素质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可以朝着自己的目标迈进了。大鹏之志，在天池南冥。“去以六月息者也”，六月，东南风最甚，能够承载起大鹏的千里之翅向北而去。“溟海不深则无以养巨鲲，水积不厚则无以浮大舟，风积不厚则无以展大翅。这说明积厚是大成的必要条件……北海之水不厚，则不能养大鱼，环境的限制，常使人心灵萎缩。水浅而舟大，则不足以游大；功力浮乏，自然难以施展。任何人，无论成就事业或学问，必须经过积厚的工夫。苦学、锻炼、磨砺，都是积厚的工夫，经过积厚的工夫，才能发挥出他的功能和力量来。大成之人，须积才、积学、积气、积势，才能成其大；大鹏图南，途程遥远，必资以九万里大风而后成行。”⑥
对大鹏来说，六月一切条件完备，是其往南冥的最好时机。对于成才来说，也要把握合适的时机，待主客观条件成熟，才可以行动。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就是这个道理。
“鲲鹏变化图南之意，以暗喻大圣必深蓄厚养而可致用也。意谓北海之水不厚，则不能养大鲲，及鲲化为鹏，虽欲远举，非大风培负鼓送，必不能远至南冥，以喻非大道之渊深广大，不能涵养大圣之胚胎。纵养成大体，若不变化，亦不能致大用；纵有大圣之作用，若不乘世道交兴之大运，亦不能应运而兴已成广大光明之事业。是必深蓄厚养，待时而动，方尽大圣之体用。”⑦
（二）蜩鸠笑鹏
蜩与学鸠，一个小虫子，一个小鸟，竟也讥笑大鹏“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庄子又打了一个比方，计程裹粮。对应起来，蜩鸠就是那“适苍莽者”，大鹏是“适千里者”。“庄子因言世人小见，不知圣人者，以其志不远大，故所蓄不深厚，各随其量而已。故如往一望之地，则不必蓄粮，此喻小人以目前而自足也。适百里者，其志少远。若往千里，则三月聚粮，其志渐远，所养渐厚。此二虫者，生长榆枋，本无所知，亦无远举之志，宜乎其笑大鹏之飞也。”⑧朝菌、蟪蛄乃至众人，其实与蜩和学鸠无异，冥灵、大樁、彭祖和鲲鹏一类。
这里从反面论证了没有一个对自身发展有利的环境、没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没有深厚的积淀，也就没有了广阔的视野。由于视野有限，就去目空一切，这样的人可憎亦可悲。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能力改变自己学习和生活的环境，也必须广泛与外界交流、深蓄厚养，扩大自己的视野，大成者须有广大的心灵空间的。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这四类人“都是一曲之士、小成之人，这四等人，心灵凝滞，见识不出世俗常识的层面，他们对于礼教世界的满足和赞美，犹如小麻雀自得于一方。在宋荣子看来，世俗世界中这四等人，汲汲然于一己的浮名虚誉，实如同斑鸠麻雀跳跃于蓬蒿艾草之间”⑨。
在庄子看来，即便是“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的宋荣子，亦或是“御风而行泠然善”的列子，也是有一定局限的，这就是庄子所说的“有待”。要想拥有无限广大的视野，就要尽量破除这种局限，以达到“无待”的境界，就是视野从个人、从小世界中解放出来，以自然、人类社会的高度来看问题，从宏观上把握自己的位置。只有将微观置于宏观当中，将个人置于自然和社会当中，才能更好地认识自身的价值，发现自己所能逍遥游骋的最广阔天地。
自然、社会都有其运行、发展的规律，而把握了这种规律，将个人发展与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结合起来，这便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
“至人无己”并不是说人没有自我，而是超越狭隘的“我”，为功名利禄所奔走的我。使自己从狭隘的局限中解脱出来，不计功，不为名，以成就大我。
（三）尧让天下
尧想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拒绝了。许由认为不应该去占有不属于自己的功名，哪怕是送上门来的，因为那样不能体现他自身的价值，甚至是对他的侮辱，于是，结束了和尧的对话后，他跑去溪边洗耳朵。庄子认为，成才目标应该定在实际作为上。小鸟想要整片森林，它就会没有容身之所；鼹鼠要把一条河的水喝光，就只能丧命。一个人境界之大，目标之远，是要在一个广大的世界里将个人价值的最大化，就是所创造“实”的最大化，实至则名归，正如《老子》中讲到的，“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功名一类的东西，是自己的，别人也抹杀不掉；不是自己的，争得只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四）肩吾之惑
接舆给肩吾讲了一个神人的故事，肩吾以为大而无当不能信之，于是告诉连叔，对于肩吾的疑问，连叔首先谈到了视野，说肩吾的心智犹如瞎子的眼睛聋子的耳朵一般闭塞不通。这里再次提到“无己”的问题，要破除自我中心的局限，以达到“无待”的境界，与自然和社会融为一体。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广泛地吸取人类文明的精华，在知识的巅峰上“吸风饮露”，若“乘云气，御飞龙”般驾驭自然规律和社会法则，游弋于无限的人生境界当中。
连叔接着说道不论遇到怎样的考验，人的内心应该坚持自己的本性不随波逐流，是心灵“物莫之伤”。这似乎与视野的问题存在了矛盾，要破除心灵界限，又怎么能保持本性呢？其实并没有矛盾，一个人要坚持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风格、自己内心的秉持，首先要让自己强大起来。怎样去强大？就是要有选择的在人类文化中汲取营养，让自己心智健全强大起来，才能不至于流俗。
（五）宋人卖冠
宋国人到越国卖帽子，越人断发文身，用不着戴帽子。尧治理好天下的人民，安定了海内的政事。就前往遥远的姑射山上、汾水的北边拜见四位得道之士，不禁茫然忘掉自己身居天下之位。
这两个故事看似无关，其实再次讲到了“无功”与“无名”。唐代成玄英疏庄子道:“越国逼近江湖，断发文身，以避蛟龙之难也……章甫本充首饰，必须云鬟承冠，越人断发文身，资货便成无用，亦如荣华本犹滞者，富贵起自骄矜。尧既体道洞忘，故能无用天下。故郭（郭向，字子玄）注云，‘夫尧之无所用天下为，亦犹越人无所用章甫为。’”⑩
越国人一方面由于客观需要，另一方面不习礼，不追求外在的虚荣，因而帽子对他们没有用。倘若他们为了追求像中原礼仪之邦的儒者一般翩翩而束发而冠，蛟龙的祸患也就要厉害些了。尧治天下，已经太平。对尧来说，治理天下的工作已经没有发挥其人生价值的空间，仅仅是一个受人尊崇的使天下得治的好名声。当尧去见四位得道之士，其中一位前面提到过，是不为名而辞天下的许由。尧在这四个人的环境当中熏陶，明白了人生价值的真正意义，于是乎忘记了他所使太平的天下。
再回到宋国人卖帽子的故事，越人固然没有帽子，也没有其他商人给他们卖帽子，看上去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可是他们不需要帽子。卖帽子的目的在越国是走不通的。假使放到重礼的鲁国，宋人的生意应该会好许多吧。我们定下一个目标，选择一条通往成才的道路，要对这条道路做充分的路，进行可行性分析，否则，不择手段或者一味标新立异，只能离目标愈行愈远。
（六）无用之用
在成才之路上跋涉的过程当中，难免会遇到挫折，得不到他人赏识。很多人会因此丧失自信，认为自己一无是处，不能有所成。其实不然，表面上的碌碌无为，并不能将内心的潜质抹杀掉，简单的平凡中亦透出一种无声的伟大。
在这里，庄子讲了两段与惠子的对话。这两段对话讲到只要方法得当，无用的可以使其有用，小用的可以成就大用。第一段对话庄子和惠子就大葫芦的功能进行讨论，庄子同时向惠子讲了一个不同的人处理不龟手之药的故事，一个得百金而自满，一个以此得到土地的封赏。这段对话重在说要善于发掘自己的潜能，善于运用看上去不起眼的事物，使其在更大的环境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要打破常规，注重创新，以小而见大。第二段对话让我们看到很多人到处奔走追逐名利，机关算尽，像跳来跳去抓老鼠的猫一样，最终沦落到“中于机辟，死于网罟”的下场。不能够一味迎合别人，保持真我才能获得更长远的发展。
三、《逍遥游》与庄子成才之道
前文首先论述了庄子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尊重知识分子自身价值的人格魅力和当时社会环境下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接着结合《逍遥游》篇具体阐释了每个故事背后所蕴含的庄子对于成才的认识。庄子在提出了一些观念之外，还指出了一条成才之道。当然，要走完一条道路，还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庄子在提出理论认识、指明道路的同时，也为我们指出了条件和具备条件的方法。
树立信心：要想成才，首先便要树立“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心，《逍遥游》一开篇，庄子便以鱼子指大鱼，暗喻每个人都大有可为。树立信心，是每个人走出第一步的基础。
价值观正确：毛泽东曾经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过：“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非但无用，还会在错误的方向上越走越远，害人害己。因此，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很重要的。许由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追求自身价值的真正体现而不是外在的浮华，追求“实”而抛弃“宾”。
积累深厚：“六月之息”、“三月聚粮”便是积累，有了深厚积累，才能为人生路上的迈进提供动力和可能。
目标远大：大鹏有南冥之志，远举者有千里之向，这些都是远大的目标。只有拥有远大的目标，才能最充分的实现人生价值。
视野广大：蜩与学鸠之所以目空一切，不见大鹏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们将视野局限在榆枋之间，不知天地的广大与美好。以“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的小成就而知足的人，同样是视野受到限制，终究无法达到最广大的人生意义。
正确的方法：利用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法则发展自己，“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要善于运用身边的事物，要将心灵拓展开来，在广泛的世界中发掘自身的潜能，基于自身特点进行创新，不能像给越国人卖帽子、用“不龟手之药”洗衣服一般大材小用。必须始终保持自我的独立，不能一味迎合别人，这样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
以上是成才的主观条件，作为一个社会人，要想成才，还要具备一定的客观因素。
环境有利：要有北冥那样深厚而广阔的海水才能培养出“不知其几千里”的大鲲，比喻需要有一个有力的成才环境。怎样的成才环境便是有利呢，是能够让人在其中“吸风饮露”，汲取社会文化的精华。
时机合适：要等待时机，如大鹏待六月，这时候风是最大的，合适的时机达到适当的条件才可以展翅翱翔。
用一个图表来表示庄子给我们揭示的成才之路：
庄子成才观所展现的这一条成才之路，何尝不是一个人一生努力跋涉、积极进取的写照呢？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脱离他所生存的时代而存在，庄子亦是如此。当安详平稳的生活成为过去，“天经地义”似乎成为传说而“天崩地坼”却成为现实的时候，权力已不在对人们的思想形成制约，因此这一时期的思想者们尤为自由也更为痛苦。当一切真理都遭到质疑而土崩瓦解，思想者们必须观望我们究竟从何处来，再将旗帜指向未来。因此，站在不同的观望角度上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自成体系又自圆其说的不同理论系统。庄子也是这痛苦的观望者中的一员。
正因为世道污浊，所以他才退隐；正因为有黄雀在后的经历，所以他才与世无争；正因为人生有太多不自由，所以他才强调率性。庄子是以率性而凸显其特立的人格魅力的。正因为爱的热烈，所以他才恨的彻底，他认为做官戕害人的自然本性，不如在贫贱生活中自得其乐，其实就是对现实情形过于黑暗污浊的一种强烈的觉醒与反弹。
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庄子关于人生的思考有着明显的实际意义——面对纷争与暴虐，基于现实的最基础考虑便是保全自身、回归天性。在《人间世》里，庄子清醒地认识到：“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所谓“无用之用”便是保存生命的安全与人格的自由。
然而，这种关于人格独立和精神超脱的思索对于战国时期的统治者而言太不合时宜了，当所有人都朝不保夕地为了起码的生存空间尔虞我诈的时候，庄子也只能借助想象的翅膀构筑一个玄妙世界，来为世人铺就一条安然保真的人生路。
注释：
①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页。
②崔大华：《庄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0页。
③陈鼓应：《老庄新论》，商务印书馆，2008年5月修订版第240页。
④王先谦：《庄子集解》，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页。
⑤南怀瑾：《庄子諵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⑥陈鼓应：《老庄新论》，商务印书馆，2008年5月修订版第203页。
⑦释德清《庄子内篇注》，载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页。
⑧释德清《庄子内篇注》，载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页。
⑨陈鼓应：《老庄新论》，商务印书馆，2008年5月修订版第204页。
⑩（清）郭庆藩集释、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3页。
参考文献：
(1)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
(2)（清）郭庆藩集释、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04年版。
(3)陈鼓应：《老庄新论》，商务印书馆，2008年修订版。
(4)崔大华：《庄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5)南怀瑾：《庄子諵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6)朱谦之：《老子校释》（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84年版。
(7)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8)王先谦：《庄子集解》，中华书局，195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