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武侠小说的再认识（代序）

　　研究武侠小说单个作家的专著，建国以前只出版过一本几乎不受人注意的《还珠楼主论》（徐国桢著）；而曹正文同志的《武侠世界的怪才——古龙小说艺术谈》，则将成为建国以后在大陆出版的第一部。她的问世，上距《还珠楼主论》已经四十余年。足见此类书籍在我们的社会里是何等稀少。我想，这是由我们社会对武侠小说的一般看法所决定的。

　　广义地说，武侠小说可以包括《三侠五义》、《七剑十三侠》之类；狭义地说，则以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为其最早的代表作。鲁迅先生在发表于1931年的《上海文艺之一瞥》中说：“那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和闹得已经很久了的武侠小说之类，是也还应该详细解剖的。”那就是指的狭义的武侠小说。至于《三侠五义》等，鲁迅先生称之为“侠义小说”。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曾对“侠义小说”作过这样的概括：“这等小说，大概是叙侠义之士，除盗平叛的事情，而中间每以名臣大官，总领一切。”很明显，狭义的武侠小说——无论是《江湖奇侠传》、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青城十九侠》，抑或白羽的《十二金钱镖》、郑证因的《鹰爪王》——在内容上都已超越了这一范围，从而不应与侠义小说相混淆。现在的新派武侠小说更是如此。因此，我认为武侠小说的狭义的概念比广义的概念似乎更科学一些。实际上，侠义小说与狭义的武侠小说在社会上的一般评价中也是有区别的。一个突出的例证是：1955年以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狭义的武侠小说全都不能公开流通，而作为侠义小说的《三侠五义》仍可公开出版。

　　就狭义的武侠小说而言，她的形成与“五四”新文学大抵同时，但其内容却与新文学大相径庭。所以，新文学家把她视为旧文学，加以排斥，当然不会去写研究性的专门论著。尽管在解放前（甚至解放初）她拥有很多读者，但除了新文学家和接受新的文学观点的人以外，当时的中国人一般是根据传统观点，把武侠小说视为没有研究价值的消遣品的，当然也不可能成为研究对象。到了1955年，政府根据新文学阵营对武侠小说的一贯评价，禁止其流通，也就更不可能出现有关的研究论著了。

　　解放前的新文学家对武侠小说的批判主要是两个方面：一、内容荒谬，以致好些读者在读了以后，离家外出，到名山大川去求师访道；二、它只反贪官污吏、恶霸豪强而不反政府，使读者对统治阶级产生幻想，不利于革命斗争。平心而论，这些批判是很正确的。但就今天来说，第一，随着解放以后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读了武侠小说而到昆仑山或峨眉山去求师的人已经不大可能再出现；第二，反动政府已被推翻，谁再要反政府谁就成为反革命，所以，武侠小说的不反政府也就不会对现实生活产生不好的影响。而武侠小说之曾经吸引许多读者的特点——情节曲折离奇，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却依然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旧的武侠小说在近几年来经过批准而重印，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不过，重印的这些解放前和解放初的武侠小说，尽管包括了《蜀山剑侠传》这样在当时极其叫座的书，比起50年代以来逐渐兴盛起来的港、台武侠小说——新派武侠小说——却不得不相形见绌。大抵说来，旧武侠小说只注重情节而不注重人物，新派武侠小说（指其中的优秀作品，下同）则在注重情节的同时，也注重人物的描写；旧武侠小说基本上以旧的道德观念和文学观念为指导，新派武侠小说则已向西方的新观念靠拢，也正因此，其艺术成就不仅大大超过旧武侠小说，而且也超过了那些在“左”的观念支配下的所谓新文学作品（小说）；其给予读者的思想上的启发，不仅远非旧武侠小说所能望其项背，就是上述的所谓新小说也明显不如（说得更准确一些，在这里还包含着往什么方向去启发的差异）。因此，作为新派武侠小说代表作家的香港金庸、梁羽生，台湾古龙的作品，在大陆上获得了广大的读者群，也就绝非偶然。

　　然而，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扎下根来的轻视武侠小说的观点，在今天仍有相当大的力量。近年来虽在报刊上偶尔发表过几篇关于武侠小说的论文，研究单个作家的专著却还没有出现过。所以，对曹正文同志此书的即将出版，无论于公于私，我都感到由衷的高兴。

　　从公的方面说，我觉得这事情本身体现了我们社会对武侠小说的态度的变化，虽然仅仅是开始。而尤其重要的是：这种变化还牵涉到一个更为根本性的原则。谁都知道，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广大的人民群众是社会的真正主人。既然如此，凡是人民群众所需要和喜欢的东西，就应该受到社会的重视，给以应有的地位。在某些领域，我们确是这样做的。例如卷烟，尽管它对人的身体有害无益，但由于许多人要吸，我们还是办了许多卷烟厂，厂里的工人既能跟其他行业的享受完全一样（甚至高一些）的待遇，吸烟者也并不被认为品质不良。但有些领域就没有做到（至少是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例如文艺领域。广大读者和观众所喜欢的、并且不存在所谓政治性问题的某些作品，有时却会被斥为格调不高或缺乏教育意义，从而受到歧视或鄙视。武侠小说就是如此。然而，即使她仅仅以情节取胜，但既然她的曲折离奇的情节能使许多读者获得好奇心的满足，从而感到愉快（对今天的读者来说，那并不是吸了海洛因以后的愉快，而是吃了佳肴或抽了卷烟以后的愉快），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轻视或鄙视她呢？何况其中的优秀之作确实已在艺术上获得了相当的成就。所以，今天仍认为武侠小说是文学界的低人一等的品种，不值得加以专门研究，这是我所不敢苟同的。而武侠小说的研究专著能够得到出版的机会，则说明了把群众的需要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自己高踞于群众之上的风气，正在文学界和出版界进一步形成。

　　从私的方面说，则因曹正文同志跟我是多年的朋友，而且他写的这部书是其学术研究中一个新的创获。

　　我跟他相识，是70年代初。当时他在厂里当工人，但却渴望学习；尽管许多书都已被谥为“毒草”而遭到禁锢，他却还千方百计地去找些书来阅读，似乎也还向我借过不少书。一来二去，就熟悉起来了。他勤奋刻苦，在沉寂的岁月中做了几十万字读书笔记，并向报社投稿。他结婚的那一天，曾请我到他家里去玩。不知是我到得太早抑或太晚，他家里没有一个贺客；尤其糟糕的是，他竟晕过去了，躺在床上，他的母亲和新婚夫人正在着急。据他母亲说，他白天在工厂做工，晚上读书写作到凌晨，是长期太劳累的结果。我想，这大概是他平时读书太用功，影响了身体，婚前再忙于各种杂务，就累得受不住了。幸而他康复得很快。更幸而“四人帮”终于跟一切反动派一样，尽管得意一时，对革命人民进行了残酷镇压，最后还是不能逃脱其应有的命运——灭亡。于是，正文同志自学成才的愿望得到了实现的机会，他赤手空拳，经过一次又一次退稿的考验，终于进入新闻界与文学界。以后正文同志一面在《新民晚报》社担任编辑，一面努力写作。迄今为止，他虽然只有初中学历，却已在报刊上发表作品三百多万字，出版了十四本很受读者欢迎的著作，并介绍到国外，鉴于他的文学成就，载入英国的《世界名人录》。这部《武侠世界的怪才——古龙小说艺术谈》是第十五本。正文同志以古龙为典型，具体地探索了新派武侠小说的魅力所在；同时又把古龙放在新派武侠小说家群中来考察其独特成就。他既努力揭示古龙小说中一以贯之的东西，又把古龙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寻求其发展的脉络，并对其各部代表作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剖析。他既重视古龙小说在思想上的特点，也没有放松对其艺术手法的注意。所以，这是一部较为全面、系统而又充满新意的古龙小说研究专著，是新派武侠小说专门研究的良好开端。作为一个老朋友，我当然要为作者这一富有学术价值的新成果而深感高兴。

1989．7．12于复旦大学

　　《武侠世界的怪才——古龙小说艺术谈》，曹正文著，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