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寿光:仓颉遗迹、仓颉文化的源头

  9月27—28日,清华大学历史系、国学网、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齐鲁文化研究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在山东寿光举行“仓颉·寿光与中华文明起源”研讨会,会议围绕仓颉遗迹、仓颉传说、仓颉记载、仓颉书、仓颉篇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得到明确结论:仓颉遗迹、仓颉造字传说以及由此形成的仓颉文化现象,其源头在山东寿光。

  中国历史上记载仓颉造字最早的文献是《荀子·解蔽》(荀子的生卒年在前234—313年),记曰:“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荀子是古郇邑(今山西临猗)人,年15到齐国游学,入稷下学宫潜心从学,至60多岁才离开齐国,因其学识渊博,成为稷下先生,又三次担任祭酒之职(相当于今天的大学校长)。由于荀子学问高深,声名远播,韩国贵族韩非(前280-前233)和上蔡(今河南上蔡)人李斯(?—前280)慕名到他任令的兰陵县拜为师,后韩非成为战国时代法家主要代表,李斯则为秦丞相,助秦始皇扫除六国,建立秦王朝。秦始皇父亲庄襄王丞相濮阳(今河南濮阳)人吕不韦(?—前235)养门客三千,由其门客撰成《吕氏春秋》。韩非有《韩非子》,李斯有《仓颉篇》,吕不韦有《吕氏春秋》,这三部著作均有仓颉造字的记载。连同《荀子》,四部战国时代著作是今所能看到仓颉造字记载最早的古代文献。

  南朝梁任昉(460—508,寿光人)《述异记》载:“仓颉墓在北海,呼为藏书台。周末发冢得方玉石,······当时莫识,遂藏之书府。至秦时,李斯识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至叔孙通识十二字”。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仓颉台弥水所经,水东有孔子问经石室”。北宋王著《淳化阁帖》注《仓颉书》曰:“在北海(今寿光),此石虽不寻,而为吾国文字之祖”。南宋郑樵《通志》载:“仓颉石室二十八字,在北海仓颉墓中,土人呼为藏书室。周时无人识,至秦李斯识其八字,曰‘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汉叔孙通识其十三字。孔子至齐,亦尝访焉”。上述记载说明,史上所传“仓颉书”(刻有文字的方石)是西周时期从立于寿光的仓颉墓中所得,方石出土后,李斯、叔孙通均作过识别,到北宋时期由王著将其摩拓载于《淳化阁帖》,后石虽不知下落,石上二十八字却因《淳化阁帖》而得以流传下来,现在存世的“仓颉书”碑,均是据此而制。

  文献关于仓颉的记载始于荀子,荀子自15岁至60多岁在齐都(临淄)稷下学宫求学为师,而齐都以东古纪国(纪国版图于前690年并为齐土)域内的仓颉墓仅有几十公里,是荀子在齐稷下学宫求学之时始知仓颉及仓颉墓,并在讲学实践中叙述仓颉事迹,并记入其著作《荀子》中,并传与其学生韩非,韩非将师传写入他的著作《韩非子》中,李斯则将师传记入他编的国家识字课本《仓颉篇》中。而稷下学宫荀子的学生们入于吕不韦门下,在为吕不韦编《吕氏春秋》时又将其记入书中(战国时代由史官编著记载仓颉造字传说的第五部文献《世本》的记载也是这样形成的)。这就是仓颉遗迹、仓颉造字传说在悉知者、记录者、在文献中的流播路线图。

  郑樵《通志》说:仓颉墓“孔子至齐,亦尝访焉”,说孔子到齐国(前517—前515)时,即来到仓颉墓前祭拜。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而到战国中期生活在齐都的荀子当然也熟知了仓颉遗迹和仓颉事迹。

  中国文字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走过了极其漫长的路程。诚如战国时期天下学术泰斗荀子所言“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在中华民族漫长发展历史上,必有一支先民,及早就发明了以图、以符记事的方法,而后随着人口繁衍人们发明的记录图符也渐趋泛化,而在某一个时期,由一支创造了当时最先进文明的先民,由他们中的一个代表人物(或一个代表性族群的精英人物)进行了文字发展史上一次大整理、大整合、大规范(这支先民、族群在语音称谓特点上以仓、商为代表)。正如秦朝统一天下后李斯实行的“书同文”一样。这是一个文明时代的巅峰,这是一个人类原始时代的峰点,这个发明必然是伴随了那个时代极度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深刻地影响了民族心理和民族记忆。这是历史上留下丰富、深刻、广泛的仓颉造字传说的历史内涵。

  而寿光一带的考古学文明与文献学文明,正与此一点相契合。寿光一带所发现中国境内极少达到的极为密集、极为先进的龙山文化遗址、遗存(密度达到今天村庄的70%以上,聚落总数达170余处,人口达4.25万人,由三个古国组成,有多处龙山文化城),被学者称为“龙山文化数一数二的中心”,则恰恰与仓颉造字的历史遗迹、历史传说、历史内涵有着实证上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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