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以为你是谁?打捞失落的家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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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员陈冲知道自己的外公张昌绍是中国药理学奠基人,但她不知道外公自杀前的所思所想。

  央视主持人阿丘心中一个巨石般的家族隐私是:自己的外公、外婆到底是不是叛徒?他们是被谁抓走杀掉的?

  收藏家马未都一搭眼就能辨别古瓷真伪,但他不清楚自己的父亲当年何以离家参军,自己的母系家族来自何方,为什么扎根北京。

  历史学家易中天熟读中国数千年历史,却不了解易氏家族七十多年前的悲剧——1939年9月23日,易家数百人一天内死于非命,年龄最大的七十一岁,最小的只有一岁。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易中天的祖上又是如何逃过一劫的?

  他们是电视节目《客从何处来》的嘉宾。2013年4月11日,《客从何处来》试映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作团队给这些嘉宾们鞠了个躬。“是不是每个人都愿意面对真实的历史?是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把面对历史的真实情感和思考贡献出来?在今天这可能仍然是个问题。”制片人李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敢不敢面对历史,本身就是一场“冒险”。

没想到,没想到

  央视综合频道《客从何处来》的制作团队,来自当年《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后来创办过央视的《社会记录》和《24小时》,多年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替名人“寻根问祖”的节目,早有英国广播公司2004年开播的名牌节目《你以为你是谁》,节目模式被美国、爱尔兰、澳大利亚、南非等国家采用。每期节目,由一位名人探访自己的亲戚、各地档案馆、祖居、医院甚至火葬场,从先人的各种记录中追寻家族的历史。

  这种节目方式并不适合直接转制——英美教会系统的个人档案保存完整,每个人的出生、结婚、死亡都有案可查;中国官方档案、私人家谱则由于近代的战乱大量遗失。

  2013年4月,节目主编郑波带领一班编导,一边接洽名人、明星,另一边寻找国内外各种历史学家。“直接把节目规则告诉嘉宾,你同意,你提供家族联系人,我们去查。去哪、找谁、拍什么,完全不能告诉你;拍完之后能不能用,会尊重嘉宾的意见。”郑波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嘉宾本人有寻根问祖的动力,这是首要条件。这还不够,他的家属还得愿意。嘉宾及其亲属都愿意了,他们还必须有足够丰厚的家族故事。

  “他们的制片人开拍之前已经透彻了解嘉宾家族的历史,可以掌控寻根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我们只能边寻找边拍,规避档案资料缺失的短处,加大纪实纪录片的使用。”李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符合条件的嘉宾寥寥无几。李伦和郑波找到老同事阿丘,本希望他贡献点智慧,没想到聊出了一个离奇的家族故事。

  阿丘出生于军人家庭,从小跟着父母随军漂泊,从汕头到贵阳,从贵阳到桂林,最后在南宁落脚。阿丘从小和父母很少交流,长大成人后回南宁看望父母,往往是一家人在沉默中吃顿饭,饭后阿丘告辞住进宾馆。每次回家,他都有一段时间怅然若失。

  阿丘知道自己有个姨妈在马来西亚,但身为政法干部的母亲一直不提这段历史,也坚决不允许阿丘对外提及自家的侨属身份,为此甚至连高考加分都放弃了。成年后阿丘通过亲戚之口隐约听说,自己的外公是“叛徒”,1950年在马来西亚和外婆一起被抓走,“一刀一刀割死了”。外公背叛了谁,被谁抓走杀掉,阿丘一概不知,也不敢跟母亲打听。

  阿丘愿意参与节目,但还是不敢直接和父母说。栏目组越过阿丘直接到南宁拜访阿丘的父母。“没想到阿丘的父亲是个特别和蔼可亲的老头儿,阿丘的母亲也不是我们想象的拒绝交流。两位老人同意了。”

  于是,在镜头前,阿丘和母亲有了次史无前例的交流,他终于开口发问:外公外婆被杀当晚是什么情景?

  阿丘母亲缓缓讲述,那时她才五六岁,父母带着自己和一个姐姐、两个弟弟生活在马来西亚一个叫吉利留的地方,整天种菜割胶。1950年7、8月份,一天夜晚她正上厕所,一群士兵闯进家,回家时她只看到桌上摆着饭菜和煤油灯,父母一去不返。

  “抓他们的士兵是谁?外公是不是叛徒?”阿丘问。母亲不再搭茬。

  编导谢琳给阿丘的姨妈打了几次电话,老太太每次接了就挂,以为是骗子。“节目规定嘉宾在提供完已知家族历史的信息后,不能再向家属打听任何信息,只能让我们调查,以便拍摄他听到新鲜的内容之后的第一反应。”谢琳说。

  一次阿丘的表哥在家顺手接过电话,谢琳终于讲清了事情原委,并发去一份采访提纲。一个多星期后他们收到一封长信,让谢琳记忆深刻,也一直为之感动。信中说:“那段历史对我的表弟和我的家庭都非常敏感。但是,如果这是通往真相的唯一的路,我愿意继续。”

  剧组开始筹划去马来西亚。出发之前,剧组聘请的历史学者已经把阿丘母系家族的历史翻了个底掉。“阿丘母系家族在广东罗定,当地博物馆馆长走访两三个月,替我们调查阿丘家的家谱。他外公去马来西亚讨生活,外公父亲借钱从广西给外公找了个媳妇,托人送到马来西亚。娶亲这笔钱,外公从南洋分几次邮寄回来,但夫妻两个再未还乡。”郑波说。

  阿丘外公在马来西亚的历史,则需要马来西亚的历史专家调查研究。“那边华人历史研究是个微妙问题,有的专家直接告诉我们,恕我不能再帮忙了,甚至我们到了马来西亚都不见我们。”郑波说,“最权威的南洋华人史研究专家陈剑在最后关头也拒绝采访。”

  在马来西亚,郑波、谢琳和阿丘的表哥一起翻报纸、看档案、走访专家,找到了吉利留。那里仍然是橡胶园,但已经没有房子了。当年英国殖民政府为了防范游击队,把散居在橡胶园里的华人强行聚拢,关进围着铁丝网的集中营,美其名曰“新村”。阿丘外公家的房子极有可能在那个时期被毁了。阿丘和表哥站在前辈生活过的土地上,涕泗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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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未都的父亲年轻时和另外38个人一起参军。在解放战争中打过孟良崮、打过上海,当年从军的39个人,37个阵亡,一个伤残,就剩下马未都父亲一个全乎人。 (马未都供图)

“1944年, 海上漂来一个大铁疙瘩”

  节目组把马未都带到他母亲祖上修的堤坝遗址,他只叹了口气,站在堤坝上什么都没说。编导朱凌卿有点着急;“他没有大喜大悲。给他看我们发现的马家家谱时,马先生很惊讶,但也就是说一句:连这都找到了?到后来告诉他母亲家族是怎么失败的,他也只是说,国之不幸,民之不幸。然后又加了一句:说白了就是民之不幸。他没有任何戏剧化的表情流露。”

  父亲去世前,马未都很想问一个问题,但此时打听往事简直就是提醒死亡到来。这个问题是:1944年父亲为什么放着好好的教师不做,与另外38个年轻人一起参军?此后父亲打过孟良崮,打过上海,当年从军的39个人,37个阵亡,一个伤残,只剩下父亲一个全乎人,此后仕途平顺,解放后在空军总医院当政委。但父亲为什么终生觉得对不起爷爷?

  父亲从军,马未都的猜测是逃婚离家——爷爷一直在老家给父亲留了一间房子,谁也不让住。编导朱凌卿找到的原因则是一枚水雷。

  马未都的父亲生长在山东荣成镆铘岛,家族世代捕鱼为生。到马未都的爷爷这一代有了些积蓄,每天背着年幼的父亲出岛读书。18岁那年,马未都的父亲当上了小学教师。

  “1944年,海上漂来一个大铁疙瘩,全村人都跑来看热闹,一个铁匠看中这块好铁,拿锤子一砸,一声巨响血肉飞溅,一下死了七十多口人,半个村子都没了,其中包括马未都父亲的三弟。”朱凌卿说。这件事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只存在于岛上老年人记忆之中。

  朱凌卿找人去日本防务厅档案馆查资料,分析出最大的可能,是1943年日本在济州岛附近布置的6000颗水雷中,可能有一颗随着洋流漂到了镆铘岛。

  马未都对父系家族略知一二,母系崔家历史则一无所知。他从小知道北京西城的一个大院是母亲家,去了还得磕头行老礼。马家作为军人,与崔家保持着一种时代造就的距离。

  朱凌卿调查之后告诉马未都,母亲的家族曾是山东利津的大盐商。1855年黄河改道,刚好从崔家盐场中间穿过,即便如此,崔家仍然和黄河斗了40年,可见其财雄势大。

  在这40年里,崔家修了一道45万土方的大坝。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一个多月之后,黄河再次袭来,大坝决堤,崔家就此衰落。

  “那场大水,我们研究发现看似天灾,实际上是国难。甲午战争之后,山东巡抚李秉衡拒绝接受失败的结果,一心筹钱抗日,把所有人力物力都投入到打仗上去,因此拒绝一切修理堤坝的建议。整条黄河不修堤坝,崔家一道45万立方米的大坝又有何用?”朱凌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奋斗40年,盐场终于陷落,崔家在山东的家就败了。后来崔家有位子弟公派日本留学归来,在北京大兴做了县长。崔家人纷纷投奔,马未都母系的先人也就来到了北京。

  “我们找到1940年代崔家的一份报案记录:丢失地毯一块。地毯丢了也报案,显然已经衰落了。”朱凌卿说。

“说实话还是有点怕”

  做完节目后,阿丘过年时带着全家又去了一趟马来西亚,一起去了吉利留。小时候过年,阿丘见邻居家人来人往,自己家冷冷清清,羡慕得要死。“现在我们过年有地方去了,我也算是有亲人的人了。”阿丘说,“我终于知道我从哪里来。不管祖上多悲惨我得知道,否则就只能稀里糊涂地过日子。”

  但他仍然紧张:“大历史已经把我们家塑造成这样了。我不担心收视率,担心的是,节目播出后带给父母的是安慰还是焦躁?”

  《客从何处来》的主创人员则无一例外,全都变得“魔魔怔怔”,开始探听自己的家事。

  郑波就解开了一个谜团。他外公是天津工艺美院的创始人之一,“文革”期间挨批离家出走,在石家庄上吊自杀。“我妈,两个姨两个舅,包括我姥姥,全家对此讳莫如深。做了这节目之后,我把关于姥爷的只言片语串联起来,我能想象到的真相是,姥爷遭受迫害时在家得不到一点温暖和支持。”郑波说,另一个待解的谜团是,爷爷和曾祖父为何从不来往?

  谢琳也是天津人。之前她根本不知道爷爷年轻时做过什么,只知道老人家是活地图,天津大小街道怎么走随口就能说出来,分毫不差。“这次过年回家一问,原来我爷爷年轻时是送报纸的,后来开过报摊。爷爷的老家是山东宁津,整个家族只有他一个人来到天津,为什么离开山东不知道,怎么在天津扎根不知道。有机会我真想带我父亲回趟宁津。”谢琳说。

  朱凌卿的调查结果让自己愕然——外公的父亲解放前是合肥的青帮头子、警察局长,是个黑白两道呼风唤雨的人物。

  “奇怪的是我外公特别红,正得一塌糊涂,我基本没见他笑过。有那样的父亲,不但能活下来,还当局长,那得多红啊!做了这个节目,我跟舅舅喝酒,把他灌醉了才知道,我妈找我父亲是我外公定的,原因就一个,我父亲当时是民兵连连长。”

  除了知道了长辈的故事,朱凌卿似乎也明白了自己——外公的父亲走黑道,外公就拼命走红道;外公一生循规蹈矩,到他这一代就追求相对自由的生活状态。“可能是每一代都觉得上一代那样有点不对,自己就非要走出不一样的路。”

  编导葛西厢说,陈冲对家族史最好奇的,不是外公和爷爷的学术建树、历史地位,而是奶奶为什么比爷爷大四岁,这在那个年代很不平常。外公在美国,外婆把孩子放在家里一人去美国和外公团聚,这是为什么?

  陈冲的好奇勾起了葛西厢同样的好奇——据邻居说,父母结婚一年后,一个外地口音的女人挑一副担子,筐里装一个孩子来找父亲。父亲给了女人三块五毛钱和五个鸡蛋,女人走了。“这事我还没敢打听。”葛西厢说,“每个人的生活都很残酷,只是你没去了解他们。小时候你会觉得长辈幼稚、窝囊,觉得某些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你渐渐能理解他们,觉得自己并不比他们高明。”

  李伦思考的是,新闻孤证不能得出结论,做历史如何避免孤证立论?

  “我知道爷爷曾是‘历史反革命’,被劳教过。我看他日记里说自己给前线筹款送粮,回来时人们送锦旗,我觉得爷爷挺棒。我爸爸说,也许日记里就写自己得意的一面?我想,也可能啊。”李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原载《南方周末》2014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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