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同，不相为谋”——孔子何以不仕
有一位学者说孔子是“丧家狗”，所谓丧家狗就是无家可归的狗，现在叫流浪狗。他很牺惶，也很无奈，焦唇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流浪狗。这位先生不仅辱骂了孔子是丧家狗，而且把所有怀抱理想而未能如愿的知识分子都骂为丧家狗。在这里，他不仅骂了孔子，也可以说是骂了几千年尊崇孔子的中国人。这说明他用异于常人的眼光去看人，那所有的人当然都不是人了。这位先生骂孔子为“丧家狗”的根据，无非说孔子牺牺惶惶，周游列国，没有被诸侯所任用，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实际上这是用世俗的势利眼光来观察问题，好像只有被诸侯任用做了官，才算成功，否则就是失败。，没有用是非原因来做判断。孔子为什么不被当时的诸侯所任用，孔子曾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政治主张不同，不能共同谋事。孔子周游列国的目的，就是要诸侯接受他的政治主张，进行治国，而不是相反，为了做官以适应诸侯的需要而放弃自己的主张，这正是孔子的伟大之处。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去）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富和贵是人所想得到的，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它，就不接受；贫和贱是人所厌恶的，不用正当的方法去掉它，就不抛弃。君子抛弃了仁德，怎么成就他的名声呢？孔子一生，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没有放弃他所坚持的仁政学说原则，也未丧失信心。从来没有像商鞅去见秦孝公那样，先说以尧舜的帝道，秦孝公不悦，复说以三代的王道，秦孝公仍然不悦，最后迎合秦孝公说以霸道，才被重用了。孔子是以自己的政治主张为原则的，合则留，不合则去。
孔子自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论语·为政》）十五岁就立志学问，到三十岁就学有所成，能自立于社会了，开办私学，教授生徒，在社会上已有很大的名声。这一年齐景公和晏婴访问鲁国，齐景公就问孔子说，过去秦穆公为西鄙小国，何以能够称霸。孔子回答说，秦国虽小而志向大，地处虽然偏僻，行政措施得当，能够任用贤人百里奚，齐景公听了非常高兴。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孔子三十五岁，因鲁国内乱，他到齐国去为贵族高昭子家臣，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君主要尽君道，臣子要尽臣道，父亲要尽父道，儿子要尽子道。齐景公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史记·孔子世家》）好哇！如果君不像个君，臣不像个臣，父不像个父，儿子不像儿子，即使有粮食，我能够吃得着吗？当时齐国大夫田氏专政，有不臣之心，所以孔子针对这种情况，是强调加强公室的权力，所以齐景公非常高兴，打算任用孔子，要以尼谿一块齐地封孔子，却遭到晏子的反对，因为晏子主张理财，孔子主张礼制，齐国的其他大夫也害怕齐景公重用孔子之后对己不利，打算谋害孔子。致使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同前）孔子便离开齐国，回到鲁国。当时的鲁国由三桓（季孙氏、仲孙氏、孟孙氏）执掌政权、而季孙氏的家臣杨虎又操纵了季氏的政权，“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同前）所以他不做官，杨虎曾以送豚的名义，邀他出来做官，他拒绝了（《论语·阳货》），便专门从事诗、书、礼、乐的修习和教学工作。
鲁定公九年（前501），孔子为中都宰（今山东汶上县东），治理一年，大见成效，四方各地都来效法。遂由中都宰升为司空（管理田土工程），由司空升为大司寇（掌鲁国刑狱）。鲁定公十年（前500），孔子五十二岁，齐国和鲁国讲和。齐国的大夫黎鉏向齐景建议说，鲁国重用孔子，势必危害齐国，建议和鲁君和好，相会于夹谷（今山东莱芜市东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夹谷之会。鲁定公准备乘着车子前往，由孔子代理司仪事务。孔子建议说：“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史记·孔子世家》）国家有文事活动时必须要有武力准备，有武事活动时也必须要有文事准备。国君出行疆界，必须有武官随从，要配备左右司马官，鲁定公同意了。在夹谷设立坛位，土阶三级，双方以礼相见，登坛而上，互相敬酒之后，齐国便献以乐舞。齐国是想借乐舞的机会，劫持鲁君，便让东部的莱夷奏四方之乐，于是手持旄羽剑戟的莱夷武士一拥而上。孔子见此情状，快步上前，一脚一级登上两个台阶，就站住了，举起衣袖说：两国君主和好，为什么要演奏这夷狄之乐，请有司把他们撤下去，乐队仍不肯离去，大家看着晏子和齐景公的脸色，齐景公自觉惭愧，挥手让他们撤下去。齐国仍不甘心，过了一会，又请求演奏宫中之乐，于是一些倡优侏儒上前，演奏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戏谑歌舞，是想趁乱劫持鲁君，孔子立即快步上前，登上两个台阶说：下等人侮辱诸侯的其罪当斩，请令有司官员惩罚，齐景公不得已命令惩处，将这些人斩杀了，手足异处。齐景公知道这次做错了事，得罪了鲁君，便将所侵占的鲁国的郓邑、汶阳、龟阴的田地归还鲁国，表示谢过。这次夹谷之会，充分表现了孔子当机立断的从政才能，大大挫败了齐国的阴谋，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个迂夫子。
鲁定公十四年（前496）（或云鲁定公十三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即代理丞相职务。鲁国季氏为大司徒，即上卿丞相，孔子代理相事，必然侵占季氏的权力。齐国看到鲁国重用孔子，将来会称霸诸侯，对己不利，于是便使用了反奸计，离间孔子和鲁定公、季氏的关系，献女乐美女八十人，文马一百二十匹，赠送给鲁国。鲁君与季桓子观看多次，三日不理朝政，而且郊祭之后，又不按礼将祭祀的烤肉分送给大夫。孔子知道自己被冷落了，就离开了鲁国。从此他便带着他的学生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活动，先后到卫国、曹国、宋国、陈国、蔡国、楚国等地。卫国是昭公奭之后，鲁国是周公旦之后，鲁卫是兄弟之国，鲁国在山东曲阜，卫国在河南帝丘（今濮阳），两国相近，所以孔子离开鲁国便先到了卫国，卫灵公问他在鲁国得禄几何，孔子回答：“奉粟六万。”卫灵公也给孔子六万。由于有人在卫灵公前进谗言，孔子在卫国只带了十个月就去了陈国，路过宋国匡城（今河南长垣县西南），因为阳虎曾祸害匡人，孔子貌似阳虎，匡人以为阳虎复至，围据孔子五日，弟子都非常害怕，孔子说：文王去世以后，周代的礼乐制度和文化都在我这里，难道上天要丧失这种文化吗？“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并操琴而歌，匡人知是孔子，便解围而去。鲁定公十五年（前495），孔子离开曹国到宋国时，在大树下与弟子习礼，遇宋司马桓魋，因为他曾责备桓魋奴役工匠为自己预造石椁非礼，桓魋便想杀孔子，拔其树，弟子们说快走，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史记·孔子世家》）可见孔子在任何困难面前，都坚持自己的信念而毫无惧色。
鲁哀公二年（前493），孔子五十九岁，闻赵简子招贤，将西去见赵简子，赵简子名鞅，为晋国正卿。孔子走到河边，听到贤臣窦鸣犊和舜华之死，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也，命也夫！”多么美的水呀，浩浩荡荡地流着，我不能渡过去，真是命运啊！子贡问他问什么？孔子说窦鸣犊、舜华是晋国的贤人，赵简子没有得志时，依靠这两个人协助他从政，等到他得志以后，便杀了这两人而执掌政权。要是刳胎杀夭麒麟就不会出现，把水抽干捕鱼，蛟龙就不会兴风致雨，覆巢毁卵，凤凰就不会出来飞翔，为什么？“君子讳伤其类也。”君子忌讳伤害他的同类。（同上）孔子曾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他认为赵简子是危邦，所以他没有去，再返回到卫国，居大夫蘧伯玉家，后复离卫前去陈国。
鲁哀公三年（前492）孔子年六十，在陈国，季恒子生病，很感慨地说，过去鲁国几乎要兴盛起来，由于我得罪了孔子，没得兴盛，对儿子季康子说，我死后你必相鲁，相鲁后一定要召回孔子。季恒子死后，季康子代立，想召回孔子，鲁大夫公之鱼反对说，过去用孔子不能始终，为诸侯笑，今若用孔子，不能始终再为诸侯笑。显然这是借口，因为这时孔子年高而名声很大，若被鲁国重用，其他人就得退居其次。于是便召了孔子的弟子冉求。冉求后为季氏将帅，与齐国战于郎地（今山东鱼台县东北），打败了齐国，季康子问冉求，关于打仗你是从那里学来的，冉求答是从孔子那里学来的。
鲁哀公六年（前489）孔子在蔡国，楚昭王准备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迎孔子至楚，楚令尹子西反对说：王出使诸侯的使者有子贡那样的人吗？答曰没有；王的辅相有颜回那样的人吗？答曰没有；王的将帅有子路那样的人吗？答曰没有；楚国的祖先是由周王室封的，封地只有五十里，现在已经有几千里了，孔子讲三皇五帝的治理之道，周公召公辅佐天子的事业，王若用孔子，能保证楚国世代享有几千里的土地吗？孔子把他的弟子召来帮助他“非楚之福也。”对楚国不利（《史记·孔子世家》）。事实上这和公之鱼反对季平子用孔子一样，都是怕用孔子后对自己不利。令尹子西为楚王近臣，掌军政大权，楚昭王便打消了用孔子的念头。于是孔子便离开楚国，又回到了卫国。卫国在卫灵公时，由于南子淫乱，卫太子蒯聩欲杀南子未遂，逃亡在外，鲁哀公二年（前493）卫灵公死，便由灵公之孙蒯聩之子辄即位，是谓出公，诸侯都责备卫国，卫国一直处在内乱之中。孔子的弟子多在卫国做官，孔子这次回到卫国，子路问他，假若卫君请您从政，您将先做什么？孔子说必先正名。“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矣。夫君子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史记．孔子世家》）这是说凡做事必须名分正当，若名分不正，言语就不顺，言语不顺，事情就办不成。君子为政必须名分正，说出来的话一定要能实行，对自己的言语，不能马虎草率。按照孔子的正名思想，卫国应该由太子蒯聩回来即位，国家才能安定，而出公是拒绝他父亲回来的，所以卫国没有用孔子。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季康子派人带着礼物迎接孔子回到鲁国，这时孔子已经六十八岁了。鲁哀公问政，对曰：“政在选臣”。为政在于选择大臣；季康子问政，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枉者直。”把正直的人放在邪曲人之上，邪曲的人也就变成正直的人了。“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史记．孔子世家》）
以上就是孔子周游列国未能为仕的原因，齐景公想用孔子遭到晏婴的反对，季康子想用孔子遭到公之鱼的反对，楚昭王想用孔子遭到令尹子西的反对，这些反对的根本原因，都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和孔子的政治主张不同。孔子当政对于大夫专政不利。当时列国纷争，为了争权夺利，子弑父，臣弑君，乱伦败德的行为肆无忌惮。孔子作《春秋》，“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春秋时期，臣杀君的有三十六个，大国灭亡小国的有五十二个。孔子认为要结束这种混乱局面，只有尊天子、复周礼、行仁政。所谓尊天子，因为当时诸侯国的权力，是周初由周天子分封来的，周室是天下的共主，只有尊周室各守封疆，不侵夺他国，按照周礼礼尚往来，才能维持天下一统、各国间的正常关系。因为当时的历史发展，还没有那一个诸侯国能够取代周室，而且周室亦无重大的失德。行仁政，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这是根本。而当时的诸侯都在谋求自己的霸权，互相战争，自己怕被大国兼并却要兼并其他小国，孔子的千古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针对这一时弊而提出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诸侯以为自己强大可以号令天下，结果自己的大夫都乘机篡夺自己的政权，晋被六卿篡夺，鲁被三桓篡夺，齐被田氏篡夺，天下便陷入了这一恶性循环之中。孔子纠正时弊的主张即在于此。孔子周游列国，虽然经历了各种挫折，但传播了他的思想学说，并教育了一大批有才干的学生。在孔子晚年，他已被当时的诸侯公认为贤哲和大思想家了。今天我们评价孔子，必须彻底抛弃文革中“批林批孔”对孔子的定位，他是一个思想家和教育家，要根据他的思想和主张对社会历史的影响来做判断，更不能用政治家或政客的标准要求他。1985年美国《人民手册》将孔子和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孔子为首，不是没有道理的。
原刊《中华读书报·国学》，2010年9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