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成不受爵”与“终然不受赏”——试论左思、李白的功成身退诗
《尚书•尧典》有“诗言志，歌永言”之说，这是中国古人对创作原因的一种论述，诗歌被看作是作者胸中志向的一种表露。我在读《李白诗选》时发现其中有许多表示“功成身退”意愿的句子，而在李白之前约四百年的左思也曾咏出了“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等诗句。李白是盛唐的伟大诗人，左思是西晋的重要作家，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咏出了这些相似的诗句，其背后又有哪些相同相异的因素，本文将对之作出力所能及的探讨。
一、穿越四百年的同声呼求
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今属山东）人，约生于公元三世纪中期，卒于四世纪初，出身寒微，貌丑口讷，仕途不顺。《世说新语•文学第四》注引《左思别传》说“思蚤丧母…及长，博览明文，遍阅百家…思为人无吏干，而有文才。”《晋书》有传，略述其家世，主要介绍其构思《三都赋》前后的事。现在较公认的左思作品有赋两篇：《三都赋》、《白发赋》，诗十四首：《咏史》八首、《招隐》二首、《悼离赠妹》二首、《娇女诗》一首、《杂诗》一首（另有《咏史诗》一首，四句二十字，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而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未收，是否左诗有待考证）。奠定其文学史地位的不是当年洛阳纸贵的《三都赋》，而是《咏史》八首。
胡应麟说“《咏史》之名，起自孟坚，但指一事。魏杜挚《赠毌丘俭》，叠用八古人名，堆垛寡变。太冲题实因班，体亦本杜，而造语奇伟，创格新特，错综震荡，逸气干云，遂为千古绝唱。”（《诗薮》外编卷二）其成就在于，在借咏史之名之体时，表达了个人主观的思想和感情，表达了那个时代寒士的呼声：对门阀制度的不满、对腐朽贵族的批判、对古今贤德之士的赞颂。《咏史》第一首末两句是“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第三首有“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由于其诗作仅存十四首，有两首表达出功成身退、不求犒赏的意愿，其比例还是很高的了，若单就《咏史》八首来说则其比例更高达四分之一了，所以这里的探讨还是有一定的根基和代表性的。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属甘肃），出生于中亚，五岁时随父迁居蜀中绵州昌隆县（今四川江油），生于唐武后长安元年（701），死于唐肃宗宝应元年（762），《旧唐书》、《新唐书》皆有传，略述其身世，主要记载其受诏入京和赐金放还期间的事。李白的诗文集注流传下来的有南宋杨贤齐、元萧士赟、明胡震亨本，但皆只注其诗；清王琦注《李太白文集》三十六卷，乃诗文合注。李白流传下来的诗文共1110篇（据中华书局《李太白全集》各卷所列数目累加而得），除去表书、序文、碑铭祭文等，诗歌约有一千首。
李白诗作中表达功成身退之意的句子更不在少数了，如“却秦不受赏，击晋宁为功”、“终然不受赏，羞与时人同”、“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功成谢人君，从此一投钓”、“灭虏不言功，飘然陟蓬壶”、“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功成拂衣去，摇曳沧洲傍”……表达功成身退之意，确实是李白诗作中一个重要的内容述求。
二、同声呼求背后的原因探讨
左、李二人相去四百余年，虽然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一再表现功成身退的古贤之风，但他们在仕途上都并无多少收获，至于说在仕途上干出一番功业来更就谈不上了。左思虽有文才，也是因其妹左棻入宫，同去洛阳做过秘书郎；李白似乎很荣耀，受诏入京供奉翰林，也仅仅是做了几年受气的御用文人，最后“光荣”地赐金放还了。综二人的一生可以看出，他们呼求的功成身退都是没有现实基础的，不过是二人的臆想或者说白日梦罢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下面来具体论述。
（一）历史原因：古贤之风和剿杀功臣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二人愿意功成身退，可以找出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可以说二人确实追慕古之贤者之遗风，特别是春秋战国数百年间，战争不断兵祸连年，涌现出许多救国救民于危难而功成身退、不求赏赐的义士贤人。如“义不帝秦”的鲁仲连，是左、李二人都十分倾慕的义士，左思说“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李白说“却秦不受赏，击晋宁为功”、“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终然不受赏，羞与时人同。”其他的如范蠡等人也是李白非常推崇的。
另一方面，有不少功成身不退、落的可悲结局者提供了反面教材，如伍子胥、商鞅、李斯、韩信等等。《咏史•习习笼中鸟》有“苏秦北游说，李斯西上书。俯仰生荣华，咄嗟复凋枯。”“言苏秦、李斯，始不遇而继遇，终不得死所也。”（沈德潜《古诗源》卷七）李白也咏到“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湖水滨。”（《行路难》其三）“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古风》其十八）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君王在事成（有些甚至还未事成）之后，剿杀功臣、清除自己或者自己后继者的潜在隐患，也可以说是一大传统了。所以，既有如此之多的前车之鉴，选择功成身退实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当然，前提是先得功成（有功），否则何谈功成身退呢？
（二）现实原因：时代背景和个人性格
应该说，历史原因对二人来说是共同原因，而现实原因则有巨大差异。从他们现实的情况看，无疑他们孜孜呼求的功成身退是一种臆想。左思生于晋世而出身寒微，又不好交游。自魏文帝设立九品中正制以来，魏晋两朝大家士族把持朝政，寒门子弟不论其多么有才都没有竞进上升之途，所谓“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也。左思上进无门，怎么可能会高呼自己要建功立业荣华富贵光宗耀祖呢？所以要么是全然断了入仕心愿，要么也只能退而求其次在那里哀叹几句：我只求建功不图名利、我愿为国效力功成之后飘然归隐不会抢夺了你们（士族）的名利的。所以，左思虽有文才，但身逢此世，顶多也只能发出几声不满和近乎于哀求的呼唤“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了。
对于李白，世道时代可大不一样了，隋朝始设科举，唐朝渐次完备，故有唐太宗“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感叹，至于李白之时绝不会像左思时代的严格门阀制压抑了。可以设想，左思若生活在李白的时代肯定会去参加科举且很可能高中，最后在仕途上自由拼搏一番，所以李白没有做个什么大官干出什么功业怪不得那个时代，得从他自身寻找原因。皇帝给了你科举晋升之路你不走，总想着一鸣惊人一飞冲天，皇帝亲自来找我然后封个大官——老是不按规则办事。后来倒还真的被皇帝召见入京了，可惜又不抓住机会好好干，老是耍性子摆架子，弄得宫中朝中不少人对他不满了，最后败兴放还。
所以左思的悲剧是社会客观原因：不论你多有才但你不是士族，所以就是不给你一个上升的机会，“当其未遇时，尤在填沟壑。英雄有迍邅，由来自古昔。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这是一个时代寒门子弟的共同悲剧。而李白的结局则是个人主观原因：李白幼年青年近20年的时间生活在蜀中，任侠学道习纵横术，求仙游学四处漫游，天生洒脱不羁、桀骜不驯、飘逸逍遥、豪迈激昂，“五岁通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尝自比管（管仲）葛（诸葛亮），姜太公、傅说、郦食其、鲁仲连就是他的榜样。而到了宫中，得罪了皇后大臣还“天子呼来不上船”，所以这个“不听话”不懂官场规矩的李白怎么可能干出业绩来，他的性格为人决定了他不可能在仕途赢得功名，这是他的个人悲剧。
（三）各自思想历程的差异
左、李二人各自的思想历程也有很大差异，这里主要是说他们对仕途的认识变化。左思是初入仕途无门故而激愤抨击表达不满：“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阴此百尺条”是也。但是个人与整个国家制度对抗总是很难有效果的，继而也只有感伤自悼了，“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此四句写“志不得伸和老之将至”（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知道了时代在打压自己，“自非攀龙客”，有了较清醒的认识，在贾谧被诛后终于归隐，“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去了，在《招隐》中也说“相与观所尚，逍遥撰良辰”，不过左思归隐后可能并未怎么逍遥，而是潜心于研究典籍，几年后便病逝了。
至于李白，一方面渴望建功立业一方面又自恃才高意气用事，社会并没有堵住他的晋升之路（科举、从军他都不愿意），所以在这方面他没法也没有批评（当然可能有从其他方面抨击社会的，虽然他时常感叹自己怀才不遇，但这是他自己“不按规矩办事”怪不得别人）。由于自己的性格原因，可以说几乎是一辈子徘徊在入世与出世之间，摇摆不定真可谓饱受折磨了。在《赠从兄襄阳少府皓》中说“却秦不受赏，击晋宁为功”、在《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中说“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终然不受赏，羞与时人同”，这两首诗分别作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和二十五年（737），在其奉召入京之前，三十余岁的李白无疑是踌躇满志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但真的到了禁宫，李白又觉得不适应了，“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云天属清朗，林壑忆游眺。”放还后李白南游吴越之地，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高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此诗约作于天宝五年（746），这时的李白似乎决心不再入仕途了。安史之乱（755年）发生后，李白又燃起了济世之心，在《赠韦秘书子春》（作于756年）中写到“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在《赠张相镐二首》（作于757年）中说“灭虏不言功，飘然陟蓬壶”。在《经离乱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759年）中还说“君登凤池去，勿弃贾生才”，希望老朋友别忘了自己这个贾生推荐一下。当然，此时的李白渴望的是平定叛乱，与年轻时开疆拓土的时代已有巨大差别了。而此时的李白已年近六十了，几年之后便病逝于安徽当涂。垂暮之年的李白，回忆起自己的一生不禁生出无限悲叹“叹我万里游，飘飘三十春。空谈帝王略，紫绶不挂身。”在《临路歌》（一般认为这是李白死前的遗作）中他写到“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此传，仲尼亡兮谁为出涕？”以大鹏自喻叹无人赏识，一代天才赍志而卒。
三、结语
左思、李白二人，虽然同在诗作中表达出功成身退的呼求，都渴望建功立业继而退隐不求名利，但都未如愿，无功（指二人渴望之“功”，非指二人一生毫无成就，二人之诗亦是一大功矣！）而卒。在同样的呼求背后，其时代背景、个人性格、自我认识的思想变迁等等都包含着巨大差异，弄清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左、李其诗、其人乃至其所处的时代社会，无疑都有重要意义。
参考书目：
王 琦《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
沈德潜《古诗源》，中华书局，1977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王兆鹏《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武汉出版社，2007
葛景春《李白诗选》，中华书局，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