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说古代汉语比现代汉语简练的原由

　　一些比较喜欢古文的朋友，就文言文和白话文来说，也许时常有这种感觉，觉得文言文在表达上更精炼，比如一段意思，用文言文很简短的几句就说完了，换成白话却要扩展成一大段几倍于文言文的文字数量。现简短谈一谈造成两者之间繁简状况的原因。

　　如果从语言文字表达意义的精简程度而言，拿古代汉语（也就是文言文）和现代汉语（也就是白话文）做比较，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第一个区别的原因就在于，文言文的古代汉语多是单音节词，一个音节通常表现为一个单字，也就是一个语素，同时又是一个词，在句法结构中可以单独使用，能表现一个相对完整的意义。除少数地名、人名、拟声词、连绵词外，这种语言形式或者说词语形式几乎占据了古代汉语词汇的绝大多数。而在语言的演变发展过程中，汉语词语的多音节化，使得原本可以单独使用的词（单个的字），都慢慢变成了成词的黏着语素（当然还不能如此武断的简单概括，这里仅就其普遍趋势而言），不能单独使用，而必须跟其他的语素组合构成合成词后，才能独立使用。单从文字上来说，一个意义在古代汉语里只用一个字（单音节词）就能够表达，而在现代汉语中变成了双音节词甚至多音节词后，由于汉语一个音节用一个单字来表示的普遍特点，也就意味着要用两个字甚至更多的字来表示古代汉语中一个字（词）的意义。如古汉语中“宜”在现代汉语要用“宜于”或“适宜”。从一个文本的书面文字的编排来看，这种结果就导致相应的文字数量大大增加，也就容易感觉其精简程度不如古代汉语了。

　　另一个原因就是汉语词语的多义化。因为在古代汉语的词汇中，一个字（单音节词），往往有很多个义项，这些义项之间都有着某种相似性或相关性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建立在当时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条件上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客观环境的变化，到了现代，这种相似性和相关性已经不再存在，或者说已经断裂。于是原本一个词的多个义项，就区分演变成为彼此之间没有意义关联的多个词。比如《左传》中“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中的“管”字，在这里是指“钥匙”，因为古代的钥匙是用竹管做的，因此在后来引申为“掌管”和“管理”的意思。但在现代汉语中，“管”却不再表示“钥匙”这个义项。单纯的词语多义化的例子有很多，大多数词义的引申变化，不必表现为上例中联系意义的中断。如“兵”古汉语中本义指“兵器”，后引申为拿兵器的人，现代汉语中则用双音节词“士兵”表示。这个例子就结合了上面所说的词语多义化和双音节化两个特点。从这个现象上来说，就必然导致古代汉语在表达上比现代汉语省便。事实上，随着现代社会生活和联系的日益复杂，新生事物的出现，诸多新造词的产生，外来词的借用，都使得现代汉语词汇数量的急剧增加，也使得现代汉语在意义承载上要负担比古代汉语更多更复杂的意义。

　　以上只是简单论述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在文字表达上或者说在语言的文字符号的记录上简繁的原因，表达上来说，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其实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各自有自身表达的优点和长处，不同的人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而选择不同的汉语表达。五四时期打倒文言文的新文化运动不是一场单纯的文字或文体改革运动，当时的社会状况对运动在思想和政治上革新意义的要求，使它无法用语言学独立的角度来看待文言文和白话文。而这一运动对文言文矫枉过正的结果，正有待于后来的人去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