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源流考
内容摘要：本文从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角度，对先秦法家的内涵、流派及流变进行了梳理。提出先秦法家在法理上分为“理法”、“礼法”和“利法”三大法系，在流派上分为“道法家”、“儒法家”和“霸法家”三大流派；从历史演变上将先秦法家的发展划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和“时用期”四个时期，从空间流布上讲法家的学术走向分为“南线”、“中线”和“北线“。在此基础上，对三大法系的异同进行了详细辨析，并对三大流派的时间、空间及思想流变进行了梳理，对先秦法家和法学有代表性的人物与作品进行了点评，提出了一些不同于前人的观点。
关键词：先秦；法家；源流
今人谈及儒、道、墨诸家，大致总能理出一条或数条比较清楚的传承脉络，但论及法家的起源和流变，却仍是一笔糊涂帐。最普遍的看法似乎是：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至韩非而集其大成。且不论这种“三分归一”的架构是否正确，单从学术传承而言，仍有太多的空白需要填充。这“填空”的工作不仅仅是为了理清法脉学统，更要紧的是为了正本清源，更深入更确切地理解法本法义，以便利今后。
今人谈及儒、道、墨诸家，大致总能理出一条或数条比较清楚的传承脉络，但论及法家的起源和流变，却仍是一笔糊涂帐。最普遍的看法似乎是：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至韩非而集其大成。且不论这种“三分归一”的架构是否正确，单从学术传承而言，仍有太多的空白需要填充。这“填空”的工作不仅仅是为了理清法脉学统，更要紧的是为了正本清源，更深入更确切地理解法本法义，以便利今后。
一、法义辨析
欲究其源，先明其义，此谓之“正名”。
（一）关于“法”
《说文解字》对“灋”的解释是：
“刑也。平之如水，从水；灋，所以触不直者去之。故从廌从去。法，今文省。佱，古文。”
《尹文子》辨法之功用曰：
“法有四呈，……一曰不变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齐俗之法，能鄙异同是也；三曰治众之法，庆赏刑罚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权衡是也。”
法的这“四呈”实际上可归为两类，其中的一、二、四皆属作为规范事、物之标准、准则的法（类似于“程序法”），而第三呈则是进行奖惩的法(类似于“实体法”)。
据此及胡适等人的研究，法字之义，大略有三：
其一，畴范之义。即《管子·七法》所云：“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
其二，刑罚之义。即《尚书·吕刑》所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其三，方法、手段、途径之义。即《易·系辞上》所谓：“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
又《尚书·虞书·舜典》提到：“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上古时的刑罚主要针对两类人：一是犯上作乱的（共公、欢兜、三苗），二是没有履行好本身职责的（鲧）。这样的区分并非多余，后面我们将看到，它实际上已经兆示了法制的两大思路或流派。
（二）关于“法家”
史书中关于法家的特点及其起源的代表性论述，大体有以下几处：
《尚书》：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虞书·舜典〉）
“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服有刑，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虞书·舜典〉）
“帝曰：皋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大禹谟〉）
“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周书·吕刑〉）
《庄子·天下篇》：
“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趋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
《淮南子·要略篇》：
“齐桓公之时，……故《管子》之书生焉。申子者，韩昭釐之佐。……。故刑名之书生焉。秦国之俗，贪狼强力，……，故商鞅之法生焉。”
《汉书·艺文志》：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
《史记·太史公自序》：
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常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上述种种说法，不但没有理清法家的源流，反而令后人更加模糊难辨。
造成这种纷纭纠结的原因主要是：
其一，“法”义多岐。“法治”不同于“法家”。作为一种治理方法、手段的“法治”思想和实践，至少在尧舜时代就存在了，但将其构造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并上升为治国大略，以一个“学派”面目出现的“法家”的形成，则最早在战国中期。这两个概念如果混淆了，下来的研究就会颠三倒四、前后掣肘。另外，“法”这一概念本身有多种涵义，如果不作深入仔细的辨析，也会造成研究的混乱。
其二，法流多源。道、儒、墨三家虽然也有其更早的学术渊源，但在春秋末期或战国初期，就产生了该学派的鼻祖式人物和奠基性著作，此后的发展则是从这一“原点”的分化与引申，这种“一源分流”式的学术流变，脉络比较清晰而易于把握。法家则不然，与道、儒、墨相比，它是一种“多源归一”式的学术流变，早先散见于诸子百家之典，分行于列国诸朝之政，直到战国晚期才蔚为大观。这就大大增加了其脉络梳理的难度。
其三，“诸子”与“百家”的错位。今人常将“诸子百家”联用，实则“诸子”与“百家”并不构成一一对应的关系。盖春秋战国之世乃中华学术大生发、大碰撞、大交融之时，不惟儒墨道法等诸家之间颉颃互参，便是某子之思想观点，也是诸家杂糅，甚或前后相抵，总以“务为治者”为鹄的。所以，欲将“某子”简单地划归“某家”的企图，便常常捉襟见肘。这也是导致前人对法家流变脉络难以捉摸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们不能将“法家”等同于一般的“法律思想家”和“法治工作者”而任意扩大其外延，否则就失去了研究和讨论的基础。
“法家”的界定，本人认为应当主要依据以下三个标准：
其一，是否有以“法制”为核心的完善、成熟的理论体系；
其二，是否有以法治为主导的政治实践；
其三，最主要的，是对“法”的地位的确定。是将其视作治国的根本方略、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切“依法治国”呢？还是仅作为众多治国手段中的一种、仅求“以法治国”？甚或只是作为其他治国手段的必要补充？
据此本人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家是指：在战国中、后期成熟的、以富强争霸为主要目标、以法治为最高和最根本的治国方略的一批政治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在此之前或之后，虽也有众多的“法律思想家”和“法治工作者”，但都不能算作真正的“法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