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独立思考的日本汉学家中岛敏夫
——海外汉学家见知录之十九

　　中岛敏夫（1931—）日本二战以后汉学家，主要从事唐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岛敏夫在战争中渡过青少年时代，战争晚期的原子弹爆炸，在他身上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冲击伤痕。上一世纪的50年代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曾师从著名的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郎、长泽规矩也、加藤常贤、藤堂明保、赤冢忠、前野直彬等。后为爱知大学教授，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重点研究中国的唐代文学。在80年代末，和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松浦友久等一起，被我国李白研究学会聘为名誉委员，九十年代初期，曾到北京语言大学等中国的大学研究进修。

　　中岛在日本汉学界，以善于思考、见解独立和敢于挑战传统而知名。其主要汉学著述有：研究整理的中国典籍《古诗类苑》3卷、《唐诗类苑》共7卷、《中国神话人物资料集——三皇五帝夏禹先秦资料集成》；著有《盛唐》、《中国名诗鉴赏》；以及论文《陈子昂蓟丘览古黄金台等地理考》、《对历史和神话的审视》等。

一、汉学成就

　　中岛敏夫的汉学成就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典籍的整理和研究，二是唐代文学研究，三是对先秦文献研究。

　　1、中国典籍的整理和研究

　　其中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收集整理，影印出版了张之象的《古诗类苑》、《唐诗类苑》。张之象（1507—1587），明代著名的藏书家和出版商。松江人。字月鹿、一字玄超，别号王屋先生。在明代嘉靖间所刻自注的《盐铁论》十二卷，当时颇为学界所知。张之象在二十年间，搜罗了当时所见、从帝王到无名氏1470人的诗作28067首（总数为28245首，其中重复178首）编辑成《诗纪类林》。其中汉魏至六朝为一集，初唐至晚唐为一集。死后才分别以《古诗类苑》、《唐诗类苑》之名出版。《唐诗类苑》的编撰在学术史上有两个意义。其一，此书和冯惟讷的《诗纪》、黄德水等编的《唐诗纪》等总集一起，反映了明代中期收集整理唐代诗歌的动向，成为唐诗总集的滥觞。《唐诗类苑》以后，出现明·胡震亨撰《唐音统签》一千二十九卷，清季振宜撰《唐诗》七百七十卷，康熙敕撰的《全唐诗》九百卷。其二，《全唐诗》等书都是按照诗人姓名排列，而《唐诗类苑》则按照诗的主题加以分类。按“天、岁时、地、山、水、京都、州郡、边塞、帝王、帝戚、职官、治政、礼、乐、文、武、人、儒、释、道、居处、寺观、祠庙、产业、器用、服食、玉帛、巧艺、方术、花、草、果、木、鸟、兽、鳞介、虫、祥异、杂”之顺序，分为39类。按照主题加以分类的唐诗集在《唐诗类苑》以前也有，如唐·顾陶的《唐诗类选》二十卷、宋·张孟奎的《分门纂类唐歌诗》一百卷。然而《唐诗类选》今已佚失，只有序文保存在《文苑英华》里;《分门纂类唐歌诗》现只残存十一卷。《唐诗类苑》以后曾出版过不少按照主题加以分类的唐诗集，据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明代至清末共有二十四种，但这些都不是全集而是选集，读者只能通过选编者的眼光窥探唐诗主题的情况。因此可以说，《唐诗类苑》是唯一的按主题分类的现存最早的唐诗全集。因此在唐诗史和学术史上有较高的价值。由于此书今存较少，在日本仅东京内阁文库、国会图书馆等少数图书馆有收藏。中岛敏夫经过多方努力，以内阁文库所藏为底本，以国会图书馆所藏补缺，从1990年到1995年，陆续整理了明万历年间刊刻的《唐诗类苑》二百卷，由日本东京汲古书院的影印刊行。共七册（其中第七册是中岛敏夫所编的《唐诗类苑》索引和研究论文。其索引包括诗人姓名索引、诗人别诗题表、“部”（大分类）及“类”（小分类）一览表、“部”及“类”词目索引等等。关于《唐诗类苑》中诗的作者，也与《全唐诗》一一对勘，附载于索引卷末。其中校勘记640条，涉及801首，其大部分应是《类苑》之误。表明中岛敏夫在校雠学上的严谨。另外，他整理校勘的《古诗类苑》共3卷，亦由汲古书院出版。

　　《古诗类苑》尤其是《唐诗类苑》的出版，引起了日本学术界的关注。中岛敏夫整理校勘的这两部中国古籍，亦于2006年由我国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在完成了《古诗类苑》、《唐诗类苑》的影印出版以后，他重点转移到了中国先秦时代的文献整理。在数年间，收集了73种古籍中的有关资料，再加上近年出土的考古文物资料，汇编成了《中国神话人物资料集——三皇五帝夏禹先秦资料集成》。

　　2、唐代文学研究

　　中岛敏夫的唐代文学研究代表性的论著是《<唐诗类苑>研究-一从<唐诗类苑>看唐诗主题的展开》。它作为《唐诗类苑》的第七分册主体部分与《唐诗类苑》一道由日本东京汲古书院在1995年出版。

　　这是一部富有独创性的论著，分为序章、第一部和第二部。在序章里，中岛阐述了他对中国诗歌研究的总体认识。他认为：研究诗歌必须首先从诗歌主题，而诗歌主题的确立，不仅取决于诗人本身，而且也取决于他们所属的文化大背景。中国文化“历来跟西方的希腊、罗马至基督教的文明不同，扮演着东方汉字文化圈的主角”，而成为世界历史上两种影响力最大的文化之一。研究唐诗的主题，有助于研究中国文化这个大课题，表明了中岛研究唐诗的宽阔视野和终极目的。另外，他认为，研究唐诗的主题不能只凭印象，而应当将它客观化；不能只考查局部，而必须考查整体。这样的研究结果，才会是准确的、全面的。

《〈唐诗类苑〉研究》第一部是统计资料，主要由以下9种统计构成:各诗人现存诗作数（《全唐诗》及各种补编中重复收录者除外）；《唐诗类苑》中各诗人的诗作总数；各诗人现存诗数和各诗人的诗作总数比较对照；《唐诗类苑》中各“部”（大分类）及“类”（小分类）的诗歌数；《古诗类苑》各“部”的诗数；唐诗中四十六位主要诗人的各“部”诗数及其分析表；日本《万叶集》及所有的旧撰和歌集（21种，约3万3千余首）的各分类歌诗数；白居易、杜甫、李白全部在“人”部各“类”的诗数以及分析表；《唐诗类苑》各“部”中的“类”诗数位居前列者及其诗数。

　　第二部是统计分析。分析从以6个方面着手进行，作成了许多统计表、直线图表、圆形比例表等等。其中包括：整体倾向；个人诗数中，哪个部诗数位居前列、哪个部位居后列，各诗人的倾向；与《古诗类苑》、日本和歌集的比较；白居易、杜一甫、李白、王建4位诗人每人的倾向；人部、天部、动物诗·植物诗的倾向；各“部”、“类”诗数的分析。很明显：中岛敏夫在研究中将传统考据学的严谨精细与现代科技的电脑处理和比较文学结合起来，给我们很多的启迪。

　　中岛在唐代文学研究的主要成果，还表现在他主持翻译注释的《唐诗选》上。《唐诗选》是明代李攀龙序编，在日本广为流传的唐诗选本，此书的日译本是作为藤堂明保监修、竹田晃、户川芳郎、佐藤保等负责编集的《中国的古典》丛书的一种，由学习研究社于1982—1986年出版。《唐诗选》分上、中、下三册。其中中册的后半部分，由斋藤茂担任；下册的后半部分，由佐藤保负责。中岛在翻译、注释《唐诗选》的过程中，收罗了相当多的有关资料，纳入了近年新的研究成果，对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比如，对人所众知的李白《静夜思》一诗，中国的唐诗选比如流传最广的《唐诗三百首》等中都作“床前明月光”，但他认为，从此诗流传的版本上看，李白的别集、宋洪迈的《唐人万首绝句》等早期的刊本和《全唐诗》都作“床前看月光”，所以当以此为是（见《唐诗选》下册）。又如对卢纶《和张仆射塞下曲》的“张仆射”是什么人，他认为是张廷贵，和中国有些学者认为的“张封建”不同见（见《唐诗选》下册）。他在的注释中，还罗列了许多有关的资料，比如在一些诗下，附上了有关绘画、书法、照片或出土文物，吸收了当代中国学界的一些研究成果如《唐诗鉴赏辞典》，这对于学者的阅读欣赏、研究参考，甚为方便。此书在日本流传颇广，受到相当的欢迎。

　　此外，他有关唐代诗歌的论文，如《关于李白诗歌中色彩字使用的若干考察》一文，他对现存李白作品中有关色彩的用词进行了具体的分类统计，并和唐代主要诗人的情况进行了对比。指出，在唐代代表性诗人的作品中，色彩字在总字数中所占的比例，李白最高，约为3．03%。平均每首诗歌中使用有色彩的字的频率，李白仅次于频率最高的李贺，居第二位。李贺243首作品中，色彩字的频率为“250”，而李白1049首作品中的频率为“224”。比他统计的18位代表性诗人中用字频率最低的孟浩然263首作品的“63”高出许多上。此外，李白诗歌中，所用色彩字，以“白”字最多，共使用了463次。其次为“金”字，333次。最少的，即只使用过l次的有“绀”“黟”等。他还把李白和杜甫等诗人用的色彩字进行了对比，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揭示了李白诗歌的特色。这无论在研究的方法还是结论上，都显现了独特的风格，在中国学术界受到学者好评。

　　3、先秦文献研究

　　如果说在中岛敏夫在五十多年教学研究生涯中，大多的时间都奉献给在唐代文学领域的话，那么，到了中晚年，他走出了唐代文学的园地，走进了更为广阔的中国古典文献原上跋涉探索。他主要做了这样一些工作：

　　第一、在汇编《中国神话人物资料集——三皇五帝夏禹先秦资料集成》基础上，连续撰写了《对历史和神话的审视——从对疑古派“大禹天神论”的验证再出发》上、中、下数篇，详细地介绍、论说了中日两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有关争论。对于如何认识中国上古时代的三皇五帝、特别是有关“大禹”的记载，是中国古代史上最有争论的问题之一。“大禹”的存在与否以及如何看待历史上有关的记载，早在上一世纪的前期，就有争论。可以说，这一争论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走向。中岛关注到近年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介绍了在200O年10月公布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初步研究成果。指出：该项研究，从文献和考古发现两个方面考察，最后认定：夏代的开始在公元前2071年相当于根据碳14测定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第二段的时期内。夏和商的分界，在公元前1600年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一期。而商和周的分期在前1046年。也就是周武王伐纣的年代（见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主办的《中国21》第15期，2003年3月）。

　　与此同时，他又介绍了日本学者从箭内互、白鸟库吉、藤堂明保到现在的小南一郎等，从神话学的角度对大禹记载的解说。也就是说，中国学者认为是历史真实的“大禹”，在他们看来只不过是传说中的神。与此观点基本相通的，是以顾颉刚为首的中国史学界“疑古派”的看法。中岛对他们的见解也作了详细的介绍。他认为：“这样两极对立的认识，对进一步深入这一问题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

　　第二、在历史研究法上，他对顾颉刚等人古史辨学派的学术观点进行深入的探讨。

　　顾颉刚是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学者，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是历史学研究中“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他认为古代的史实记载多由神话转化而成，层层累积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第一，“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至少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他并将史学上的创见运用到民间文学、民俗学领域来，为之贯注新血液，探讨新方法，同样取得了极大成就，成为民俗学的开创者。他在孟姜女故事和歌谣学、民俗学诸方面的研究，赢得了很高的荣誉。私淑弟子黄现璠曾说“解放前，日本学者，特别是名牌大学如东京、京都、帝大教授，都看不起中国学者，惟对于顾颉刚先生和陈垣先生，则推崇备至。”但中岛敏夫却有一种挑战传统和权威的勇气，在《对历史和神话的审视——从对疑古派“大禹天神论”的验证再出发》（上、中、下）等论文中，他在其所收集的资料汇编《中国神话人物资料集——三皇五帝夏禹先秦资料集成》基础上，不但对“古史辨学派”学派的“大禹天神论”提出不同看法而且更进一步地提出对顾颉刚等人“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应当以如下的验证：“首先，他们的论说，是用了怎样的资料，没有用哪些资料？资料具有怎样的可信赖性？”；“其次，那些作为资料被使用的文献中的诸篇，在时代上，是什么时期的，是些怎样的资料？”“再次，是对资料中词语的解释。有怎样程度的妥当性？”“建立在那样解释上的逻辑、理论是怎样展开的？”进而，有必要对他们的基本观点和所采取的方法进行整体性的检讨（《中国21》第17期，2003年11月）。他认为，只有在这样验证的基础上，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而他也在自己的论文中，对上古史的各种文献如《尚书》、《左传》、《史记》乃至近年的出土文物，从这样的角度进行了探讨。

　　上述主张和方法，不仅对于“疑古派”的论说，对于思考验证其他的史学或文学史论说，对于我们的文史研究，也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见解。

　　4、对“伪古文尚书”进行专门的研究和探讨

　　在中国古代史、中国经学史的研究中，东晋时代梅赜献上的、据说是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的真伪，一直是有争论的大问题。唐代孔颖达为孔安国的《传》作《正义》，收入唐代的《五经正义》。到了宋代，吴棫疑此《古文尚书》为伪，朱熹有论说，元代吴澄等继之。明代梅鷟撰《尚书考异》，提出了在这《古文尚书》的《禹贡》篇中，孔安国注“湹水出河南北山”“积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所用地名都在孔安国后才有。到了清初，阎若璩撰《古文尚书疏证》，又近一步对此详细加以论证。以后，视此为《古文尚书》伪作的铁证。二三百年来，此说几为学界定论。

　　中岛敏夫则对此定论提出了疑问。他在《论〈尚书禹贡〉“积石山”〈孔传〉“金城”有没有“伪之铁证”》中对所谓“《古文尚书》之争”提出的新见解。他认为，关于《孔传》，阎若璩所说，因为孔安国提到“积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所以《孔传》是伪作的看法，涉及到这样一些问题：第一，这里所说的“金城”，到底如何理解？是县、是郡？还是一般的地名？最早见于什么文献？如果这是县或郡，它究竟是在何时设置的？到底在什么位置？第二，“积石山”到底在何处？具体如何理解？第三孔安国死于什么时候？他有无可能知道汉代设置“金城”这一地名？

　　中岛根据《史记大宛传》、《史记始皇本纪》、《汉书地理志》、《汉书昭帝纪》等的记载，参考《管子》、《水经注》、《括地志》、《元和郡县志》、《资治通鉴》包括胡三省注、《读史方舆纪要》等史料，加以分析对照，认为，阎若璩所主张的“金城”这一地名，在昭帝六年设置“郡”时为最早这一看法，难以成立。“金城最初的命名，并非在郡的建置之时的可能性很大。”“金城作为县名，或城名，在设置郡之前就有的可能性很大。”“金城郡在秦的陇西郡之地，其地在汉昭帝始元六年置郡。”“金城郡的郡治所在地在允吾县，不在金城县，显示了县的建置可能先于郡。”“金城县在现甘肃省兰州市市政府所在地西北约20公里处。”关于“积石山”，中岛根据现代的研究和古典文献的记载，认为，历史上存在着大、小积石山，必须加以区别。大积石山，是黄河源头的大山脉，即“阿尼玛卿山”。位置在青海省东南部基本是东西、稍微倾向西北—东南向。稿本21页小“积石山”在甘肃临夏县西北，一名唐述山。但是，在汉代，人们对于这样的大、小积石山，尚未能明确地区分，所以记载上有暧昧性。清代的阎若璩也未能具体区别大小“积石山”，所以，他认为孔安国《尚书注》中所记载的“积石山”方位不对的看法，是错误的

　　关于孔安国的卒年，阎若璩根据有关记载，推算孔安国的卒年，“当于元鼎末、元封初公元前110前后，方年不满四十”。所以，不可能知道在约三十年后的宣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设置的“金城郡”。中岛根据《汉书刘歆传》等文献，参照近年有关的研究成果如肖黎《司马迁评传等加以推算，认为：“孔安国至少在天汉年间乃至征和二年公元前100~公元前91年肯定生存着。”这样，他就完全有可能知道“金城”这一地名。因而，阎若璩以孔安国不可能知道金城这一地名，“积石山”的方位不对，来作为断定《古文尚书》为伪作的根据也就不能成立了。

　　如果这一推断成立，无疑将是中国文史研究领域中的一大成果。当然，《古文尚书》，还设涉及到其他的各种问题，比如有关《尧典》中“四仲中星”的记载，具体反映了什么时期的天文星象。这也是近百年来争论甚大的问题。中岛在回顾前人论争，比如日本的新城新藏、桥本增吉、饭岛忠夫、能田忠亮以及我国学者竺可桢、陈遵女为、陈美东等人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都还可以继续探讨。

二、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中岛在日本汉学界，以善于思考、见解独立和敢于挑战传统而知名。他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也有许多值得称许和借鉴之处。

　　1、他的研究，表现出一种向传统观念挑战的勇气和批判精神。他不相信所谓的定论，对形成定论的逻辑推理、思维模式，迸行了反思。如上述的《对历史和神话的审视——从对疑古派“大禹天神论”的验证再出发》（上、中、下）等论文中，他在其所收集的资料汇编《中国神话人物资料集——三皇五帝夏禹先秦资料集成》基础上，不但对“古史辨学派”学派的“大禹天神论”提出不同看法，而且更进一步地提出对顾颉刚等人“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应当从所引用的资料、资料的时代以及他们的基本观点和所采取的方法进行整体性的检讨。

　　对于《古文尚书》的真伪，自宋代吴棫疑此《古文尚书》为伪以后，经朱熹、梅鷟到清代的阎若璩，二、三百年来，此说几为学界定论。中岛敏夫在《论〈尚书禹贡〉“积石山”〈孔传〉“金城”有没有“伪之铁证”》中则对此定论提出了疑问。对近年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夏和商的分界，他也提出自己的分析和看法。这些虽只是一家之说，但这种建立在资料的大量搜集和严肃细致考证基础上的，向传统观念挑战的勇气和批判精神，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另外，他从维护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出发，对于中国学界目前的急功近利现象，对中国唐诗研究界一些疏漏，对胡乱出版的《唐诗分类大辞典》等皆提出的尖锐批判，表现出一位正直的严肃的学者对此的零容忍。

　　2、中岛敏夫在研究中将传统考据学的严谨精细与现代科技的电脑处理和比较文学结合起来，给我们很多的启迪。他的研究能与时俱进，融入高科技手段。如在《唐诗类苑研究》这部专著中，他及时地采用了新的电脑技术，对全书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统计分析，反映出传统的研究方法和现代技术的交融，这对于文史研究者，当不无启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一是应用统计的方法，将资料加以量化处理，从数字中得出结论；二是广泛地进行比较；三是编制各类索引，便于电脑检索。

　　例如，他通过电脑检索和数据分析，指出：就《唐诗类苑》整部书而言，“人”部收诗最多，而在“人”部里又以“赠诗这个类别最多。就收诗最多的白居易、杜甫、李白三人而言，也是以“人”部最多，但在“人”部之下最多的却是“咏怀”类（怀思、感遇、述怀等类），“赠诗”只占第二位。关于各诗人诗歌主题的近似性，经全面分析发现，李白与孟郊、白居易与元稹的近似性最大。以植物为主题的诗，比例最高的诗人是李商隐。以动物为主题的诗，比例最高的诗人是李贺。在植物的小项目下，诗数最多的是“柳”。在鲜花中诗数最多的是“莲花”，其次是“牡丹”、“菊花”。在“天”部里，诗数最多的小项目是“雨”，其次是“雪”，再次是“月”。“月”下收诗170首，而‘旧”下仅收诗31首。在“夜”下收诗263首，而在“晓”下收诗仅63首。在节日的小项目下，诗数最多的是“九月九日”，比“三月三日”、“七夕”、“正月十五”都多。这些数据分析比较，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唐代的社会时尚、价值取向，分析唐代诗人不同性格爱好所造成的不同诗材取向，都创造了很好的研究基础。上面曾提到的他有关唐代诗歌的论文，如《关于李白诗歌中色彩字使用的若干考察》一文，他对现存李白作品中有关色彩的用词进行了具体的分类统计，并和唐代主要诗人的情况进行了对比。

　　3、比较研究的方法

　　中岛敏夫除擅长日本学者共同的考据学专长外，在研究中还多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首先是中日之间的比较。如在《唐诗类苑研究》中，中岛在对唐代各诗人的诗歌主题进行统计后，并将此和日本平安时代的33675首“和歌”的主题统计进行了比较研究。作者的结论是：日本和歌的主题，最多的是有关“春”、“夏”、“秋”、“冬”四季的，占36.8％；其次是“恋歌”，占36.6％。而《唐诗类苑》中，最多的是“人事”占35．1％。“岁事”部中的“四季”只占全部的3．3%；没有“恋爱”这样的主题，“人”部中，只有“美人”“闺情”“幽怨”类的诗。中岛教授由此得出结论:中国文明及其文学的特点是“人文主义”，这与吉川幸次郎《中国文学史》（1974岩波书店）所得出的结论相同。至于四季诗歌数量的次序，《唐诗类苑》是春、秋、夏、冬，其中更多写春；而《二十一代救撰和歌集》是秋、春、冬、夏，更多写秋。这也反映出，尽管平安时代诗歌深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这两个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诗人有着不同的生命意识和时代感受。以此反映了中国唐代诗歌和日本平安时代诗人的人生价值取向、时代风格乃至中日两国诗歌特点的差异，这些结论对我们皆有启发。

　　另外，《唐诗类苑》没有设置“恋”这样的项目，只是“美人”、“闺情”、“幽怨”等小项目下才找到以恋为主题的诗，而且数量很少。而在《二十一代集》里以“恋”为主题的诗数（8547首、25.4%）仅次于“四季”。因此，中岛教授认为:如果说“人”部诗代表中国文学，那么代表日本文学的应该是四季诗和恋诗。和歌的重要主题是男女之间的恋情，而唐诗的重要主题则是士人之间的友情。从这一点不难看出中日两种文化大框架的差异之表现。我们或许可以说:中国文化（唐代文化）是已高度地文明化了，而日本文化（从十世纪到十五世纪）很浓厚地留存了社会原初阶段的自然性。

　　其次是同类比较，如将《唐诗类苑》与《古诗类苑》加以比较，其结果是：“人”部和“岁时”部诗数之多，是两者共同的。《唐诗类苑》中“居处”、“职官”、“寺观”等部的诗数在全书中所占比例高出《古诗类苑》。而《唐诗类苑》在“道”和“祥异”下的诗数的比例则低于《古诗类苑》。通过这个比较支持了文学史上这个结论：从六朝到唐代，人们关心的对象有由神怪转移到人间的倾向。

　　4、他的研究，兼顾文献史实考证和文学性的探索，在日本的唐代文学研究界，有着独到的风格。如上面引证的《关于李白诗歌中色彩字使用的若干考察》、《对历史和神话的审视——从对疑古派“大禹天神论”的验证再出发》（上、中、下）、《论〈尚书禹贡〉“积石山”〈孔传〉“金城”有没有“伪之铁证”》等皆有此特点。

　

三、主要著述

　　著作：

　　1、《盛唐》明治书院，1978，内田泉之助监修《中国名诗鉴赏》，1998再版，

　　2、《古诗类苑》《唐诗类苑》日本东京汲古书院的影印刊行1990—199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中国神话人物资料集——三皇五帝夏禹先秦资料集成》汲古书院，2000年。：4、《唐诗选》（翻译、注释），日本学习研究社，1982。

　　论文：

　　1、《陈子昂蓟丘览古黄金台等地理考》《爱知大学文学论丛》，1982、

　　2、《对历史和神话的审视》载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主办的《中国21》

　　3、《关于李白诗歌中色彩字使用的若干考察》爱知大学文学会《文学论丛》第87、89辑，1988年，

　　4、《夏商周断代工程》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主办的《中国21》第15期，2003年3月。

　　5、《论〈尚书禹贡〉“积石山”〈孔传〉“金城”有没有“伪之铁证”》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主办的《中国21》

　　纪念文集：

　　《中岛敏夫汉学研究五十年志念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中岛敏夫汉学研究五十年志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