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何日有“正装”

  中国已经进入无“正装”时代。

  这不是危言耸听。相信很多人都有过相同的经历和感受,那就是每参加一些正式公共活动时,都会接到主办方的通知曰“请着正装”。但什么是正装?在当下的中国,似乎不言而喻是指“西装”。你若跟对方较真为什么“西装”是“正装”,则显得你不识时务且大大落伍了。“西装”怎么会在素有“礼仪之邦”、“衣冠上国”的中国跻身为“正装”,实在令人不解,也难以接受。

  衣冠具有最鲜明的文化象征意义,无论古今,不管中西,概莫能外。在中国春秋时代,上衣多为交领斜襟,华夏族上衣襟右掩,称为右衽,北方胡族衣襟左掩,是为左衽,所以才有孔子赞管仲之语:“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孔子赞管仲并坚持不左衽,正是明确意识到衣冠所具有的民族文化身份识别功能,由此而将其上升至政治象征和文化认同的高度,所以唐代孔颖达有“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的说法。也正因为如此,正式场合如何着装,在古代中国都有明确规定,根本不是问题。

  但自近代以来,尤其是西方文化伴随坚船利炮入侵中国以来,服装,因其特有的象征意义,不可避免地成为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落后、改革与保守的标识。由于革命领袖的提倡,中山装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开始成为正式“国服”,并根据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精神和礼仪赋于其新的含义——前上身四个口袋表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前上身口袋袋盖形状为倒笔架寓意为以文治国,门襟五粒纽扣代表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袖口三粒纽扣表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后背不破缝表示国家和平统一之大义,衣领定为翻领封闭式显示严谨治国的理念。后来,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穿中山装出席开国大典,国外有人便将这一款式的中山装称作“毛式中山装”。自此以后,中山装作为男人的主装,成为中国最庄重也最为普通的服装,苏式列宁装便成为女干部中最流行的服装。可惜,因为特殊的历史时代所致,其他服装,如着西装和旗袍等则被非此即彼地看作资产阶级情调的体现,中国由此进入到有“正装”无“便装”的时代。这种全民单调统一的着装,实在是呆板乏味,让人无法忍受。

  这种情况,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开始转变。穿着西装,又变成了开放思想、改革精神的象征,因为政治领导人的倡导,不知不觉中日益升格为公务常礼服即“正装”,并且愈演愈烈,成为不容置疑的惯例。如果真有较真如我辈者追问以“西装”为“正装”,所依何法?所据何理?相信很多人只能以惯例云云而搪塞之。所谓惯例,实际上也是欧美惯例。就此而论,中国当下实乃无“正装”的时代!君不见阿拉伯人有长衫、印度有纱丽、日本有和服、越南有奥黛,以及非洲各国所具有的民族服饰,可谓绚烂多姿。反观中国,却是因袭他人单调枯燥——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近年来大陆民间开始兴起“唐装”、“汉服”热了。

  笔者很赞同国学家张立文先生在《国服与民族人文精神》一文中的看法,我们并不是反对服饰的多样化,也不拒斥不同民族服饰的交流,而是因为服饰的民族文化表征性,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国服”。“国服”是民族人文精神的体现,给人们以国家、民族、文化以及宗教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是文化的亲和力、国家的凝聚力、民族的生命力的源泉。假如我们认同“西装”为“正装”,即为中华民族正统的服装,那么,我们就会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认同西方的服饰文化,慢慢地就会对西方文化产生一种亲切感,而对中华民族自已的文化(包括服饰文化)产生一种疏离感。长此以往,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民族的气质、品格、神韵就会被消解,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的个性光彩、特殊魅力就会淡出淡化。

  衣冠服饰,兹事体大,中国是该有自己的“正装”了。窃以为,从历史传承和现实方便两个角度考虑,中山装乃为男士正装的最佳选择,女士正装可在此基础上有所变化,凸显女性特色,或者择以旗袍。实际上,在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典礼上,最高领导人即身着中山装出席,谨严素雅,刚健挺拔,迎来一片好评声,说明中山装在当前各种服装中是“最大公约数”,理应扶正。

原载于《博览群书》201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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