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南北朝乐府清赏之十
汉魏乐府·杂曲歌辞
董妖娆
洛阳城东路，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
春风东北起，花叶正低昂。不知谁家子，提笼行采桑。
纤手折其枝，花落何飘扬。请教彼姝子：何为见损伤？
高秋八九月，白露变为霜。终年会飘堕，安得久馨香？
秋时自零落，春日复芬芳。何如盛年去，欢爱永相忘！
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肠。归来酌美酒，挟瑟上高堂。
这是一首文人乐府，始见于《玉台新咏》，郭茂倩把它收入“杂曲歌辞”。作者宋子侯，东汉人，身世不详，《玉台新咏》把他放在班婕妤之后，班是汉成帝妃，宋子侯应是生活在成帝或成帝以后的人。这首诗是文人对民间乐府一次成功的仿作。诗中以花拟人，伤悼女子命不如花。表现了当时社会上叹时惜老，虚无幻灭的时代氛围。
诗中的女主人翁叫董妖娆。此女的身世亦不详，疑是当时的著名歌姬。但在唐诗中，董妖娆常作为美人的代称，而且是歌姬一类，如杜甫的《春日战题恼郝使君》：“细马时鸣金腰裹，佳人屡出董妖娆”；温庭筠的《题柳》：“香随静婉歌尘起，影伴妖娆午袖垂”。温诗中说的“静婉”是羊侃的歌妓张静婉。由此看来，“妖娆”也是位歌女。未提董姓，只是为了与“静婉”对称而已。
汉乐府《董妖娆》是描述她在一次春游中赏花、折花及与花的对话，以花拟人，设为问答，伤悼女子命不如花。以此来反映她对生活的思考和人生态度。开头六句是描绘洛阳城东的一派烂漫春光。在阵阵春风的吹拂下，城东路上桃李芬芳，花与花相映，叶与叶相衬，它们随著春风自由款摆、随意低昂，一副春风得意之态。这段描绘在全诗的结构上产生了以下两个作用：（1）渲染了环境，为主人翁的出场製造了气氛。大自然中是春风吹拂、春花烂漫，女主人翁是青春年少、自由活泼，璟境气氛与即将出场的主人翁的年龄与心理十分合拍。（2）以花喻人，为后面写入花问答、人不如花埋下了伏笔，诗人强调“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实际上是在暗示人面桃花相映，青春与春天相当。女主人翁就像这盛开的桃花与随风低昂的花叶一样，处在青春美好之中。它就像《西洲曲》中的莲花与飞鸿一样，既是主人翁情感的寄託，也是主人翁本人的化身，可以说“景即是情”。清人张玉谷说这段是“写景之中，逗出盛年欢爱影子。”（《古诗赏析》）
环境描写后，主人翁出场了。这是一位采桑的姑娘，她提著桑篮、沐著春风，披拂著桃李，行走在城东道上。从“不知谁家子”到“欢爱永相忘”，是敍述她和花的问答，从而得出“人不如花”的消极结论，反映了作者叹时惜老、人生虚幻的时代伤感。这场争论是由女子折花引起的：“纤手折其枝，花落何飘颺”。这位姑娘为什么要折花?看来不是由于喜爱，也不是为了簪戴，因为从她折花的动作来看，是对花的损伤：枝被折断，花朵坠落到地上。那麼，她损伤花的动机是什么呢？诗人用拟人的手法让花提出责问：“请谢彼殊子，何为见损伤？”请谢即请问，这是用恭谦的方式提出责难。这位年轻的女子没有直接回答自己的动机，而是绕个弯指出花的必然结局：“高秋八九月，白露变为霜。终年会飘堕，安得久馨香?”终年即年终，意思是说等到八、九月天高气爽、百露铺地时，你终归要飘零堕落的，又哪能长久保持你的青春芳香呢？既然早飘堕、晚飘堕都是一样的结局，现在受点损伤又何必介意呢?看来，这位年轻女子是因为看透了花的归宿，才毫不珍惜眼前的春花美景的。但是，这也并非是女子折花的真正动机，应当还有更隐秘的原因在内。也许这位年轻女子在爱的长河中遇到了波折，浩盪的春风更增添了她的烦恼，灿烂而得意的春花更引起了她的妒嫉，心想你开得倒颇自在得意，于是随手将它折下；也许，爱神的翅膀还未扑闪到这位女子的心屝，眼看娇艷的春花将要和自己的青春年华一道逝去，爱之舟至今却还泊在那静静的港湾，因此她折花也是自伤；她说花，也是自叹。也许我们猜测得都不对，但诗人这种透过人物的动作、语言，来刻划人物的微妙心理，及让我们悬想猜测她更隐秘的内心世界的表现手法，确是很高超的。
这场问答还继续下去。这位女子用花的结局为自己折花辩护，花也抓住其结局对女子反击讥讽，它的论点是花还可以再开：“秋时自零落，春月复芬芳”，但人的青春却不能再来：“何时盛年去，欢爱永相忘”，从而得出结论：女子命不如花。当然这个结论在逻辑上也是站不住唧的，因为它偷换了概念：再开的花已不是当年谢下之花，此花已非彼花，就像是今天的红顏少女不再是白髮老嫗当年的模样一样，在这点上，花与人是一样的。但诗人偏偏让花问倒了人，从而答出“人不如花”这一的结论。诗人为何要如此？在诗的最后四句，诗人把自己的情感和意图公开表露了出来：“吾欲竟此曲，此曲断人肠。归来酌美酒，挟瑟上高堂。”歌者对人生易老、红顏难再充满了感慨，也充满了忧伤，以至无法把此曲唱完（其实，此曲已唱完了，如真的再去写女子的续答或行动，就是画蛇添足了），只有饮美酒以消愁，登堂高歌以解忧。作者对生活的悲观消极态度，和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至此完全公开表露了出来。值得一提的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有些学者为了肯定这首诗的积极意义，认为作者的正面主张不是什么及时行乐，而是“相当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妇女的悲惨命运”。其实，这首诗篇皆是喻体：以花的凋零喻红顏易老固然是比喻；但红顏易老、命不如花又何尝不是比喻?诗人实际上是藉这位女子与花的答对，来反映他的人生态度和政治倾向，
首先，宋子侯是在代女子立言，他同情封建社会女子的悲惨命运。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中，女子是作为男子的附属物而存在，盛年一去，欢爱永绝。西汉的陈皇后被汉武帝抛弃就是最有名的例子。作者的这个思想，这个感慨不是生硬抽象地塞给读者，而是在抒情诗中融入叙事诗的情节，以诗人的所见所闻来引出人生感慨。通过春天盛开，摇曳多姿的桃李被折损，同女子青春消逝的对比中，告诉读者一个结论：青年女子命不如花。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对话，带着叙事性、情节性的鲜明特点。
其次，也表现了当时士大夫的思想倾向和时代精神。那麼，作者为什么会表露出这种消极虚幻的人生态度呢?这当然与当时的时代有关。东汉后期，土地兼併严重，社会矛盾尖锐复杂，广大农民沦于豪族地主的佃户，“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状，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崔寔《政论》），统治层内部的政治倾轧也愈演愈剧，朝政愈来愈昏暗。一方面宦官专政，大兴党錮，政坛上风波迭起，仅灵帝建宁元年（公元二八》被宦官追捕、杀戮的党人就达一百余人，被株连而死、徒迁废禁的又达六、七百人；另一方面，官僚士大夫集团开始形成，门阀姻亲把持朝政，寒素有才之士无法上进，形成“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昏暗政局（赵壹《刺世嫉邪赋》）。这种昏暗的政局，凶险的仕途，当然影响了一些正直士大夫对人生、社会的看法。他们或是崇尚清议、抨击时政，或是感到人生虚幻、清极伤感。《董妖娆》作者所抒发的正是后者的感情，这种感情固然是消极颓伤的，但它却是那个时代的产物。透过它，我们嗅到了那个时代的气氛，也瞭解了当时部分知识份子的精神面貌。从这点来说，是有一定认识意义的。
这首诗在表现方法上也有不少出色之处。有的手法是对汉乐府民歌的借鉴，如在敍事诗中穿插对话，用拟人的手法来写花，这是对《陌上桑》、《东门行》、《乌生》、《枯鱼过河泣》等成功的模仿。有的也是对汉乐府民歌的发展与创造，如在人物出场前，先进行环境描写和气氛烘托，使景即是情，这在乐府民歌的敍事性作品中是不多见的。乐府敍事诗喜欢开门见山、直咏其事。如《孔雀东南飞》、《陌上桑》等都是劈头就写主人翁的形貌和动作，《董妖嬈》和上篇的《羽林郎》在这方面，都丰富了乐府诗的表现形式。另外，这首诗主要是心理描写，这与靠动作或情节取胜的民歌表现手法不同。这首诗的主体部分是花与女子间的问答，这部分的心理描写极为细腻，把女子折花的动机及掩饰动机的诡辩，写得异常生动逼真，而且还留出余地，让读者对她更微妙、更隐秘的内心世界，进行联想和猜测，因而使全诗显得“婀娜多姿，无穷摇曳”（沈德潜《古诗源》）。
《董妖娆》较早的文人五言诗之一，对后世曹植、刘希夷等人仿乐府创作有一定影响：曹植的《種葛篇》、《浮萍篇》、《明月照高楼》等篇，都以怨女思婦的口吻，藉夫婦相弃，写君臣的相间，表白自己怀才不遇的心曲。唐人刘希夷《代悲白头吟》诗的前半写洛阳女子感伤落花，抒发人生短促、红颜易老的感慨：“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好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更是对《董妖娆》的继承与创新。明代胡应麟说：“汉名士若王逸、孔融、高彪、赵一辈，诗存者皆不工，而不知名若辛《延年》、宋《子侯》乐府，妙绝千古，信诗有别才也”。（《诗藪》）可见此诗影响之大。
悲歌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
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恩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汉乐府中的《战城南》、《十五从军征》、《巫山高》、《伤歌行》和《悲歌》等诗章，就像是一组各具特色的电影镜头，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汉代无尽的兵役和徭役带给人民的苦难。《战城南》是写战死者抛尸荒野；《巫山高》是写兵士有家难归；《艳歌行》写远方的游子思念故乡的亲人；《伤歌行》则是写家中的亲人对远方游子的惦念。《悲歌》所反映的内容与《巫山高》相近，也是抒发有家难归的忧怨和对家中亲人的深长思念，但在情节上更具体，结构上也更工整一些，看来是汉乐府民歌后期的作品。
诗的一开头就是强烈的感情抒发：“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主人翁思念著故乡和故乡的亲人，悲从中来，伤感不已，但无尽的兵役或徭役又使他无法返家，甚至也不敢公开表白自己的伤痛和怀念（后面提到了“心思不能言”），因此，只好长歌当哭，远望当归。但长歌毕竟不是哭，远望也代替不了归，而且还会激起对家乡更深长的思念。所以主人翁的以歌代哭、远望当归，只是一种自我安慰，感情上显得更为深沉辛酸。有人认为，“可以当归”应当是“何以当归”，是一种反问（徐仁甫《古诗别解》》，谓不能当归。这就意思的理解是对的，但如改成反问，主人翁的这种自我慰解就不见了，感情上反不如这样深沉。这位游子远离故乡又无法还乡，只好以望乡来代替还乡。真的“可以当归”吗？只能是聊以解忧，无可奈何之举罢了。这两句把许许多多人的生活体验作了典型的艺术概括，是最能引起读者共鸣的，所以成为千古名句。
既然远望不能当归，自己又不能归，那麼这种思念之情只能寄託在对家乡的缅怀和遐想之中了。“思念故乡，郁郁累累”就是表现这种寄托。“郁郁累累”一般的说法是形容心中忧愁郁结之状。郁郁，愁闷貌；累累，失意貌（《汉魏南北朝诗选》）。但我认为，这里是对家乡环境的遥想。从下句的“欲归家无人”来看，主人翁对家乡亲人的离散死亡是很清楚的，这句正是想像家乡由于亲人离散死亡造成的萧索荒凉之状。“累累”，是荒塚重叠之状；“郁郁”，是坟地松柏重柯蔽日之貌。另一首汉乐府《十五从军征》，写一个老兵回家后看到的场面就是“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那是实写。“相和歌”中的《梁甫吟》也写到：“里中有三墓，累累正相似”；，汉代赵臺的诗：“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等也都属此例。透过这两句，把诗的场景从眼前的服役之处，推到千里之外的故乡，场面阔大，更衬出心潮不平。宋代学者胡仔认为“汉诗气象恢宏，尺幅之间觉有千里之遥”（《苕溪渔隐丛论》），这也是例证。
那么，主人翁为什么不能返家呢?又为什么只能远望当归呢？“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则以明说和暗示这两种方法，道出了其中的原委。“欲归家无人”是明说，不仅是有家不能归，而且还是无家可归。这在意思上又更深了一层。家中为什么无人？诗人在此没有点破，但在《十五从军征》中却交代了原委：“十五从军征，八十始来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正是当时不合理的兵役制度，使得《悲歌》中的主人翁家破人亡，从有家难归到无家可归。如果说“欲归家无人”是明说，那么“欲渡河无船”则是暗示，用一种含蓄的手法道出由于徭役在身，有家难归。从另一个角度对当时的兵役、徭役制度进行抨击。对这句诗我们并不陌生，因为在西汉铙歌《巫山高》中就有类似的描写：“我欲东归，害不为?我集无高曳，水何盪盪回回？”同样是一种比喻和暗示：由于这种无休止的兵役和徭役，使他无法回家，即使是家乡亲人离散亡故，也只好用遥念和遥望来寄託自己的哀思，无法去拯救和庇护。这样一明一暗，一直接指斥、一含蓄暗示，从不同的角度，把当时兵役制度的罪恶和游子的愤懣、忧思，深刻而形象地表现出来。张衡在《四愁诗》中说：“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坂长”，“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纷纷”。连用东西南北四个比喻来象征自己有志难伸，忧伤失意。李白在《行路难》中说“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以行路难象征人生道路的艰难。也都是这种手法的化用
最后，诗人还进一步指出：这位主人翁的生活悲剧不仅在于他有家难归和无归可归，还在于他连动一动的念头和吐一吐怀亲的心声都不可能。也许是当局怕动摇人心，不允许他吐露这样的心声，也许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使他不愿吐出自己的心声，总之他是“心思不能言”，因此满腹的愁肠、满腔的思念，只能憋在心中，就像车轮在肠中滚来滚去一样。这首诗和《古歌·秋风萧萧愁杀人》在思想内容上相似。最后两句均是“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但《古歌》是触景生情，而这首诗，既不写景，也不叙事，它以肺腑之言，真挚的感情痛苦的体验而动人心弦。可以说，抒情诗的意境，并不在于写景和叙事，只要感情真挚感人能引起共鸣，那么诗的意境就在不同的读者的脑海中幻化为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了。
《悲歌》的题材和表现方式对后代诗歌产生的影响很大：东晋陶潜《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南朝宋代谢灵运《拟魏太子诗·徐干》：“行觞奏悲歌，永夜系白日”；唐王勃《益州夫子庙碑》：“厄宋围陈，奏悲歌於下蔡”；宋苏轼《次韵范淳父送秦少章》：“后生多名士，欲荐空悲歌”；《红楼梦》第二七回黛玉的《葬花词》：“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皆是承绪“悲歌”的题旨，至于王粲的《登楼赋》中“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凭轩槛以遥望兮，向北风而开襟。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以修迥兮,川既漾而济深。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从诗句到表达方式皆有近似之处。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
枯鱼遇河泣
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鱮，相教慎出入。
《枯鱼过河泣》始载于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七十“古辞”一类。与《乌生》、《蛱蝶行》一样，这又是一篇很奇特的寓言诗。一条遭横祸死去多日的枯鱼，在过河时居然哭了起来，又居然写信告诉自己的同伴——鲂与鱮，要他们引以为戒，谨慎小心，免遭横祸。关于它的主题，历来说法不一，清代学者朱乾认为是“悔过之诗也”，追悔当年行为孟浪，不知进退，而罹此难（《乐府正义》）。张荫嘉则认为是“规友之诗”，要友人以“出入不谨”为戒（《古诗赏析》）。萧涤非认为这是反映士大夫身处乱世，要求全身避祸的一种思想倾向（《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我认为萧先生的分析是正确的，不过含义更应扩大：它还曲折地再现了东汉末年黑暗社会状况的再认识，和由此得出的处世经验和人生哲理。《后汉书。陈留父老传》就记载了一个栢似的史实：
桓帝世党錮事起，守外黄令陈留张升去官归乡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闻赵杀鸣犊，孔子临河而返；复巢竭渊，龙凤逝而不至。令官竖日乱，陷害忠良，贤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无援，将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趋而过之曰：“吁！二大夫，何泣之悲也。夫龙不隐鳞，凤不藏羽。网罗高悬，去将安所？虽泣，何及乎？”
《枯鱼过河泣》正是用寓言这种荒诞不经的形式，来反映张升等人所说的汉末社会动乱现实，及在这个社会中人们“性命之不免”的隐忧。
俄罗斯伟大作家托尔斯泰在他的日记中曾写到：“幻想里有优于现实的一面，现实里也有优于幻想的一面，完满的将是前者和后者的合一。”（《古典文艺理论译丛》）。《枯鱼过河泣》在表现手法上，正是出色地做到了这个“完满”，它用短短的四句二十个字，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似真非真、似幻非幻的苦难世界。鱼可以哭泣，可以追悔，甚至可以像人一样的写信传书，这当然是幻想，但枯鱼见河而泣，枯鱼要告之的是鲂与鱮，这又符合鱼的生活习性。鲂即鳊鱼，鱮即鲢鱼，诗中用它们代指鱼类，它们皆是枯鱼的伙伴。牠追悔的内容——因为自己孟须轻率，出入不小心而陷罗网，还不正是一切遭到不幸的人们常有的心理状态吗？所以它又异常符合生活的真实。这种似幻非幻、似真非真，用幻想的形式来反映真实生活的表现手法，当然使入耳目一新，在新奇中又加深了对当时社会生活的理解。
这首诗虽止四句，结构式却很有讲究：开头两句突兀而起，奇峭警拔。诗中说：一条枯鱼过河时，不禁伤心痛哭，悲叹现在后悔已来不及了。既是枯鱼，何以又会过河？又何以哭泣？何以悔恨？这一切，诗中先不说明。“何时悔复及”，意思是说：什么时候失悔还来得及啊！这是用反诘语表示否定，以加强悲叹的语气，加重表现沉痛的心情。先说结果，后叙原因，可以突出结果。诗中这样处理，不仅可以突出悔恨，还可避免平铺直叙，使内容富有曲折。
三四两句仍然不直接回答何以过河，何以泣，何以悔，而写枯鱼作书(写信)给鲂、鱮，但枯鱼何以过河，何以泣，何以悔，却在书的内容中自然透露出来，构想非常巧妙。书信内容仅“相教慎出入”五字，内容却极丰富。“相教”即相互告诫；“慎出入”是说无论外出还是归来，都要谨慎小心，千万不可粗心大意。首先是尽量少外出；即使不得已外出，也要处处留心。这里不但表现了枯鱼对伙伴们的关切，还透露出枯鱼之所以泣、悔，就是由于当初麻痹大意，以致被人捕去，此刻被人携过河去，看到过去在里面游嬉过的河水，以后却再也不可能回到那里面去，不禁伤心痛哭，悔恨万分。它用自己的惨痛教训告诫伙伴，希望它们不要再蹈自己的覆辙。这既是对伙伴的警告，也是枯鱼对自己的悲悼。此诗通篇全用比喻，想象新奇，结构精巧。清人沈德潜评论此诗说：“汉人每有此种奇想”（《古诗源》），确实显示了汉乐府的高度艺术表现力。
这首汉代民歌在郭茂倩《乐府诗集》后，被《文选补遗》（卷三十四）、《广文选》（卷十二）、《诗纪》（卷十二）等诗文集转录。其内容和尤其是表达手法，更引起后来许多著名诗人的仿效：李白有拟作《枯鱼过河泣》：“白龙改常服。偶被豫且制。谁使而为鱼，徒劳诉天帝。作书报鲸鲵，勿恃风涛势。涛落归泥沙，翻遭蝼蚁噬。万乘慎出入，柏人以为诫”，全诗共十句五十字，举白龙、鲸鲵为喻，并以汉高祖于柏人警惕免祸为例，言天子出入当谨慎慎劝戒唐玄宗不要微服出巡。陆龟蒙的《射鱼》则着重描写射鱼场面的残酷，鱼被射中后鲜血淋漓的惨状：“弯弓注碧浔，掉尾行凉沚。青枫下晚照，正在澄明里。抨弦断荷扇，溅血殷菱蕊。若使禽荒闻，移之暴烟水”。作者以鱼拟人，对统治者“矢民”——鱼肉人民表达不满。至于王安石《鱼儿》：“绕岸车鸣水欲干，鱼儿相逐尚相欢。无人挈入沧江去，汝死哪知世界宽”，更是一首以鱼喻志，表达自己的民生关怀以及改革现状的愿望：池塘即将干涸了，鱼在其中还浑然不觉。他希望自己成为将鱼儿“挈入沧江去”得到改革者，让人们知道天地旷阔的很，不必死守着即将干涸的池塘。
无人挈入沧江去，汝死哪知世界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