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方立天先生
在1999年出版的《佛缘丛书·序》中，我写道：
“世界无穷愿无尽，心香一瓣礼空王。我与佛学的缘分日益加深：九七年炎夏，我先后朝礼了清凉五台和终南五台。在终南山千峰万壑献眼底，举手可扪满天星的大茅蓬，与宝珠禅师缔为方外之友；九七桂子飘香之时，佛光山文化院院长依空法师飞抵长安，《顿悟人生》咏絮女，《人间巧喻》发潮音，以莲花妙舌谈起她“无常擦身而过”的生命体验，使我油然生起‘人命在呼吸间’的危机感和使命感；九八年爽夏，台湾禅学名家吉广舆博士飞抵长安，我们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畅谈在两岸如何通过各自的学术专著，推动禅诗研究突破性进展的构想；九八年金秋，台湾佛学界独行侠高仰崇先生飞抵长安，豪华落尽见真淳，一语天然万古新，谈起了他正在把《中国佛学》办成权威性刊物的经历，激发起我布发掩泥献学术的热忱；迄今为止，我为佛光出版社《中国佛教高僧全集》组编的五十余部书稿，在大陆五十多位教授、博士、博士后、作家的鼎力支持下，全部如期完成，喜结佛缘；为写好《禅诗研究》，感悟佛法氛围，我拨落尘缘，栖心禅悦，慈恩寺、卧龙寺、青龙寺、兴善寺、香积寺、草堂寺、大茅蓬的大殿、禅堂、藏经阁都印下了我跏趺禅坐的身影……”
丛书出版是在1999年初。1999年之后，我所遭逢的佛缘，更为殊胜。其中尤其令人感受欣慰、荣幸的，是我与方立天先生的佛缘。2000年10月15日，李鹏委员长为中国人民大学组建50周年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表示将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支持中国人民大学，特别是支持作为科研龙头的研究基地，陈至立部长参加“佛教与宗教学理论国家重点研究基地”的揭牌仪式，我为方先生所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兴奋与自豪，并写下这篇文章，以纪念与先生的殊胜因缘。
一、佛缘本是前生定——进人大博后站始末
我是1996年秋在陕师大文学所读在职博士的。读博的头两年，我的主要精力是为佛光出版社编审《中国历代高僧全传》。组织稿件，审改文稿，忙得不亦乐乎。经由各方面的努力，两年之后，丛书的审稿工作基本上告一段落，我也得以全力以赴地准备学位论文。于是，从1998夏开始，我进入了紧张的论文撰写阶段。由于当时我体证禅宗文化已经有了8个年头，我把论文的题目定为《禅诗研究》。经过极其艰辛的写作，1999年5月，我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获文学博士学位。此后，我继续完善学位论文。承蒙学术界同仁的大力支持，学位论文中的部分章节，以系列论文的形式在各杂志上发表，引起了较好的反响。然而，我深知，这仅仅是一个起点，我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于是，1999年12月，我决定到京访学。
此前，在网上无意中看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佛教方向新近设立博士后流动站，自2000年开始，首次招收佛教研究方向的研究人员，我便有了前去的意向。因为这个站的指导教师是方立天先生，是我久读其书、久仰其人的中国著名佛教学者。如能得到先生的指教，自然是一段妙胜的佛缘。出于这个考虑，到京之后，我就住在人大招待所。不巧的是，方先生刚刚于数日前赴美参加学术会议，故未能谋面。
人大的申报手续很是简便，遵从要求，我填写了一张简单的申请表。其中有一栏需要“所在流动站合作导师”签署意见。方先生不在，我便将当年发表的10余篇论文交给宣方博士，请他转呈方先生，好让方先生对我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这一切办完之后，人大的事情遂告一段落。按照人大的时间表，下学期开学即2000年的3月，由系上初定人选，4月再由学校最终确定。我也就把这事暂且放在一边。
在京期间，我拜会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主编李富华先生。当他得知我申请人大博士后时，说起宗教所也设有博士后流动站。由于申请做博士后的人很多，为稳妥起见，我回到西安后，向宗教研究所也递呈了做佛学博士后的申请书。我在这份《申请书》中写道：
今年是我36岁的本命年，又幸逢千禧之年，历史赋予了我弘扬佛教文化的重任。
……
虽然我在文学研究所工作，但我的全部兴趣和科研究成果，都体现为对佛教禅宗文化的钟爱。我在研究古典诗词的过程中，发现唐宋以后几乎所有的文人，都与佛禅结下了不解之缘。佛教文化以其丰厚的底蕴，深深渗透在中国诗词等各种艺术形态之中，形成了作品的内涵与神韵。特别是佛教禅宗，以其透邃而灵动的生命体验，沾溉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化名人。佛教文化是一笔极为丰厚的遗产，对之予以充分继承，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使命。为使佛学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将自己的生命贡献给了佛学。目前这个历程已有十年，在以后的所有时光里，我都将一如既往地参悟佛法、修持佛法、弘扬佛法。
……
《禅诗研究》的基础框架已经形成，其中的一些专题研究，也以系列论文的形式开始在各杂志上发表。1999年，我的禅诗研究初见成果，在海内外各种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10余篇。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好的反响，……虽然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我清楚地知道，它离我要达到的目标还有很远的一段距离。我要完全达到设定的目标，还需要殊胜的因缘。
……
我的禅诗研究系列论文、专著的推出，将建构起中国21世纪禅诗研究的基本框架、观点、方法等范式。……
这份申请书虽然是呈交给社科院的，但也同样可以表达我到人大的心情。按照程序，社科院的人选也要在次年开春后才能确定。于是我同样将它暂放一边，因为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
千禧年春节，古城西安分外热闹。我们一家登上了有600年历史的明代钟楼，听着中外游人撞击起响遏行云的大钟，感到长安文化的厚重神韵。我拔通了方先生的电话，方先生听说是我，很高兴地说已经将意见写好，待开学后交给系上。我问方先生能不能听到钟声，方先生高兴地说听到了。我说，借着古城千禧的钟声，把吉祥和好运带给先生，表达了一个晚生对心仪已久的前辈学者的由衷敬意！
此后我一直投身到紧张的工作中去。开学后，我主要的任务是整理禅宗典籍数据，并准备职称外语考试。4月15日参加了国家A级考试后，才稍稍有喘口气的机会。这期间偶尔也想起提交过申请的事，总有一个念头骤然闪现：今年是千禧龙禧，是我的本命年，我一定会一帆风顺，心想事成。
光阴荏苒，转眼到了四月底。二十八日晚上忽然接到宣方博士的电话，说经过系里、学校两级评议，人民大学决定聘用我为方先生的博士后。接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于是，5月8号，我便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二、一笑相逢对故人——静园初晤方先生
二○○○年九月九日上午我来到人大，在招待所还没有坐定，便打听方先生是否在家，准备前去拜访。结果很不凑巧，方先生又到美国去了，要到十五日下午才能回来。我本想在人大多住两天，等方先生回来，见上一面再回师大。到科研处填写正式的申请表时，才发现还必须有陕师大人事部门签署同意做博士后的意见。我只好先返回师大。
九日下午两点半返回师大。师大对做博士后限制得很严，直到去年还不同意文理科博士进入博士后流动站。说来也巧，今年是第一次有了松动，同意博士进站深造，但必须签署相当详细的协议书。回到师大的当天，我把自己受聘到人大做哲学博士后的事向霍松林先生汇报了，霍先生也很高兴，当即签署了意见。经过一番努力，10日上午人事处就签署了同意我做博士后的意见。考虑到方先生是十五日下午回来，我便订十五日晚上的车票去北京。
到达北京时是中午十二点。经过一个小时的的士，我终于来到了静园，拜会方立天先生。此前已经是两访不遇，这次是三谒静园，多少有点程门立雪的况味。
方先生住在一楼，进楼时可以看到厨房外的一个小院子，院中有一棵石榴树，石榴结得正繁艳如火。园内草深齐腰，令人想起宋儒不葺窗前草，只为全其天性真的佳话来。笃笃的敲门声响过后，应门的是娴静慈慧的师母。只见方先生正一手端着饭碗，一手拿着话筒在接电话。我只看到了一个清癯的侧影。为了不打扰他接电话，我先进了书房与师母小坐。几分钟后，方先生结束了通话，转过身来。我忙从书房迎出，一与先生的目光相接，在那双遒劲的白眉下，是深不见底的清澈澄静的慧眼！我当时顿觉心头一颤，好像被这双眼睛融化了，浑身油然生起一股暖意，心中暗自思忖：“一定在什么地方见过！”一边想着，一边准备自我介绍，只见先生摆了摆手，说：“不用说了，我已经知道了。”我愈发纳闷，只见先生白眉一扬，肯定地说：“你是吴言生，我见过你申请表上的照片了。”
原来如此！先生虽然事务繁忙，每天要处理大量的文稿，应对各种大大小小的事务，却能过目不忘，使我在惊奇之余，敬佩不已。
方先生一边吃着饭，一边与我交谈。他说已经知道了我的大体情况，这次谈话主要强调了两点：一是要开掘深度，一是要调适身心。
“禅诗研究非常有意义。要想使这项研究博大厚重，首先要搞清从印度佛度到中国禅定的发展脉络。只有运用历史的眼光，理清禅宗思想的源头，才有可能对禅宗诗歌进行透彻的体悟与研究。再者就是要搞清为什么禅诗至今还为那么多的人所喜爱。做这门学问，关注点要落实到现实上来。搞清这个问题，就会使禅诗研究在现代社会发挥出积极的意义来。
“除此以外，还要注意使学问与心情、身体作良性的互动。学问做好了，身体、心情自然会愉悦调畅；反过来，身体心情好了，精力就会更加充沛，可以做出更大的学问。人生苦短，抓紧时间做事固然重要，但也要调适好身心……”
对先生所说的两点，第一点我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为了揭示禅诗的禅悟内涵，我认真研究、体证禅悟思维，并且发现，禅悟思维的源头之一，便是各种大乘经典的影响。在这方面我从来不敢懈怠，一直在扎扎实实地做工作。方先生的明示，使我更坚定了把这项工作做好的决心。至于第二点，我自忖确实做得很不够，只知道拚命做事，在电脑前一坐十余个小时不起来，身体状况明显不如从前。听着方先生的这番教示，我感到非常的亲切。
方先生还谈到另外一些鲜为我知的情况：
“今年申请来人大哲学系做博士后研究的全国有二十多人，申请来佛教点的也有很多名牌大学的哲学专业的博士，像南京大学就有两位。你能够在二十多人中，获得系里唯一的一个国家计划内名额，确实不易。机会难得，要好好珍惜才是。要充分利用这两年时间，做出突出的成绩来！”
桌上的阳光不知不觉地在推移。方先生娓娓而谈，我侧耳恭听。方先生的话，言言入耳，字字铭心。我如饮醍醐，如坐春风。
方先生谈兴犹浓，我却不得不起身告辞。因为昨天他刚从美国回来，中午理应好好地休息。我不忍打扰，遂去科研处交清了有关材料，于当天下午离开了北京。
今年五月底，接到中国社研院宗教所杨曾文先生的E-mail，说已经把我的情况向所领导张新鹰先生等先生作了介绍，所领导对我的情况也较为满意，希望我能到社科院深造，我将人大这边的情况如实禀报。杨先生与方先生是多年的至交，对我厚爱有加，见此情形,唯有惋惜不已。对杨先生的这份情谊，我也感念不已。六月初，宗教所办公室主任李毓凤女士来电，询问我是否有变动，我以人大已决定录用相告，对去社研院做博士后一事只好忍痛割爱了。缘份就是这样，一切都已注定。我唯有随缘，惜缘。
今年6月中旬，接到人大科研处通知，希望我立即进站。当时方先生所在的佛教点，正临近申报国家重点研究基地的尾声。学校让我6月进站，是希望我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奉命进站，发现申报工作其实已于一年前开始，方先生的点上，虽然人数不多，但个个都很精干，作资料库、建网站、制幻灯、购图书，一切都紧张而有序地进行。我虽然没有做出什么具体的事，但添砖加瓦，倒也其乐融融。就这样，直到7月18日国家教委的专家组来基地检查验收后，我才回到了西安。
三、法门无上誓愿学——我的博士后研究计划
进入人大博士后流动站时，我曾提交了一份《博士后研究计划书》——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期间的主要科研任务是：在博士论文《禅诗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笔者选取的课题研究，具有跨学科性的特点，需要佛学、禅学、文学的积累与眼光，要融通传统佛学与禅宗的关联、融通佛学与文学的关联，难度较大。
迄今为止，学术界出版了各种禅宗思想史著作(主要是佛教史研究者所撰写)，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这些著作，对禅宗思想与传统经典关系的研究还注意得不够，比如说，被禅宗奉为宗经的《楞伽经》、《楞严经》、《心经》、》《法华经》、《金刚经》、《维摩经》、《心经》、《圆觉经》等，对禅宗到底产生了怎样具体的影响，尚没有深入的论述；学术杂志上这方面的单篇论文几乎是空白。而禅宗语录处处都有“引经据典”的倾向，很多问答都是借经文中的成句或化用经文的意旨来展开的。因此，要了解“教外别传”的禅宗如何受“教内”经典的影响，便成为解读禅宗典籍的一个基本条件。如果不了解禅宗宗经对禅宗思想的影响，便既不能参透禅宗运用这些经典意旨所形成的公案，更不能理解用文学形象对这种禅悟体验进行表述的禅诗。因此，笔者在这方面作扎扎实实的工作，撰写出佛教经典对禅思(禅宗思想、禅悟思维、机锋公案)禅诗影响的系列论文，旨在返本溯源，理清禅诗、禅思的源头，理清禅宗思想、禅悟思维与传统经典的关系，以纠正将禅宗与传统经典割裂的倾向，澄清笼罩在禅诗研究之上的层层雾障，为禅诗研究奠定坚固的理性基础。
迄今为止，学术界出版了相当数量的若干种研究禅诗的著作(多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所撰写)，也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这类著作多是对文人禅诗的研究，对禅宗本身的诗歌却很少涉及。且这些著作往往将禅宗思想与文人诗歌作机械类比，流于片面化、简单化。
由于学术界对禅诗的研究存在着研究重心偏离、研究视点偏狭、研究方法的浅易等缺憾。要么宣扬所谓禅宗“反理性”、“反逻辑”，把人引入误区，缺乏理性的基石；要么钻入考据一途，缺乏悟性的体证。或采取站在外部的、局外人的角度，缺乏禅学的感悟；或一味沉溺其中，采取“反逻辑”、“反理性”的方法，天花乱堕，故弄玄虚，缺乏理性的审视。因此，笔者采取的方法，是理性与悟性并重，既要入乎其中，进行直觉感悟，以心印心；又要出乎其外，进行理论反思，冷静审察。整部论文将试图以独特的视点，广博的思路，翔实的资料来论析五家七宗禅诗，辟出理性与悟性并重的新思路、新视域，力图比现有的研究者看得更远，更细，更全面。
经过了极其艰苦的努力，我在修证与解析并重的基础上，撰写了学位论文《禅诗研究》。
虽然学位论文谬蒙诸评审委员的厚爱，谓之“高屋建瓴，颇多创获”，“显示了深厚的佛学、诗学功力”，“新意迭出，鞭辟入里”，（陕师大博导霍松林先生评语）“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全面、系统而深入地研究禅宗诗歌的专著，具有填补学术空白、拓开研究领域的重大意义与重要价值”，“是一部厚重笃实与飞扬隽逸相得益彰的高质量的博士论文，充分体现了作者深厚的佛学、哲学理论修养，深邃、缜密的思辩逻辑”，（南师大博导钟振振先生评语）但我深知这与其说是对论文本身水准的评价，毋宁说是对我的勉励，亦即对论文的期望。为实现这一期望，我决心将禅诗研究深入扎实地继续下去，以使研究成果更加成熟厚重。
初步设想：将学位论文予以充实、改进，在两年内完成禅诗研究的基础工作：
1．在学术杂志上发表相关研究论文，计划每年10篇左右。
2．在国家重要出版社出版相关研究成果：
（1）《佛典与禅诗》。论述佛教经典如《楞伽经》、《楞严经》、《金刚经》、《维摩诘经》、《华严经》、《法华经》、《心经》、《圆觉经》对禅宗思想、禅悟思维、禅宗公案机锋暨禅宗诗歌的影响。
（2）《五家七宗禅诗研究》。阐明五家七宗禅诗的哲学内蕴、禅悟特点、象喻方式、美感质性。
（3）《禅宗诗歌的话语体系》。禅宗在表达生命体证时，于不经意间建构起一个庞大的话语体系，由丰富的诗学喻象构成。本编采用宏观微观结合的方法，揭示话语体系，分析意象内涵及表征手法。
（4）《公案与禅诗研究》。最能体现禅宗顿悟特色的是禅宗公案，表征着独特的禅悟体验。吟颂公案的诗颂古诗是禅文学的奇葩，本编对公案与禅诗进行相关性研究。
每部专著约25万字。本课题是对禅诗进行专题研究的系列专著，旨在填补这一方面的空白。本课题解决禅宗宗经对禅思、禅诗的影响，解决禅宗五家七宗诗歌的具体问题，纠正禅诗研究重点、视角、方法等偏颇，使真正的禅崭露其“本来面目”。组成本课题的所有主要论文与专著，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全部都是“第一篇”。本课题将为研究中国佛学史、中国诗歌史的研究拓展出全新的视域；为真正的禅诗研究奠定坚实基础。这些成果发表之后，势将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禅诗研究系列将建立起21世纪禅诗研究的基本观点和范式，体现国内外禅诗研究的最高学术水准。
这份计划是否能够实现，我想用不着到出站的那天即可见出分晓。
四、生公说法天雨花——方先生的《佛法与人生》讲座
2000年10月10日，我陪同方先生到运城参加全国第三届《西游记》文化研讨会。在我们当达运城的当天，方先生受运城高专之邀，给同学们作了一场《佛教与人生》的学术报告。
虽然读方先生的《佛教哲学》等佛学名著已有十余年，但有幸亲聆听先生的讲课，平生还是第一次。因此，与所有的听众一样，我也兴奋而好奇。
报告从下午2点开始。当我陪同方先生进入礼堂时，礼堂里已坐满了人，过道上、末排座位的后面，甚至外面的窗台上，都挤满了前来听讲的人。当我们步入会场时，鼎沸的人声忽然间静了下来，大家都充满虔敬地打量着走向主席台的方先生。在肃静致敬之后，热烈的掌声骤然响起，持续了很久很久。在大家渴望的眼神中，方先生开始了他的生公说法。
以下，是“如是我闻”，一时方先生在运城高专大礼堂说——
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是有史以来典籍最多的一个宗派。佛教的根本目标，就是解除人生的痛苦，使束缚的人生，变成自在的人生；将污浊的境界，提升为澄明的境界！
（佛教的本质是什么？终极关怀是什么？有什么现实意义？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因此，方先生要言不烦，一语破的。在从根本上点明了佛教的目的之后，方先生谨严而条畅地切入正题）
佛是什么？佛是觉悟者。大约在公元前四世纪，古印度的一个释迦族王子，抛弃了一般人梦寐以求、视为至宝的王位，出家修道。他就是释迦牟尼。经过长期的苦行，他在三十五岁那年夜观明星，彻悟了宇宙人生的真理：
“善哉善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性，只为浮云障蔽，而不能显现。只要扫去浮云，就会见到本真！”
彻悟到真理之后，佛陀便开始传法，创立了博大精深的佛教。
佛教创立之后，经历了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几个阶段的发展。
“原始佛教”也叫早期佛教、初期佛教、根本佛教，是相对于后来发展的大乘佛教之初期佛教而言；即自佛陀创立教团弘扬教理开始，至佛陀入灭后一百年之间，教法一味、教团统一，尚未分裂为部派以前的时代。这一时代的经典，是佛陀教说的最原始型态，成为后来大小乘佛教根本教理的基础。
原始佛教的思想核心是缘起学说，缘起论包括三法印、十二因缘、四谛、八正道。所有佛教的教法均以缘起论为依准。虽然印度自古以来就盛行各种哲学思想，但缘起说却是印度哲学中所没有的，也是世界其他各种宗教或哲学所没有的，它是佛教的独特思想。
“部派佛教”是由原始佛教分裂而成的各教团派别的总称。据南传佛教史书记载，佛灭后百年，古印度东部跋耆族比丘提出十条戒律的新主张，教团内部或反对，或支持，佛教因而分裂为上座部与大众部。部派佛教提出类似有我论的主张，也就是说部派佛教以存在论来考察一切存在，将存在中变化的现象立为“有为法”，将没有变化的存在立为“无为法”。大乘佛教认为这种观点是“有我说”的一种，对之加以排斥，而提出彻底的无我（空）。
“大乘佛教”的大乘，意思是大的交通工具。大乘佛教不像小乘行者那样，以个人的觉悟为满足，而以救度众生为目的，就像巨大的交通工具可以载乘众人，所以称为大乘。西元前后，除了比丘教团外，各地都有在家佛教信徒团体成立，这种教团中，也有来自比丘教团的人，他们逐渐纂集、传诵不同于当时经藏（阿含经）的经典，如般若经、《法华经》、《维摩经》、《华严经》等大乘经典。这类经典叙述般若空的思想，并用诗歌赞叹佛陀永恒的生命，强调“上求菩提，下化众生”的思想，重视六波罗蜜的实践，这就是大乘佛教。我国与日本的宗派大都属于大乘佛教。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产生了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密宗、净土宗、禅宗等八大宗派，这就是汉传佛教。除此以外，还有藏传佛教，即从尼泊尔北上，传入西藏、蒙古、青海的佛教。
（在要言不烦地介绍了佛教发展史之后，方先生开始论说佛教与人生的关系）
佛教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人生痛苦。主要理论有四谛、八圣道之说。
“四谛”即苦集灭道。苦是人生痛苦的诸要素。集是人生痛苦的原因。灭是涅般成佛。道是成佛的方法。四圣谛中，又包含着圣凡二重因果，即世间因果与出世间因果。世间因果是以苦谛为果，集谛为因；出世间因果是以灭谛为果，道谛为因。八圣道又名八正道，即八种正确的道路，八条圣者的道法。一、正见，即正确的知见。二、正思惟，即正确的思考。三、正语，即正当的言语。四、正业，即正当的行为。五、正命，即正当的职业。六、正精进，即正当的努力。七、正念，即正确的观念。八、正定，即正确的禅定。
那么，佛教对人生的定义是什么？是空！
佛教认为，人是五种因素的集合，即色受想行识五蕴。所谓“色蕴”是物质组合类，它由四大组成。所谓四大，即地水火风。地是坚性，如人的骨骼；水是湿性，如人的血液、唾沫之类。火是暖性，如人的体温；风是动性，如人的呼吸。内四大是人，外四大是自然界。四大之所以称为“大”，是因为它普遍地存在于任何物体中。“受蕴”是心理上感觉的组合。受是领纳之意，指身心器官与外界接触时情绪上的苦乐感觉。“想蕴”是由内六根和外六尘相接而生起的概念。它的功能是认识外境，予境上加以名称。“行蕴”以造作为义，相当于意志作用。行蕴的意志产生业果。“识蕴”是知觉的组合，是对境而了别识知事物之心的本体，实际上就是根尘相接所产生的认识作用，即六识。
佛教对人的本质的定义是空。之所以是空，是因为人由五蕴构成，所以无实体，无自性、无主宰。因为五蕴是因缘所生法，而凡是因缘所生法，均没有实体，所以叫做空，故《心经》说“照见五蕴皆空”。这是佛教对人生本质的定义。空是因缘和合，无实体、自性、主宰，是一种关系与过程。不是零，不是没有，不是不存在。为了体证这个空性，我们可以从四个层次去理解。
其一，从存有论来看，空即缘起、关系、过程。任何事物都是因缘合和而起。事物没有主宰没有永恒，没有真正的自性。这是空的理论的基础。《般若心经》：“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但要注意的是，空是指空性（本质、本性），空也是假有。正因为是缘起，所以有现象的存在。本质是空的，现象是有的。缘起既是有，又是空。性空相有，真空妙有。《中论》：“众因缘所生，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
其二，从认识论来看：空是佛教的根本真理，是至上无上的空理。在佛教看来，它深刻地反映出一切法的本质，从而排除了一切分别的见解，排除了定见、成见。
其三，从方法论来看：空观是修行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即可对万法不执著。运用般若智慧进行直观、直觉，体悟诸法空性，是转迷成悟、转凡成圣的关键所在。
其四，从境界论上来看：空境是开悟的境地，是自证的境地，它是幽微胜妙的涅般寂静，是身心脱落、脱落身心之后生命的解脱圆成之境，是所有修行者梦寐以求的境界。当然，依禅宗的观点，对这个空境也还应当空空，这便是空空，乃至于空空空……，通过无限的否定，而使人达到绝对的肯定。
那么，佛教对人生价值的看法又如何？佛教认为，人生、生存的本质是苦，这是佛教人生价值论的基点。佛教讲苦，有四苦、八苦等。生老病死是苦的，人啼哭着来到这个世界上，生下来就是痛苦的；老了很孤独，有一种无常逼迫之感，如果工作不顺，子孙违逆，更是苦不堪言；生病之时，四大违和，心力交瘁，痛苦难耐；死亡之苦也是每个人必须遭遇的，人生本似同林鸟，大限时来各自飞。虽然现代科学突飞猛进，科学家预言人最多可以活到一百六十岁，但总不免一死。除此四苦之外，还有四苦，成为八苦。另外的四苦是爱别离、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阴盛苦。人生最难耐的是与所爱的人别离。文学作品中，悲莫悲兮生别离，执手相看泪眼，写的便是爱别离之苦。不是冤家不聚头，偏偏是自己讨厌的人，要同住一个宿舍，同在一个办公室上班，在眼前晃来晃去；凡是有所渴求，便意味着缺乏，缺乏便意味着痛苦。而五阴炽盛，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个人主义极度膨胀，由此形成了无穷无际的痛苦。
佛教指出，痛苦的根源是无明、贪爱。通过修行，可以去除痛苦而进入常乐我净的幸福圆满境界。为此佛教设立了接引佛即阿弥陀佛，他慈悲广运，接引芸芸众生，飞升到华贵庄严、绚烂光明的西方极乐世界。而禅宗则主张，春有百花冬有雪，夏有凉风秋有月。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禅宗讲求现世的解脱，注重顿悟成佛。只要将障蔽心灵自性光明的“闲事”去除，就可日日是好日，步步起清风，得到生命的大自在。
对今天特别具有启发意义的，除了以上所说之外，还有佛教人生哲学的伦理观。佛教人生哲学讲究因果报应，三世轮回，有著名的十二因缘说。十二因缘是无明（贪痴等烦恼为生死的根本）、行（造作诸业）、识（业识投胎）、名色（但有胎形六根未具）、六入（胎儿长成眼等六根的人形）、触（出胎与外境接触）、受（与外境接触生起苦乐的感受）、爱（对境生爱欲）、取（追求造作）、有（成业因能招感未来果报）、生（再受未来五蕴身）、老死（未来之身又渐老而死）。以上十二支，包括三世起惑、造业、受生等一切因果，周而复始，以至于无穷。过去二因（无明、行）招致了现在五果（识、名色、六入、触、受）；现在三因（爱、取、有）招致未本二果（生、老死）。对十二因缘，顺观是有情生死的不息流转，逆观则可发现它的根源是无明，灭尽无明，即可超出轮回，从而爱河浪息，苦海波平。十二因缘是个体生命的必然流转过程，也是人生诸般痛苦的根源。超越生死轮回，就是明心见性，顿悟成佛。日本作家诺贝尔奖得主川端康成，在颁奖仪式上大谈佛事，他认为轮回转生学说是“迄今为止人类思想中最美好的东西。”
佛教哲学对人生的定位也富有启发性。佛教哲学把生命层次划分为十阶，是为“四圣六凡”。“四圣”是佛(自觉、觉他、功德圆满)、菩萨（自觉、觉他）、声闻（因亲自聆听释迦牟尼讲经而成佛者）、缘觉（因感悟而成佛者）。“六凡”则指天（光明、自然、自在、最胜之义，是享受人间以上胜妙果报的所在）、人、阿修罗（又译为非天，因其有天之福而无天之德，似天而非天）、畜生、饿鬼、地狱。由于此六者是一切众生乘业而趣向之处，故又名六趣。六道的众生都是属于迷的境界，不能脱离生死，这一世生在这一道，下一世又生在那一道，总之在六道里头转来转去，像车轮一样的转，永远转不出去，所以叫做六道轮回。与四圣六凡相应的观念是三世报应。所谓三世，就是前世、今世、来世。凡已生已灭之法叫做前世，已生未灭之法叫做今世，未生未起之法叫做来世。佛教讲因果报应。种善因必得善果，种恶因必得恶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为挣脱因果链，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就必须修行。佛教人生哲学的修持方法，以戒、定、慧为三大纲领。戒主要有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不邪淫、不饮酒。定指禅定：集中思想，精神高度集中，可以产生智慧。慧指智慧：对人生、宇宙的本质有透达的了解。
通过修行，可以达到佛教的终极理想。佛教的终极理想是涅般，是超越生死烦恼的圆满宁静的心理状态。小乘佛教以证得灰身灭智的阿罗汉果为最高修持目标，而大乘佛教则以证得实相涅般为最高目标。禅宗进一步将这种教义发展，提出了世间即涅般、生死即涅般的主张。
总而言之，佛教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学习、研究、体证佛教，对我们的身心均有莫大的裨益。我衷心地希望大家吸取宗教伦理、道德上的合理因素。佛教有非常完美完的道德体系，发掘整理其合理因素，对建设精神文明，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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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鸣般的掌声再一次响起。讲座结束后，听众们兴奋不已，纸条一张又一张地传递到主席台上。方先生慈悲为怀，诲人不倦地解答着众人的提问：
“佛教与科学有无冲突之处？”
“佛教与科学是两个领域的问题，总的看来，两者的趋同性越来越多。例如，佛教博大宏阔的宇宙观，已为现代天体物理学所证实；佛教说人体内有八万四千虫等等，已为现代医学所证实；佛教的色空不二已为现代微观物理学波粒二像性原理所证实。古印度的佛教就讲究五明，即语文学的声明、工艺学的工巧明、医药学的医方明、论理学的因明、宗教学的内明。许多佛教大师也是科学家，如一行大师是著名的天文学家；很多佛教高僧都深通医道，济病拯危。但是，佛教与科学所运用的方法、解决的问题毕竟有所不同。我们既要看到两者融合的一面，又要看到两者相异的一面。”
“道家追求超升天界，这与佛教的成佛有无不同？”
“按照佛教的四圣六凡说，道教神仙所处的天界，略等于佛教六凡中的天界，还属于迷界，还没有解脱。两者怎可同日而语？”
“您是不是佛教徒？”
“我大学毕业后，曾在佛学院进修过八个月。因此现在很多高僧大德，都是我的老朋友。我们有着非常深厚的友谊，在很多方面都有共同的话题。但是我对佛教哲学，抱着冷静的度来加以研究。”
“您对佛教哲学的前景怎么看？
“佛教哲学的前景非常光明。佛教哲学中有很多好的成份，比如有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的观点。二十一世纪，在汹涌澎湃的文化大潮中，在多元发展的态势下，隐约呈现出百川东到海回归于东方文化的趋势。当然，西方文化中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所要做的，是将东方西方融贯汇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有以雄阔博大的胸襟和眼光，才能有所创新。”
“佛教主张与世无争，主张忍辱，这是否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
“佛教也主张勇猛精进，自强不息。对社会人生，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这是我们学习佛教哲学应得的正受。”
……
窗外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停息了，天空出现了一道道绚丽的彩虹。
在短短的三个小时内，方先生将佛教人生哲学，全面系统讲述了出来。结构闳大，逻辑谨严，妙语纷呈，思想睿智。那酣畅的激情，那忘我的投入，真使人感到天旋地转，花雨缤纷。
五、学问人品总纯真——方先生的哲人气质
方先生的思想，博大深沉。方先生曾接受《法音》等多家媒体的采访，畅谈了他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佛教与传统文化关系诸方面的独到见解，以及与中国佛学研究的不解之缘。以下是方先生成长、治学的轨迹：
1933年3月，方先生诞生在浙江省永康市四路口中村；
1946年春，方先生在永康县立初级中学读书。1949年毕业，进上海财政系统干部学校学习，后留校工作。
1956年，考取北京大学哲学系。亲炙冯友兰、汤用彤、张岱年、任继愈等先生法席。毕业后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工作，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学术之旅。
1962年，到中国佛协主办的中国佛学院进修八个月，向法尊、正果、明真、观空诸位法师，以及周叔迦、虞愚等教授等问学。
……
迄今为止，方先生的佛教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中国佛教思想家的个案研究；中国佛教典籍的整理；佛教哲学思想的宏观研究；中国佛教文化的探索；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系统研究。在这些领域，方先生都做出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以对佛教哲学现代化研究为例：
1986年《佛教哲学》问世；
1991年《佛教哲学》出版增订本；
1997年《佛教哲学》又作为人大“人文丛书”而再版……
方先生写《佛教哲学》主要是由于近四十年来，介绍佛学的基本思想的著作几乎是个空白，并且已有的佛学概论著作，罕有用现代哲学论题和术语来介绍佛学基本理论。因此，方先生的《佛教哲学》，用现代哲学语言如实地勾勒出佛教哲学的传统体系。此书从实际出发，力求适应现代人的需要，标题的现代化用语、佛教术语的现代语言解说，以及佛教思想的现代化阐释等，均堪称此类著作的典范。在书中，方先生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依据佛教哲学的发展轨迹，依其固有的逻辑，阐释其思想内涵。
管窥蠡测方先生的哲人气质，我感到有以下几个方面特色：
1．博大精深，虚怀若谷
方先生虽然以佛教哲学为主攻方向，但对儒道释三家都有独到研究，其学问可谓博大精深，地负海涵。但是，虽有惊人的成就，方先生仍是虚怀若谷。在谈到自己选择佛教哲学作为研究方向时，方先生曾诚恳地说：
“中国哲学史，从先秦到现代，悠悠数千年，哲学家数以百计，哲学书籍浩如烟海，在有限的一生里，难以全部究其原委，探其底蕴。于是我选择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哲学作为重点研究的对象。”
“确定以佛教为研究方向，我也是经过一番艰难而痛苦的选择的。这是因为，研究佛教的难度大。研究佛教需要具备语言、文字、宗教、哲学、历史等多学科的知识，而且，还需要对佛教的宗教生活实践有一定的体察和了解，这都不是容易做到的。至于研究佛教义理的三大难关——概念术语的特定涵义，佛教思维方式的独特内容，以及佛教整个思想体系的庞大复杂、歧异多义，也都是不容易掌握和驾御的。”
通过“艰难而痛苦的选择”，对自己的学术领域进行准确定位，其目光的睿智，决心的弘毅，皆令人叹为观止。然而从这段话中，我们更可感受到方先生虚怀若谷的哲人风仪。只有深邃的山谷，才有容受雨骤风狂松涛成阵的虚怀；只有湛碧的大海，才有涵负日月星辰出没其中的广博。
2．努力精进，难行能行
佛学六度之一便是精进。方先生的精进勤奋，在学术界有口皆碑。他在北大学习期间，一有空就扎到文史楼阅览室看书，至今仍有到图书馆看书的习惯。在谈到治学方法时，他说：
“我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步骤是，尽可能地‘竭泽而鱼’，即搜集研究对象的全部著作和有关传记等原始资料，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尽可能无一遗漏地反复阅读史料。……以便形成对研究对象的独自看法。在此基础上，再参考阅读他人的研究成果，细心比较，取其长，补己短；略他人之所详，详他人之所略，撰写论文。”
没有一番寒彻骨，那得梅花扑鼻香。尽可能详尽地占有资料，尽可能独立地进行思考，是方先生做学问的两大法宝。数十年来，没有周末，没有星期天，方先生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正是这份精进执着，在方先生的学术长青树上，挂满了累累硕果，仅以千禧年而论，方先生即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世界宗教研究》、《文史哲》、《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等十余种权威、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3．脱屣名利，蝉蜕红尘
1983年，方先生申报副教授，虽然科研成果早已达线，但由于倡言学校应当多拨几个晋升高级职称的名额，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悦，结果与本来已有的机会失之交臂。校领导担心他会出事，准备找他谈话，却见他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背着书包又到图书馆看书去了。
1984年，为了搞好学科建设，胡耀邦同志决定在全国重点学科里各提拨五名专家。方先生由于科研成果突出，从讲师直接破格为教授，成为国务院特批的全国5个哲学教授之一。
与前一年没有评上副教授一样，方先生虽然从讲师破格晋升教授，也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依然住在拥挤不堪的两居室中，赏风、观月，教学、著述。直到两年后，学校的有关领导忽然记起了这件事，抚额感叹：“原来我们在调配住房时，竟把您已升教授这件事给忘了！”方先生也仍然只是一笑了之。
这对方先生而言，仅仅是很普通的一桩小事。然而从这件小事中，我们感受到了一花一世界净洁庄严，感受到不思善不思恶、两头俱截断的诗情禅趣。
也无风雨也无晴，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正是方立天先生的风范。
方先生常说：“研究佛教久了，就会潜移默化，在气质性情上得到升华。”其中玄机，颇耐人参究。方先生曾在《文史哲》上发表宏文，论析华严宗的圆融境界；而我不敏，也曾在《人文杂志》上发表陋文，论析华严哲学的圆融之境。方先生的哲人气质，如果用一个词来表述，则舍圆融莫属。方先生学问的博大雄阔，与人格的博大深邃，正如华严珠网，珠珠相含，表里澄澈：
学问方面，儒、释、道兼容并研，传统与现代广取博收；为人方面，伟大与平凡熔成一炉，辉煌与平淡打成一片。而为学与为文，在方先生身上又圆融不二，瓶盆钗钏熔为一金，酥酷长河搅成一味。读其文如见其人，见其人而想见其人。文是真文字，人是真性情。方先生的气质是诗的气质，方先生的哲学是诗的哲学。读方先生的书，品方先生其人，有大用外腓真体内充的雄浑，有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的豪放，有落花无言人淡如菊的典雅，有空潭写春古镜照神的洗炼；更有可人如玉步屣寻幽的清奇。宛如空山无人，水流花开，纯然是自性的流露，脱落一切雕饰，彰显出生命的本真。
我在本命之年，得以受学于方先生，乃因缘凤定，造化使然。我珍惜这段佛缘，在方先生言传身教的薰染下，将更上层楼，为社会为祖国，为芸芸众生，燃起一炷清芬虔敬的心香。
言生居士初稿于2000年10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