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更新

　　内容摘要：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对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领导下，传统的古典文学研究也开始有了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在这一学术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方法论的变革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20世纪初年朴学与西学相结合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兴起，到“五四”文学革命中考据学和进化论相结合的新方法成为主流，再到“五四”前后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中的分析主义的初步成功，这一切都说明，方法本身似乎是研究的途径和工具，但是它的背后隐藏的却是不同的思想理论和认识哲学。所以，对”五四”前后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的考察，既是我们认识“五四”文化精神的重要方面，同时对于促进21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20世纪以前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的简单回顾

　　要对“五四”前后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的问题进行论述，首先就要回顾一下在此以前，尤其是有清一代的治学方法。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开篇就先指出了这一时代的两大学术主潮，一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二是“排斥理论提倡实践”。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又主要有四种原因，一是“王学自身的反动”，二是“自然界探索的反动”，三是“明末有一场大公案，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笔特书者，曰欧洲历算学之输入”，四是“藏书及刻书的风气渐盛”。而在这四个原因当中，又以“王学的反动”最为重要，因为它不但是学术自身的变革，而且还直接关涉着政治。所以，在明朝灭亡之后，如顾炎武等爱国志士们痛定思痛，都对王学作了严厉的批判。而有清一代的学术风气，也从此有了划时代的改变。对此，梁启超有一段深刻的论述：

　　这些学者，虽生长在阳明学派空气之下，因为时势突变，他们的思想也像蚕蛾一般，经蜕化而得一新生命。他们对于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他们许多人都是把半生涯送在悲惨困苦的政治活动中。所做学问，原想用来做新政治建设的准备，到政治完全绝望，不得已才做学者生活。他们里头，因政治活动而死去的人很多，剩下生存的也断断不肯和满洲人合作，宁可把梦想的“经世致用之学”依旧托诸空言，但求改变学风以收将来的效果。黄梨州、顾亭林、王船山、朱舜水，便是这时候代表人物。他们的学风，都在这种环境中间发生出来。

　　的确，生当明末清初的爱国志士顾炎武等人，就是走了这样一条治学之路。他们的学术研究，是从反对宋明理学的空谈心性而起的；在清初的高压之下，他们的政治梦想，也只有依托于识字读经。这其中无可奈何的良苦用心，梁启超已说得很透，但是具体到分析清人的治学思想和方法的关系，也许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体会出来，对此，杨公骥先生的一段话足资我们参考。他说：“所谓宋儒，其学乃是凭借《四书》中的性、心、知、德、情、仁、义等字样，暗中羼以禅学，再发挥引申。他们大多‘不识字’，以字的今义解释古义。因此，清初兴起的所谓‘朴学’，首先是从文字的训诂开端，考证‘经’文的古音、古义，如顾炎武自言：这是为了‘复三代之旧’。这名义甚堂皇，不可加罪。然而，如果用古字音以定古字义，用古字义以定经旨，用经旨以断‘夫子之心’，这就使程朱的‘性理之学’失去凭倚，变成‘诬及圣人’的一派胡言。可见这一着是很厉害的。所谓‘明道在于读经，读经始于识字，字皆不识，讲甚学?明甚道?’–是朴学大师的名言。进而，由训诂文字扩延到探讨‘经义’、‘考证’六籍。为了撼动唐宋之后居于统治地位的‘古文经学’，于是援引汉儒‘今文’经说，‘公羊派’学说从而盛行。但这是有选择的，只是为了借汉儒之口驳宋儒之妄断，并非为了复活‘公羊学’。因此公羊学的最主要观点，如‘五行五德’、‘天人感应’、‘灾异’、‘符命’、‘谶纬’等，乾嘉诸老对之并无兴趣。‘考证学’逐渐‘深化’，便考出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成为其‘变法’的理论根据之一。”

　　由此看来，有清一代的学术风气，和当时的政治是紧密相关的。由此而形成的考据学的方法，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其实是由于里面包含着历史的发展与学术的进步这一重要原因的。

　　清人的治学方法较之前代是一个进步。这种进步放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来看，似乎也有一些不谋而合之处。那就是，在西方，由中世纪的神学到文艺复兴，欧洲人也曾有过一段考证《圣经》的阶段，最后把《圣经》变成了人间的著作。对此，杨公骥先生还有一段很深刻的话：

　　我国所谓的“五经四书”，除了欠缺神的灵光以外，其性质与作用与欧洲中世纪的《圣经》同。“五经四书”和《圣经》，在封建时代乃是迫使人们必须信仰、遵从的“诫条”，并不是可以任意探讨、考证、研究的对象。但到文艺复兴前后，欧洲的一些神父或学者开始把《圣经》当作一门“学问”，考证起《圣经》来，用考据的方法查对《圣经》的来源和真伪、编写经过、成书年代、异文比较，而且进而考证起耶稣的家世、生年、生平经历。这样一来，“圣书”便变成了人间的著作，“圣子”便变成了人之子。最后，终于由新教神父创造出一个主张“平等、博爱”的耶稣。中国的“朴学”“考据学派”也与此相近似，他们把“经”作为一门学问，考辨其真伪、作者、成书年代，同时，考证孔子的家世、生卒年、生平、游历。这样一来，“经”便变成了杂凑起来的各家著作，“圣人”便变成了先秦诸子之一。最后终于创造出一个主张“变法”的孔子。如果说，新教神父把不合意的《圣经》中的观点，归之于保罗的伪造，同样，中国考据家儒生，也把不合意的观点或文学归之于子贡、刘歆的伪造。显然这在意识形态中是收缴统治宗教手中“武器”的一种战斗方法。

　　资产阶级处于萌芽或初生阶段时，其进步思想不是表现在正面反对“宗教教义”上，而是表现在争夺“解释权”上：反对“教皇”(或道学)的解释权，争取自己的解释权。其手段则是使用整理、考证、比较、辨伪的方法。当然，14世纪的神父最初“研究”《圣经》，顾炎武、戴震、惠栋最初考据古文字，都不是自觉地有意识的行为，他们不能预见其后果。但是从历史发展的实践后果看，他们是在给“封建统治思想”预备棺材板。

　　我们在这里之所以引用梁启超和杨公骥的话，就是首先要读者明了有清一代的治学方法的发生及其意义。清人的方法不但具有历史的进步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开启着后学。当然，我们在这里主要指出的是顾炎武、戴震以至康有为等清代有代表性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的主导倾向，而不包括乾嘉学派的末流与那些不通时变的腐儒，因为他们的考据到后来已经变成了钻牛角尖的僵死的学问。但是从这里已经看出，一个时代的学风和研究方法的改变，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对前代学术的批判与继承，同时也与时代的变革和政治思想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五四”前后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的进步，也正是在对清人学术方法的总结和时代变革的双重作用下形成的。

二、20世纪初年朴学与西学相结合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兴起

　　 20世纪初年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同清代一样，首先也是和时代的变革密切相关的。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尤其是19世纪末叶中国所遭受的帝国主义的凌辱，对于当时和20世纪初的中国进步学人，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开始思索中国之所以落后的原因，进一步看清了封建社会的腐朽。于是，变法图存就成为康有为等进步知识分子所奋斗的目标。而康有为的学术研究，也正是继承了顾炎武等人的精神和乾嘉传统。他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与其说是考据的学问，不如说是变法的理论，或者说是以考据的学问为变法而服务的一个典范。这的确是20世纪初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学风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也预示着方法论将要发生变革–即把考据的学问用于政治的维新和改良。同时，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随着对西方文化的介绍，以培根以来的归纳实证为代表的西方19世纪研究方法和中国清代以来的考据学融而为一，使实证主义在20世纪初所兴起的新学中得到了发展。如王国维关于宋元戏曲的研究，关于甲骨文与殷周文化的研究，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在这里，我们就王国维的宋元戏曲研究略作分析，以见其治学方法在当时的代表意义。王国维集中对戏曲进行研究，从1908年开始，到1912年写成《宋元戏曲考》，前后近5年时间。他之所以研究戏曲，有两个原因。按他自己的话说，一是“因词之成功，而有志于戏曲，……余所以有志于戏曲者，又自有故。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若戏曲。”二是由崇拜西洋名剧起，“元之杂剧，明之传奇，存于今日者尚以百数。其中之文字虽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结构，虽欲不谓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国朝之作者，虽略有进步，然比西洋之名剧，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计。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独有志乎是也。”(王国维《三十自序·二》，见《静庵文集续编》。)由此看来，王国维有志于研究戏曲的两个原因，其实也是他个人对于中国戏曲存在的两个偏见：一是和中国其它朝代的文学样式比，他认为戏曲的成就最低；二是和外国的同类艺术比，他认为中国不如西洋。显然，他的这一先入为主的成见是错误的。但是，王国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在研究宋元戏曲时，并没有因为自己的主观偏见而影响了客观的研究，而是首先从事实出发去全面地占有材料、分析材料，最终在事实面前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为了搞好戏曲史的研究，他从1908年开始撰写《曲录》，以李斗《扬州画舫录》所载的清代乾隆年间黄文暘的《曲海》与焦循的《曲考》为底本，在原有两书仅有1081种杂剧传奇的基础上多方搜集，共得金元明清曲本3178种，并对每个朝代的作者数量及其地域分布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他又从不同侧面搜集戏曲资料，相继写成了《戏曲考源》、《唐宋大曲考》、《优语录》、《录曲余谈》、《曲调源流表》、《古剧角色考》等著作，对有关戏曲的产生、戏曲的定义、戏曲的发展、戏曲的角色、戏曲作家等莫不进行认真的考证。最终不但写出了《宋元戏曲考》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古典文学研究著作，而且也改变了他自己原先对于中国戏曲的主观偏见，由“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若戏曲”这样的低估，变成了“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这样的赞誉。

　　关于王国维在戏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今人多有论述，如陈鸿祥在《王国维与文学》一书中，就专列一章谈“《宋元戏曲考》的开创性贡献”。他在谈及本书特色时，先对这本书的结构作了分析。他把此书正文十五章按内容分为四个单元，指出王国维分别所做的四个方面的考证：首考戏剧之源起，次考中国戏剧形成于宋，三考元剧之崛起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四考“南戏”与元杂剧的关系。他最后得出结论说：“从以上概略中，也可以看出王国维关于戏剧的概念及元杂剧之‘文章’的论说里，都有着‘参证’西洋近代美学、文学与戏剧理论的明显特色；而在对戏曲之史的发展的探索中，则又运用了清代‘朴学’家的‘考证’方法，探赜索隐，钩沉故实，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要之，运用考证的方法治戏曲史，贯串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美学、文学观论述中国戏曲之艺术性，应该要算是王国维这部专著的最明显的两大特色。”(见陈鸿祥《王国维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2-284页。)其实这不仅是王国维这部著作的两大特色，也可以看作是20世纪初的古典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不同于上一世纪的重要特色。它说明，20世纪的学者虽然在考据学的方法上继承了前代，但是在如何进行考证的指导思想上却超越了前代，他们已经具有了现代世界文化的眼光，开始把传统的方法和西方的科学理论结合起来。因此我们认为，王国维的这部著作，不但是中国现代人研究古典戏曲的开山之作，也是本世纪初古典文学研究中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代表性著作，它对当时乃至以后的学术研究方法论，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三、“五四”文学革命中考据学和进化论相结合的新方法

　　考据学和进化论相结合的方法，是本世纪初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主要方法之一。如果说，王国维把朴学和西学相结合的方法应用于宋元戏曲的研究，是20世纪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进步的一个开端的话，那么，胡适则是推动考据学和进化论相结合这一新方法向前发展的又一重要人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王国维虽然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先进性，他对宋元戏曲的重视也代表了20世纪文学观念更新的趋向，但由于王国维在政治思想上是一个守旧派，他还不能把在文学研究中得出的进化论观念提到文学革命的高度来认识。而胡适恰恰在这方面超越了王国维，他不但用这种方法研究古典文学，而且还把他用这种方法考证出来的文学进化论的结论，用于鼓吹他的文学革命学说。因此，胡适在当时所进行的古典文学研究，不但具有学术性，而且具有现实性，他在当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也远远超出了王国维。从此，进化的文学史观不但是一种方法论，而且也成了指导人们加强对中国几千年的白话文学、特别是对于戏曲小说研究和评价的一种思想武器。这对““五四””以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胡适在“五四”运动初期倡导文学革命，他的社会影响超出了他的学术影响，但我们也不能低估了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实际上这二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相辅相成的。胡适很早就确立了自己的一套研究方法，那就是“归纳的理论、历史的眼光和进化的观念”，并把它应用于自己的研究实践。他花费了很大力气写作《白话文学史》，他把白话文学看成是中国文学的正宗，把一部中国文学的历史看成是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在今天看来，这显然是以偏概全，并带有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的。但是，是他第一次把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提到了这样的高度，并由此提出了“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的论题，指出中国古代的许多著名作家都从民间文学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这一重要现象，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另外他还对王梵志、寒山子、拾得等历来不被人重视的白话诗人及其诗歌进行考证和评价，这在学术上也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正是这些论述，才使得他的“白话文学正宗论”有了理论根据。他对《红楼梦》作者问题的考证，头一次弄清楚了这部伟大的作品的作者是曹雪芹，推翻了索引派的胡言乱语，至今有功于红学研究；虽然他把《红楼梦》当成是作者的自传，这种说法显然不对，但是他能从作者的生活经验等方面去看作家和作品的关系，这对后人深入研究这部书也有着相当大的启示作用。这些都说明，进化论的观念和考据学的方法在当时的古典文学研究中是取得了成功的，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

　　在“五四”之后用进化论的观念和考据学的方法研究古典文学研究中，鲁迅也是一个代表人物。他的著作主要有《汉文学史纲要》和《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原为作者在1926年任教厦门大学时的讲义，1941年“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鲁迅三十年集》时，书名改作《汉文学史纲要》。相比较而言，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更被学界推重。受时代的影响，鲁迅先生很早对中国传统文学就有很深刻的论述。早在1907年所写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章中，就提倡文学革命，要求个性解放，打破旧的传统，已具有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观。经过““五四””运动暴风雨的洗礼，鲁迅先生反帝反封建的态度更加坚决、鲜明，受着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也相当明显，他说：“许多历史家说，人类的历史是进化的，那么中国当然不会在例外。……文艺，文艺之一的小说，自然也如此。”

　　《中国小说史略》是我国研究古典小说的第一部重要著作。虽不能说鲁迅就是中国第一个撰写中国小说史的人，但具备基本的文学史规格的中国小说史著作，还是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开始的。胡适在《白话文学史·序》中赞扬说：“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

　　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的体例是自创的，也是谨严的，这种谨严的体例正是建立在他的进化论观点上的。但他并非像胡适那样，把民间文学说得绝对的好，把文人作品说得绝对的糟，而是用进化的眼光，把文学看做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动态过程。他说：“许多作品里面，唐、宋的，甚而至于原始人民的思想手段的糟粕都还在。今天所讲，就想不理会这些糟粕–虽然它还很受社会欢迎–而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这条线索就是进化的线索，不仅是中国文学发展的线索，中国小说发展的线索，而且是《中国小说史略》中逻辑思维的线索。

　　在本书中鲁迅认为文学起源于社会生活，如诗歌起源于劳动和宗教，小说则起源于劳动休息时的“谈论故事”。所谈论的故事的内容，是以主宰万物的神灵来解释天地间自然现象的，便划之为神话，所谈论的故事的内容，主要是叙述半神化的祖先英雄事迹，则划之为传说。后来鬼神奇异之谈与人事史实逐渐分清畛域，产生了六朝的“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而代的传奇，其源便出于六朝志怪。“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鲁迅先生认为从唐人开始有意为小说，然唐代传奇则是由以往传统文学，尤其是六朝志怪小说演进而来，同时它又影响着后世各种小说的生成，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依据这种历史的演化，鲁迅先生将中国小说的发展大致按历史时期划分为六个阶段：六朝以前以神话、传说为主要特征的小说阶段；六朝志怪、志人阶段；唐朝传奇阶段；宋元话本、讲史阶段；明朝演义、神魔、人情小说阶段；清朝拟古、讽刺、人情、侠义小说阶段。清理出这六个发展阶段，既等于理清了中国小说演化的脉络，又等于搭成了《中国小说史略》的结构框架。

　　鲁迅先生这样总结中国小说演化历程，并不意味着他遗忘掉了中国小说发展中的复杂现象，恰恰相反，他认为中国小说的演进如同中国社会历史的进化一样，其发展轨迹并不是想象中的单线直上，“但看中国进化的情形，却有两种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中国小说发展亦如此，或具有各个旧阶段特色的旧式小说的“回复”，或具有不同阶段特色的新旧式小说的“羼杂”，这些都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客观存在的现象。鲁迅先生在这复杂的文学现象中把握住了中国小说发展总趋势，这就是不断进化的趋向，标志就是各个历史时期都有较前代又进一步发展了的小说形式及其代表性作品。从《山海经》、《穆天子传》、《搜神记》、《世说新语》、《莺莺传》、《南柯太守传》、《五代史平话》、《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镜花缘》等作品，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小说从雏形到演进、到发达乃至蜕变的轨迹。

　　鲁迅先生对文学史料收集颇勤，在编写《中国小说史略》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求真务实的学术态度，尤其是1930年时他得知日人盐谷节山教授发见了元刊《全相平话》残本及“三言”，认为这是中国小说史上一件大事，根据新发见改订了自己出版了六七个年头的《中国小说史略》的第十四、十五、二十一篇，即《元明传来之讲史》的上下两篇和《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一篇，这种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堪称学术界的楷模，这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至今为人所称道。

　　以进化论的观点和考据学的方法来研究古典文学，在此处我们不能不提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他们所进行的虽然主要是历史研究，但在中国的古代传统中，文史本来就是不分家的，特别对先秦来说更是如此；即便是在今天，研究文学史也照样离不开历史。因此，《古史辨》派的研究，无论在内容还是在方法上，都关涉到了当时的文学研究并对其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来，对中国的古史产生怀疑，也不是从“五四”才开始的，中国早就有疑古的传统，宋人郑樵、清人姚际恒、崔述都是著名的疑古派学者，为此他们也曾作过大量的古史考证工作。但是无论他们如何疑古，都没能从封建文化的圈子中跳出来。而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在继承了我国历代疑古辨伪的优良传统基础上，吸收了现代的科学知识，接受了以进化论为代表的现代思想，并运用了考证学等研究方法，把我国古代、特别是先秦两汉的古书上有关古史的记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从而向世人揭示了“经书”的真象，指出那些千百年来曾经被绝大多数人所相信的中国的上古的历史原来是后人用“层累的方式”造出的，这不但是对中国上古历史记载进行的一次最大的史料分析与考证，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意义，更重要的是它以科学研究的事实沉重地打击了封建主义，成为“五四”反封建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

　　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之所以取得了那么大的成绩，一是因为他们生当“五四”时期，受当时反封建文化思潮的影响；再就是他们把传统的考据学方法和进化论等现代理论结合起来用于古史的研究。对此，顾颉刚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的《古史辨》工作则是对于封建主义的彻底破坏。我要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的知识，要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的政治与伦理，要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换句话说，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经典–“经”整理好了，送进了封建博物院，剥除它的尊严，然后旧思想不能再在新时代里延续下去。……同样，我们当时为什么会疑，也就是因为得到一些社会学和考古学的知识，知道社会进化有一定的阶段，而战国、秦、汉以来所讲的古史和这标准不合，所以我们敢疑。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以进化论为主与考据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一旦和时代的革命运动与进步思潮结合起来，会产生多么大的成绩，并会使书本上的研究产生多么大的社会作用。

　　以实证主义的方法进行考据式的研究，另一个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是陈寅恪。陈寅恪是现代著名历史家和文学史家，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以及梵文、突厥文、西夏文等古文字和佛教经典，均有精湛研究，为国内外学者所推崇。在文学史研究方面，他的主要著作有《元白诗笺证稿》、《桃花源记旁证》、《韦庄秦妇吟校笺》、《读哀江南赋》、《论再生缘》、《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等。陈寅恪在文学研究上的主要方法还是从前清那里继承来的实证主义的考据法，但作为一个有着现代学术思想的学者，他的实证研究比起清人来显然更有深度。陈氏学问渊博，思路开阔，最善长的是以史证诗，以诗证史之法。文史不分向来是中国古代治学的传统之一，以史事来解释甚或比附文学的方法早自汉人解诗时就已使用，但是至到清代学人研究文学，充其量不过是通过考证说明某诗某人和某事有关而已。而陈寅恪的以史证诗，决不仅限于一般的考证，实际上他的考证一直是在历史进化论等现代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所以他能从浩繁的史料中钩稽出与作家作品相关的复杂历史背景，从而得出新见迭出的结论。例如他在研究陶渊明的思想之前，用了相当大的精力专门研究了魏晋以来的清谈问题，并就陶渊明的血统问题作了一篇专文，最后得出结论，说陶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之新自然说，因而他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他的《论韩愈》一文，则从六个方面的考证叙述确定韩愈在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的地位。他的《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主要从文体关系和文人关系的角度，对白居易和元稹的《长恨歌》、《琵琶引》、《连昌宫词》、艳诗、悼亡诗、新乐府和古乐府等进行多方考证，最后不但指出了这些作品间“文学演化之迹象”和“文人才学之高下”，而且也对新乐府运动的产生因果及其意义等作出了自己的评价。陈氏的这些学术成果，到今仍能给人以方法论上的极大启示。

　　以进化论的观点和考据学的方法来研究古典文学，在二三十年代乃至40年代中一直是颇有地位的。当时的一大批学人，在没有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之前，大都相信这种理论的有效性。如郑振铎1927年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一文中就把“归纳的考察”和“进化的观念”作为自己研究中国文学的方法，并且说这样就好比“执了一把镰刀，一柄犁耙，有了他们，便可以下手去垦种了”。而当时的一些古典文学研究者运用这种方法，也的确取得了较突出的成绩。举例来说，如游国恩研究楚辞、冯沅君研究古优、罗根泽论中国文学的起源、中国诗歌的起源、乐府及五七言诗的起源等，都受这种方法的影响。当然，除了进化论的文学观之外，这些人也受其它理论、如社会学理论、历史学理论、心理学理论、美学理论等的影响。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时的学者们在接受这些新理论的时候，都保留着从清代以来就已经形成的考据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对这种传统的发扬光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近代西方科学思潮中，实证主义也一直是他们的优良传统。和清人不同的是，近代的实证主义不仅重视事实的归纳，而且也加强了分析。作为20世纪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也是如此。和清人比起来，他们的思路更开阔，考证的范围更广，分析的更为深入，因此得出的结论也就更有说服力。无论是王国维、胡适、顾颉刚、陈寅恪，还是冯沅君、游国恩、罗根泽，举凡自20世纪初到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卓有成就的学者，莫不如此。换句话说，考据学作为一种自清代就已大大发展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若不是和20世纪初的先进学术思想相联系，它就不可能取得那么大的成绩。它说明，方法本身不过是一种工具，它只有和一定的思想相结合，才能成之为一种有效的方法论。

　　说起来，考证的方法虽然是清人治学的根本方法之一，但是这种方法也并不是中国人的首创。在古人治学的过程中，大概只要遇到需要以事实来说话的时候，就必然要有或多或少的考证，这不独中国如此，外国亦然。在西方，自文艺复兴以后，随着中世纪神学的没落和近代科学的发展，以实证和归纳为主的研究方法也相继取代了自亚里斯多德以来的三段论式的演绎法而成为西方近代科学研究中的主要方法。实证主义在19世纪、甚至在20世纪初的西方也是最受人重视的方法之一，这不独在自然科学中，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也是如此。如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弗雷泽在他1913年出版的《金枝》第3版第9卷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确信，一切理论都是暂时的，唯有事实的总汇才具有永久的价值，因此，在我的种种理论由于丧失了用处，而和那些习俗及信仰一样承受废止的命运的时候，我的书，作为一部古代习俗和信仰的集录，会依然保留其效益。”(此文转引自弗雷泽《金枝》中译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这话表明了弗雷泽对他这部名著价值的自信，同时也说明了他对自己为本书所做的大量考证工作的自赏和对考证方法的高度肯定。其实他这话在不同程度代表了至今我们的一些人的心理。

四、“五四”前后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中的分析主义

　　在“五四”前后的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中，分析主义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说起来，分析作为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古已有之。我们要认识一个问题，就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没有分析就没有结论，古今都是如此。所以，即便是在实证主义盛行的时候，分析也有不可取代的作用。但是，把分析方法看得比实证方法更重要，并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科学方法论趋向，还是自20世纪以来才更为突出。美国人M·怀特在评述20世纪的哲学家时所写的一本书名就叫《分析的时代》，并且在前言中说用这一标题是为了“简要地记载这样一个事实，即20世纪表明为把分析作为当务之急”，“抓住本世纪一个最强有力的趋向来标志这个世纪”。

　　分析主义之所以成为20世纪世界科学研究方法论的主流，显然是有着十分深刻的历史背景的。从自然科学方面讲，从牛顿的经典力学发展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不但是物理学上的一场巨大革命，而且也促使人们在思维方式上发生了由绝对思维、线性思维转到了相对思维和网状思维的巨大变革；从哲学方面讲，从黑格尔庞大的绝对理念体系中分化而来的20世纪西方哲学流派纷呈，更体现了对世界文化多极思考的理论趋势；从世界政治和社会发展方面讲，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化和被压迫被剥削国家与民族的日益觉醒，也促使人们以更为清楚的眼光去看这个复杂的世界。因此，对于生于20世纪初年的中国学人来说，无论他们是从对于本民族文化反省的角度，还是从对西方文化借鉴的角度出发，他们的思维方式都要发生巨大的变革，都会把分析主义放在重要位置上。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五四”前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的进步，与其说是对实证主义的完善，不如说是分析主义的初步成功。

　　分析主义的成功首先表现为研究者具有宏观的学术识力和深刻的理论见解。它要求研究者不但是学问家，更应该是一个思想家和理论家。在20世纪初，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以学术来鼓吹变法，很早就在史学观和史学方法论上为20世纪的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早在1901年，他就发表了《中国史叙论》，1902年刊出了《新史学》，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把历史看成是“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号召人们从旧史学中解放出来，开辟史学的“新领土”。1921年他在南开大学关于《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演讲更把这种理论系统化。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上，他所写的《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更是站在社会政治的变革与学术思潮关系的角度，以综合与分析的方法，来纵论300年来的学术发展，因而被人誉为20世纪初文史学界影响最大、价值最高的学术著作之一。而王国维虽然没有提什么“新史学”的口号，但是他却被人们公认为“新史学的开山”，是一代“史学大师”。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他在考证古史时使用了“纸上之史料与地下之材料相互释证的二重证据法”，那地下材料的出土只不过是给他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方便而已，更重要的还是王国维也有深刻的史学理论作为研究的指导。对此，陈鸿祥曾分析说：

　　在梁启超的“新史学”观点中，贯注着一个近代的基本精神，即所谓“历史的进化的主张”，自谓此乃他“多年来”坚持，“现在并不肯撤消”的，亦即他的“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是一以贯之地维系在这个基本精神上。王国维则不仅在词曲史研究中，明确地提出了“活文学”必将取代“死文学”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历史的进化的主张”，而且还在梁启超撰写《新史学》之前，就在他的《咏史二十首》中写有“憯憯生存起竞争，流传神话使人惊”(第三首)的诗句，试图以“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来探索古代部族争战及社会变化发展之迹；又在他的关于“屈子文学”精神的专论中，提出用“此种竞争之产物”的“欧穆亚(Humour)之人生观”，实际上便是“生存竞争”说来考察从《小雅》到《离骚》，从《诗经》到《楚辞》的文学发展变化之迹。由于他的这些主张不是像梁启超那样通过提“口号”发表出来，乃是贯注于其实际研究中，故迄今并未受到研究者的注意。

　　由此可见，王国维在“五四”之前的学术研究上之所以取得了那么突出的成就，与他有着深刻的思想理论是直接相关的。考察王国维的学术生平我们知道，他在35岁以前，是特别喜欢西方新学、尤其是哲学的，他的思想深受西方哲学的影响。他在文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与此直接相关。如他在关于宋元戏曲史的研究中表现了明显的进化论观念，而他的《红楼梦评论》一文，以叔本华哲学来对《红楼梦》的思想内容进行分析，从中去体悟宇宙和人生的真谛，无疑是最早的开20世纪学术风气之先的著作。

　　和梁启超、王国维一样，胡适之所以在“五四”前期领导了新文化潮流，也因为他有一套进化论的理论。他用这一套理论来看文学的历史，就有了和别人不一样的眼光，因而才能提出别人所不能提出的问题，理论分析在他那里仍然具有着最为重要的意义。同样，古史辨派的考古与疑古，之所以和前人的考古与疑古不同，也是因为他们有了一个进化论的眼光，由此才发现古史的记载与进化的理论不合，进而在考证中才证明了古人对于历史的“作假”，从而得出了“中国的古史是用层累的方式造出来的”这样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为“五四”以来的反封建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历史学支持。此外，如当代的史学大家陈寅恪、陈垣等人，他们的文史研究之所以不同于前代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也是因为他们有着比较鲜明的史学理论，他们同样是用理论的眼光和理论的分析来带动考证，统摄考证的。

　　分析主义作为“五四”前后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的重要方面并取得成功，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由此而带来的学术研究体系的建立。

　　如我们在前面所述，在20世纪之前，中国人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文学界说，自然也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理论体系。他们的古典文学研究，从内容上附丽于经史子集，从形式上表现为史料考证和体悟式评点。因为没有理论统摄，所以他们的考证带有很强的随意性，他们的评论也流于琐屑和零散。换句话说，他们的文学研究还缺乏现代人的理性自觉。而20世纪在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上分析主义之所以兴起，就因为在它的背后支持它的是现代人的科学主义的理性自觉，是现代人建立起来的各种各样的理论体系。在这种科学主义的理性自觉指导下，他们研究文学，不再满足于以往的自发形态下的考证和评点，而首先要弄清楚文学是什么，要确定文学的本质，要探讨它的发生发展规律，要建立起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理论体系，要把文学当成一门现代科学来研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分析主义不但是20世纪古典文学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方法论，而且也是和19世纪古典文学研究之所以不同的最重要的时代标志。在这方面，“五四”学人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是他们首先站在现代文化的立场上，对几千年的传统文学进行新的价值评估；同时，也正是他们在这种评估中破除了传统的过于宽泛和模糊的文学观念，以西方文学理论为参照给文学下了一个新的定义，使文学获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

　　“五四”前后学术方法论的更新促进了本世纪古典文学研究的长足发展，其历史进步意义自不待言。但是在今天看来，也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因为考证的方法需要和一定的思想理论相联系才有意义，所以，那种视考证学为万能而缺乏思想理论的人，或者为错误理论所支配而进行考证的人，就往往失去了学术目的性而使考证失去意义或者使其误入歧途。这种状况，在“五四”前后的古典文学研究中也存在。首先，考证只是一种研究方法而不是研究目的；其次，考证或实证主义作为一种方法，也要和正确的思想理论结合起来，而且也有一定的适用范围。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或超越了一定的范围，有时候就会使考证误入歧途甚至出现一些笑谈。即便是有时我们对某一问题的研究考证出了一大批材料，也需要对材料作出正确的分析。实证有时只给我们研究问题提出参考点，但如果没有对它的正确分析，结论也可能是不准确的。举例来说，如在“五四”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一些学者对汉代文人五言诗的创作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讨论，特别是对传说中的枚乘、李陵、苏武、班婕妤等人诗作的真伪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考证。这本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过去人们虽然对它都有怀疑，但是由于材料的缺乏，在没有充分的反证之前，学术界基本上持慎重的态度，或表示存疑，或尊重传统说法给予肯定。可是，由于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当时有一些学者却敢于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轻下否定性的断语，至今在这个问题上仍产生着不良影响。由此来看，实证主义如果不和一定的理论相结合，不和分析的方法相结合，就不会取得更大的成果。但是在本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史上，“五四”前后至今仍是最为活跃、成果最为突出的年代之一。而这些成果的取得，与这一时期方法论的进步有巨大的关系。同时，正是“五四”时期方法论的更新，为其后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原刊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