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汉学中的道教研究

  西方汉学历史悠久,产生于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澳大利亚华裔学者、国际知名道教研究家柳存仁教授1995年在新加坡召开的一次国际汉学会议上发表的《从利玛窦到李约瑟:汉学研究的过去和现在》一文称:“假如我们说马可波罗东来的时代是西方的欧洲人和东方的中国人接触的第一期,利玛窦为第二期,那么,到了鸦片战争前后,从苏格兰来的、信仰抗教宗新教的伦敦会教士理雅各,就可以说是第三期的代表人物了。”又说英国李约瑟博士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陆续编著出版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他的著作和观点使人们耳目一新,所以得重新认识中国的道家和道教。

  在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儒、释、道三教研究占有重要地位,且被认为是中国的“大传统”。从西方汉学发展史看,三教中的道教研究起步较晚,大约始于20世纪50年代。

  已故法国德裔著名的道教研究者安娜·赛德尔(1938-1991)在其绝笔之作《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1950-1990)》长文中指出:“作为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诸要素之一,道教在西方是最后被发现和研究的。大约在1950年,保罗·戴密微(1894-1979)发表了亨利·马伯乐(1883-1945)的译著。从那时起,人们才开始共同严肃地从道教自身文献出发去理解道教。之所以对道教的认同跚跚来迟,更多地是由于思维方式上存在盲点,而非现实中存有障碍。”

  事实上,欧洲汉学道教研究发端于19世纪。1814年12月11日,法兰西学院设立了欧洲第一个汉学讲座,第一位中文讲席雷慕沙(1788-1832)于1816年出版了满语本《太上感应篇》的法文译本,1823年发表了《关于老子一生及其作品的报告》,但文中只选择部分章节。他的弟子儒莲(1797-1874)于1842年出版了《道德经》全译法文本,不过他把书名却译成《关于道和德的书》。

  1868年英国新教传教士湛约翰(1825-1899)将《老子》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译名为《老子的思辨、哲学、政治和道德的思考》。1875年英国牛津大学设中文教授一职。

  1870年德国保守派作家斯特劳斯(1808-1899)就将《道德经》译成德文在苏黎世出版,这个译本的解释文长达400余页,到1987年止,共出版8次,在德语地区的知识界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1912年柏林大学才设立了汉学讲座。

  荷兰著名的汉学家许理和于1992年在台北发表过《老子在东方和西方》,他说:”道德经在西方人眼中,无论从任何西方的思想派别看来,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典籍,也最富于中国智慧,或甚至更广泛而言——东方智慧。但其中许多的研究并不完全是哲学性的,例如有些人用福音的语词来解读老子;有些将老子的’道’与叔本华的‘世界魂’、或柏格森的‘生命冲力’,或是印度的‘大梵天’相比拟。虽看法各有不同,但是都表示对老子《道德经》的重视。

  英国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权威李约瑟(1900-1995)博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没有道学,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有学者称,迄今为止,《道德经》的外文译本,总计约有220余种,至于研究老子思想的专著,仅西方国家按其国家书目的登录,就约有1700多种,可见老子研究已具有世界性了。

  这里举两个例子。前不久,收到台湾交通大学林国雄先生寄来他主编的《论有无与场》(1977),书中收有李培权写的《救救老子文明之五千言》一文称:“美国前任总统雷根在1987年国情咨文中曾引用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话,竟使美国有八家出版公司争着出版《老子》。最后是哈泼出版公司以十三万美元之高价,从英文译者岱芬·米歇尔那里购买了出版权,若以老子五千言计,真是一字值千金了。”文中所言“雷根”,在大陆译作“里根”。“治大国若烹小鲜”一语出自《老子》第六十章首句,白话作如下解:“治理大国要像煎小鱼那样(不要常扰动它)”,意思是治理国家,要“无为”。哈泼公司英文名称“Harper”,是美国较大的出版公司。老子五千言,实为5722字。译者者的英文全名叫Stephen Mitchel。

  据伦敦中文报纸《星岛日报》1998年3月12日报道,英国汉学家彭马田(英文名Martin Palmer),将《道德经》译成英文,制成录音磁带,于1998年2月18至19日伦敦召开“世界(宗教)信仰与发展”会议之机公开出售,这盒录音带由英国著名演员奈杰尔·霍索恩朗诵,并配有悦耳的音乐。这可真是个绝无仅有的发明创作,给喜欢道家和道教思想的英语读者提供了极大方便。

  据荷兰乃梅亨天主教大学神学研究所教授克努特·沃尔夫的1997年第4版《西方道教书目》统计,从雷慕沙1823年选择《道德经》起到1995年德国汉学家汉斯·格奥尔格·默勒出版马王堆帛本《道德经》的德译本止,182年间共出363种外文译本,涉及23种语言,可见《老子》已走遍全世界。

  西方汉学界对道教的广泛研究,始于三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期间。会议英文全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the Taoist Studies。

  第一次会议于1968年9月7至13日在意大利北部的贝拉焦召开,发起者是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中国文化研究委员会,勒克菲勒基金会提供赞助。与会学者16人,提交论文者10人,他们来自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荷兰、加拿大、瑞士。这次会议的议题广泛。会议结束后,美国芝加哥大学主办的国际比较历史研究杂志《宗教史》第9卷第2-3期(1969-1970)刊登了6篇文章,其中有会议主持者霍姆斯·韦尔奇的《贝拉焦道教研究会议》,此文是对会议的总结。

  第二次会议于1972年9月2日至7日在日本长野县的蓼科举行,日本道教学会主办,美国哈佛大学东亚中心和世界宗教研究中心协办,日本文部省和三菱集团资助,与会者14人,发表论文13篇,他们来自日本、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会议结束后不久,日本酒井忠夫教授主编出版了日文版的《道教综合的研究》(国学刊行会1976年版)。美国韦尔奇教授和联邦德国安娜·赛德尔博士合编出版了英文版《道教面面观。中国宗教论文集》(耶鲁大学1979年版)。

  第三次会议于1979年9月3日至9日在瑞士苏黎世召开。主办单位是瑞士促进学术研究基金组织、苏黎世大学和法国巴黎远东学院。与会者30人,发表论文22篇,他们来自瑞士、法国、联邦德国、荷兰、美国、日本、英国、中国。我国著名道教学者王明(1911-1992)和陈国符教授应邀出席了会议并分别发表了《中国道家到道教的演变和若干科学技术的关系》和《中国外丹黄白术》。这次会议的议题是“道教与科学”。会议组织者没有出版文集,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希文在《加拿大中国宗教研究会通报》第7期(1979年)发表的《关于第三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的报告》,刊出了会议论文的全部题要,而且还综述了前两次会议的情况。

  从三次会议的内容看,主要涉及四个问题;一是“道教的定义问题”。在西方汉学界,常使用“Taoism”这个名词,认为界定它是件不易之事,大都将其面前冠以“哲学的”和“宗教的”两个形容词,表示中文所称的“道家”和“道教”;二是“道家与道教的关系问题”,大多数西方汉学家认为;道家指老子和庄子的思想体系,强调不可把道家与道教绝对对立起来;三是“道教与民间宗教的关系问题”,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看法,日本学者认为中国民间信仰是道教世界观的一种表现形式,有时是同一概念,很难把他们之间划分出一条界线来。欧美学者则倾向于将二者区分开来,提出道教有正统和异端之分;四是“道教与科学关系的问题”,绝大数学者认为道教与科学有密切关系,中国的原始科学,大都与热爱大自然的道士有关,而和读死书的儒生无关,但也有的人认为在中国古代大科学家的哲学观点中儒家占优势,如沈括(1031-1095)、王锡阐(1628-1682)等。

  1979年10月以后,还举行过不同类型的道教学术会,既有双边的,也有多边的,涉及的内容更加广泛了。这些会议都有力地促进了道教研究的国际化。自首次国际会议以来,在海外已有大量的道教论著出版。

  1983年8、9月间在日本召开的第三十一届亚洲及北非洲国际学术会议,第四分组会研讨的主题是“儒教和道教在东亚和东南亚所起的作用和影响”。1990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第三十三届及1992年8月香港大学举办第三十四届亚洲及北非洲国际学术会议,都有道教分组的会议。

  1985年9月30日至10月12日在巴黎召开过“道教与日本文化”国际研讨会,有法国、日本、联邦德国、中国的学者参加。

  1985年12月11-15日,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联合举办了“道教仪轨及音乐国际研讨会”。

  1986年4月11日至13日美国夏威夷大学宗教系举行了“全真道教斋醮国际讨论会”。

  1988年10月2日至13日在东京召开“日本和中国宗教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

  1993年夏在德国举行首次国际老子研讨会,1995年10月23日至28日在中国西安召开了“老子:影响与解释”第二届国际老子研讨会。1997年10月8日至10日中德学界在圣奥古斯丁市召开了“道家传统与现代”国际研讨会。

  克努特·沃尔夫教授统计,西方汉学家用西文写成的道教专著有1740种。这里自然不可能一一具体介绍,只能选择其中有代表的作品,按分类方式简单说明:

  (一)概论性作品

  法国汉学大师马伯东于1945年死于集中营,他的遗著于1950年由弟子戴密微整理了出版《中国宗教·历史杂考》,共2卷,第二卷述及到六朝和六朝前的道教,属于先驱性著作。1971年由第三代道教研究带头人康德谟再整理,以书名《道教和中国宗教》出版,为后人奠定了认识和研究道教的基础。

  已故美国学者霍姆斯·韦尔奇于1957年出版的《道之分歧:老子和道教运动》是本较好导读性著作,书中还对《道德经》作了有趣的解说。

  康德谟于1965年出版的《老子和道教》是关于道家和道教的较好的一般性概论,注释中有许多神话故事。

  英国李约瑟博士出版五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1954-1983),第二卷有专章阐述了中国科学思想史,对炼丹术和养生术作了深刻探讨。

  法国学者施博尔1982年发表《道教的总体》,表达了本人对整个道教及其科仪的看法,他曾留居台湾8年(1962-1970),主持过国际规模的《道藏索引和提要》的编制工作。他的这本书先后被译成意大利文、荷兰文和英文。1996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主编的《道藏手册》。作者已返回故国荷兰任汉学教授。

  美国中国研究中心的朱迪思·马吉·博尔茨于1987年发表《10-17世纪道教文献通论》,对200余种道教经典作了导读性评述。

  德国威尔茨堡大学教授弗洛里安·赖特尔1988年出版的《道教的基本因素和倾向》,论述了它在金、元及明初历史中的融合与个性间的紧张关系。

  (二)道教哲学

  英国自学成材的汉学家阿瑟·韦利(1889-1966)于1931年和1934年翻译出版了元代李志常编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和《老子》。后者被国际汉学界视为经典性英译本,其名为《道及其力量:老聃及其在中国思想中的地位》。

  德国著名汉学家汉斯·石泰宁格(1920-1991)1953年发表过《关伊子翻译和研究》,他还为本国培养了不少汉学家,曾领导过本国的道藏研究计划。

  英国伦敦大学教授安格斯·格雷厄姆(1919-1991)长期从事道家经典研究,有《列子新译》(1960)、《庄子·内篇》(1981),均被视为道家经典英译注本。

  法国学者克劳狄·拉列的《淮南子译注》(1982),书中有一章论述了中国的人类学。

  法国著名学者伊莎贝尔·奥比奈著有《七世纪以前的道德经注本》(1977),研讨了严遵、河上公、王弼、梁武帝、周弘正、成玄英的注本。

  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利维亚·科恩博士,是位多产的道教研究者,她有《七步得“道”:司马承祯的〈坐忘论〉》(1981)、《道教的神秘哲学:道教传统中的哲学和救世信仰》(1992)、《道教体验文萃》(1993)、《笑道论:中国佛道之争》(1995)等。

  美国学者伯顿·沃森1968年出版《庄子全集》是西文中最可利用的译本。

  (三)道教历史

  安娜·赛德尔的博士论文《论汉代老子的神格化》(1969)论述了哲学如何演变成神学。

  美国已故中年学者米歇尔·斯特里克曼的博士论文《茅山宗:上清的启示》(1981)研讨了中国中世的一个重要教派。

  法国学者伊莎贝尔·奥比奈的两卷本《道教历史中的上清派之启示》(1984)探讨了《上清经》的起源和发展。女学者克里斯廷·莫利媛著有《五世纪的一部道教启示录:〈洞渊神咒经〉》(1991)和弗朗西斯库·韦蕾朗有《杜光庭(850-933)——中国中世纪的宫廷道教》(1989)。

  (四)道教神仙传

  康德谟有《“列仙传”——古代道教仙人的传记传说》(1953)。施博尔有《道教传说中的汉武帝,以<汉武帝内传>为中心的研究》(1965)。

  德国青年学者格特鲁德·古恩齐1988年著有《<神仙传>与神仙的形象》,探讨了“仙”的显身外在形象特征。

  德国学者弗·赖特尔有《图文老子生平与活动:〈老君八十一图说〉》(1990)。

  (五)养生术和冥想

  法国学者奥比奈1979年出版《道教的冥想》,阐述了早期道教经典《黄庭经》中的修炼原理。

  德裔美国学者利维亚·科恩博士和日本板出祥伸教授合编文集《道教的冥想与养生术》(1989)。

  荷兰学者高罗佩(1910-1977)1961年出版《中国古代房内考》。

  德国学者法尔瑟·巴尔德利安有《灵宝斋法的翻译与研究》(1979)。

  法国女学者卡特琳·载斯帕有《太极拳:养生术和武术》(1976)、翻译清代赵避尘的《性命法诀明指》(1981)、周履靖的《赤风髓》(1988)和新著《中国古代的女仙:道教和女丹》(1990)。

  美国学者爱德华·谢弗(1913-1991)研究唐代文学,著有《女神:唐代文学中的龙婆雨女》(1973)和《步虚:唐代奔向星辰之路》(1977)等。

  联邦德国学者乌特·恩格尔哈特1987年发表《气功的古典传统》,对唐代司马承祯的《服气精义论》进行了翻译和研究,对气、神、形等概念逐一作了分析。

  (六)道教与美术

  美国华裔学者张钟元1963年在纽约出版的《创世学和道教》考察了道教思想对艺术和诗歌的影响。

  法国学者休伯特·德拉海著有《中国的早期风景绘画:宗教方面》。书中翻译了晋代画家顾恺之(345-406)的名作《画天台山记》。

  (七)道教科仪

  法国华裔学者候锦朗1975年出版《中国宗教中的财政观念——纸钱考》。这部有趣的作品有助于理解道教科仪的某些特点。

  法国远东学院院士劳格文1981年出版《无上秘要:六世纪的道教总汇》,附有一篇重要的导言,且对这本书的构成和内容作了详细分析。1987年他在美国出版的《中国社会和历史中的道教仪式》阐述了道教仪式的源流、基本的道教仪式及其与中国社会的关系。

  施博尔教授1975年出版《<道教分灯>科仪》,对18-19世纪的科仪经文作了译注,说明它与宋代以来的灵宝斋法有传承性。

  加拿大迈克迪尔大学青年学者丁荷生1994年在普林斯顿出版了《华南的道教科仪和民间崇拜》。作者曾在闽南搞过田野调查,这本书是对福建道教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论证,受到西方汉学界的高度重视。

  (八)炼丹术和医学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魏鲁男(1901-)1996年发表《公元320年中国的炼丹术、医学和宗教:葛洪的内篇》这是西文中《抱朴子内篇》的最完备译本。

  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科学史和中国文化史教授内森·希文于1968年出版《中国炼丹术初步研究》,考察了唐代道士医学家和药学家孙思邈的生平及其活动,还节译《丹金要诀》并加以考证。

  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曼弗雷德·波克特1973年发表《中医的理论基础:相似的系统》,次年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这是一本难读的著作,但对于理解医学理论饶有趣味。

  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史研究所所长保罗·温树德教授著有《传统中医诊断学的实践》(1973年德文版)、《医学和伦理学——古代中国的社会冲突》(1975年德文版)、《医学在中国:一个思想史》(柏克莱1985年英文版)等,此外还翻译过《黄帝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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