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佛学会议综述（1997—1998）

“‘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1998年11月19日至23日，在古城西安隆重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共有300余人，其中既有来自中国、日本、美国、印度、新加坡等国与港、台地区的佛教和唐史研究的专家学者，也有印度、尼泊尔驻华使节，中国外交、文化和陕西等地管理部门的领导。会议收到论文168篇，以法门寺历史和法门寺佛教为探讨重点，它们包含了三个主题，即：

　　一、历史（含考古）文化。唐代历史文化，中国唐史学会第七届年会，法门寺考古发掘和文物专题与交流，唐代佛教考古；

　　二、佛教文化。唐代佛教与文化，唐代长安佛教与文化，印度宗教与中国宗教，唐代密教的历史、教相、事相与传承。唐密与朝鲜、日本、东南亚佛教，近代中国密教，佛教与现代文明等；

　　三、文学艺术。

　　法门寺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的展示、研究与交流，法门寺唐代茶文化、中国茶道研究、表演和交流，法门寺国际茶会，法门寺书画交流等。这次会议开的很好，获得了国内外学术界、舆论界的一致好评。会议的召开正值法门寺和法门寺博物馆对外开放十周年之际，因此也可以说是对法门寺过去的佛教和佛教文化学术研究的一次检阅与总结，以及我国学术界对唐文化研究所取得成就的一次集中表现，也是集海内外学术界之力在世纪之交建立起更完善的法门寺佛教文化研究的一次新的部署和动员，明确了今后发展的方向。

　　与会代表指出，西安是唐代世界上最大和最繁荣的城市，“丝绸之路”从这里开始，也从这里结束。“丝绸之路”促进了唐朝东西方的贸易、交通和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融汇，这种交流与融汇也包摄了我国各地区、各民族和各宗教之间的交流与融汇，因此，形成了气势磅礴、灿烂辉煌，寓多元性于统一性的中华古老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明，还直接影响了我国周边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唐代的中华文明可以集中在法门寺出土的大量文物和历史记载之中得到证实。在法门寺出土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到巧夺天工、高度发达的我国工艺美术品，也可以看到印度次大陆乾陀罗和摩吐罗的庄严佛像，波斯藻井的绘画，阿拉伯世界的琉璃器皿，所以融世界文化与我国唐代文化于一炉的法门寺文化堪称我国唐代文化的精华，也是当时世界文化能够达到的高度。法门寺文化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功，有着众多的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唐朝初期采取了英明的对外开放政策，让各国人民来我国自由交往，让各国货物在中国能够集散，允许各种宗教和文化在我国传播和发展，历史证明，这种对外开放政策，是我国经济得以繁荣和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和途径。法门寺的精神文明遗产无疑属于佛教文化的一种，在佛教文化中法门寺的密教文化尤显得突出的地位。有人说法门寺文化是一种自成系统的独立文化，这种说法似乎有些偏颇，但把法门寺文化的内涵归属于密教文化则是言之有理的。

　　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中涉及佛教的有80余篇，约占论文总数的二分之一。这些论文围绕法门寺佛教与佛教文化的主旨，切入政治经济、国际关系、家庭社会生活、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大致可分成四类：

　　（一）围绕法门寺与法门寺密教有关的问题，包括唐代密教的历史、教相、事相和传承，法门寺地宫唐密曼陀罗，印度密教与唐密的关系，唐密对日本、朝鲜、韩国的影响，唐密与藏密、东密、台密的关系、密教与儒释道的交流等专题研究，如《法门寺地宫唐密文化述略》（吴立民、韩金科）、《从法门寺地宫试论唐密教相法理体系及其曼陀罗》（唐普式）、《法门寺兴盛原因及其发展的几个阶段》（梁子、谢莉）、《唐代密教与政治》（李克域、姚素娴）、《武则天与法门寺》（周永卫）、《法门寺与敦煌》（廖原、任彩元）、《印度密教管窥》（唐普式）、《道教与密教》（黄心川）、《中日密教关系史上的重要文献——〈回日本僧实慧等书〉及其价值》（吕建福）、《法门神韵》（黄震云）、《法门寺唐代鎏金银器保护研究》（廖原、任彩元）、《法门寺地宫的茶器与日本茶道》等；

　　（二）唐代佛教与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社会生活、佛教的国际化、地域化，寺院经济与世俗生活，排佛和法难事件的专题研究；如《唐玄宗时期的宗教政策》（薛栓）、《佛教与唐代物质文化》（傅玫）、《唐代世俗家庭的宗教生活》（张国刚）、《有关唐代寺院经济的几个问题》（霍俊江）、《隋唐寺院经济手工业述论》（魏明孔）、《藏传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唐文化的关系》（刘景春）、《唐代吐番时期的西藏佛教》（弘学）、《唐代长安与敦煌佛教文化之关系》（王书庆、杨富学）、《唐代吴地佛教文化》（高燮初）、《唐代扬州的佛教》（李廷先）、《圆仁会见的会昌法难》（俞刚）、《唐代新罗的高僧慧超》（崔正森）、《重新认识唐代批佛问题》（王炎平）、《唐玄宗谏佛骨事件》（李天石）等等。

　　（三）唐代佛教的文化艺术、茶道与世道、织绣与制瓷，佛教的史籍与翻译等专题研究，如《论唐代长安佛教造像艺术形式》（常青）、《唐代龟兹佛教艺术》（霍旭初）、《武则天时期的密教美术》（王惠民）、《吴道子壁画初探》、《唐代茶文化与汉藏友好关系》（陈全方）、《唐代诗人与大唐茶文化》（王泽农）、《从禅林茶宴、茶会看唐文化》（涂志宣）、《梅尼禅诗赏析》（周祝英）、《佛教史学与唐代佛教史籍》（谢保成）、《六世纪华严学传承的研究》（冯焕珍）、《唐代文殊师利菩萨信仰的性质与意义》（古正美）、《唐代文化异动与黄檗宗禅学》（刘泽亮）、《唐代译场的儒臣参译》（张弓）、《瓷密色：唐文化的实物证言》（宋伯胤）、《佛教饮食的历史演变与对唐代饮食文化的影响》（王子辉）等等；

　　（四）对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和法门寺历史的回顾与展望。今年是佛教传入中国二千年，不少代表对佛教传入中国后与法门寺建立后所起的作用和前途作了评价，例如《佛教的过去与未来》（方立天）将中国佛教的历史经验概括为：与世俗政治的协调，与固有文化的磨合，文化学术的创造，并认为中国佛教未来是走人间化的道路。很多代表在探讨佛教中国化和法门寺的作用都持肯定的看法。在这次会议期间，专门召开的“法门寺学术研究前瞻”的专题讨论时，极大部分代表都对法门寺的法门寺博物馆建立十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学术研究的方针，即“以考古文物与历史文化研究的高度结合，以开阔的文化研究视野，以多学科、多角度、高层次地结合，全面探索和展示了该学科丰富多彩的内涵”，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瞻望未来时，大家都信心百倍地要把法门学的研究推向全国，推向世界，使法门学成为国际关注的学科。

　　从以上的阐述中可以看出，这次会议是解放以后我国佛教学术史上的一块丰碑，是一次继往开来，拓展佛教学术文化前景的动员会议。这表现在参加这次会议的专家学者之多是空前的，既有国内外德高望重的学术泰斗，也有年轻有为的后学俊彦。值得高兴的是，这次会议中有大批正在攻读佛教博士、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参加，他们普遍反映，参加这次会议，学习了前辈的经验，开拓了眼界，增加了专业研究领域的知识，确实为培养佛教研究接班人创造了条件。这次会议提出的论文数量和质量也是可喜的，不少论文提高了对法门寺乃至全国佛学和佛教文化研究的深度与广度。1992年法门寺举行了首次国际性学术讨论会，那次会议虽然开的很好，但会议的中心议题一直集中在讨论法门寺的历史和佛学的一般理论，但这次会议则幅射到了与佛教相应地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社会生活、文学艺术等等各个领域，从多元的、广阔的视野探讨佛教文化问题，因此，本次会议提出的很多论文质量也较高，能切中要害，引人深思。例如唐密发展的线索问题、法门寺与唐王朝的深层关系、法门寺走向繁荣的宗教与经济原因、唐密与藏密、东密、台密的共同特征及其差异性、在世纪之交中国佛教与法门寺的发展前景等等，此外，某些研究的领域也扩展到了我国周边一些国家如日本、韩国、印度等等，使法门寺的研究成为国际佛学界关切的问题。

　　法门寺之所以在近年来取得巨大的成就，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韩金科馆长为首的法门寺博物馆充分重视学术研究和关心文化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从1987年法门寺地宫文物被发现到现在，短短的十余年间，法门寺的佛教及其文化的研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过了一个三级跳的道路。先是就法门寺文物召开新闻发布会，继而召开多种学科的国际会议，促进了法门文化的研究不断地深入和发展，同时也奠定了法门寺文化研究的全面铺开，呈现了多学科研究，齐头并进的发展势态。现在，有关法门寺的著作的文章不断地出版，一些与法门寺有关的影视品也不断地推出，这给法门寺的研究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也推进了法门寺的旅游，可以说，法门寺的文化和旅游已经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以旅游促进学术研究，以学术研究提高法门寺的知名度和文化品位，法门寺在处理旅游与学术的关系上走出了一条成功的道路，值得各地旅游和文物单位重视。这次会议的召开，代表们就充分地指出了这一点，并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果没有韩金科馆长为首的组织委员会进行了两年的精心准备，没有他们不辞劳苦地向国内外呼吁，筹集经费，编辑出版了历年来法门寺佛教文化研究的成果，就不会有在世纪末召开了这样大规模的学术会议，而且由于他们的努力，使法门寺从一个市属博物馆上升为省属博物馆，法门寺的未来又会有一个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