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佛学会议综述（1997—1998）
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1998年10月21—22日由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组委会主办、无锡祥符禅寺承办的，在江苏无锡灵山大佛脚下隆重举行，来自尼泊尔、韩国、我国台湾、澳门地区和全国各地的法师、专家学者近百人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中既有德高望重的长老，如茗山法师、惟贤法师、净慧法师、传印法师等，又有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妙华、湛如、圣凯、纯一、本如法师、洛桑次仁活佛以及韩国的比丘尼李贞姬、台湾的圣云尼师等。
学术界参会的有尼泊尔驻华公使Bhagirath Basnet，韩国学者柳炳德、吴亨根、黄旭等，国内代表代表主要来自于全国各大学、社科院、石窟文物研究部门，其中老一辈学者有苏晋仁、巫白慧、黄心川、金维诺、王尧、楼宇烈、白化文等人，近年来学有成就、著述不辍的中青年知名学者如陈兵、赖永海、宋立道、黄夏年、业露华、何劲松、吕建福、胡晓光、邓子美、陈星桥等绝大部分与会，还有一些正在成长的博士研究生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主题是以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为契机，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为即将到来的中国佛教第三个千年的发展，开辟新思路，寻找新起点。会议收到论文提要76篇，实收论文54篇。这些论文涉及了中外佛教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有关中国佛教的思想、经典、人物、艺术等方面的研究尤为突出。共有32位代表做了主题发言。
关于总结过去，与会学者做了很多的讨论。学者说，回顾中国汉地佛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贯彻始终的红线，这就是中国佛教与中华文明不可分割，没有中华文明就没有中国佛教，是中华文明赋于佛教新的生命力。中国的汉文化是佛教发展的最可靠的载体。有学者认为，伊存口授佛经为佛教正式传入中国，但这只是初传时期的正式传入，不是初传。秦始皇时的传入，有可能主要是使佛教先在民间流传，到汉代时佛教受到了官方的正式认可。二千年的佛教，实际上就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有人认为，佛教思想与中国文化的嫁接，则是在双方文化制驭中，即佛法向中国社会的全面渗透和中国文化对佛教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中国化佛教以在现实中作自由自在的人为标的，它汲取了印度大乘佛教的境界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尤其是老庄思想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佛教的境界说，其所显示的是圆融和自由精神，既是大乘佛教又是老庄的，熔铸扬弃二者而高于二者。有人强调，佛教中国化的重要表现，就是由传统佛教注重抽象本体，转而注重现实人生，由此导入中国佛学逐步走上人性化、心性化的道路。但也有人指出，以慧远——僧肇为代表人物的出现，意味着中国僧人的成熟。5世纪的中国佛教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死佛教，而非学理佛教。从宗教解脱目的看，这时佛教的中国化基本完成。以具中国化特色之禅宗而言，直本乎其心，……唯其教化设施之丛林制度，为中国化之创设。反对者则说，中国式的禅宗思潮的蔓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佛教在中国的衰落。有人认为，南朝梁武帝建立圆坛，是佛教进一步中国化的象征，也反映了佛教戒坛律仪中国化的早期探索。道宣的《关中创立戒坛图经》，就是戒坛在流变过程中日益中国化的重要标志。通过戒坛在汉地的变迁，使我们看到，结坛受戒这一佛教律仪的发展与佛教中国化进程是同步的。中国佛教与印度、西域佛教的焦点所在就是律仪的差别。有人说印度大乘佛教思想传入西域，促进了西域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为使西域社会融入华夏文明奠定了思想基础。富有中原文化内涵的佛教再回传西域，对加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有积极的作用，因而对维护祖国统一也有深远意义。
对当代佛教及其展望未来，代表说本世纪初出现的新佛法观念，开始用佛法来阐释辨证法，批评唯物史观和唯物辨证法，继而调和佛法与马克思主义，这与五、六十年代的东南亚、南亚“佛教社会主义”的以佛法包容社会主义迥然不同。现代中国太虚法师倡导佛教“人间化”的世俗歧变，熊十力是由“新佛家”创新儒家的实体化歧变。出世清净的品格是佛教存在的基础，在现代社会中应当突出佛教的主体意识和独立地位。而超越的宗教品格来自僧团自身建设，完善僧团制度是佛教建设的核心。突出禅定与智慧并重的修行特色，这是培养佛教出世清净形象的重要保证。学者强调，在政、教、学三界互动中，知识分子于佛教的态度变化，影响命运胜于其它阶层。对新世纪中国佛教言，一是要宗派兴教，二是改弘法为传教，三是破除二元对立论。有人认为，当代佛教的特点是缘起性空，正视末法；精进不懈，弘扬正法。时至近代，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使法相唯识学重获知识界的青睐，使其成为近代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构成之一。在20世纪末，重新检讨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诸问题，诠释佛教传统中的现代性问题，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重建的问题，其方法和理论意义都将具有跨世纪的文化影响。有人进一步指出，当代中国化佛教成功转型已经具备了条件，“人间佛教”的理念特性决定了未来中国化佛教的特色。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国佛教给予了冲击，但也给予了资助。
科学对佛教的资助，
一是对佛教理念的印证，
二是对外道邪门的否定，
三是为学佛智慧的培育，
四是物质条件的改善。
面对科学技术的影响，佛教要与科学之和合，要改革多设法门，要坚持人间佛教。总之，下一个世纪的佛教，是如何当现代之机，而不为现代所转的问题，圆融出世与入世，走建设人间佛教的道路，对内要圆融大小乘，圆融显密教；对外要圆融真俗谛，圆融世出世法。
与会学者还对中国佛教的艺术等也做了一些探讨，如汉传佛教造像艺术可分为东汉—唐为鼎盛之路，五代——清为衰微之期。敦煌艺术的变化，本身就是一部反映中国化的历程。麦积山石窟在外来佛教艺术中国化及中国佛教石窟艺术传弘中起着中心轴的作用。唐代佛像理想美则在于：以成年男性为比例，保持男性肩宽、胸廓、头型的比例造型，而脸部、五官、手、脚则以女性的特征来塑造。辽宁海裳山造像可以清楚看到满清王朝统治者利用藏传佛教“柔顺”蒙古人的政策上的成功等等。
代表们指出，二千年的中国佛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巨大而深刻，它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中，佛教的传入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中国佛教二千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它包括了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正如中国佛协刀述仁副会长在开幕词中指出的，中国佛教犹如一棵参天大树，汉地佛教是一大枝，藏传佛教、南传佛教是另外较小的两枝。枝杈虽有先后，但同为一体。这也像一家兄弟一样，虽然出世有先后，名字有所不同，但“姓”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佛教讲圆融，中国三大语系佛教是既相互尊重，相互团结，又相对独立，各具特色，体现了二千年来佛教在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中所发挥的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今天能以三大语系俱会的豪迈气势纪念二千年，这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给我们的福祉。中国佛教走过了二千年，我们的佛教界和学术界都为中国佛教的发展贡献了力量。佛教在当代社会仍然会有一个大的发展，因为它在提升人格、净化人心等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从1980年到现在为止，我国一共举办过60余次佛教学术会议，这些会议有的是学术界主办，有的是佛教界主办，属于学术界和佛教界共同举办的则不多，重要的除了1988年首次由教界和学界在江苏常熟兴福寺举办的“印度哲学宗教与中国佛教”讨论会外，就是这次会议。会议自始至终充满了“团结、祥和、热烈”的气氛，各界代表发言踊跃，涉及内容广泛，中心突出，有思想，有深度，表现出良好的学术功底。这次学术会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与会的僧人代表比较多，达16位。过去许多会议教界与学界比较隔膜，对话很少，但是这次会议得到了根本改变，不仅学者积极提问，僧人应答，而且僧人也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与学者对话，这一切表明了佛教界人才济济，充满生机，他们的不俗表现得到了学术界的称赞。
总之，这次会议是近年来我国佛学界的一次团结的盛会，一次意义深远的聚会，是对二千年中国佛教历程的一次总回顾与反省，也是对我国佛学研究成果的一次大检阅，为未来的佛学研究和佛教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正如净慧法师在会议闭幕式上总结的那样：“此次会议非常明显的特点是，学界和教界关系融洽，讨论的问题接近，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二千年的中国佛教，共同探讨佛教在未来的发展中如何为人类的文明做贡献。佛教界年青一代僧才在成长，他们所发表的论文很有深度，所持的观点稳妥而积极，这是解放以来所没有的，令人欣慰。特别是我们在探讨佛教当前自身建设方面，大家所持的观点都是具有非常积极进取的精神，既能够正视现实，又能够坚持传统，以使佛陀的教法薪火相传。通过这次会议，使我们感到佛教事业发达有望。”
中国佛协副会长兼秘书长刀述仁居士、副会长净慧法师、副会长兼祥符禅寺住持茗山法师，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组委会秘书长王志远先生，国家宗教局一司王哲一处长、袁炳栋先生、江苏省宗教局袁普泉副局长以及无锡市、马山区有关负责人出席了会议，对会议和召开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特别是会议从开始筹办到圆满结束一共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会议，时间紧、难度大，但是经组委会人员的努力，在全国各地僧人、学者的配合下，在无锡市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特别是在无锡灵山公司和祥符禅寺的全力资助下，会议最终得以如期、圆满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