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佛学会议综述（1997—1998）
“佛教与东方文化——纪念佛教传入中国二千年”海峡两岸佛教学术研讨会
1998年9月6日至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台湾法鼓山中华佛学研究所主办 、法鼓大学协办，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省的佛学界代表共70余人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大陆代表有任继愈、黄心川、吴立民、杜继文、杨曾文、楼宇烈、方立天、潘桂明、李富华、方广锠、宋立道、洪修平、韩廷杰、陈景福、王亚荣、姚长寿、薛克翘、魏道儒、吕有祥、王邦维、王化伦、温金玉、尕藏加等；台湾代表有释圣严、李志夫、释惠敏、蓝吉福、林光明、释慧严、陈清香、丁敏、陈英善、曹仕邦、黄国清等人。此外来自学界的许多学者也参加了会议。会议主题是“佛教与东方文化”，收到论文30篇。
与会代表围绕二千年的中国佛教做了深入的讨论，有人认为应以两汉之际，伊存授经作为开始的阶段，以4世纪末道安逝世作为结束的标志。也有人把这一时期称为中国佛教的“介绍时期”，其后是“融合”、“创造”、“儒化”等几个时期。中国汉传佛教的特点是融会贯通，善于随着时代发展而随时变易，与中土文化互相吸收、互相借鉴而不是互相排斥、敌对等，因此佛教在中国最后成为负担治国安邦，辅助王化的责任。有人依据《弘明集》中的记载，认为一种宗教的传入，本来难以用某一具体事件作为准确标志。一种异质文化在未为传入国人民所了解之前，是根本不受注意的。待到这种异质思想为人们普遍重视时，回溯其初传时的征相已不可能。例如对“东方圣人”道安法师，研究者指出，他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中国佛教史家所以推崇道安，说到底是他开创了中国佛教具有深远影响的义理之学，如果没有道安，中国佛教可能还要在朦胧中摸索许久。道安与罗什不同点在于：罗什译经的同时“演说”经义，道安则以注解经义为主，在著述的同时组织译经。所以自道安和罗什始，中国佛教才逐渐有了独具特色的形态，这种形态就是在南北朝时代发展起来的众多的佛教学派。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佛教大小乘之辨，最早起于《维摩经》的翻译，盛唱于罗什，但直到南北朝末年，也没有多么认真的分别。这一时期盛起阿毗昙学说，而阿毗昙是对“自性”的抽象和规定，来自对生活的一种消极的主观体验和佛教的理论教诲，与世人从普通经验中的客观观察不同。从思维方式和理论结论上看，道家的崇有论与此后的阿毗昙学都是一致的，可以说，毗昙学，尤其是纳入玄谈范围的毗昙学，是崇有论的深层次的发展，是给予崇有论以更系统的哲学基础。因此有人指出，如果从思想理论的层面来看，汉地佛教的中国化大致可能概括为方术灵神化、儒学化和老庄玄学化等三个方面，所以在强调佛教中国化的同时，传统文化的佛教化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只有从二者的双向互动中，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佛教的特点，也才能更好地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
学者通过对隋代日严寺的考证，认为日严寺以保持江南佛教义学传统为特色，对中土佛教义学的发展很有贡献，它与南方天台宗的成立相呼应，日严寺树立起了三论宗的旗帜。可以说日严寺南僧的聚集是南北朝佛教时代结束的一个标志。学者说，中国佛教是通过删改、比附、衍生和补益印度佛教思想的方式完成的，使之创立了适应中国状况，与儒家伦理融通和独具特色的伦理思想。它对中国世俗伦理提供的新因素主要有：伦理价值的理论根据，平等原则，慈悲观念，不杀生戒，所以佛家伦理是一种关于整个人类社会的伦理，带有普遍性、超越性的特征。对现代社会言，佛教伦理有助于缓解现代文化的危机；有助于树立对社会的责任与义务的意识；具有示范榜样的作用等普世的意义。关于密教与道教的关系，学者指出这两个宗教不仅在理论和实践上有着很多共同的特征，而且在古代也有过深切交往的历史事实。例如印度密教认为，世界是由男女和合而产生的，道教主张“阴阳抱合”，两者都崇拜女性，重视精神和肉体的修炼。两教在修身方面有着很多相同的实践：如房中术、炼丹与制药技术、服饵养生法、吐纳调息法、身体锻炼法等。印度保存的古代泰米尔文献中都载有中国道教和印度密教人员修炼交流的情况。据印度赖易(P. Ray)等教授考证，南印度著名的十八位密教“成就者”中有两个是中国道教徒。他们的名字叫博迦尔和普里巴尼，这两位“成就者”在印度传播道教医学和炼丹术，他们的成就在印度密教史和化学史中都有着卓越的地位；学者着重探讨了中国释密与道教的关系，概述了佛、道在中国传播的曲折过程，佛道之间相互争论、排斥、融合与认同的情况，包括密教吸收道教先前的思想和信仰，如阴阳五行说、忏纬神仙方术等等，密道教义内容、仪礼、符咒、印法、文句、咒声等等相互的摄取、融合等等。
研究者指出，无常观是一种动静不二论，与辩证的动静观不能说没有相通之处；中道观作为一种认识方法，对于打破绝对主义，防止思想僵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二谛论无疑是一种辩证法的思想；圆融观作为一种观点、一种方法、一种境界，不仅体现了辩证的思辩智慧，而且体现了对待诸矛盾大而容之、圆而通之的精神，在当今矛盾重重多极化社会里，仍然需要这种辩证智慧和精神境界。藏族学者强调，由于吐蕃王朝从松赞干布开始，对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领域采取自由开放政策的结果，从而导致了藏族传统文化(主要指苯波教)与外来文化(主要指佛教)之间的长期斗争和融合，最终形成藏传佛教这一打上苯波教烙印和佛教主要派系。
关于禅宗，有学者认为如细心深入考察，从慧能至五家分门以前，与五家分门以后的理路禅风是有很大不同的。大珠慧海的《顿悟入道要门》和《诸方门人参问》二文，在阐发禅宗顿悟理论方面有其独到精辟的见解，而其在表达形式上大量征引经典以为理据，实在是敦煌文献问世前禅宗文献中唯一的一种。它对纠正五家禅门以后所出现的偏执，是有极大启发的。从慧能到神会到道一、慧海、希运，乃至五家禅门的主要大禅师们，他们都是继承和坚持般若性空、中观八不中道立场的。因此究竟应当如何来把握和诠释禅宗南宗所说的“心”、“性”、“真心”、“佛性”、“真如”等概念的含义，仍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对宗密，专家说胡适断定“宗密故意把成都净众寺的神会认作东京荷泽寺的神会”，这种说法仍缺乏充足的证据。宗密对禅门诸宗，对三教，绝不是等同看待的，而且他对会通禅教是充满自信的。唐代华严宗李通玄的思想核心，学者将其定位在“东方智慧论”，他将《华严经》的佛性论与如来藏学说结合，为禅宗思想体系的完成提供了资料，也为中国佛教主体意识的开发作出了贡献，这是佛教中国化重要的一步。李通玄根据《起信论》所揭示的“本觉”说，于《新华严经论》中倡导自觉自信，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指出一条宽广的道路。他对文殊、普贤的全力提升，指出了东方具有的特殊优越性，有助于更好地适应中国社会民众的心理要求；通过曲解佛教名词概念，实现传统文化与佛教思想的融合，对此后的佛教思想的开展具有指导的意义。研究者指出，中国华严宗存在一个从华严经学到华严宗学的转变，其最根本的动力，源自于中国思想文化中固有的不迷经、崇理性、尚创新的精神。关于净土宗祖师昙鸾的葬地，有人研究后得出结论：应在山西文水县文谷口北峪村高僧崖附近。
关于律宗，也有学者比较系统地梳理了源流变迁。对佛经中的“四十二字门”，学者认为把它作为梵文的“根本字母”是不成立的，其源自于《大智度论》中所说的“四十二字是一切字根本”这句话，但它只能在某种特定意义上去理解，并不是人人都能明白这一点的。关于《净度三昧经》的研究，研究者指出，本经是受原始佛教的小乘佛教的影响，特别是基于原始佛教的代表经典《法句经》，所以它属于人天教的范畴。本经没有正确理解作为根本佛教的涅槃观，只是做了自净自度的理解。本经中的所谓“空”只是些架空之论，用老庄的玄学和格义佛教的本无对“心”作了世俗式的解释，加上印度的习俗、中国的习俗、道教的习俗的混杂，也就是本经之所以被判定为疑经的理由所在。对有唐一代的佛舍利崇拜，学者认为它表现出鲜明的专一性、执着性、定期性、持久性、高等级性和群众性五大特点。中国佛教中的舍利信仰自佛教东来后不久即已存在，当中国佛教进至鼎盛阶段，佛舍利信仰及其供奉活动也达到了顶峰。有诸多迹象表明，此一信仰与其它佛教宗派一样，也都在国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与会的台湾省学者提交的论文也很有特色，特别是对台湾当地佛教的研究，打开了学者的眼界。研究者指出，当前台湾佛教的主体，源自第二世代的汉传佛教，此外，日据时代及光复以后，藏传、南传及第三世代的日本佛教也相继传入，使台湾的佛教的性格呈现多元而复杂的特质。这种类型的佛教文化，在二千余年来的佛教发展史中，是颇为罕见的。因此，认清这种佛教文化的性格，对佛教文化形态学的建立，自然能多储备一种基础资料。1917年以后，台湾佛教有独自传戒的能力，象征着台湾佛教能自立了，寺院的功能也从只是从事祭典追求现世利益而转向教理的研究。又由于教育程度的提高，尼僧在台湾的空间扩大，表现突出。当代台湾佛教中，煮云法师在重建大陆化佛教模式的过程中，是50—70年代传统佛教的改革者，佛教普及化和通俗化的代表人物。但在80年代，随着教界思想的变动，社会脉动的变化，他又成了新时代中旧传统的倡导者。学者强调，佛教的四谛是佛教临终关怀的基本态度，从临床经验得知，佛教的四无量心有助于“觉性照顾”(觉察身无我，净化临终者心念)，四念住可作为佛教临终关怀的参考模式。有学者说，一般学界认为，性空论较合乎佛教的缘起，但性空本身同样存在着空自性化之困思。同样地在儒家三系说中，其标谤的德性主体才能创生，也面临碍生的问题。对天台智者之圆教的“性具”说和“性恶法”，研究者认为，这是圆教的根本思想，是圆教思想的完成。天台的“教观双修”是该宗的标志，智者从教观并重到教观合一，形成了一代圆教思想是最为突出的。明代的几位高僧皆对《物不迁论》做过研究，学者说通过阅读他们的著作，可以看出：莲池大师是顺应世俗见解而发，非直接开示性空的意旨；紫柏大师主张透过实践亲证来体贴前贤之言；憨山大师直指诸法实相为旨趣所在。有学者则认为，汉译佛典往往是走样的，跟梵文经典有所不同，然而华、韩、越的僧俗在过去依汉文译本来了解佛说，自然也产生种种问题。学者研究了历代达摩的图像，指出自南宋起图像成为定制，梵像、苇渡、面壁禅坐、断臂、西归等带一点神通想象的动人画面逐渐流传开来，13世纪达摩祖师的立体造像已开始流行，元代以后，达摩又被塑进了十八罗汉里面。
代表们最后强调，中国佛教二千年历史，给我们带来的诸多的思考总结。特别是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面对未来，认真总结吸收外来文化的一切成功经验，创造出更适合民族需要的、更先进的的民族文化，佛教的成功经验能给我们诸多的启示。这次两岸佛教学术会议的顺利召开，不仅有利于提高两岸的佛学研究水平，而且对推动两岸社会人文科学的广泛交流也会发挥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