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道教学研究

第二阶段(1950—1976):不绝如缕

  本阶段道教学的研究仍属于兼职研究状态,内地出版的专著较少,著名的如《太平经合校》,论文大约50多篇,比较冷落。台湾省和海外华人学者的成绩超过内地,专著约十余部,论文百篇以上。

一、道经研究、收集与辞典编纂

  香港学者饶宗颐著《老子想尔注校笺》(香港大学,1955年)对《老子想尔注》进行了校对、笺释和研究,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太平经合校》,王明编。中华书局1960年2月第1版,后多次再版或重印。《太平经》系东汉道教的重要经典,原书170卷,现残存于明《道藏》的本子仅57卷。编者根据《太平经钞》及其它27种引书,运用校、补、附、存四种体例重新整理《太平经》,大体恢复了原书170卷的本来面目。为研究道教史和道教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凭据,为海内外学术界所推崇。王明还发表了《敦煌古写本〈太平经〉文字残页》和《〈太平经〉目录考》二文,对《太平经合校》作补充。

  陈国符著《道藏源流考》由中华书局于1963年12月增订再版。全书除对原文做了一些修改和增加外,还增加了《道乐考略稿》、《南北朝天师道考长编》、《中国外丹黄白术考略稿》和《说周易参同契与内丹外丹》4篇新的附录。

  研究其它典籍的论文主要有汤用彤《从〈一切道经〉说到武则天》(《光明日报》1962年11月21日)、王明《试论〈阴符经〉及其唯物主义思想》(《哲学研究》1962年第5期)、汤用彤《读〈道藏〉札记》(《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陈撄宁《〈老子〉第50章研究》、《〈南华〉内外篇分章标旨》、《论〈四库提要〉不识道家学术之全体》(以上三篇《道协会刊》第4期,1964年10月)、柳存仁《道藏本三圣注道德经之得失》(《崇基学报》第9卷第1期,1969年)、《论道藏本顾欢注老子之性质》(《联合书院学报》第8期,1970-1971年)、《道藏本三圣注道德经会笺》(《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6卷第1期,1973年)等。

  台湾学者萧天石主编《道藏精华》(自由出版社,1965-1974年第1版)收录丹经和道教哲学著作等,在第1版后不断再版,每次再版又增加新书,所收道书大约有800余种。美国学者苏海涵曾到台湾当道士,利用其师的资料编《庄林续道藏》(成文出版社,1974年),收录了相当多的台湾符箓科仪道经,其中多为手抄本。此外还有陈志滨《伍柳仙宗白话译》(全真教出版社,1975年)。

  本阶段的道教辞典有台湾戴源长编《仙学辞典》(真善美出版社,1962年)和《道学辞典》(真善美出版社,1971年)。

二、道教史研究

  本阶段台湾学者关于道教史的研究很有成绩。孙克宽出版了《蒙古汉军与汉文化研究》(台北文星书店,1958年)、《宋元道教之发展》(台中东海大学,1965年)、《元代道教之发展》(台中东海大学,1968年)、《寒原道论》(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等著作,发表了一批有关宋元道教的论文。他还发表了关于唐代道教的论文《唐代道教之发展导论》(《中兴大学文史学报》1974年第1期)和《唐代道教与政治》(《大陆杂志》1975年第5卷第2期)等。此外还有孙广德《晋南北朝隋唐儒佛道争论中之政治课题》(台湾中华书局,1972年)、陈志滨《全真仙派源流》(全真教出版社,1974年)、唐弓《唐代的道教》(台大硕士论文,1974年)等著作。其它论文还有南怀瑾《元代全真道与中国社会》(《新天地》第1卷6期,1962年)、钱穆《金元统治下的新道教》(《人生》,第31卷3期,1966年)金中枢《论北宋末年之崇尚道教(上、下)》(《新亚学报》第7卷2期,第8卷1期,1966、1967年)、史贻辉《道教在台湾之分布与现状》(《南瀛文献》12期,1967年)、方永辉《唐代皇室与道教关系之研究》(《景风》18、19期,1968年)、李树桐《唐代的政教关系》(《师大学报》1967年第12期)、刘伯骥《唐代的政教史》(台湾中华书局,1974年修订版)、丁煌《唐高祖太宗对符瑞的运用及其对道教的态度》(《历史学报》1975年第2号)等。

  澳大利亚华裔学者柳存仁关于明代道教的论文有《研究明代道教思想中日文书目举要》(《崇基学报》第6卷第2期,1967年)和《补明史佞幸陶仲文传》(《东方文化》第11卷第1期,1973年)。

  本阶段内地学者对太平道、张鲁政权以及其它早期道教与农民起义的关系,道教与封建统治阶级的关系等作了较多的研究。

  学者们争论比较激烈的是《太平经》的政治思想。杨宽的《论〈太平经〉——记我国第一部农民革命的理论著作》(《学术月刊》1 959年第9期),对《太平经》作了高度评价。在杨宽之前,有侯外庐、张岂之、杨超、李学勤、徐知、袁良义等在各自的论著中肯定《太平经》的革命内容。戎笙很快发表论文《试论〈太平经〉》(《历史研究》1959年第11期)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太平经》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宗教语言,少量内容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了人民的愿望,但不能过高评价。他的意见,与1958年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中的观点相一致。1960年,中华书局哲学组发表《史学界讨论〈太平经〉的性质及其与太平道和黄巾起义的关系》(《人民日报》1960年12月15日),对各种观点进行了综述。此后,喻松青和熊德基也就《太平经》问题展开辩论。熊德基发表《〈太平经〉的作者和思想及其与黄巾和天师道的关系》(《历史研究》1962年第4期),认为《太平经》的思想与黄巾起义对立。喻松青发表《〈太平经〉和黄巾的关系——与熊德基同志商榷》(《新建设》196 3年2月号),认为《太平经》的信仰与黄巾起义相一致。王明在《〈太平经〉合校》的前言中,指出《太平经》的“大部分篇幅是宣扬有神论、宗教唯心论和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思想的,但其中一些篇章里也反映了当时的进步思想和正确的观点。”

  此外,还有陈寅恪的《崔浩与寇谦之》(《岭南学报》1950年第1期)、唐长孺的《范长生与巴民抵蜀的关系》(《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喻松青的《老子与道教》(《光明日报》19 62年5月25日)、《道教的起源和形成》(《历史研究》1963年第5期)、《中国的封建阶级同道教的关系》(《人民日报》1964年5月10日)等论文。

三、道教思想研究

  台湾学者研究道教思想的著作有赵家焯《道学与道教》(台北1962年)、南怀谨《禅与道概论》(真善美出版社,1971年)、杜望之《儒佛道之信仰研究》(华明书局,1968年)、杜而夫《儒佛道之信仰研究》(学生书局,1968年)、周绍贤《道家与神仙》(台湾中华书局,1970年)、李叔还《道教要义问答大全》(香港青松观,1972年)、陈敦甫《论道》(全真教出版社,1972年)、赵家焯《道教通诠》(华冈出版社,1977年)等。

  柳存仁对明代的三教关系做了研究,发表了《明儒与道教》(《新亚学报》第8卷第1期,1967年)和《王阳明与道教》(《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3卷第2期,1970年)。后又发表《王阳明与佛道二教》(《清华学报》新13卷第1、2期合刊,台湾新竹,1981年)。

  学术界在对《太平经》及原始道教的历史学研究中,大都涉及了道教的宗教思想。杨向奎《论葛洪》(《文史哲》1961年第1期)则对葛洪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进行了分析。汤用彤发表《寇谦之的著作和思想》(《历史研究》1961年第5期)、《康复札记四则》(《新建设》1961年6月号)等文章,解剖了寇谦之、陶弘景的政治、宗教思想,对比了佛道二教教义的区别。

四、道教科仪符咒研究

  陈国符在《道藏源流考增订版序》中说到:“《道藏》收斋醮仪范一百二十一种,都六百四十卷。披览札录,成《道教斋醮仪源流考略稿》。兹取其道乐一节,略事增补,成《道乐考略稿》。”《道教斋醮仪源流考略稿》未见发表,只是《道藏源流考》的“附录三”收有《道乐考略稿》。尽管如此,《道藏源流考》中《三洞四辅经之渊源及传授》、《道藏札记》和《南北朝天师道考长编》等章节里,也有许多对道教斋醮仪范的文献学考证。

  蒙文通的《道教史琐谈》(此稿日期签署于1958年8月30日,刊行于《中国哲学》第四辑,1980年)第一次将符箓与文字联系起来考察,并企图从少数民族宗教中寻求其源头。

  台湾民俗学者刘枝万致力于斋醮研究,采用了文献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先后发表了《桃园县龙潭乡建醮祭典》(《中国东亚学术研究计划委员会年报》第10期,1971年)、《台北县中和乡建醮祭典》(《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33期,1973年)、《醮祭释义》(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之22《中国民间信仰论集》,1974年)、《修斋考》(同上)、《台北县树林镇建醮祭典》(同上)、《桃园县中坜市建醮祭典》(同上)等调查报告和论文、文章。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入《台湾民间信仰论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12月)。

五、道教音乐研究

  50年代中后期,道教音乐研究步入对斋醮音乐的采集、整理阶段,形成了一定规模。著名音乐家杨荫浏主编的《宗教音乐·湖南音乐普查报告附录》(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1958年油印,音乐出版社1960年公开出版),部分地对湖南衡阳地区的道教音乐做了较翔实的文字和乐谱记录。

六、外丹术研究

  5、60年代,中国炼丹术研究进入活跃期,其中比较重要的收获,可见于袁翰青的《中国化学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56年),张子高的《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科学出版社,1964年)。冯家升的《炼丹术的成长与西传》(《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和科学技术人物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对中国火药史与炼丹术的研究举世闻名。60年代,王奎克翻译了《三十六水法——中国古代关于水溶液的一种早期炼丹文献》(《科学史集刊》总第5期,1963年),介绍李约瑟等人关于道教炼丹术中水法反应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他研究了葛洪《抱朴子内篇》所记“金液丹”的有关内容,发表了《中国炼丹术中的“金液”和华池》(《科学史集刊》总第7期,1964年)。这些工作丰富了关于炼丹术实验方法的认识。此外,李乔苹也完成了很多研究工作。张资珙、黄素封分别翻译出版了西方学者的化学史著作,促进了中国炼丹术研究的深入。

  对道教科技思想的研究仍然在进行。50年代,化学史家袁翰青连续发表《推进了炼丹术的葛洪和他底著作》(《化学通报》195 4年第5期)和《周易参同契——世界炼丹史上最古的著作》(《化学通报》1954年第8期)。徐克明《研究化学的先驱者——记我国晋代的炼丹家葛洪》(《工人日报》1962年5月31日)、陆曼炎《我国古代化学家葛洪》(《新华日报》1 962年8月19日)等文也介绍了葛洪的古代化学成就。陈国符《中国外丹黄白术史略》(《化学通报》1954年12期)、朱晟《医学上丹剂和炼丹的历史》(《中国医学杂志》1956年第6期)、俞真初《祖国炼丹术与制药化学的发展》(《浙江中医杂志》1957年第8期)、张子高《炼丹术的发生与发展》(《清华大学学报》第7卷第2期,1960年)、谢海洲等《有关汞及其炼丹的历史》(《哈尔滨中医》1963年第3期)等论文,侧重考察炼丹术的历史发展。此外,王占元《周易参同契的哲学思想》(《光明日报》1961年10月13日)和李俊甫《论中国古代炼丹书〈参同契〉》(《新乡师院学报》1963年第1期)则介绍了对《参同契》的看法。

七、内丹术研究

  本阶段,“气功”一词被群众普遍接受,而内丹术则是气功的主要功法。徐寄鸥《气功学说的探源》(《江苏中医杂志》,1962年第5期)对内丹理论进行了探讨。指导实践的著作有刘贵珍著《气功疗法实践》、刘贵珍主编《内养功疗法》、陈涛《气功科学常识》、杨践形著《气功自疗》、杨践形《气功哲学》等。

八、道教医药与养生研究

  萧天石著《道家养生学概要》(自由出版社,1963年)和《道海玄微》(自由出版社,1974年),对道教医药与养生研究,主要集中在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人身上。江静波《晋代大医学家葛洪》(《新华日报》1957年5月24日)、邝贺龄《晋代医学家葛洪对祖国医学的贡献》(《中医杂志》1959年第9期)、蔡景峰《晋代医学家葛洪》(《健康报》1962年1月6日)等文章对葛洪的医学思想作了介绍。王明撰《陶弘景在古代科学上的贡献》(《光明日报》1954年10月11日),介绍了陶弘景在医药、天文、历算、地理等方面的卓越贡献。谢天心等《我国晋代的药物学家陶弘景》(《哈尔滨中医》1960年第8期)则介绍了陶弘景在药物学方面的贡献。大雨《“药王”孙思邈》(《工人日报》1961年8月28日)、方昭《孙思邈——唐代伟大的医学家》(《北京日报》1961年8月31日)、李经纬《孙思邈在古医学上的伟大贡献》(《中医杂志》1962年第2期)、马堪温执笔的《唐代名医孙思邈故里调查记》(《中华医史杂志》1954年第5期)等对唐代道教名医孙思邈的医学思想作了介绍。

九、宫观山志的编修与道教建筑、道教美术研究

  台湾学者刘枝万《台湾省寺庙教堂调查表》(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60年)、《南投县风俗志宗教篇稿》(南投县宗教委员会,1961年)、《清代台湾之寺庙》(《台北文献》4-6期,1963年)、《台湾之瘟神庙》(《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22期,1974年)、马来亚学者朱金涛《基隆坡华人寺庙之研究》(马来亚大学,1968年)、台湾学者林衡道《台湾寺庙大全》(1974年)等对当地寺庙进行了调查研究,其中有不少道观或道教内容。

  新修宫观山志没有出现,道教建筑与道教美术的研究成果也不显著。1955年,山西芮城县永乐宫保护性搬迁成功,引起艺术史、宗教史的学者浓厚兴趣。一些画史著作曾列专题介绍评论永乐宫元代道教壁画,尤其是赞扬三清殿的《朝元图》构图壮阔(神像多至286尊),造型生动,用线挺劲,色彩丰富,在艺术技巧上达到了高度的成就。

十、道教文学研究

  柳存仁用英文撰写了一部研究宗教与文学关系的力著Buddhist and Taoist Influences on Chinese Novels, Vol.Ⅰ. Otto Harrassowitz Wiesbaden,1962年(《佛道教影响中国小说考》),开拓了研究道教与文学关系的新领域,在海外颇负盛名。他还发表了论文《西游记的明刻本》(《新亚学报》第5卷第2期,1963年)等。

十一、机构团体和刊物

  中国道教协会研究室于1961年11月成立。主任陈撄宁、副主任王伟业。主要搜集整理道教文献资料,研究和编写中国道教史。1962年8月《道协会刊》创刊,为教内不定期刊物,出了4期。1969年研究工作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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