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道教学研究
第二阶段（1950—1976）：不绝如缕
本阶段道教学的研究仍属于兼职研究状态，内地出版的专著较少，著名的如《太平经合校》，论文大约50多篇，比较冷落。台湾省和海外华人学者的成绩超过内地，专著约十余部，论文百篇以上。
一、道经研究、收集与辞典编纂
香港学者饶宗颐著《老子想尔注校笺》（香港大学，1955年）对《老子想尔注》进行了校对、笺释和研究，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太平经合校》，王明编。中华书局1960年2月第1版，后多次再版或重印。《太平经》系东汉道教的重要经典，原书170卷，现残存于明《道藏》的本子仅57卷。编者根据《太平经钞》及其它27种引书，运用校、补、附、存四种体例重新整理《太平经》，大体恢复了原书170卷的本来面目。为研究道教史和道教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凭据，为海内外学术界所推崇。王明还发表了《敦煌古写本〈太平经〉文字残页》和《〈太平经〉目录考》二文，对《太平经合校》作补充。
陈国符著《道藏源流考》由中华书局于1963年12月增订再版。全书除对原文做了一些修改和增加外，还增加了《道乐考略稿》、《南北朝天师道考长编》、《中国外丹黄白术考略稿》和《说周易参同契与内丹外丹》4篇新的附录。
研究其它典籍的论文主要有汤用彤《从〈一切道经〉说到武则天》（《光明日报》1962年11月21日）、王明《试论〈阴符经〉及其唯物主义思想》（《哲学研究》1962年第5期）、汤用彤《读〈道藏〉札记》（《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陈撄宁《〈老子〉第50章研究》、《〈南华〉内外篇分章标旨》、《论〈四库提要〉不识道家学术之全体》（以上三篇《道协会刊》第4期，1964年10月）、柳存仁《道藏本三圣注道德经之得失》（《崇基学报》第9卷第1期，1969年）、《论道藏本顾欢注老子之性质》（《联合书院学报》第8期，1970-1971年）、《道藏本三圣注道德经会笺》（《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6卷第1期，1973年）等。
台湾学者萧天石主编《道藏精华》（自由出版社，1965-1974年第1版）收录丹经和道教哲学著作等，在第1版后不断再版，每次再版又增加新书，所收道书大约有800余种。美国学者苏海涵曾到台湾当道士，利用其师的资料编《庄林续道藏》（成文出版社，1974年），收录了相当多的台湾符箓科仪道经，其中多为手抄本。此外还有陈志滨《伍柳仙宗白话译》（全真教出版社，1975年）。
本阶段的道教辞典有台湾戴源长编《仙学辞典》（真善美出版社，1962年）和《道学辞典》（真善美出版社，1971年）。
二、道教史研究
本阶段台湾学者关于道教史的研究很有成绩。孙克宽出版了《蒙古汉军与汉文化研究》（台北文星书店，1958年）、《宋元道教之发展》（台中东海大学，1965年）、《元代道教之发展》（台中东海大学，1968年）、《寒原道论》（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等著作，发表了一批有关宋元道教的论文。他还发表了关于唐代道教的论文《唐代道教之发展导论》（《中兴大学文史学报》1974年第1期）和《唐代道教与政治》（《大陆杂志》1975年第5卷第2期）等。此外还有孙广德《晋南北朝隋唐儒佛道争论中之政治课题》（台湾中华书局，1972年）、陈志滨《全真仙派源流》（全真教出版社，1974年）、唐弓《唐代的道教》（台大硕士论文，1974年）等著作。其它论文还有南怀瑾《元代全真道与中国社会》（《新天地》第1卷6期，1962年）、钱穆《金元统治下的新道教》（《人生》，第31卷3期，1966年）金中枢《论北宋末年之崇尚道教（上、下）》（《新亚学报》第7卷2期，第8卷1期，1966、1967年）、史贻辉《道教在台湾之分布与现状》（《南瀛文献》12期，1967年）、方永辉《唐代皇室与道教关系之研究》（《景风》18、19期，1968年）、李树桐《唐代的政教关系》（《师大学报》1967年第12期）、刘伯骥《唐代的政教史》（台湾中华书局，1974年修订版）、丁煌《唐高祖太宗对符瑞的运用及其对道教的态度》（《历史学报》1975年第2号）等。
澳大利亚华裔学者柳存仁关于明代道教的论文有《研究明代道教思想中日文书目举要》（《崇基学报》第6卷第2期，1967年）和《补明史佞幸陶仲文传》（《东方文化》第11卷第1期，1973年）。
本阶段内地学者对太平道、张鲁政权以及其它早期道教与农民起义的关系，道教与封建统治阶级的关系等作了较多的研究。
学者们争论比较激烈的是《太平经》的政治思想。杨宽的《论〈太平经〉——记我国第一部农民革命的理论著作》（《学术月刊》1 959年第9期），对《太平经》作了高度评价。在杨宽之前，有侯外庐、张岂之、杨超、李学勤、徐知、袁良义等在各自的论著中肯定《太平经》的革命内容。戎笙很快发表论文《试论〈太平经〉》（《历史研究》1959年第11期）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太平经》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宗教语言，少量内容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了人民的愿望，但不能过高评价。他的意见，与1958年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中的观点相一致。1960年，中华书局哲学组发表《史学界讨论〈太平经〉的性质及其与太平道和黄巾起义的关系》（《人民日报》1960年12月15日），对各种观点进行了综述。此后，喻松青和熊德基也就《太平经》问题展开辩论。熊德基发表《〈太平经〉的作者和思想及其与黄巾和天师道的关系》（《历史研究》1962年第4期），认为《太平经》的思想与黄巾起义对立。喻松青发表《〈太平经〉和黄巾的关系——与熊德基同志商榷》（《新建设》196 3年2月号），认为《太平经》的信仰与黄巾起义相一致。王明在《〈太平经〉合校》的前言中，指出《太平经》的“大部分篇幅是宣扬有神论、宗教唯心论和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思想的，但其中一些篇章里也反映了当时的进步思想和正确的观点。”
此外，还有陈寅恪的《崔浩与寇谦之》（《岭南学报》1950年第1期）、唐长孺的《范长生与巴民抵蜀的关系》（《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喻松青的《老子与道教》（《光明日报》19 62年5月25日）、《道教的起源和形成》（《历史研究》1963年第5期）、《中国的封建阶级同道教的关系》（《人民日报》1964年5月10日）等论文。
三、道教思想研究
台湾学者研究道教思想的著作有赵家焯《道学与道教》（台北1962年）、南怀谨《禅与道概论》（真善美出版社，1971年）、杜望之《儒佛道之信仰研究》（华明书局，1968年）、杜而夫《儒佛道之信仰研究》（学生书局，1968年）、周绍贤《道家与神仙》（台湾中华书局，1970年）、李叔还《道教要义问答大全》（香港青松观，1972年）、陈敦甫《论道》（全真教出版社，1972年）、赵家焯《道教通诠》（华冈出版社，1977年）等。
柳存仁对明代的三教关系做了研究，发表了《明儒与道教》（《新亚学报》第8卷第1期，1967年）和《王阳明与道教》（《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3卷第2期，1970年）。后又发表《王阳明与佛道二教》（《清华学报》新13卷第1、2期合刊，台湾新竹，1981年）。
学术界在对《太平经》及原始道教的历史学研究中，大都涉及了道教的宗教思想。杨向奎《论葛洪》（《文史哲》1961年第1期）则对葛洪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进行了分析。汤用彤发表《寇谦之的著作和思想》（《历史研究》1961年第5期）、《康复札记四则》（《新建设》1961年6月号）等文章，解剖了寇谦之、陶弘景的政治、宗教思想，对比了佛道二教教义的区别。
四、道教科仪符咒研究
陈国符在《道藏源流考增订版序》中说到：“《道藏》收斋醮仪范一百二十一种，都六百四十卷。披览札录，成《道教斋醮仪源流考略稿》。兹取其道乐一节，略事增补，成《道乐考略稿》。”《道教斋醮仪源流考略稿》未见发表，只是《道藏源流考》的“附录三”收有《道乐考略稿》。尽管如此，《道藏源流考》中《三洞四辅经之渊源及传授》、《道藏札记》和《南北朝天师道考长编》等章节里，也有许多对道教斋醮仪范的文献学考证。
蒙文通的《道教史琐谈》（此稿日期签署于1958年8月30日，刊行于《中国哲学》第四辑，1980年）第一次将符箓与文字联系起来考察，并企图从少数民族宗教中寻求其源头。
台湾民俗学者刘枝万致力于斋醮研究，采用了文献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先后发表了《桃园县龙潭乡建醮祭典》（《中国东亚学术研究计划委员会年报》第10期，1971年）、《台北县中和乡建醮祭典》（《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33期，1973年）、《醮祭释义》（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之22《中国民间信仰论集》，1974年）、《修斋考》（同上）、《台北县树林镇建醮祭典》（同上）、《桃园县中坜市建醮祭典》（同上）等调查报告和论文、文章。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入《台湾民间信仰论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12月）。
五、道教音乐研究
50年代中后期，道教音乐研究步入对斋醮音乐的采集、整理阶段，形成了一定规模。著名音乐家杨荫浏主编的《宗教音乐·湖南音乐普查报告附录》（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1958年油印，音乐出版社1960年公开出版），部分地对湖南衡阳地区的道教音乐做了较翔实的文字和乐谱记录。
六、外丹术研究
5、60年代，中国炼丹术研究进入活跃期，其中比较重要的收获，可见于袁翰青的《中国化学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56年），张子高的《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科学出版社，1964年）。冯家升的《炼丹术的成长与西传》（《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和科学技术人物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对中国火药史与炼丹术的研究举世闻名。60年代，王奎克翻译了《三十六水法——中国古代关于水溶液的一种早期炼丹文献》（《科学史集刊》总第5期，1963年），介绍李约瑟等人关于道教炼丹术中水法反应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他研究了葛洪《抱朴子内篇》所记“金液丹”的有关内容，发表了《中国炼丹术中的“金液”和华池》（《科学史集刊》总第7期，1964年）。这些工作丰富了关于炼丹术实验方法的认识。此外，李乔苹也完成了很多研究工作。张资珙、黄素封分别翻译出版了西方学者的化学史著作，促进了中国炼丹术研究的深入。
对道教科技思想的研究仍然在进行。50年代，化学史家袁翰青连续发表《推进了炼丹术的葛洪和他底著作》（《化学通报》195 4年第5期）和《周易参同契——世界炼丹史上最古的著作》（《化学通报》1954年第8期）。徐克明《研究化学的先驱者——记我国晋代的炼丹家葛洪》（《工人日报》1962年5月31日）、陆曼炎《我国古代化学家葛洪》（《新华日报》1 962年8月19日）等文也介绍了葛洪的古代化学成就。陈国符《中国外丹黄白术史略》（《化学通报》1954年12期）、朱晟《医学上丹剂和炼丹的历史》（《中国医学杂志》1956年第6期）、俞真初《祖国炼丹术与制药化学的发展》（《浙江中医杂志》1957年第8期）、张子高《炼丹术的发生与发展》（《清华大学学报》第7卷第2期，1960年）、谢海洲等《有关汞及其炼丹的历史》（《哈尔滨中医》1963年第3期）等论文，侧重考察炼丹术的历史发展。此外，王占元《周易参同契的哲学思想》（《光明日报》1961年10月13日）和李俊甫《论中国古代炼丹书〈参同契〉》（《新乡师院学报》1963年第1期）则介绍了对《参同契》的看法。
七、内丹术研究
本阶段，“气功”一词被群众普遍接受，而内丹术则是气功的主要功法。徐寄鸥《气功学说的探源》（《江苏中医杂志》，1962年第5期）对内丹理论进行了探讨。指导实践的著作有刘贵珍著《气功疗法实践》、刘贵珍主编《内养功疗法》、陈涛《气功科学常识》、杨践形著《气功自疗》、杨践形《气功哲学》等。
八、道教医药与养生研究
萧天石著《道家养生学概要》（自由出版社，1963年）和《道海玄微》（自由出版社，1974年），对道教医药与养生研究，主要集中在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人身上。江静波《晋代大医学家葛洪》（《新华日报》1957年5月24日）、邝贺龄《晋代医学家葛洪对祖国医学的贡献》（《中医杂志》1959年第9期）、蔡景峰《晋代医学家葛洪》（《健康报》1962年1月6日）等文章对葛洪的医学思想作了介绍。王明撰《陶弘景在古代科学上的贡献》（《光明日报》1954年10月11日），介绍了陶弘景在医药、天文、历算、地理等方面的卓越贡献。谢天心等《我国晋代的药物学家陶弘景》（《哈尔滨中医》1960年第8期）则介绍了陶弘景在药物学方面的贡献。大雨《“药王”孙思邈》（《工人日报》1961年8月28日）、方昭《孙思邈——唐代伟大的医学家》（《北京日报》1961年8月31日）、李经纬《孙思邈在古医学上的伟大贡献》（《中医杂志》1962年第2期）、马堪温执笔的《唐代名医孙思邈故里调查记》（《中华医史杂志》1954年第5期）等对唐代道教名医孙思邈的医学思想作了介绍。
九、宫观山志的编修与道教建筑、道教美术研究
台湾学者刘枝万《台湾省寺庙教堂调查表》（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60年）、《南投县风俗志宗教篇稿》（南投县宗教委员会，1961年）、《清代台湾之寺庙》（《台北文献》4-6期，1963年）、《台湾之瘟神庙》（《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22期，1974年）、马来亚学者朱金涛《基隆坡华人寺庙之研究》（马来亚大学，1968年）、台湾学者林衡道《台湾寺庙大全》（1974年）等对当地寺庙进行了调查研究，其中有不少道观或道教内容。
新修宫观山志没有出现，道教建筑与道教美术的研究成果也不显著。1955年，山西芮城县永乐宫保护性搬迁成功，引起艺术史、宗教史的学者浓厚兴趣。一些画史著作曾列专题介绍评论永乐宫元代道教壁画，尤其是赞扬三清殿的《朝元图》构图壮阔（神像多至286尊），造型生动，用线挺劲，色彩丰富，在艺术技巧上达到了高度的成就。
十、道教文学研究
柳存仁用英文撰写了一部研究宗教与文学关系的力著Buddhist and Taoist Influences on Chinese Novels， Vol.Ⅰ. Otto Harrassowitz Wiesbaden，1962年（《佛道教影响中国小说考》），开拓了研究道教与文学关系的新领域，在海外颇负盛名。他还发表了论文《西游记的明刻本》（《新亚学报》第5卷第2期，1963年）等。
十一、机构团体和刊物
中国道教协会研究室于1961年11月成立。主任陈撄宁、副主任王伟业。主要搜集整理道教文献资料，研究和编写中国道教史。1962年8月《道协会刊》创刊，为教内不定期刊物，出了4期。1969年研究工作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