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道教学研究

　　国内开始把道教研究称为学，是比较晚的事。20世纪初年，国学的名称渐起，道教研究包括在国学之内，但也是偶有人略涉及。”五四”运动之后，近现代研究方法逐渐推广，研究文史哲及医学史、化学史的人遇到道教问题时，有人攻一攻“拦路虎”，有些收获。

　　从20世纪初到1949年，作为道教学研究的第一阶段。

　　1950年至1966年，是第二阶段。

　　内地道教学研究真正开展起来，是1977年至今二十多年的事，此为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1900—1949）：筚路蓝缕

　　本阶段是道教学研究的初始期，多为非道教学专业的学者兼及道教学研究，论著署名160余人。从总体上看，虽然涉及到许多问题，但主要还是集中在探究《道藏》源流、道教历史和外丹术几方面。文章不多，专著也少，据粗略统计，本阶段关于道教学研究的论文约有200多篇，专著约10多部。

一、道经出版及研究

　　本阶段在《道藏》的出版方面卓有成就。1923年10月至1926年4月，田文烈、李盛铎、赵尔巽、康有为、张謇、董康、张元济、梁启超、钱能训、熊希龄、江朝宗、黄炎培和傅增湘等13人发起重印明版《道藏》。当时的民国总统徐世昌出俸支持此项宏举，教育总长傅增湘总理其事。用北京白云观藏本作为底本，将原本缩为石印32开本，改梵夹本为线装本，由上海涵芬楼影印。每部1120册，共印350部。此外，因《道藏》卷帙浩繁，阅读不便，《道藏辑要》亦有近千卷，不易研读，故守一子丁福保从明《道藏》、清代道书以及近人著述之中选择道书百种，分为10集，每集10种，共计148卷，编纂成一部《道藏精华录》，以方便读者。此书原版书所存不多，现有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

　　对《道藏》的研究已经起步。清末宣统庚戌年孟冬，刘师培旅居白云观，披阅《道藏》，对37种道经加以勾玄提要，随笔记录，计37篇，录成一帙，名曰《读道藏记》（《国粹学报》第7卷第1-5期，1911年），是为近现代最早的《道藏》提要。该《记》又被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9册以及丁福保编《道藏精华录》、胡道静等主编《道藏要籍选刊》等书中。1931年，曲继皋与顾颉刚一起于青岛崂山太清宫读《道藏》，曲继皋撰成《道藏考略》（藏于天津南开大学图书馆、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书中介绍了阅藏经过，简述《道藏》内容，指出摩尼经被收入《道藏》。哈佛燕京学社于30年代刊行翁独健（1906年—1986年）编《道藏子目引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9月重印）。全书分为四部分：分类引得、经名引得、撰人引得和史传引得。此书编制精审，资料详明，并且纠正了此前中、西文《道藏》工具书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因此在很长时间内是一部适用、完备和可靠的《道藏》检索工具书。此外还有许地山著《道藏通检》等。

　　中华书局1949年初版印行陈国符著《道藏源流考》。

　　全书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三洞四辅之渊源及传授》，分别对上清经、灵宝经、三皇经、太玄经、太平经、太清经、正一经之渊源、成书、著录、类集、真伪、传授等作了深入的剖析考证，并且考察了三洞四辅经之孽乳及《道藏》分部法。

　　第二部分《历代道书目及道藏之纂修与镂版》，详细考证了自汉至明道教经书的编目、成藏、亡佚与重修等状况。末有附录七种为《引用传记提要》、《道藏札记》和《道学传辑佚》。此书除深研道经全藏外，还旁涉道教名山志、宫观志、佛藏传记、正史、类书、各省方志与唐以来各家文集，凡与《道藏》有关者均着力搜求。该书资料翔实，考证绵密，结论可靠，对《道藏》之形成与演变，均能溯本穷源，条分缕析，在国内外学术界影响很大。

　　对专经的注释、整理与考证开始。胡适《陶弘景的真诰考》（《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1935年1月）、汤用彤《读太平经所见》（《国学季刊》第5卷第1期，1935年）、王国维著《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文展阁，1937年）都很有影响。蒙文通通过辑佚恢复了《老子成玄英疏》和《老子李荣注》，并做了一些校正考证工作，写出《校理老子成玄英疏叙录》、《辑校老子李荣注跋》和《坐忘论考》、《陈碧虚与陈抟学派——陈景元老子、庄子注校记 附陈图南学谱》等文，刊登在《图书集刊》第8期（1948年）上。王明撰《论〈太平经钞〉甲部之伪》（《史语所集刊》第18本，1948年）、《周易参同契考证》（《史语所集刊》第19本，1948年）、《老子河上公章句考》（《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18种，1948年）、《黄庭经考》（《史语所集刊》第20本，1948年）都是很著名的。

二、道教史研究

　　本阶段在道教学各分支学科中，关于道教史的著作要算最多了。大家熟悉的有陈教友的《长春道教源流考》（《亚洲学术杂志》第2-4期，1921-1922年）、傅勤家的《道教史概论》（商务印书馆，1933年）、顾颉刚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群联出版社，1935年）、许地山的《道教史》上编（商务印书馆，1941年）、傅勤家的《中国道教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陈垣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辅仁大学，1941年）、刘鉴泉的《道教征略》（《图书集刊》第7-8期，1948年）等著作。

　　论文也相对较多，如陈抟《战国秦汉间方士考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7本，1948年）、高梅《战国时代楚地的宗教》（《齐大月刊》第1卷第4期，1931年）、高梅《战国时代秦齐燕赵魏的宗教》（《齐大月刊》第2卷第2-3期，1931年）、吕思勉《道教起源杂考》（《齐鲁学报》1941年第2期）、陈寅恪的《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史语所集刊》第3卷第4期，1933年）、陈垣《李志常之卒年》（《辅仁学志》第12卷第1-2期，1943年）等论文至今仍有参考价值。除了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论著外，学界名流诸如钱穆、余嘉锡、张荫麟、陈独秀、梁启超、范文澜等人，也偶尔撰文论及老子、阴阳五行、神仙方士、谶纬、先秦道家、《太平经》等。

三、道教思想与道教神学研究

　　研究道教思想的论著不多，皆属于初步探索。许地山《道家思想与道教》（《燕京学报》第2期，1927年）和《道教之根本思想及其对于人生的态度》（《读书季刊》第1卷第2期，1935年）认为中国一般的思想就是道教的晶体，一切都可以从其中找出来。姚从吾《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及其对于人生的态度》（《治史杂志》1939年第2期）、《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与救世思想》（四川青城山常道经书社，1946年）对道教思想评价很高。闻一多《道教的精神》（《闻一多全集》，开明书店，1948年）认为东汉道教有一个前身，称之为古道教。其它还有黄季刚《仙道平论》（《雅言》第1卷第2期，1914年）、余逊《早期道教之政治信念》（《辅仁学志》第12卷第1-2期，1942年）等。

　　民俗家们对神仙的介绍和考证文章较多。最为后人重视的是浦江清《八仙考》（《清华学报》第11卷第1期，1936年）、许道龄《玄武之起源及其蜕变考》（《史学集刊》第5集，1947年12月）、闻一多《神仙考》和《司命考》（《闻一多全集》，开明书店，1948年）等。其它还有刘澄圆《东岳庙七十六司考证》（东岳庙，1919年）、梁绳《灶神的研究》（《东方杂志》第23卷第24期，1926年）、罗香林《碧霞元君》（《民俗》第69-70期，1929年）、钱宝琮《太一考》（《燕京学报》1932年第12期）、贺次君《文昌帝君考》（《逸经》1936年第9期）、周国亭《唐道教考中之元始天尊》（《经世》第47-48合期，1939年9月）、杨《灶神考》（《汉学》1944年第1期）、程憬《泰一考》（《文史哲季刊》1944年第2卷第1期）等等。

四、道教科仪符咒研究

　　关于道教的斋醮科仪、符箓咒诀法术等的研究，本阶段一些道教史论著有所涉及，但尚未深入开展。于飞《重庆的道士与坛门》（《民俗》第11卷第85期，1929年）和《再谈重庆的道士与坛门》（《民俗》第11卷第85期，1929年）略谈到一些。

五、道教音乐研究

　　陈国符教授是近现代道教音乐理论研究的开拓者。其撰《道乐考略稿》一文，被收入《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49年）。

六、外丹术研究

　　本阶段的外丹术研究属于开创和译注原著时期。20年代初，化学家王在《科学》杂志第5卷6-7期上，一连发表了《中国古代金属原质之化学》和《中国古代金属化合物之化学》两篇关于金属元素和化合物的论文，为中国炼丹术研究奠定了基础。它们构成他后来出版的《中国古代金属化学及金丹术》（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7年）一书的重要内容。王评论了儒、道、工匠三家对科技的态度和贡献，说明了外丹和内丹的类比。在讨论中国古代化学的各种金属化合物时，利用的主要是炼丹术的资料。他不但解释了很多炼丹产物，还提出了它们的化学反应式。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报道了由张子高和张江树按照古法制备氯化亚汞的实验，这实际上已开通过实验研究炼丹术的先河。1932年，吴鲁强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戴维斯教授全文翻译了《周易参同契》（An Ancient Chinese treatise on Alchemy，Entiteled Tsan Tung Chi，Isis 18（1932），210-289.《〈参同契〉——中国古代的炼金术著作》），使得世界炼丹史上现存的第一部理论著作，为世人所知。二人还翻译了《抱朴子内篇》中的《金丹》和《黄白》两篇。戴维斯还做了许多工作。《科学》第17卷第1期又于1933年发表另一位化学家曹元宇的重要论文《中国古代金丹术的设备及方法》。曹元宇研究了十余种炼丹术文献，从中收集了大量古代炼丹仪器设备图的资料，从炼丹所用的屋室坛鼎，到蒸馏、研磨、升华、泥法等操作过程，阐明了炼丹术实践的基本规范体系。他援引《参同契》，总结出铅和汞是中国炼丹术的两翼。曹元宇在另一篇论文《葛洪以前之金丹史略》（《学艺》第14期，1935年）中，详尽研究了中国炼丹术的起源和早期炼丹书《参同契》。王、曹的研究于本世纪初在世界上掀起了一次“中国炼丹术热”。此外，劳干《中国丹砂之运用及其推演》（《史语所集刊》第7本，1938年）、薛愚《道家仙药之化学观》（《学思》第1卷第5期，1942年）、黄素封《中国炼丹术考证》（《中华医学杂志》第31期，1945年）等文进一步从医药、化学方面考察了道教的炼丹术。

七、内丹术阐释

　　本阶段重要的内丹人物，当属蒋维乔和陈撄宁二人。本阶段的内丹术以突出“静坐”功夫为特色，揉合佛教禅修法和近代医学科学，因而有所发展。蒋维乔（1873—1958），字竹庄，号因是子，江苏武进人。他于1914年出版《因是子静坐法》，阐发了内丹静坐之秘。1915年又撰写了《因是子静坐法续篇》，转为研究佛教止观静坐修行术。他还组织了静坐法研究团体，并翻译介绍了一些日本静坐法书籍，影响极大。陈撄宁（1880—1969），道号圆顿子，道教龙门派第十九代传人。1932年前曾用十年时间炼制外丹，此后转向专研内丹之学，著有《孙不二女功内丹次第诗注》（1926年）一书。他还著有《黄庭经讲义》（1941年）、《灵源大道歌白话注解》（1938年）等，对内丹术的研究和把内丹术发展为内丹医学新气功，用以疗病养生，作出了重要贡献。除蒋维乔、陈撄宁二人外，还有张松谷著《丹经指南》（1925年）、周述官著《增演易筋洗髓内功图说》（1930年）；王竹林编有《意气功详解》（1931年）；丁福宝（1874—1952），编著《丁氏医学丛书》、《道藏精华录》、《静坐法精义》等；陈乾明（1899—1971）编有《静的修养法》一书，早期强调凝视丹田，晚期主张放松；刘亚农编辑的《二十世纪伤寒论》中载有《静坐疗病法》，以内丹静坐法疗病。

八、道教医药与养生介绍

　　上述内丹术往往用于养生，二者有密切关系。此外，蒋维乔《老庄之养生法》（《青鹤杂志》1934年22卷16、17期）、杨静庵《道家的延寿与长生》（《古今》第3卷第18期，1943年）等对道教养生做了介绍。

九、宫观山志编纂与宫观考察

　　主持编修本世纪第一部宫观志《白云观志》的学者是日本学者小柳司气太（1870—1940年）。他于1921年来中国考察，曾进白云观当道士。通过实地调查和文献研究，在中国道士的帮助下，于1927年编成七卷本的《白云观志》，历史资料价值甚为宝贵。一些学者对宫观的碑刻及出土文物进行考察。黄仲琴《宋神霄玉清万寿宫碑》（《语历所周刊》第10卷第118期，1930年2月）、蔡守《宋神霄玉清万寿宫诏石考释》（《国学论衡》1936年第5期）、罗桑彭错述《北平白云观道学渊源考》（《正风半月刊》第1卷第24期、第2卷第1期、第3卷1-3期，1935年12月—1936年10月）、杨大膺《龙虎山上清宫考》（《光华大学半月刊》第5卷第3-6期，1936年12月—1937年3月）等。
　　陈国符撰《道馆考原》和《楼观考》二文，考证道观起源与演变以及天师道设治等，为开创之作，被收入《道藏源流考》（1949年7月，中华书局）。

十、道教文学研究

　　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学者已开始对道教经籍中富有文学色彩的作品开展研究。1929年魏应麒的《福建三神考》和1933年潘昶的《金莲仙史》两部著作，何伟1926年发表于《东方杂志》的《灶神的研究》，以及赵景琛、叶德钧、浦江清等人对于八仙故事传说的研究成果，都对道教神仙人物形象进行了分析。1935年上海邑庙翼化堂书局出版的常遵先的《吕祖诗解》，对道教神仙诗进行了搜罗、整理、探究。李长之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文集书店，1939年）对道教信徒的诗词及思想内容展开了文学研究。

十一、道教刊物

　　本阶段的道教刊物主要是《扬善》和《仙学》。《扬善》为半月刊，于1933年7月1日创刊发行，到1937年8月停刊，共出99期，是中国第一个道教养生刊物。主编陈撄宁，主办人上海翼化堂末代堂主张竹铭。《仙学》为月刊，又称《仙学月报》，于1939年1月创刊，到1941年8月停刊，共发行32期，由上海翼化堂书局出版。主编陈撄宁，创办人张竹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