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之乎者也”千古之迷
——文言语气词非口语说
三 “之乎者也”是什么
既然文言语气词并非口语词汇，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它的作用又是什么？
（一）首要功能是断句，类似于现代的标点符号[71]
文字产生之后，口语与书面语之间产生了双向转化的关系。口语转化为书面语的目的是记录与传播，阅读则是通过书面语还原口语；按照一般原则，还原得愈真实愈好。但口语与书面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表达系统，前者是用一连串有停顿、有声调变化的声音表达意思；后者是用一连串有读音的有形符号表达意思。由于载体的不同，当口语转化为书面语时，原有的语音变化不见了，声调的轻重缓急难以呈现。要想尽可能真实地表现口语，书面语中除了一连串有读音的口语词汇之外，还必须使用某种符号，使文字有所停顿并提示声调的变化，以使阅读者在还原为口语时，更接近真实。文字产生之初，这种要求还不是那么强烈，因为此时的文字还不是大众化的交流工具，只是少数人的专利。甲骨文是卜人们用以占卜的工具，金文大多用在礼器上，这些文字都不是让大众阅读的，而且一般字数较少，所以句读的需要还不是那么迫切。有的研究者指出，春秋时期百字左右的铭文在十篇以上，但无一例语气词[72]，就反映了这种状况。但竹简成为书写工具后，文字的功用改变了，因书写材料得之容易，文字便逐渐成为社会大众的阅读物。此时，句读的需要也就应运而生了。“之乎者也”之类句末语气词，正是为弥补书面语的停顿与语气这两个欠缺而产生的。它们虽然也是文字，但与一般词汇并不相同，所以《说文》及汉代传疏家都将之命名为“辞”（或“词”）[73]，以与“声出于唇吻、形著于简牍”（钱钟书语）的“字”相区别。或称“虚字”，虚者，假也，即“假字”。它们只起到符号的作用，就如现代的标点，其作用有二：一是表示在此处停顿，二是指示它前面的那个实词的声调。与西方标点不同的是，它不是采取有异于文字的符号，而是借用了某些特定的文字充当。用文字而不用某些钩识符号，主要是为了与其他文字融为一体，比用折、勾一类的符号更显美观。竹简文字是用柔软的毛笔在光滑的竹片上书写，篆书笔画呈圆弧形，隶书“蚕头燕尾”。在这种笔法圆转的文字里，加入很多折勾一类的标识符号，显然很不协调，于视觉审美有碍。在上个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中，一些保守派反对使用新式标点，主要理由也是因为形式美观问题，他们攻击新式标点“点撇连篇，眉目不清”，“由形式美观一点来说，也有充分的理由将西式标点放逐于古文之外的”[74]。金文中出现的一些重文符号，都是紧紧与文字贴在一起，而不单独占格，也是从视觉美感角度来考虑的。有的研究者认为，甲骨文、金文中出现的几种钩识符号，其实就是最早的标点。此说有一定道理，但这些符号只是偶尔出现，全部甲骨文、金文中才出现了有限的几次，完全不成体系，根本不足以解决断句问题，更别说解决声调问题了。标点符号必须具备断句与声调两种功能，而且必须全面使用才能对阅读理解有实际效果。最早出现的少量折勾之类的标识符号，并没有推行开来，而以特定汉字作为断句的符号，显然最后取得了大家的共识，迅速在书面语中运用推广，成为书面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传世的先秦文献，只有“之乎者也”而没有那些钩识符号，有力说明了这一点。严格说来，古代文言语气词的功能与现代标点符号更接近，距离真正的语气词反而较远[75]。
古代有关语气词的论述，一开始主要是集中在断句功能上。《尔雅·释诂下》：“孔、魄、哉、延、虚、无、之、言，间也。”其中“哉”、“之”、“言”是语气词。据清段玉裁注：“凡言‘哉’，多起下文之词，或无下文，亦语于此少歇。故云：‘言之间也’。”[76]也就是说，《尔雅》所谓“哉、之、言，间也”说的是这几个虚词在书面语中的位置，是在一个句子的结尾，或在两个句子的中间。许慎《说文解字》对大部分语气词，也是仅指出它们在句中的位置，不像对实词那样作出释义并标注读音。如：“哉，言之间也。”“只，语已词也。”“矣，语已词也。”“语已”指一句话已经终了，应该停顿[77]。赵岐注《孟子》释“云尔”为“绝语之辞也”，何休注《公羊传》释“焉”也是“绝语辞”。刘勰《文心雕龙》把虚词分为三类，仍然只着眼于它们在句中的位置，也就是句读的作用。“发端之首唱”是说在句首，“札句之旧体”是在句中，“送末之常科”是在句末。句首前与句末后都是需要停顿的；而句中的虚词是用来“札句”即联系前后词语而成句的，则不需要停顿。其后颜之推说“‘也’是语已及助句之辞”，唐初刘知几《史通·浮词》说“焉、哉、矣、兮，断句之助也”，南宋洪迈举《诗经》中的“只、目、忌、止、思、而、何、斯、旅、其”，称这些词“以为句绝者”，仍然只强调它们的断句作用。文言语气词的句读作用，既是古人的共识，在先秦典籍中也有充分的体现，可以说触目皆是。比如《诗·小雅·角弓》：“尔之远矣，民胥然矣。尔之教矣，民胥效矣。”《左传·文公三年》：“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为君也，举人之周也，举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惧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入也，能举善也。”《荀子》：“小人也者，疾为诞而欲人之信己也，疾为诈而欲人之亲己也，禽兽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虑之难知也，行之难安也，持之难立也，成则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恶焉。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而亦欲人之亲己也；修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也。虑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则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恶焉。”[78]几乎每个句末都有一个语气词，与现代标点相当吻合，断句的意图十分明显。再如文言文中常见的一种判断形式：“陈涉者阳城人也”，“者”、“也”都只是停顿符号，“者”为逗号，“也”为句号。如换成现代标点符号，就是“陈涉，阳城人。”在古代口语中，并不存在“……者……也”表示判断的形式，口语中只需在“陈涉”和“阳城人”之间稍作停顿，即可表示判断；而转换为书面语，则要以“者”来表示这个停顿，以“也”表示全句的结束。也可以用其他语气词表判断，如《邶风·简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也可不用任何语气词，如《小雅·祈父》：“祈父，予王之爪牙。”根据语言的省力原则，最后一例才是真正的口语形式。这种形式在《尚书》、《左传》、《论语》中都可找到很多例证。“……者……也”、“……兮……兮”都是书面语形式，“者”、“也”、“兮”都只表示语句停顿而已，并无语气功能。屈原《山鬼》原文六句，每句中都一个“兮”字，但《宋书·乐志》转录时“兮”字全部去掉，如“若有人兮山之阿”变成“今有人，山之阿”，“既合睇兮又宜笑”变成“既合睇，又宜笑”；《史记·乐书》中的《天马歌》“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在《汉书·礼乐志》中变成“太一况，天马下；沾赤汗，沫流赭”。这同样可以说明，“兮”字并没有特定语气，只相当于现代的一个逗号而已。后人曲意发挥，把“兮”字的传情达意作用说得天花乱坠，其实是一种误解。
正因为有些语气词只是一个单纯的停顿符号，与文意无关，所以才出现了随意增删语气词的现象。原来语气词较少的经传，因为断句需要，可以添加语气词；当人们对经典耳熟能详的时候，断句不再成为必需，也可以删掉某些语气词。《老子》诸本语气词多寡相差甚大，如马王堆帛甲本：“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但以后诸本均删去了“也”字。有人统计，郭店楚简本《老子》有47个“也”字，马王堆帛乙本却有147个“也”字，传世王弼本则仅有13个“也”字。唐景龙碑本凡语气词皆删，不但删“也”字，“乎”、“兮”、“哉”也都不见了。《史记》引《论语》“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一句，前面三个“也”都略去了，变成“始作翕如，从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因“始作翕如”与“从之纯如”句式相同，“纯如”又与“皦如”、“绎如”结构相同，虽然去掉了“也”字，仍然容易句读，不致发生歧义。如果作者认为有必要，也可以添加语气词。如《史记·项羽本纪》：“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但《汉书》又在“万人敌”后加“耳”字。唐人撰《晋书》，在引用《世说新语》中的材料时，也常在语尾添加语气词，以强化书面语特征。在出土文献中，这两种倾向也都有明确的反映。如敦煌写本《尚书》与今本异文甚多，其中语气词尤其是“也”字表现最为突出。孔安国传文原只有少量“也”字，但敦煌写本《尚书》的传文“也”字大幅增加，仅伯2533号残卷就比今本相关内容多出81个“也”字，伯2516号残卷多出118个“也”字，伯2643号残卷多出183个“也”字。吐鲁番出土的唐写本《论语郑氏注》，与今传本相较，“也”字却又少了很多。“也”与“矣”的串用，其实也与此有关。因为这两个词除了断句功能比较明显，它们的语气作用很不清晰。虽然现代语言学家对二者的语法功能有静态、动态之分，但古人使用这两个词时未必有如此清晰的理性认识，大部分人只注意到二者在陈述事件上的共性，相互串用并不影响对文义的表达和理解。后世学人不察，往往将先秦经典中语气词增删现象视为“篡改”、“作伪”，不免言过其实，实在是误会了古人。
如果不把先秦书面语中的“之乎者也”等视作口语中的语气词，而只当作一种书面语断句符号看待，上面所列举的“混乱”现象其实并不混乱，它是汉语书面语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根据现代汉语口语的经验，一个语气词对应一种语气（包括这种语气的变调），二者的关系是长期使用中形成的全民共识，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一般不容易改变，当然也不会错乱。例如自小就说汉语的中国人，绝对不会用错语气词。口语中如此，转化为书面语时同样如此。一个毫无书写能力的文盲，只要真实记录下他的语言，也不会发现语气词用错的现象。但对于一个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而言，则另当别论。现代对外汉语教学的经验证明，语气词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重点，也是难点。研究者做过一个试验，分别对初级、中级、高级三种水平的外国留学生测试，“吧”、“呢”、“吗”的使用正确率初级者分别是52%、52%和71%，中级者分别是81%、78%、80%，高级者也只有80%、82%、88%，三者平均正确率为71%、71%、80%[79]。也就是说，即使汉语水平相当高的外国人，对语气词的正确使用率也很难达到100%。但在我国中小学的语文教学中，汉语语气词从来就不是一个难点。有谁听说过中小学生写作文常常用错语气词的吗？只要能在口语中熟练运用，就不会在书面语中出错。古人使用文言语气词，与外国人学汉语非常相似。因为口语中没有语气词，所以要表达某一种语气，在选择那些人为的“之乎者也”等提示符号时，会因每个人的理解不同而产生差异，先秦语气词的使用显示出明显的个人色彩，原因就在这里。宋人洪迈早就指出《诗经》语气词的使用就体现了这种特点。他说：“‘忌’唯见于《郑诗》，‘而’唯见于《齐诗》。《楚词·大招》一篇全用‘只’字。《太玄经》：‘其人有辑杭，可与过其。’至于‘些’宇，独《招魂》用之耳!”[80]不唯《诗经》，战国诸子著作也有这个特点。如《庄子》八万多字用了26个“夫”，《荀子》九万余字只用了3个“夫”，《韩非子》10余万字，一个“夫”也没有。《孟子》中一个“邪”也没有，《韩非子》中有15个，《庄子》中则多达156个“邪”。这有力说明，书面语中的某些所谓“语气词”，并没有固定的语气，它随着不同人的理解而赋予了不同的功能。判断书面语的对错是以口语作标准的，而当口语中缺少语气词这个标准时，也就很难意识到书面语的用法是对是错；这也正是诸子们面对着“乱象”无动于衷的根本原因。造成这种混乱现象的另外一个次要原因，是古代语言理论不发达，没有人总结语言的发展规律，统一大家的认识。古代没有语法之类的书籍，对语气词的使用全凭个人体会，因每个人理解的差异，使用中出现不一致现象就非常普遍。马建忠在《马氏文通·序》中说：“至于逐字之部分类别，与夫字与字相配成句之义，且同一字也，有弁于句首者，有殿于句尾者，以及句读先后参差之所以然，塾师固昧然也。而—二经师自命与攻乎古文词者，语之及此，罔不曰此在神而明之耳，未可以言传也。”[81]作为“个中人”，马氏的总结是客观的。既然从“塾师”到“经师”对这么简单的知识都“昧然”，可见古代像杜温夫那样不明语气词用法的人，并不在少数，语气词的混用错用也就可以理解了。
（二）语气功能及其质变
除了停顿之外，口语转化为书面语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声调的缺失。在口语中，很多语气及前后句子之间的关系，是靠语音的高低、强弱变化来表现的，大部分时间用不着各种虚词[82]。同一个语句，如果声调有不同的变化，所表达的思想与情感就会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完全相反。一般而言，疑问句句末声调要高一些，感叹与祈使的语气句末要低一点，陈述句则是平平的，没有变化。书面语无法表现语音变化，就在某些用于断句的文字符号上，同时附加了声调变化的提示功能。因为语气恰恰是由最后一个实词的声调变化表现出来的，所以断句符号可以同时兼具两种功能[83]。前人释句末虚词除有“语已”、“语终”、“句绝”的说法以表示句子的停顿，还有“语所稽”、“语之余”、“语助”等说法，如《说文》：“兮，语所稽也”、“乎，语之余也”。一般研究者都认为这两种说法与“语已”意同，也是指于此断句，大误。其实，许慎这里说的是语气功能，而非指断句。段玉裁因“兮”、“稽”叠韵，故用“稽”的“留止”义释“兮”，并谓“语于此少驻”，此说非也。此处“稽”应是“稽延”之意，“语所稽”是指声音的延续，即拖长声音，而非“少驻”。刘勰说“寻‘兮’字成句，乃语助余声”，“余声”即拖音也。清人孔广居也说：“兮，诗歌之余声也。”甚是。《说文》还释“兮”“像气越亏也”，就是指“兮”字表示的拖音应是从高到低，这正是口语中的感叹语气。“乎”的拖音不同于“兮”，《说文》谓之“像声上越扬之形也”，声调是升高的，所以主要是表示各种疑问语气的。《说文》释“只”：“语已词也，从口，像气下引之形也。”声调也是下降的。其后刘勰将“兮”视作“语助余声”，颜之推说“邪者，未定之词”，也都说明他们对其语气提示功能的重视。在对语气词的各种表述中，郑玄最早提出的“语助”（司马贞称“助语之辞”）一说，最接近“之乎者也”一类词的本质。“语”，言也。“语”、“言”皆指口语；书面语则称“文”。“语助”、“助语”的含义就是指言语的辅助词汇。口语在转化为书面语时丢失的部分语法功能，就由“语助”加以提示，让读者阅读时恢复口语本来的语气声调。清人袁仁林对此表述得比较深刻：“语已之辞，则各随其语句之音”，“不过随语带其声以见意，其所带之声，或足之，或拖之，或顿之，或撑之，或提起而落之，或倒卷而指之，或直来而了之”[84]。刘师培 《文说》：“上古立言，罕用助语，欲传语尾之余音，则择实词为虚用。”[85]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所谓“随语带其声”、“语尾之余音”就是语助词前面那个实词的拖音及高低强弱，而非语助词的读音。因为“语助”本身并非口语，而只是书面语指示符号。从情理上推测，“之乎者也”在被当作断句符号之初，已经同时被赋予了语气提示功能。先秦经典中的语气词使用虽有乱用的现象，但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情况仍然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比如“也”、“矣”等虽有用为疑问的例子，但要比用为肯定语气的少得多；“乎”、“邪”虽有用为感叹语气的，而用作疑问词使用的更多。这就说明，大部分人对句末虚词的语气提示功能的认识是一致的，而且这种共识以后不断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原有的几十个语气词经过优胜劣汰，最后只剩下十几个最常用的，而且语气词的分工也更为明晰，相互串用的现象大为减少[86]。
“之乎者也”之类文言语气词从春秋战国出现，至唐宋已经有了近两千多年的历史，其间这种用于断句与提示语气的符号也在发展变化，一个总的趋势是语气功能在逐渐加强。考察唐人文章就会发现，语气词原有的断句功能相对弱化，语气功能则越来越强，正在由一种语气指示符号，质变为真正的亦即现代意义上的语气词。如韩愈《祭十二郎文》，清人吴楚材等评论说：“情之至者，自然流为至文。读此等文，须想其一面哭，一面写，字字是血，字字是泪。”[87]“孰谓少者殁而长者存”一段，短短三百余字，用了4“乎”、4“邪”、2“呜呼”、2“呜呼哀哉”以表感叹；另有本来语气作用不明显的6“也”、8“矣”，似乎也染上了浓烈的感情色彩。语气词比率高达84‰，远超先秦最高的《论语》。此文所以感人，显然与多用叹词、语气词有直接关系，看来韩愈是把语气词作为抒情的修辞手段来使用的。韩愈曾云：“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也。”他这里说的“声之高下”就是指语气，他大量运用语气词正是这种语言观的实践。虽然先秦诸子笔下也用了很多语气词，但那仅仅是提示语气而非抒情，因为论说文需要的是理智而不是感情[88]。
语气提示符号向语气词的转化，与近代汉语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具体而言，与口语中出现了白话语气词有关。如前所述，如果口语中有语气词，那么在书面语中运用语气词出现错误的可能性极小，甚至没有。原因是相对于实词，语气词在口语中的使用频率极高，而且数量也很有限，是人们使用最为熟练的词汇。现代汉语的口语与书面语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古代书面语中的语气词，所以在使用过程中错乱百出，根本原因是缺少口语这个“坐标”，而古白话语气词的出现，为文言语气词的使用提供了这样一个“坐标”——虽然并不是直接的。我们知道，元代卢以纬撰写了古代第一部虚词专著《助语辞》，对包括语气词在内的虚词用白话加以解释，如释“乎”、“邪”、“欤”，不但详细说明了它们的异同，而且直接翻译成口语中的“么”；“已”则翻译成口语词“了”，“尔”翻译为“恁地”，“之”翻译成“底”（即后来的“的”），“岂”译为“那(上)里是”或“莫”。卢以纬虽然是元代人，但他用来释义的白话语气词是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比如在魏晋时就出现了“那”（“哪”），唐初的《神会语录》中就出现了疑问语气词“不”[89]、“没”，其后又陆贯出现了“么”（或写作“磨”、“摩”，即“吗”）、“着”、“无”、“否”、“里”（“ 哩”）、“聻”（或作“那”，即“呢”）、“了”等，到宋元时近代汉语大部分语气词都大体具备了。口语中的语气词虽然发音与文言语气词不同，但可根据所表达的语气使二者对应起来。卢以纬《助语辞》中的翻译，其实做的就是这种对应工作，他是在总结唐宋文人运用语气词经验的基础上写成的。古代文言文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翻译，先以口语打腹稿，再以文言翻译记录下来。在口语中没有语气词的时候，作者要表达一定语气，究竟应该选择哪一个语气符号，完全根据个人的理解，理解的差异导致种种差错和混乱层出不穷。既然唐宋以后口语中有了白话语气词，而大家对其用法又有高度共识，所以在“翻译”时只要选择与之相对应的那个文言语气词就行了，差错自然就会少多了。语言学家发现到了唐宋，语气词使用在典范的文言作品中已经相当规范，混用的现象已经基本不见了，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在先秦书面语的所有断句符号中，“也”字只有单纯的断句作用，几乎没有语气功能。正因为如此，它的用途最广，可以担当现代标点符号中的逗号、句号、顿号等的功能，所以它的使用率也最高。相对于“乎”、“哉”而言，它的语气功能却是最淡的。今人将陈述也视作一种语气，古人并无这样的认识。汉代的诸家传疏凡释语气必以“声”、“余”等来表示，“也”字并无这样的解释，说明“也”不具备语气功能。两个语气词的连用，与“也”无语气功能有关。原来只用一个“也”字以表停顿，但后人传抄时认为此句应有语气，最常见的方法是将“也”转换为另一个语气词，如今本《论语·卫灵公》“好色者也”，定简本作“好色者乎”，以“乎”代“也”；今本《论语·为政》“十世可智也”，定简本换“也”为“与”，另一本作“乎”；今本《论语·阳货》“其已久矣”，定简本换“矣”作“乎”。此类例子不胜枚举，是先秦典籍中最常见的语言现象。另一种方法是在原有的“也”后再加另一语气词，这样就形成双重语气词。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九世之卿族，一举而灭之，可哀也哉！”《左传·成公二年》：“位其不可不慎也乎！”“哉”、“乎”都是传抄者后加的。“矣”的语气功能也不明显，《说文》只释作“语已词”，并没有描写它的声调，因为“矣”一般是用在陈述句中，语气平缓，没有变化。所以也有在“矣”后再加另一语气词者，如今本《论语·宪问》：“可以为仁矣”，定简本作“可以为仁矣乎”。但实际上，所谓双重语气词仅是后面一个表示这一句的语气，正因为前面的那一个没有语气功能，才加的另一语气词，并不是两个都表达语气。两个甚至三个语气词连用，并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严格说不过是经典传抄过程中的一种疏失而已。例如定州汉简本《论语·子罕》“不可畏也”，句末只有一个“也”字；但今本《论语》在后面又加了个“已”字，变成了“也已”；而皇本、高丽本等六个版本则叠加成“也已矣”。由一而二而三，后人添加的痕迹非常清晰。有的研究者以为复合语气词表达的是一种复杂的语气，其实不过是一种主观想象而已，这种“复合语气”在口语中是不存在的。比如有的研究者释“也哉”是“表肯定和感叹的语气”，既然已经感叹了，其中自然包含着肯定，根本用不着再来“复合”。今本《论语·卫灵公》“其禹也与”[90]，“也”是肯定语气，“与”是疑问语气，两种矛盾的语气连在一起，究竟想表达什么？口语交流中，说话的人语气愈清楚愈单纯对方理解得愈准确，用这种模棱两可甚至矛盾的“复合语气”来交流，难道不担心对方理解有误吗？前人论语气功能，有“疑辞”、“决辞”之分，从没有说过二者能够“复合”成另一种语气。
（三）发声与不发声
“之乎者也”既然仅是一种标点符号，它们起到的也只是指示作用，当然不必读出声音来，就像现代的标点符号也不能发音一样。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论五言诗起源：“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把《沧浪歌》看作是完整的五言诗。《孟子》引《沧浪》原文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明明只有二、四句为五言，一、三句是六言，刘勰何以要将其视作五言呢？原因正在于一、三句中的“兮”字只是一个标志，其本身并不是一个音节，在口头诵读时“兮”字是不发声的，它只出现在书面语中。宋徐铉曰：“凡名‘兮’，皆上句之余声也。”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上句”说的是指“兮”字前面的这一句，“上句之余声”就是指这一句最后一个实词的拖音，而非指“兮”字的拖音。唐人孔颖达《诗经·周南·关雎》疏云：“‘之、兮、矣、也’之类，本取以为辞，虽在句中，不以为义，故处末者皆字上为韵。”[91]他举《诗经》中相关诗句，具体说明了这些“处末者”本身并非韵脚，它只是一个符号，标志韵脚应落在它前面的那个字上。“左右流之”、“寤寐求之”是“流”和“求”押韵而不是“之”，“其实七兮”、“迨其去兮”是“七”和“去”押韵而不是“兮”，“颜之厚矣”、“出自口矣”是“厚”和“口”押韵而不是“矣”[92]。余者类推。明清之际的毛先舒《韵学通指》亦云：“古诗歌以虚字收句者，用韵俱在虚字上一字，其虚字则余声耳。”[93]顾炎武《诗本音》除重申“凡《诗》中语助之辞皆以上文一字为韵”，并举不入韵的句末语气词有“兮、也、之、只、矣、而、哉、止、思、焉、我、斯、且、忌、猗”等[94]。王力先生论《诗经》用韵也说：“如果句尾是一个虚字，韵就常常落在倒数第二字上。”[95]按照今人的观念，句末虚词也是“字”，所以王先生才说“倒数第二字上”。但按古人观念，“字”指实词，虚词只能称“辞”而不能称“字”，说“字上为韵”就是指虚词前面的那个实词。再证之以民国丁惟汾《毛诗韵聿》，“相尔矛矣”韵在“矛（幽侯）”上，“念我独兮”韵在“独（幽侯）”上，“以诅尔斯”韵在“尔（脂）”上。“虚字不为韵”在散文中同样适用。《论语》：“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韵脚分别为“欲”、“处”、“恶”、“去”；《孟子》：“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韵脚为“病”与“长”[96]。“虚字不为韵”也就意味着虚字不发声，虚字发声就变成了虚字为韵。句末虚词的所谓“语气功能”，也只表现在提示前面的那个实词的声调变化，其本身并不需要发声，这是与现代汉语语气词的重大区别。事实上，在一个口语中还没有语气词的时代，作为一种人为的书面符号，不可能在阅读时当作语气词而发声。虚字不发声不仅指句末语气词，也包括部分其他虚字。比如作为结构助词的“之”字。从宋太祖讥讽“之乎者也”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宋代口语中的“朱雀门”，写成书面语则为“朱雀之门”，“之”字在口语中并不发声。“××之灵位”、“××之墓”，即使在现代口语中“之”字亦不需发声，只需说成“××灵位”、“××墓”，此非求简而省略，实为古代虚字不发声之遗留。清人冯景《解舂集文钞·补遗》卷二记了一件海外逸事，其云：“《论语》首章凡三十字。曩估客言，曾见海外盲儒发狂疾，删去虚字十六，训其徒曰：‘学时习，说。朋远来，乐，不知，不愠，君子。’简则简矣，是尚为通文义者乎？”钱钟书先生论虚词之用，引此例以为笑谈[97]。其实这位海外盲儒并非心血来潮，他因为是盲人，是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学到的《论语》，而书面语中才有的部分虚词在“口语版”《论语》中是不出现的，所以他也用这种没有语气词的“版本”课徒，虽然在明眼人看来与“文义”有碍，却更符合孔子课徒时的真实情景。冯景不解此中道理，讥讽盲儒“发狂疾”，这才是真正的笑话！
先秦经典语气词的缺失，除了传抄的讹误外，阅读时语气词不发声是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口诵不需要把书面语中的句末虚词读出来，所以经过背诵记下来的内容在原则上是没有“标点”的，需要重新标注。前代学者早就注意到，凡引用它书的内容，往往缺失语气词，原因就在这里。比如上引《论语·里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等句，《后汉书》、《晋书》、《初学记》等书引述时，全都不见了“也”字。何以如此？清人翟灏《四书考异》云：“案此‘也’字，唐以前人引述，悉略去，未必不谋尽同也。恐是当时传本如此。”阮元非其说，以“古人引书每多节省”释之[98]。日人岛田翰亦云：“及刻书渐行，务略语辞，以省其工。”[99]其实他们的解释都不正确。真正的原因是，古人读书时这些语气词并不发声，而著文引书又多是背诵，于是落笔成文时语气词在引文也就不会出现。何休《春秋公羊传序》曾提及“援引他经，失其句读”问题，说明汉代就出现了这种现象。“失其句读”原因就是因为转引时丢掉了用作句读的语气词，要想让人正确句读，就需要重加语气词；重加的语气词很可能与原文不同，这样就形成了异文。但如果引述时是对书照抄而非背诵，则语气词就不会省去，异文也不会产生。例如吐鲁番出土的卜天寿写本《论语》有很多异文，其中句末或句中少“也”字者，占十分之八以上。研究者认为这种写本其实是唐代私塾的学生作业，学生为了尽快做完作业回家，所以略去了句末的“也”字[100]。但真正的原因并非是学生偷懒，而是因为这种作业（也可能是试卷）是老师念书，让学生默写，老师念的时候语气词皆不发声，故学生默写出来的《论语》句末也就没有“也”字。说学生默写的证据是，这个写本还有一些实词的异文，如“周”作“州”、“忠”作“中”、“使”作“史”、“夏”作“下”、“犹”作“由”、“德”作“得”、“臣”作“辰”等，全是因为音同或音近而误，这显然是在听写情况下才可能出现的错误；如果是对书抄写，一般应该是形近而致误。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古代异文尤其是语气词异文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口语→书面语→口语的多次转换中产生的。任何一部先秦经典，只要经过口传和书面语两个阶段，在口传阶段都没有语气词，但转化为书面语后都加上了语气词，阅读时要再全部“去掉”语气词（即不发音），重新转化为书面语时再重加语气词（包括根据记忆复原本来的语气词）。陆德明《经典释文·条例》云：“汉兴，改秦之弊，广收篇籍。孝武之后，经术大隆。然承秦焚书，口相传授，一经之学，数家竞爽，章句既异，踳驳非一。”[101]“章句既异”的直接原因正就是“口相传授”造成的。
今人阅读古代经典时语气词也是发声的，那么这种现象始于何时呢？为什么本来不发声后来又发声了呢？笔者认为是随着语气提示符号逐渐转化为语气词而出现的。如上文所述，由于受到新出现的白话语气词的影响，原来充当断句与语气提示符号的“之乎者也”，正在向真正的语气词转化。既然口语中已经出现了语气词，那么将先秦经典中的语气提示符号当作语气词读出声音来，并没有什么困难。一个更直接的原因可能是科举。科举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整个文化的走向都受到它的深刻影响。科举科目在唐代一般有四种，即帖经、墨义、策问、诗赋。宋代虽稍有变化，但帖经、墨义在各朝都是不可缺少的，也是最吃重的科目。此二种主要是考察对儒家经典的掌握程度，因为这是书面语考试，无论是帖经的填空，还是墨义的回答问题，都要求用原典的书面语来回答。换言之，经典中的语气词已成为内容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考试中是不能遗漏的。比如墨义，考官列出某经典的正文，要求考生按官定注本的说法进行回答。如（原题)：“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所谓四者何？”[对]：“‘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谨对。”（原题)：“‘见有礼于其君者，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请以下文对。”[对]：“下文曰：‘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鹋之逐鸟雀也。’谨对。”[102]既然语气词也成为考试内容的一部分，考生在复习功课时，自然也要连语气词一起记忆。更何况，考生还要以文言作策论，“之乎者也”也是不可或阙的。所以考生在平时朗读背诵经典的时候，会将句末语气词读出声音来，以强化记忆。久而久之，相沿成习，先秦经典中的这些断句与语气提示符号，逐渐变成了与口语中的白话语气词相对应的书面语语气词。像洪迈那样清晰认识到“《毛诗》所用语助之字，以为句绝”的文人们越来越少，在更多人的观念中，表达语气成为“之乎者也”的唯一功能，原有的断句功能逐渐消失了。比如陈骙《文则》分析先秦经典中的语助词，完全是从语气的角度，不提断句功能，说明他对此点全无认识。这就直接导致了书面语重新产生了断句的要求，甲骨文、金文中就已经出现的钩识类的标点符号，本来在简帛时代已被“之乎者也”这些文字化的标点替代，现在却死灰复燃，重新进入书面语。敦煌出土的经传变文及民间手稿中，就出现了多种断句符号。宋代雕板业普及后，这些断句符号正式登堂入室，成为书面语的有机组成部分。断句成为读书人的功课，《宋史·何基传》谓基“凡所读，无不加标点，义显意明，有不待论说而自见者。”[103]与前代零星或偶然使用的情况有本质不同的是，此时标点在某些著作中是全文使用，真正起到了断句助读的作用。最早全文使用标点的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于每句句末以小圆圈点断。岳珂在《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云：“监蜀诸本皆无句读，惟建本始仿馆阁校书式从旁加圈点，开卷了然，于学者为便。”[104]他认为句读始于宋代，而对“之乎者也”在前代书面语中的断句作用毫无认识，而只当成一般的语气词。此种观点在宋代很有代表性，说明始于春秋战国的这种书面语符号，已蜕变为真正的书面语气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