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之乎者也”千古之迷
——文言语气词非口语说

　　二、文言语气词是何时“消失”的？

　　除了文言语气词的出现过于突然，它的消失也很神秘。王力先生说：“汉语语气词的发展有一个特色，就是上古的语气词全部都没有留传下来，‘也’、‘矣’、‘乎’、‘哉’、‘欤’、‘耶’之类，连痕迹都没有了。代替它们的是来自各方面的新语气词。”[14]根据笔者的理解，王力先生这里说的应该是在口语当中，因为在书面语中一直到现在还有人零星使用着文言语气词。语气词在现代汉语中的重要作用，无论在口语中还是在书面语中，我们每个人都有切身体会，毋容置疑。出于同样的道理，文言语气词在语言交流中的作用也应该是不可缺少的。如此重要的一类词，突然某一天在口语中消失得“连痕迹都没有了”，虽然王力先生将这种矛盾现象说成汉语发展的“一个特色”，但这个“特色”是否符合语言的发展规律呢？更奇怪的是，被口语弃之如敝履的“之乎者也”，却被书面语奉之若神明，甚至成为文人身份的标志，斯文典雅的象征，持续使用了两三千年。正因为这种现象难以理解，不少研究者并不同意王力先生的观点，千方百计地寻找文言语气词与近代汉语语气词的联系。笔者认为，既然古代口语中确实存在过文言语气词，那么首先搞清它们是何时“消失”的，才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消失”的原因，最终解开这个语言史上的“千年之惑”。

　　语言学界流传着一句名言：“说有易，说无难。”口语既然是一种瞬间即逝的表达方式，要准确地判断文言语气词在古代口语中是何时消失的，显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过，笔者这里采取一种不同的思维与推理方式，通过对古人论述中的蛛丝马迹的细致剖析，试图寻找一个更接近真实的答案。考察的顺序是逆向的，先明清，再唐宋、南北朝，最后才是秦汉，看看文言语气词究竟是何时从口语中消失的。

　　（一）明清口语中有无文言语气词？

　　明清口语中有无“之乎者也”？若非专业研究者可能不敢轻意回答，但古代语言、文学研究者大多应该明白，答案无疑是否定的。明清是古代小说、戏曲的繁荣期，白话已占据了书面语的大半“江山”，在《金瓶梅》、《红楼梦》等最接近口语的作品中，并无“之乎者也”之类。《红楼梦》作者在第一回借石兄之口说：“且鬟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15]说明曹雪芹是反对作品人物满口“者也之乎”的，因为这“不近情理”，亦即不符合生活的现实。其实，不但鬟婢们口语中没有“者也之乎”，就是公子小姐口中也不会有，口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全民性，同一时代不可能存在两种语气词。清代语言学家对此问题也有明确回答。清人袁仁林著有《虚字说》，明确表示当时口语中并无文言语气词。他说：“五方殊语，莫不随其语而声情以具，俗所谓口气也。……当其掉舌时，何尝有‘焉’‘哉’‘乎’‘也’等字？而其声则可以诸字括之而无余。”[16]他在强调虚字的语气功能时，明确指出“焉”、“哉”、“乎”、“也”这些语气词，在口语中是不存在的。“掉舌”即说话之意。同时，他还认为“呜呼”、“噫嘻”这一类感叹词也不是口语：“‘呜呼’‘噫嘻’之类，非言也，注为‘辞’，言此乃写声之文辞也。”[17]前一个“言”就是指口语，“文辞”即书面语，“非言也”即指“呜呼”、“噫嘻”并不是口语词，只在书面语中存在。袁仁林将口语与书面语分得很很清楚：“出诸口为言辞，写之字为文辞，笔舌难分，而其为‘辞’则一。”[18]清人胡煦《周易函书约存》云：“《周易》为上古之书，文字初起，不能不简而该，使人便于传习而深致其思耳。非如后世，文字既盛，道理大明，遂添出‘者也之乎’，累牍连篇而不可止矣。”[19]所谓“添出‘者也之乎’”明确是说古人写文章，“者也之乎”都是添加上去的，本不属于口语。康熙年间魏维新在为元卢以纬《助语辞》作的序中，既强调了“之乎者也”对文章的重要作用，又论其使用之难，慨叹“而悉其解者，十焉未必得五”，说明清人虽然也写文言文，但对文言语气词的真正含义与作用，大约有一半人根本就不明白它的含义与用法。

　　明清之际的李渔主张写文章要“一气如话”，他说：“千古好文章，总是说话，只多‘者也之乎’数字耳。”[20]如果口语中有“者也之乎”，他只说“千古好文章，总是说话”就够了，不会再加上“只多‘者也之乎’数字耳”这一句。显然，李渔是把“者也之乎”排除在“说话”之外的。明代的王骥德主张戏曲语言要用口语，他说：“对口白须明白简质，用不得太文字；凡用之、乎、者、也，俱非当家。”[21]他认为戏曲对白用“之乎者也”，就是外行，因为这些词汇不是口语，观众听不懂，所以不会欢迎。明人胡文焕为《助语辞》作序时引谚“之乎者也矣焉哉，用的来的好秀才”，且云：“盖谓此易晓而不易用也。余亦每患此。”[22]若这些语气词为当时口语，天天都在用，岂能有“不易用”之“患”？引谚也是说的语气词使用之难，只有秀才们才能用得好，这也从侧面说明明代口语中肯定没有文言语气词。明洪武元年（1368年）十一月四日，朱元璋接见孔子五十五代孙衍圣公孔克坚，说了如下一段话：“我看你是有福快活的人，不委付你勾当。你常常写书与你的孩儿，我看资质也温厚，是成家的人，你祖宗留下三纲五常垂宪万世的好法度，你家里不读书，是不守你祖宗法度，如何中？你老也常写书教训者，休怠惰了。于我朝代里你家里再出一个好人呵不好？”[23]完全没有文言语气词。朱元璋下的“圣旨”有时也用白话：“说与户部官知道：……你每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们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24]明成祖朱棣主张给边疆将士的敕令都要用白话：“武臣边将不谙文理，只用直言俗说，使之通晓，庶不误事。他日编入实录却用文。”[25]皇帝平时说的也是白话，实录中的文言都是史官们改成的。

　　不仅如此，明清戏曲小说中总是把“之乎者也”作为酸腐文人的标志，大加嘲讽。如明贾仲名《对玉梳》第一折：“恁那‘之乎者也’都休论，使不着调‘子曰’弄‘诗云’，待做惜花人。”周清源《西湖二集·吴越王再世索江山》：“原来这些父老，不过是与钱王一伙同挑盐担的人，如何晓得‘之乎者也’？”《镜花缘》有一段情节，更为形象地说明当时人对“之乎者也”的态度。第23回：“酒保陪笑道：‘请教先生，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林之洋把手朝桌上一拍，道：‘甚么“乎”不“乎”的！你只管取来就是了。你再“之乎者也”的，俺先给你一拳！’吓的酒保连忙说道：‘小子不敢，小子改过！’”如果“之乎者也”是全民口语，它不可能单单成为文人的标志而受到嘲讽，酒保也不会因此而道歉。正因为“之乎者也”本来只应在文章中使用，附庸风雅者不明事理，假充斯文，将之带入口语，所以才被百姓们讥为“酸腐”。

　　（二）宋元口语中有文言语气词吗？

　　答案也是否定的。宋元是近代汉语发展成熟的时期，白话语体已经渗入多种文体，只要看看宋代通俗词派、宋儒语录、宋元话本小说及元曲这些接近口语的作品，就会发现书面语中已经出现了一套全新的语气词，这才是真正活在口语中的语气词。虽然这些作品仍有少量文言语气词在使用，但那显然只是一种文人作文的仿古“惯性”使然。金元戏曲中借“之乎者也”讽刺文人的情节也不少，如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四：“俺捺拨那孟姜女，之乎者也，人前卖弄能言语，俺错口儿又不曾还一句。”[26]元关汉卿《单刀会》第四折：“我根前使不着你‘之乎者也’、‘诗云子曰’，早该豁口截舌。”[27]这都说明迂腐文人把书面语中的“之乎者也”搬到口语中来，下层百姓是不接受的，而且认为那是很可笑的行为。前述明清小说曲以“之乎者也”为口实讽刺文人，不过是继承了元杂剧的传统。

　　宋僧文莹《湘山野录》载：“太祖皇帝将展外城，幸朱雀门，亲自规划，独赵韩王普时从幸。上指门额问普曰：‘何不只书“朱雀门”，须著“之”字安用？’普对曰：‘语助。’太祖大笑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28]宋太祖是武人出身，他觉得日常口语中说的“朱雀门”就足够了，不明白中间加个“之”字有什么用处。宋太祖的困惑无可辩驳地说明，不但“之”字在宋初口语中是不存在的，而且“乎者也”这几个语气词也是不存在的。如果宋代口语中有“之乎者也”，太祖本人说话也离不开这些词汇，岂能不明白“之”的用处？又怎能说出“‘之乎者也’助得甚事”这种荒唐的话？其实宋朝不少皇帝的御批都是白话，并无“之乎者也”。如宋太祖的御批：“我曾与你作指挥，问定远都头有家累无家累，且发遣铁骑都头”、“与臀板十七板”、“点出各人姓名”[29]等，并不像文人那样，无端地在句末加上文言虚词，以显其雅。宋度宗的御批也是白话：“令旨付藏一。所有陈世崇诗文稿都好，可再拣几篇来，在来日定要，千万千万！”[30]

　　宋人洪迈云：“《毛诗》所用语助之字以为句绝者，若之、乎、焉、也、者、云、矣、尔、兮、哉，至今作文者皆然。”[31]所谓“作文者”就是指文人。洪迈强调“作文”，显然是相对于口语而言；而且他认为这些语气词的作用是“句绝”，也就是指书面语中的一句话的停顿标志，而口语中的停顿是自然形成的，不需要什么标志。如果宋代口语有“之、乎、焉、也、者、云、矣、尔、兮、哉”，人人都要用，洪迈何以要单说“作文者皆然”？强调“作文者”，正说明“不作文”的社会大众是不用这些语气词的。他先是说“《毛诗》所用”，最后又说“至今作文者”，明显指的是从上古到宋代的书面语，与口语无涉。与之同时的陈骙在其所著《文则》中也有类似的论述：“文有助辞，犹礼之有傧，乐之有相也。礼无傧则不行，乐无相则不谐，文无助则不顺。”[32]在陈骙这部著作里，“言”与“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言”是指口语，“文”是指书面语。所以他还有“事以简为上，言以简为当。言以载事，文以载言，则文贵其简也”之论。像洪迈一样，陈骙在这里强调的是助辞在“文”中的作用，举的例子也全为先秦经典，显然是把口语排除在外的。尽管洪迈、陈骙重视语气词在书面语中的重要作用，但因宋代口语中并没有这些词汇，所以文人下笔错误仍然不可避免，即使文史大家也是如此。欧阳修散文被誉为“一代之主”，但金代王若虚就指责他的《五代史论》“曲折太过”，“助词虚字亦多不惬”，“多错下‘其’字”；还批评苏东坡“用‘矣’字有不妥者”[33]。

　　元人卢以纬撰古代第一部虚词专著《语助》，用当时口语释文言虚词。比如他释“之”：“多有‘底’(平)字意”，此处“底”即现代汉语结构助词“的”；释“亦”：“是俗语‘也’字之意”；释“已”：“此有俗语‘了’字之说”；释“甚”：“犹吴人俗语‘曷’字”。可见元代“底”、“也”（副词）、“了”、“曷”才是真正的口语，而“之”、“亦”、“已”、“甚”都是书面语词汇。卢元纬还将“不亦说乎”译为“莫不也有喜悦处吗(平)?”可见“吗”是元代口语，“乎”则不是。另外，元杂剧及朝鲜人学汉语的教材《老乞大》中，还有“里”、“么（末）”、“着”、“那”、“罢”、“呵”、“来”等新出现的语气词，这些才是真正的口语，而且直到现在大多仍然活跃在口语中。元人吴澄撰《经筵讲议》为皇帝讲书，将《帝范君徳》翻译成口语，其中有“唐太宗是唐家很好底皇帝，为教太子底上头，自己撰造这一件文书，说着做皇帝底体面。为头儿说做皇帝法度，这是爱惜百姓最紧要勾当。国土是皇帝底根本，皇帝主着天下，要似山岳高大，要似日月光明，遮莫那里都照见有。”[34]完全没有文言语气词。元代皇帝以至大臣大多不通汉语，诏书文诰用的是汉蒙夹杂的所谓“汉儿语言”，全为大白话，根本见不到“之乎者也”的影子。有的研究者说：“我们发现，在北宋，古汉语语气词消亡的速度非常快”[35]。其实，岂止“消亡快”而已，这些语气词本来在宋元的口语中就不存在。

　　（三）唐代口语中也没有文言语气词

　　在很多的观念里，唐代既是一个“诗的时代”，而且韩柳的古文也影响深远，成为后世文言作家的典范，所以唐代口语应该是文言体。其实这只是书面语留给人的假象，“之乎者也”在唐代口语中同样是不存在的。最明确的一个证据见于柳宗元《复杜温夫书》。柳在信中批评杜生说：“但见生用助字，不当律令，惟以此奉答。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今生则一之。”[36]柳宗元在这里所说的“助字”，就是指的语气词。他认为“乎、欤、耶、哉、夫”这几个“助字”是表疑问语气的，“矣、耳、焉、也”是表肯定语气的。作为古文大家，柳宗元对文言语气词的认识肯定要比一般作家深刻，“疑辞”、“决辞”的分类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唐人对此问题的最高认识水平。后来《马氏文通》将助字分为“传疑”、“传信”，就是继承了柳宗元的说法。古代语言、文学研究者都注意到了柳宗元这段论述，文学史家赞其提携后进，语言学者则肯定其第一次将语气词分为传疑、传信二种，这都有道理。但笔者更关注的则是杜温夫其人。杜温夫何许人，已难以查考。但据《旧唐书·柳宗元传》载，宗元刺史柳州后，“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著述之盛，名动于时，时号柳州云”[37]。这个杜温夫两月之内给柳宗元写了三封信，还寄了十卷文章，让柳“指正”。柳不但给他回了信，还毫不客气地指出他分不清这几个最常见语气词的基本用法。从情理上推测，杜生虽然未必称得上“名士”，起码也算得上当时的一个“写家”，但他何以连疑问句要用疑问词，肯定句要用肯定词这么简单的知识都不懂呢？如果这些语气词就存在于唐代口语中，而这位不懂用法的年轻人又如何与人进行口语交流呢？他难道会在向别人发问时用肯定语气，而在回答别人的问题时反而要用疑问语气吗？我们知道在现代汉语的书面语中，文化水平不高的人用错某个词并不稀罕，但不分“啊、吗、呢、呀”将语气词混为一谈的现象，却是很少见到的，甚至完全没有。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口语中“啊、吗、呢、呀”表示着不同的语气，要表达什么语气就用相对应的语气词，这是连呀呀学语的小孩子都掌握了的知识，只要把口语“照搬”到书面语中，就不可能发生用错语气词的问题。杜温夫竟将“乎、欤、耶、哉、夫”及“矣、耳、焉、也”混而为一，犯了正常人不可能犯的错误，原因何在？只能有一种解释，即唐代口语中并不存在这些语气词，而他又没从前人的文言书面语中体会出这几个语气词的用法，故发生错误也就不可避免了。柳宗元为杜温夫提的建议也说明了同一问题：“宜考前闻人所使用，与吾言类且异，慎思之，则一益也。”他让杜生将前代名人文章中的用法与自己的说法相对照，认真思考，就会明白这些语气词的用法了。柳宗元何以让杜生从前人著作中去寻找问题的答案，而不是从口语实践中去学习呢？正说明这几个语气词的用法其实只是一种书本知识，而且是只存在于“前闻人”书本上的知识，并非口语实践问题。柳宗元对杜生的教导，当然是他自己的经验之谈，因为他就是从前人书本上而不是从口语中学到的这些知识。

　　类似的故事还有一个。唐阙名《玉泉子》载，唐元和年间的宰相李绛有个侄子叫李据，没读过书，托祖荫而得官。一次他判人该打五大板，判词写的却是：“如此痴顽，岂合吃杖五下。”他的本意是此人应挨五大板，但因不懂“岂”的用法，将判词写反了。手下人赶忙提醒他说：“岂合吃杖”是“不合吃杖”的意思。李据却不买账，反而强词夺理地说别人不懂：“公何不会？‘岂’是助语，共‘之乎者也’何别哉？”[38]他认为“岂”是助语是对的，但进而认为“岂”与“之乎者也”的用法没有什么区别，则很荒唐。这说明唐代口语里不但没有“之乎者也”，连“岂”字也是没有的，否则，李据何以不懂“岂合”就是“不合”的意思，以致闹出笑话？手下人既然用“不合”提醒他，说明“不”才是唐代真正的口语，而“岂”只是当时的书面语。李据没文化，又想转文，结果把“岂”的意思弄反了。这个故事的开头就特地点出李据“不知书”，他不懂“岂”的含义并与“之乎者也”混为一谈，正是“不知书”的结果。因为这几个词都是书面语，不识书的人不可能分清它们的用法。如果唐代口语中有这几个语气词，即使“不知书”，他也不可能弄错。其实，唐代用错“之乎者也”的不光是“不知书”者，也有文坛大家。如韩愈著有《通解》一文，宋人陈长方就认为此文“之乎者也，下皆未当”[39]，也就是语气词用得不对。如果仔细体会，这个“下”字正与胡煦所说的“添”字意同。陈长方甚至怀疑这不是韩愈所作，因为他觉得韩愈不该犯这么低级的错误。洪兴祖则谓“《通解》、《择言解》、《鄠人对》，或云皆少作。”[40]从另一个角度为韩文的错误缓颊，但同样也认为韩文用错了“之乎者也”。韩愈号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看来他对前人亦步亦趋的模仿还是未能尽善；其实，“三代两汉之书”在“之乎者也”的使用上本来就颇多混乱，后世仿古者在这个问题上出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只要我们读读唐代比较口语化的作品，就会感到其中的文字与“之乎者也”格格不入，而与现代语言更为相似。唐初诗人王梵志有“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这样的诗，而唐末卢延让诗中则有“饿猫临鼠穴，馋犬舐鱼砧”、“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白居易要求自己的诗达到“老妪解之”的程度，实际上就是要求完全口语化，故白诗里就没有文言语气词。在唐代僧人语录、变文等佛教文献中，文言语气词的数量极少。比如最常用的“也”字，《论语》和《孟子》的使用率是30‰和80‰，而《坛经》和《变文集》的使用率均为1‰，真可说微乎其微；《祖堂集》稍高，也才3‰。这几部文献多为禅家语录与故事，记录的人物语言非常多，恰是这部分内容几乎没有文言语气词，出现的是真正的口语语气词“摩”、“聻”、“那”等。综合多种文体中的这些现象，再联系杜温夫与李据的故事，我们就会相信，唐代口语中从来都不存在文言语气词，而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说“文言语气词在口语中要退位了”[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