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之乎者也”千古之迷
——文言语气词非口语说

　　【内容提要】文言体是我国古代书面语的主要形式，在二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承载着古代文明的发展成果，对传统文化的积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按照传统观念与语言学基本理论，文言体既是使用或模仿秦汉词汇和语法而写成的，作为其明显标志的“之乎者也”[1]一类文言语气词，理应是古代口语词汇。但经过对历代有关论述的推理分析，笔者得出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之乎者也”并非古代口语词汇，而是人为创造的一种书面语符号，兼具断句和提示语气的功能；当唐宋之后的口语中出现了白话语气词之后，它才逐渐作为现代意义上的语气词使用于书面语。

　　【关键词】之乎者也；标点符号；语气词；口语

　　【作者简介】孟昭连，南开大学古代小说戏曲研究室教授  300071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书面语有文言与白话之别。一般认为，文言之有别于白话，在于其使用的词汇、语法等属于先秦语言范畴，与时代口语有较大的距离；而白话则是唐宋以来在口语基础上形成的。秦汉语言成分愈多，书面语的文言程度愈高；反之，则白话程度愈高。文言中有一批常用词汇，如“之乎者也”一类语气助词，在文言语体中往往具有指标性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文言语体的外在标志。古谚云：“之乎者也矣焉哉，用得成章好秀才。”[2]意思是说，只要这些语气词用得巧妙，就能写出好的文言。语气词在一种语体中往往具有特殊的作用，“啊吗呢呀”在白话语体中的标志性功能同样也很明显。因为白话语气词来自口语，所以这类词用得多，自然就提高了语体的口语化程度。文言书面语中的语气词是从哪里来的？似乎是个不该提出的问题。因为按照语言与文字关系的基本原理，文字是语言的反映，文言书面语中有语气词，说明口语中客观存在着这样的词汇。比如郭沫若先生就说：“那些语助辞，如焉哉乎也者，其实就是当时的口语声调。”[3]这种观点是语言学家们的共识，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异议。但经过对古代语言发展过程的考察，笔者发现事实恐怕并非如此，文言语气词的“来路”颇值得怀疑。

　　一  文言语气词的“产生”

　　关于中国文字的产生，虽然学界还有争议，但公认甲骨文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根据目前对甲骨文的研究，其中不乏各种语气，疑问的语气是最常见的。《左传·桓公十一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说文》：“贞，卜问也。”卜辞是问卜的记录，所以甲骨文中有疑问句是必然的。尤其是其中的命辞，大部分学者认为都是问句[4]。但这些问句中有没有语气词，哪些是语气词，研究者的意见并不统一。老一辈学者如郭沫若、陈梦家、管燮初等先生都认为甲骨文中是有语气词的[5]。不过他们提出的语气词数量很少，只有“乎”、“不”、“才”（即“哉”）等几个；而就是这几个，也没有得到国内外大部分语言学者的认可，随着研究的深入，可以说这几个“语气词”已经被排除。后来李学勤先生又提出甲骨文中的“抑”、“执”是语气词[6]，也没有得到研究者的公认。事实上，甲骨文中没有语气词已逐渐成为语言学界的共识。商代没有语气词，不等于没有不同的语气，口语中可以根据声调的高低、疾徐、轻重等来表达，可以不要语气词。比如疑问语气，在口语中可以由声调的升高来表示，肯定与感叹的语气可以由降调来表现。书面语无法表现声调，不同的语气则要通过其他方法，如词汇形式、句式等来表现。但相对而言，语气词对确定书面语的语气是最明确的证据。没有这个证据，对古代文献的内容与含义的理解可能产生困难。关于甲骨文卜辞中的命辞是否问句的争论，部分地也是出于这个原因。由于没有语气词，有的国外学者提出了命辞并非问句的观点[7]。

　　有关语气词的产生，王力先生《汉语史稿》有如下论述：“在西周以前，汉语可能没有语气词。《马氏文通》把语气词（他所谓“助字”）分为传信与传疑两类，但是在西周以前，传信可以不用肯定语气词，传疑可以用虚词‘其’字（原注：当时代词和语气副词没有分家）。《书经·多士》‘我其敢求位？’这种结构是从殷代就沿用下来的。此外，否定性的问句在西周以前也可以不用任何传疑的虚词。”[8]后来他又在《汉语语法史》中重申了这个观点：“在原始时代，汉语可能没有语气词。直到西周时代，语气词还用得很少。……春秋以后，语气词逐渐产生和发展了。”[9]王力先生在这里并未说明，所谓“汉语可能设有语气词”究竟是指口语还是书面语，但按照语言与文字关系的传统观念，我们可以合理地理解为他是兼顾口语与书面语的，即语气词在口语与书面语中都不存在。王力先生的观点获得了大部分研究者的赞同。比如郭锡良先生就说：“我们认为在甲骨文时代语气词还没有产生，句子的语气只能是由别的语言手段来担任。”同时认为，“语气词是西周时期才产生的，最初是‘哉’字，然后逐渐产生了其他的语气词。”[10]

　　语气词产生于春秋以后，这是有大量文献可以证明的。从《尚书》开始，《诗经》、《左传》尤其是《论语》及战国其他诸子著作，都有大量各类语气词。语言学家认为，这一时期“可以说表示各种语气的语气词体系已相当完备”[11]。笔者根据郭锡良先生对先秦经典中语气词的统计数字，改制成下面这张图表，想以更为直观的方式，观察先秦语气词的出现与发展情况。

　　根据此图可以看出，在春秋中期之前的书面语中是没有语气词的，图中以“……”示之。《尚书》中只有三个语气词，一个“乎”字，七个“矣”字，116个个“哉”字[12]。《诗经》中增加到六个，《左传》则上升到九个，《论语》增至十一个。《论语》中的语气词使用次数与字数之比在这几部经典中是最高的，达57‰，也就是在1000个字中就有57个是语气词；《孟子》也有54‰。《论语》号称“语录体”，而《孟子》则是个人创作的书面语著作，语气词的使用居然如此接近，比较奇怪。下面几部经典中的语气词使用量相差不多，在平均量34‰上下。由图表中的高低走向，多少可以看出先秦书面语中语气词的发展轨迹，是从少到多，然后再平稳发展，似乎很符合事物的一般规律。

　　但引起笔者注意的是《论语》之前的这一时段。按照通行的说法，《尚书》、《诗经》成书于春秋中期或稍前，《左传》、《论语》成书于春秋晚期或战国初期，前后相差才二三百年，语气词却从无到有，由少到多，迅速发展到完备的阶段，这种“爆发”式的语言现象，应该如何解释？是否符合语言的发展规律？从古至今，并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大家似乎都不认为这是个问题。考虑到上述几部经典多多少少都与孔子有些联系，孟子说“孔子惧，作《春秋》”，史马迁谓孔子“删诗”由来已久，《汉书·艺文志》也说《尚书》乃“孔子纂焉”，那么这十几个语气词从在书面语中开始出现，到大量运用，也许根本没用二三百年的时间，而是同时出现的[13]。假如事实果真如此，联系到当下语言学家们的共识，文言语气词也是古代口语，那么这种现象就更加不可思议，问题也就显得更严重。一个民族的语言，在二三百年间甚或在某一时间点，突然出现了一整套以前所没有的语气词，那么它出现的最初动因是什么？在古代传播手段相当落后的情况下又是如何在全民口语中迅速普及的？又是如何进一步在战国书面语中广泛运用的？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必须有一系列令人信服的解释，否则，以往有关此一问题的种种议论，岂不成了无的放矢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