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竹书是稷下思孟学派教材

　　郭店一号楚墓中的陪葬竹书，只有像屈原这种身份地位的人才会有；屈原作品的思想深受到这些书籍的影响，是很明显的。这些竹书，很像是稷下思孟学派的教材。

　　郭店竹书中，除了多有通假字之外，简笔字和因形近而误的字也不少；而书写的笔法却显得非常熟练，且非出自一人之手，应是由不太理解书籍内容的数位专业抄手所抄写。战国时齐国的稷下学宫聚集了来自各国的学者，那里的专业抄手中也可能有一些楚国人。《郭店楚墓竹简·前言》中认为，竹书文字“是典型的楚国文字，具有楚系文字的特点”，很可能就是稷下的楚国抄手所抄写。至于竹简形制的长短，似亦有不同的抄手采用了不同长度竹简的可能，而并不一定都具有分类的含义。至于抄写的时间，则应与孟子同时，具体地说，可能在孟子于齐威王、齐宣王时游齐之后，当然亦在前311年屈原使齐之前，故应早于《孟子》的成书时间。竹书中有些异体字，似可看出孟子学说的影响。如将“过”写作“化”下加“心”，好像是据“所过者化”的意思造的异体字；而将“仁”写作“人”下加“心”、“千”下加“心”、“身”下加“心”，则像是据“仁义礼智根于心”、“仁”由“心”中的善端发展而来的说法造的异体字。此盖当时孟子学说的流行在文字方面留下的痕迹。前311年屈原使齐时，正是齐宣王当政，在孟子说齐宣王行“仁政”后八年。当时楚国学者环渊正在稷下，齐赐列第为上大夫。屈原是否与环渊有过接触，尚不得而知。郭店竹书中的《老子》和其他各篇,均与稷下思孟学派的思想有密切联系，被用作教材，可总称为“稷下思孟学派文献”。

　　郭店竹书中除《老子》以外的各篇，乃是子思后学与稷下思孟学派的作品。其写作的时间，当在体现儒道互补思想的子思学派代表作《孝经》、《中庸》、《大学》、《礼运》、《易传》之后（儒道互补的思想，始于曾参，而为子思学派所发扬光大。参见习作《诸子百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38—49页），与孟子生活的时代大致相当，而要早于《孟子》的成书。这些作品，多数是久已亡佚了的在中国思想史上曾经风靡一时的稷下思孟学派的遗说。战国中期的齐稷下思孟学派，是对战国早期鲁国子思学派的继承和发展；子思后学到齐国稷下，与孟子及其后学会合，发展成为稷下思孟学派。这些竹书资料的发现，可以基本修复稷下思孟学派这个在中国思想史上久已残缺破损了的环节。下面将对各篇竹书文字分别作一些考察。

　　1．《老子》甲、乙、丙盖三个不同选本

　　《老子》甲、乙、丙本其竹简形制的长短各异，甲、丙本内容有重复，似乃不同抄手抄写的三个不同的选本。甲本和乙本可能抄写时间早一些。甲本的“过”作“化”下加“止”，未作“化”下加“心”。丙本有“过”作“化”下加“心”，“仁”作“身”下加“心”。丙本与《大一生水》形制相同，笔法一致，可能为一人所抄写；其抄写时间看来和下面各篇接近，抄于孟子学说在稷下流行之后。丙本的“过”，第四简作“化”下加“心”；而第十三简作“彳”旁，右边上“化”下“止”，应是保留了较早的写法。《语丛二》第四十简的“过”亦如此，这与西周中期《过伯簋》、《过伯爵》以及战国初《侯马盟书》中的“过”字，均属使用声音相近之声符的同字异构。

　　《老子》甲、乙、丙三个选本，可能供不同学习者选用。《老子》是稷下的教材之一，思孟后学可以各根据教学需要，对《老子》加以改编，并增删改动内容，对前后次序加以调整。荀况在稷下曾“三为祭酒”，思孟学派流行于荀况到稷下之前，而黄老之学则流行于荀况离稷下之后（参见习作《诸子百家研究》，第106—110页）。无论是思孟学派还是黄老学派，都非常重视《老子》，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既有甲、乙两种帛书《老子》，又有思孟学派的《五行篇》，和黄老学派的《黄帝四经》。稷下思孟学派的《老子》选本中，没有反对儒家的言论，看来是用作教材时删去了；而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老子》则未删。田齐统治者认黄帝为始祖，又推崇老子这个同乡，其尊崇黄老，本出于标榜抬高自己的政治目的。

　　是否郭店竹书中的《老子》是原本，而马王堆帛书《老子》和传世各本是经过太史儋增改的呢？据《史记·周本纪》，周太史儋见秦献侯在周烈王二年，即前374年，在此前后，如果真的太史儋增改了《老子》，至六十多年以后，前311年屈原使齐时流行的版本，恐早该是太史儋的版本了。而此后即使有人增改了《老子》，那也极可能是稷下学者，而不大可能是生活在六十多年以前的太史儋。春秋末的老聃著了《老子》，经战国时的稷下学者增改传世，也许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测。

　　2．《大一生水》是稷下思孟学派作品

　　《大一生水》（古书中“大”、“太”通用，不必改“大”为“太”）在子思学派《礼运》、《易传》等著作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吸收了《老子》、《曾子天圆》、《管子·水地》等著作中的思想材料，发展出了稷下思孟学派自己的宇宙生成理论。

　　《礼运》曰：“夫礼，始于大一。”又曰：“夫礼，必本于大一。”最先将《老子》中称呼本体的“大”、“一”之名合为“大一”。稷下思孟学派又将《老子》、《曾子天圆》、《易传》中关于“阴阳”、“气”、“神明”等材料熔为一炉，并吸收了稷下学者在《管子·水地》中提出的“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的观点（《管子·水地》既认为“水”为“万物之本原”，又云“地者，万物之本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显然，以“水”为“本原”的理论尚未成熟），改造发展成了这篇在中国思想史上独具特色的以“水”为“本原”的宇宙生成论杰作。其写作时间当比《管子》中的《水地》、《心术》、《白心》、《内业》稍后。此篇对屈原的《天问》、《远游》有很大影响，而《九歌》中第一篇即题为《东皇太一》。

　　《大一生水》是具有稷下思孟学派思想特征的作品，既继承了曾参、子思吸收道家老子形上学的传统，又吸收了稷下学者“水”为“万物之本原”的观点，堪称为是古代中国的泰勒斯学说。

　　3．《缁衣》盖子思后学的作品

　　子思学派的代表作《孝经》、《中庸》、《大学》、《礼运》、《易传》构成了一个具有儒道互补特色的完整的天道、人道思想体系。子思学派主张，始于“孝”，立于“诚”，行于“治国平天下”，合于“礼”，而最终通于“变”。并且具有“忠”、“孝”合一，“义”、“利”合一的观点，强调“诚”，讲“阴阳”、“三才”、“大一”、“太极”，有“尊贤”、“选贤”、“尚贤”思想。

　　南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据《隋书·音乐志》，谓南朝梁沈约云《礼记》之“《中庸》、《表记》、《防（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礼记》中的《缁衣》，与竹简本大体相合；但《缁衣》、《坊记》、《表记》三篇，虽亦出于《子思子》，却与以《中庸》为核心的子思学派思想体系明显不类。若云三篇乃子思早年所作，则《坊记》中引有《论语》，明显作于《论语》编成以后；一般认为，《论语》编成于曾参（前505年—前436年）去世以后，其时子思年已五十左右，早该有弟子了。此三篇全文主题不一，虽多有征引，却基本没有论述发挥。当时这种简单的语录体已经过时，抄录孔子语与《诗》、《书》相印证，颇像是学生的习作，而难说与《中庸》等篇出自一人之手。看来这三篇盖是子思后学的作品。

　　4．《鲁穆公问子思》是子思后学所作

　　此篇中子思主张“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与《孝经》中主张谏诤的思想一致。但是，此篇不可能是子思所作。

　　文中的“鲁穆公”是死后的谥号，据《史记·六国年表》，鲁穆公前407年至前377年在位。此文当作于鲁穆公死后，即前377年以后。而子思大约生活在前483年至前402年，在鲁穆公死前约二十五年就去世了。子思生于孔子去世（前479年）前数年，卒于鲁穆公即位（前407年）后数年；《史记·孔子世家》云子思“年六十二”，“六”当为“八”之误。伪书《孔丛子·抗志》云“子思居卫，鲁穆公卒”，纯属无稽之谈。

　　所以，此篇中的记载，虽然与子思的思想一致，而其作者则决非子思本人，应为子思后学。屈原的作品，亦明显受此篇影响。

　　5．《穷达以时》与《孟子》、《荀子》

　　此篇应是稷下思孟学派的作品，与《孟子》思想一致，对《荀子》有很大影响。文中“穷达以时”的思想，与《孟子·公孙丑上》所引的一段话一致：“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荀子·宥坐》中曰：“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明显受到“穷达以时”思想的影响。此篇竹书所言百里奚、孙叔敖之事，则亦见于《孟子》。

　　此篇中曰：“又（有）天又（有）人，天人又（有）分。察天人之分，而智（知）所行矣。”这上承《易传》，下启《荀子·天论》。荀况正是受到稷下思想的熏陶，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不与天争职”的思想；并且进一步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

　　6．《五行》是思孟后学对《礼运》“五行”说、孟子学说和“六德”之说的发展

　　此篇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行篇》之经部大体相同，似应早于帛书本；其有“经”无“说”，很可能“说”是后人所增，当然也可能是选作教材时删去了。

　　竹书中当早于此篇的《六德》中，已将“圣智”、“仁义”、“忠信”并列（参见下文第12节）。此篇中的“仁义礼智圣”五行，乃是思孟后学对于子思学派《礼运》中的“五行”之说，孟子“仁义礼智”之说，以及“六德”之说的进一步发展和综合发挥。

　　此篇中的“五行”，首先是从《礼运》中的“五行”引申发展出来的。《礼运》曰：“故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又曰：“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孔颖达疏：“五行之秀气也者，秀谓秀异，言人感五行秀异之气，故有仁义礼知信，是五行之秀气也。故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是其气也；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是其性也。”孔疏无意之中道出了新旧“五行”之间的“天”、“人”关系，尽管他并不知道地下埋着的《五行》，而将“仁义礼智圣”说成“仁义礼知信”。自然律派生出道德律，自然的“五行”（金木水火土），产生出作为人的准则的“五行”（仁义礼智圣），思孟后学将子思的“五行”和孟子的“仁义礼智”糅合到一起，又加上《六德》篇中的“圣”，牵强附会地创立了自己新的作为人的准则的“五行”学说。这也算是一个效法自然、发扬光大思孟学说的思想成果。《孟子》中并没有这种新“五行”说，而其产生又恰恰与孟轲同时，这发明权就只能归于稷下的思孟后学了。

　　《荀子·非十二子》中曰：“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其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这极像是针对思孟学派改造“五行”的这篇有“经”而无“说”的简约文字而言的。将旧的“五行”说改造为新的“五行”说，也正是“案往旧造说”。所以，荀子这段话批评的对象，应既包括子思学派《礼运》中的“五行”，亦包括思孟后学新造的“五行”。寻得了新旧“五行”之间的联系和发展线索，荀子的批评也就容易理解了。但荀子看来并不承认新旧“五行”之间有“天”、“人”联系，故称其“僻违而无类”。似乎后来的稷下思孟后学部分地接受了荀卿祭酒云其“闭约而无解”的意见，而为此篇《五行》增加了有助于理解的“说”。

　　《五行》除改造发展了《礼运》中的“五行”以外，还将《易传》中的“形而上”、“形而下”改造为“形于内”、“不形于内”，并吸收了《中庸》、《大学》的“慎独”。《礼运》、《易传》、《中庸》、《大学》以及《六德》篇和孟子学说，是其主要思想来源。

　　7．《唐虞之道》是田齐取代姜齐的政治理论依据，是稷下思孟后学的作品

　　前379年，齐康公卒，姜齐亡，田氏卒有齐国。前374年，齐田午杀齐君田剡及孺子喜而自立，是为桓公。稷下学宫作为最早的学术活动和政治咨询中心，有人认为它创建于齐桓公（前374年—前357年在位）时，也有人认为它创建于齐威王（前356年—前320年在位）时，复盛于齐宣王（前319年—前301年在位）时。稷下学宫是田齐统治者设立的，通过吸引天下贤士，以“不治而议论”的方式进行学术研究，著书立说，其重要使命之一，便是为田齐统治者提供政治理论依据。前284年，五国攻齐，乐毅破齐；前279年，田单复国。以此为界，稷下学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郭店竹书中除去《老子》，便是子思后学与稷下前期思孟学派的部分学术成果。而帛书《黄帝四经》，则是稷下后期黄老学派的最后成果。

　　田齐取代姜齐之后，亟需寻求历史依据和理论依据。于是，便借助于尧、舜、禹“禅让”的传说。《孟子·万章》中，也有托孔子之言的“唐虞禅”。这篇《唐虞之道》，认为“汤（唐）吴（虞）之道”，禅而不传，乃是“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仁之至也”。子思学派在《礼运》中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举）能，讲信脩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思孟后学进一步发展出这套完整的“禅而不传”理论，正迎合了田齐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此篇中的“忠”、“孝”合一观点，亦与子思学派一致。

　　8．《忠信之道》上承曾参而下启荀况

　　“仁”是孔子“一以贯之”的“道”。《论语·里仁》载曾参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的“仁”，指按宗法等级差别去“爱人”。故尽心竭力事上（爱上）曰“忠”，推己及人待下（爱下）曰“恕”。此篇竹书曰：“忠，仁之实也。”既反映了曾参的观点，并且就“忠信”即“仁义”作了更为明确的表述和发挥。

　　稷下思孟学派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此篇中首次强调了“积”。“忠积则可亲也，信积则可信也。忠信积而民弗亲信者，未之有也。”“积”后来被荀况发展为关于方法论的重要概念。《荀子·性恶》曰：“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稷下学者（包括思孟学派）的著作对荀况思想体系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尽管荀况早期在《非十二子》中对稷下各派尤其是子思、孟轲批判得很尖锐。此篇竹书显示了稷下思孟学派与荀况之间存在的思想渊源关系。

　　9．《君子之于教》为子思后学所作

　　此篇《郭店楚墓竹简》整理者所拟的题目为《成之闻之》，共分为十段。其中颇有错简，但末段结尾处有表示篇章终结的符号，可知末段位置不误。对各段试作合并调整，似可分为三章：

　　第一章：第四简至第二十简，第三十四简至第三十六简，第二十一简至第二十三简；

　　第二章：第二十九简至第三十简，第一简至第三简，第二十四简至第二十八简；

　　第三章：第三十一简至第三十三简，第三十七简至第四十简。

　　第一章大意是：君子教民应以身作则；第二章大意上是：君子用民要自己先有恒心、讲信用，民才从命；第三章大意是：人伦之义合于天常，君子治人伦以顺天德。今据第一章首简“君子之于教也”句，重拟篇题为《君子之于教》。原“成之闻之”一段，当归入第二章，故不作篇题；第三十一简至第三十三简一段，当置于末段之前，这两段共言同一主题，似不应割裂开来。

　　子思学派《中庸》、《大学》的“天命”、“诚之”、“修身”，《礼运》的“夫礼，必本于天”，《易传》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在此篇竹书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而此篇中的“圣人之性”、“中人之性”，一直影响到西汉的董仲舒。此篇第三十四简，内容与《坊记》“衽席之上，让而坐下”、“朝廷之位，让而就贱”字面相似，可能写作时间亦相近，均为子思后学的作品。

　　10．《尊德义》上承孔子而下启《孟子》

　　此篇曰：“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知）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这明显是对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见《论语·泰伯》）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此篇又曰：“凡动民，必训（顺）民心。”这乃是《孟子·离娄上》“得其心斯得民矣”的先声。《孟子》中进一步发展为“保民而王”（见《梁惠王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见《尽心下》）的民本思想。

　　此篇竹书上承孔子，下启《孟子》，既言“知己”、“知人”、“知命”、“知道”、“知行”，又言“仁义”、“忠信”。从提法上“仁义”与“忠信”并列来看，似应早于认为“忠信”即“仁义”的《忠信之道》，盖亦子思后学所作。

　　11．《性自命出》与《中庸》、《孟子》、《荀子》

　　此篇曰：“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司（始）于青（情），青（情）生于性。”这是对子思《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发挥。此篇又曰：“未教而民恒，性善也。”这在《孟子》中发展为“人性本善”的性善论，后荀子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性恶论。

　　此篇中“青（情）出于性”的观点，被荀况作了充分发展。《荀子·正名》曰：“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又曰：“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　　此篇竹书云：“不以其青（情），唯（虽）难不贵。”在《荀子·不苟》中得到充分发挥，形成了“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的观点。稷下思孟学派的这篇作品，在“性情说”方面起着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12．《六德》与几篇竹书的关系

　　此篇以“圣智”、“仁义”、“忠信”为“六德”，又对“六位”、“六职”作了解说。“六位”又见于《君子之于教》篇，似乃引用此篇中的现成名词。此篇以“仁义”与“忠信”并列，当早于认为“忠信”　　即“仁义”的《忠信之道》篇。此篇的“六德”和“六位”，《孟子》概括为“仁义礼智”，而《五行》中则概括为“仁义礼智圣”；用“仁义”代替“忠信”，以“礼”代替“六位”。此篇有“圣智”，《尊德义》可能更早一些，其中只有“仁”、“义”、“忠”、“信”，而无“圣智”。

　　从以上几篇的概念发展情况来看，其写作顺序似当作如下排列：《尊德义》、《六德》、《君子之于教》、《忠信之道》、《五行》。而《大一生水》、《性自命出》、《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四篇可能又迟一些，更明显地带有齐国稷下的思想烙印。

　　13.《语丛》四篇似乃子思后学与稷下思孟学派的语录体学习心得笔记

　　此四篇语录体心得笔记中，多处因为由不理解内容的抄手传抄而导致严重错乱，亟待作进一步整理。不过，仍可清楚地看出其内容主要是对思孟学派基本常识、思想观点的记述和概括。如《语丛一》曰：“《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这便是对《周易》和《易传》的概括。又曰：“《诗》，所以会古含（今）之恃（当通‘志’；今文《尚书·尧典》云‘诗言志’）也者。《春秋》，所以会古含（今）之事也。”亦是对儒家经典基本常识的介绍。《语丛二》云“情生于性，礼生于情”，《语丛三》云“义，膳（善）之方也”，则是对思孟学派基本观点的阐释。

　　子思与墨翟同学于鲁，子思学派与墨家思想亦多有相通之处。《语丛四》曰：“窃钩者诛，窃邦者为者（诸）侯；者（诸）侯之门，义士所存。” 而《墨子·鲁问》曰：“今有人于此，窃一犬一彘，则谓之不仁；窃一国一都，则以为义。”二者思想观点很相近。这种思想产生于战国早期，乃在田齐取代姜齐之前。其流行客观上对田齐政权不利，这也许是致使《语丛》简册内容如此混乱的一个政治原因。而《庄子·胠箧》的作者，很可能就学过《语丛》这类教材，所云“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明显受其影响。

　　荀况看来也学过这类教材，并且深受其影响。《语丛四》曰：“口不誓（慎）而（当释为‘你的’）户之闭，亞（恶）言复（覆）己而死无日。”意思是说，不谨慎地把好你的嘴巴这扇门，恶言将使你自己倾覆，你的死期就为时不远了。《荀子·劝学》曰：“故言有召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在《语丛》的基础上又有了一些发展。

　　《语丛》这种语录笔记可以用来作启蒙教材。由于竹书各篇大多数（亦可能全部）是用作教材的节选本，故均无标题。不难看出，从《语丛》开始，到《老子》为止，乃一套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教材。其中大致包括：儒家经典基本知识，子思学派和稷下思孟学派基本观点，性情论，社会伦理道德，政治哲学和形上学宇宙论等。

　　屈原从齐国稷下引进这套教材，实际上是试图引进稷下思孟学派的一套思想理论，并在楚国加以运用。结果没有成功，于是这套教材便成了他的陪葬品。

　　14．郭店竹书与《子思子》关系的推测

　　《汉书·艺文志》“儒家”著录“《子思》二十三篇”，《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作“《子思子》七卷”，《旧唐书·经籍志》作“八卷”。此书亡于南宋，其时已有辑本。

　　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子思子》七卷，鲁孔伋子思撰。载孟轲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　　先利之。’孟轲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义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义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乐为诈，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温公采之，著于《通鉴》。”“义”、“利”合一的观点，虽符合子思学派思想特点，但子思与孟轲时代不相接，故此纯属寓言。竹书中没有这段内容。《艺文类聚》卷六十九引《子思》曰：“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纣不降席而天下乱也。”竹书中亦未见此语。当然，也可能是竹简遗失或教材中本来就没有选入。但据《郡斋读书志》所引子思、孟轲对话的寓言，显然《子思子》应在孟轲以后编撰成书。

　　先秦典籍中未见提到《子思子》，《史记·孔子世家》亦只云“子思作《中庸》”，故其由稷下思孟学派编定的可能性不大。齐湣王时乐毅破齐，稷下学者离散；齐襄王恢复稷下学宫，荀况三为祭酒，思孟学派业已消沉（后为黄老学派所取代），故思孟学派文献多亡佚散失。屈原使齐，从稷下得到竹书的前311年，《子思子》是否已经成书，确实还大有疑问，看来当时还没有后来为《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子思》二十三篇”这部书。《子思》这部书很可能像《孙卿书》（《荀子》）那样，经过长时间单篇流传，至西汉刘向才编定成书；但由于缺乏有关材料，尚无法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