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陵访古

寂寞泰陵

　　很少人不知道唐玄宗，他和杨贵妃那段凄艳哀感的爱情，在白居易充满浪漫想象的妙笔下，渲染铺张，曲尽幽微，情动心魄，老少妇孺无不为玄宗的多情所感动，也无不为其因此误国而扼腕叹息。英雄美女的故事，以霸王别姬最为悲壮苍凉，而以玄宗和杨贵妃最为缠绵悱恻。“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地间有此生死不渝的真情，足矣！

　　问题是玄宗的这段爱情，来路不正。杨贵妃不久前才嫁给玄宗第十八子寿王瑁为妃，新婚燕尔，其乐融融。而在皇宫这厢，玄宗在儿子婚后两年失去知心伴侣。这年玄宗五十三岁，事业正在颠峰之期，年龄半老却壮，颂扬声中，如何奈得清冷？左右找来的一串串美女，才华横溢的玄宗又都瞅不上眼，情急之时，有人偷偷告诉他：寿王妃肌如凝脂，体态丰艳。玄宗大喜，令内外命妇，赐浴华清池。在众芳斗妍的啧赞谑笑声中，杨贵妃慵懒无力地从温泉中缓缓升起，如芙蓉出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玄宗醉了，心焦火燎地簇拥着杨贵妃回宫，叫竞展身姿的命妇失望，让饱学经书的儿子伤心。背地里的流言蜚语自然不会好听，开场戏越是绚丽，便越有妖气，杨贵妃已被注定为天生尤物，要为大唐帝国的衰落承担罪责。

　　果然，打从她入宫后，玄宗乐得像个少年郎，缓歌缦舞凝丝竹，仙乐风飘处处闻，“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自古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杨家市井之徒也都跟着飞黄腾达，封官赏爵，蓬荜生辉，“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也不知道是褒扬还是嘲讽。总之，皇帝的荒宁和朝廷的失政都记在了杨贵妃的帐上，人们都想看那流星是如何陨落的。而风暴也一如人愿地动地而起，胡将安禄山的铁马金戈戳破了唐朝色彩斑斓的气泡，把洛阳和长安两京席卷入囊，逼迫玄宗仓皇出逃。到了马嵬，将士不肯前行，要求清君侧，诛国贼，于是，杨国忠首先被杀，悬首驿门。将士担心杨贵妃将来为兄报仇，围着驿站不散，杨贵妃知道最后的时刻到来了，她依偎在玄宗怀里依依诀别，然后从容整理好衣装，轻轻来到佛堂合什礼拜，自缢于堂前梨树下，以她的香消玉殒为唐朝社会矛盾的激化找到开脱，同时也给“狐媚惑主”论增添一个沉甸甸的例证。

　　杨国忠专权误国固然难辞其咎，但谁能说其处事没有秉承圣意？至于说以权谋私，则属无疑。但问题的根子并不在此。专制体制中，想要做清官为民办好事，首先就会同腐败的官僚阶层冲突，难且不说，明枪暗箭，九死一生。相反，爬上高位后妒贤忌能，中饱私囊，倒真的奈何不了他。放着贪官肥缺在，何乐不为？甚至清白的人入此彀中亦难保节操。所以，杨国忠不过是这种体制的产物，专制体制不变，贪官污吏不绝，而只想揪一两个贪官开刀示众，非但于事无补，还把问题的性质扭曲为人事斗争。

　　于是，人们很自然地怪罪到杨贵妃头上，都是这只狐狸精把皇上给迷糊住了。其实，能让风流天子专宠于己，非如市井传闻那般猥亵。《旧唐书·杨贵妃传》称她“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每倩盼承迎，动移上意”，也就是说，她是以聪颖多才善解人意使得玄宗须臾难离。玄宗不但是情场老手，而且是胆略过人的英雄，当年武则天打杀李唐宗室，一片恐怖，年仅七岁的他挺身呵斥武氏新贵，令武则天对他刮目相看。长大后，他两度率少数心腹死士突入皇宫，力挽狂澜，使唐朝政权没被野心家所篡夺。登极后，他大刀阔斧整顿多年积弊，励精图治，开启盛唐之世。如此精明强干的皇帝为何对杨贵妃这般英雄气短？况且年事已高，莫非……

　　世人猎艳好奇之情被勾煽得炽盛，全然忘记玄宗在天宝三载（744）就已倦勤，甚至对心腹宦官高力士说：“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李）林甫。”（《资治通鉴》）当了三十多年的皇帝，盛世空前，朝野弥漫着奢靡享乐的气氛，功高盖世的皇上看群下服服帖帖，也想享受太平，这才有杨贵妃应运而生，以娱晚晴，实可谓“酒不醉人人自醉”，干卿何事？

　　文明成熟烂漫，也就开始腐变。唐朝以往的成就，是在政府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全面严格控制下取得的，随着生产、交换和城市的发达，既成的管理模式因落后于社会发展而破绽百出，渐被抛弃，更加开放、允许个性发展的新的管理体制正在生成，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充满生机与危险，时代正呼唤着引领风骚的领袖。不幸的是，值此历史关头，玄宗笼罩在往日的辉煌里，正尽情地享受。一个人感到挺立于群山之颠的舒畅而陶醉，正是他不堪重负而落伍退化的表现。当时的现实是旧体制迅速崩溃而新体制未能同步跟进，出现权力的空白与错位。但玄宗却在自满中丧失了政治家的敏感和远见，他没能领悟到这种体制变革的深远意义，只是以其小聪明采取临时性的应对措施，根本谈不上长治久安的制度性规划，从而失去对社会的领导能力。就以军制而言，以往建立在国有土地制度基础上的府兵制，寓兵于农，兵府集中于首都附近，军队主要用于保卫国家政权。到此时，随着均田制度的崩溃，府兵制也名存实亡，而北方沿边正遭受草原骑兵的攻击，他们来得突然，去得迅速，如狂飙掠过，等唐朝中央接到警报，召开紧急会议，下达征调军队的命令等冗长繁复的官僚程式完成，前方早已是城破邑陷，人财被掳掠一空。显然，以往的军事体制已经非变革不可了，玄宗急中生智，改行募兵，在沿边设立军区，由节度使统领，形成快速反应机制。他的思路基本上是正确的，但绝非出自缜密的通盘思考。他注意到快速反应的必要条件，所以把军、政、财权都集中于节度使手中，却没有对此权宜之计的后果引起足够的重视，更谈不上进行完善、制衡而使之成为行之久远的制度；致命之处还在于他相信人治而不注重法制，盲目相信自己的权威。可是，当权力高度集中又失去可靠的制度性制约时，便如洪水猛兽肆虐成灾。因此，安禄山的叛乱完全是制度缺陷和唐玄宗的失策造成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无论是怪罪杨国忠还是杨贵妃，都不过是在寻找替罪羊罢了。

　　“安史之乱”只不过是用事实来证明唐玄宗作为领袖已经落伍，社会转型时期政策失误所付出的沉重代价，要求唐朝统治者认真思考如何重构适应经济私有化带来生产与交换形态蓬勃发展的社会管理体制，从中央高度集中的家长式统治向协调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模式过渡，这些都是前所未遇的崭新课题，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当了四十多年皇帝的玄宗去完成，大臣们也感到应该更换新的领导了。就在此时，皇太子在宁夏灵武宣布自立，尊玄宗为太上皇。消息辗转传入逃到成都的玄宗耳朵里，以当时的形势，他还握有相当的实力，可以反击太子抢班夺权的行为。但是，权衡利弊，玄宗还是以国家为重，大度地交出政权。从九五至尊的权位退让下来，决非易事，有人说这是杨贵妃的死对他造成的刺激所致，恐怕不然，安禄山叛乱对他的震动更大。杨贵妃的死折射出人心的期盼，老英雄悔恨交集，他以退位为自己的荒政误国承当起责任。如果说年轻时代他曾两安唐室，那么，他晚年做得最为正确的事情无疑是顺时退位，这是需要大智大勇才能作出的决定，它让世人看到刷新政治的气象，鼓起希望，平定叛乱，重兴唐朝。玄宗是个落伍者，但不是失败者。

　　看来，他并不昏庸，马嵬变起，他就从自我蒙蔽的清秋大梦中醒来，完全清楚杨贵妃的冤枉，尽力为她抗争道：“贵妃常居深宫，安知（杨）国忠反谋？”立在身侧的高力士晓以利害道：“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资治通鉴》）在政治风浪中弄潮一生的玄宗当然明白，眼前的兵变背景不会简单。实际上，鼓动士兵起哄的是禁军大将陈玄礼，事前，他早已将计划报告给了太子。到此地步，杨贵妃无论如何都保不住，和她一道徇死，只会促使国家瓦解；而让她承担误国罪责，唐朝还有再起的希望。年逾古稀的玄宗只能把满心悲痛寄托在一只沁人心脾的香囊，永远伴随着升遐离去的杨贵妃。国家破败，爱人死别，落伍的英雄除了无奈，还是无奈。

　　但他毕竟在最后关头顺应了时势，唐朝的江山还是保住了。肃宗把身为太上皇的玄宗请回长安。此时，玄宗已是心灰意冷，挥不去对杨贵妃的绵绵思念。他痛恨自己的无能，希望有所补赎，提出改葬杨贵妃的请求，却被当政者冷冷地拒绝，家事、国事均非昔比，玄宗只能请画家为杨贵妃作画，挂在房内，朝夕相处。每到春风桃李花开夜，秋雨梧桐叶落时，宫人们都能听到玄宗悲凉的泣声。他不停地寻找道士，企盼能招回杨贵妃的亡魂，自己也不断地修炼道术，祈愿早日与杨贵妃在天堂重逢。而这一切都与社会民生越离越远，谁也没有那份闲心去同情关怀，“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尽期！”

　　就这样苦苦度过六年，那一天，七十八岁的玄宗再没吹响招引双鹤飞落庭中的紫玉笛，睡梦之中，他已飞向迢迢银河。

　　根据他生前的愿望，子孙们在长安东北约二百公里的蒲城县金粟山给他修筑了宏大的陵园，绵延的山势，环抱着七十六里的原地，足足等于首都长安的周长，山峰正中的陵道两侧，对峙着雕刻精美的石人神像，那气势规模完全载得下他生前的功绩。在这点，玄宗是万幸的，毕竟江山仍在自家人手中。但是，杨贵妃最终还是没能葬在他身边，看来，晚景的凄凉注定了死后的寂寞。

　　玄宗死后，唐朝仍在“安史之乱”的余波中苦斗，几度危亡，人们难免埋怨这位多情怠政的先皇，而金粟山离西安实在太远，叫后人难以照顾周全，前来凭吊泰陵的人本已稀少，现在就更少了，川道谷地里弯弯曲曲的土路变得越来越难辨认。宋朝年间，朝廷曾专门修葺过泰陵，还在陵园门前建立石碑，可到了清朝，在人口压力的驱动下，陵园被开垦为农田，清朝皇帝御制的石碑只能退立于山麓，如此广袤的陵园，又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初冬的寒流，万木肃杀。伫立于陵园之中，着实让人感到无比的空旷和无尽的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