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汉学第三代知名学者罗多弼——海外汉学家见知录之十七

　　2、对五四新文化研究

　　罗多弼在北京大学第十二届蔡元培学术讲座上的演讲《未来世界和中国文化传统》中说：他从四十年前开始从事汉学研究，就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特别感兴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都着眼于文化，因为他们认为文化改革是社会改良的主要手段。一方面，他们重估中国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他们研究西学、西方文化。但他认为:“五四对传统的批判，可以说太过分了一点”因为“清末的传统文化在许多方面真的已经僵化了，过时了。教育、科举制度、父权和大家庭的压迫，以及缠脚等的确限制着人的自由发展。但是也应看到，儒家传统以及整个中国文化的传统是多元化的，对儒家的经典著作有非常多不同的诠释和理解，虽然，作为官方思想的儒家跟经典著作原意相比，确实经常是一种被歪曲的儒家思想。”他的结论是：“五四的知识分子所批判的具体现象，是很值得批判的，但是把批判扩大到一个全盘的否定，就实在是过头了。”理由是：“五四时期，主张抛弃传统文化的人也主张吸取西学和西方文化，尤其是一些跟现代化和现代意识有关系的价值和制度，比如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这种启蒙思想我觉得很值得吸取。最不可取的态度，就是绝对选择的提法。没有必要全盘西化和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也没有必要回归传统而全盘否定西方文化”（罗多弼《未来世界和中国文化传统——在北大蔡元培学术讲座上演讲》《中华读书报》2009-11-04）。

　　罗多弼还把五四新文化研究与当前中国的传统传统文化热联系起来加以分析比较。他认五四时代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产生原因是救国必须付出的代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思想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抵抗外来的威胁是因为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药方是打倒孔家店，引进西学，以现代化为手段创造一个富强的中国。由此可见，按照五四的思想，传统文化的牺牲是救国的代价。我认为五四的激进知识分子觉得不得不开这个药方也给了他们自己很多痛苦。这种痛苦经常表现在五四的思想上，也表现在中国早期的新文学上。鲁迅的作品也许是最明确的例子。”今日的传统文化热同样是出于危机意识，可以说是殊途同归。罗多弼在分析今天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有两个重要原因：“一、在中国有很多人觉得改革开放留下了一个精神上的空白，所以人们就开始回到传统。精神上的空白大概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不过用什么来填补这个空白当然是每个人自己可以和应该决定的事情，回归传统只是其中的一个选择；二、为中国现代化作出贡献的西化导致了一种认同危机。好像有很多中国人觉得，一个中国人应该用自己的文化传统来界定他是谁。如果否定自己的传统，他们以为就否定了自己本来的身份。这种观点往往基于很深厚的感情。可以说，说汉语的中国人大概不可能完全抛弃中国文化。探讨其原因：他们具有一种深深的危机意识，认为中国从鸦片战争后就面临崩溃的危险。因此，他们认为救国是最迫切的任务，也是最重要的任务”。“这种回归传统的趋势是不是反映中国最近几十年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是不是中国人已经摆脱了鸦片战争的情结，认为为了救国就必须牺牲中国文化传统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呢？”（同上）

　　关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建设的讨论是罗多弼近年来重点研究的课题，他的另一篇文章《寻求谁的富强：后毛泽东时代国家主义的反思》则着重介绍了近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对鸦片战争以来形成的国家主义的反省，分析了这个国家主义已经开始分解的进程。罗多弼深刻了解中国现代国家主义形成的历史过程，十九世纪末，面临着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国带来的屈辱，中国人的正统观念从“文化主义”一跃转变为“国家主义”，自秦汉以来被看得无比重要的儒教，为国家与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所代替，知识分子开始把文化看作为拯救国家于危亡的工具。

　　3、中国古代哲学研究

　　罗多弼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一部重要著作是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的译介。他依据安正辉的《戴震哲学著作选注》作底本，参阅了其它版本和古籍资料，译出了这本书。罗多弼的译本忠实于原著，确切地传达了戴震的哲学思想。戴震是中国封建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可贵之处，不仅在朴素的唯物观，还在于他的著作显示了高度的思辨色彩和严密的逻辑形式，这是中国古代哲学著作中一惯缺乏的东西。罗多弼对戴震的一些基本观点如“气化流行”、“生生不息”的物质运动说作了客观的解释，指出中国的太极也就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原始状态。对戴震的“人生而后有情、有欲、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的反理学观点，在书的注释中充分肯定了其历史价值。

　　罗多弼还发表了一系列论述戴震哲学思想的文章，如《戴震哲学中“情”字的内涵》以及《戴震和儒家思想的社会作用》。在前一篇文章中，罗多弼讨论了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对人的情欲与天性的基本态度，充分肯定了戴震对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理论的批判，肯定了戴震对朱、程理学把人欲的满足、感情的充实作为非道德观念来理解的批评。后者是一篇探讨戴震哲学思想的力作，目的是研究戴震对新儒家（即宋明儒家学派）的批判，同时也客观地评述了儒家学说的某些社会作用。文章中，罗多弼首先对历史上儒家各学派作了一个总的评论。他分析了近代学者们对儒家的不同态度，认为过去关于儒家思想的讨论有偏差，学者们往往趋于问题的一端，忽略了儒家学说积极的一面。历史上伟大的儒家哲学家，都是社会的批判者，如孔子、孟子、荀子、朱熹、王阳明、李贽等人，他们所处的时代道德与政治的衰败，导致他们企图寻求新的社会统一和谐的途径，但儒家的思想观中包含着较多的保守因素，曾被社会各阶层的人们为各自不同的政治利益作出不同的阐释。他尤其对宋明理学作了深刻分析，指出理学有两个衡量现实的尺度，在经验世界里，气代表一切，在抽象的哲学世界中，一切理论服从理的要求。朱程的学说有批判社会道德衰败的积极意义，但更多的是显示出扼杀人性的残酷的一面，并最终成为封建社会晚期国家的统治哲学。因此，罗多弼更加推崇戴震对新儒家理论的批判，他认为戴震不仅是著作等身的学者，而且是清代的大思想家。

　　罗多弼之所以对中国古代哲学传统感兴趣，目的是要了解传统思想对当代文化的建设作用。因此，他对古代哲学文化的研究，客观上促进了他对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重新认识，他的另一篇著作《马克思主义、新儒学和文学》便是他从事中国古今思想文化对比研究的成果。在这篇文章中，罗多弼对比分析马克思主义与新儒学作为不同的意识形态对文学产生的作用，批评了正统意识形态干预文学创作的现象。

　　罗多弼的另一篇力作《反思传统：后毛泽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可以被看作是他深刻批判中国传统的封建意识的纲领性文章，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在这篇文章中，罗多弼分析了传统儒家哲学和左倾政治对中国当代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全面批评了左倾正统意识。

　　总之：罗多弼的研究活动最集中地代表了瑞典汉学的成就和发展方向。与其前辈比较而言，罗多弼的研究显然更具总体性，治学方式也有着明显的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研究已经完全脱离了传统汉学的模式，但也不是一种地域研究，而是以某一课题如中国文化为聚焦点，从多个层面展开全面综合的、完全脱离于学科束缚的研究。能够在前人业绩的基础上开拓一条新路。由此可见，罗多弼对于汉学的理解较前人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三、中瑞文化交流

　　作为一个汉学家，罗多弼仰慕和痴迷着中国文化，他认为“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东西对今天人类社会仍有指导意义，“就我个人而言，从事中国文化的研究后，最大的收获是生活更丰富了。”（《汉学研究在瑞典》罗多弼学术研究1997·3期）

　　在城市大学《20世纪中外文化与现代化讲座》上，罗多弼发表演讲：“中国人应该继续关注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自古以来创造的诗文、音乐、绘画、建筑，以及学术等方面的辉煌成就，构成了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并成为世界文化遗产重要的组成部分，她可以使今天的人类生活丰富多彩，受益无穷。”（廖翊《眷恋着中国的文化——访瑞典著名汉学家罗多弼》新华网香港8月18日电）他凭着敏锐的思辨能力和不懈的努力，成为同时在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化不同领域中取得显著成就的汉学家。

　　1990年，他成为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的中国语言和文化教授，并担任了东亚语言学院的院长，正如他的前任马悦然教授那样，除了坚持大量的科研工作，他还承担了繁重的教学任务，以不倦的精力参与和组织各种文化活动，为中瑞文化的相互交流和渗透作出了艰苦的努力。

　　在2009年11月，他在北大“蔡元培学术讲座”的演讲中说：“我觉得自己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瑞典介绍中国文化。”因此，出于一种责任感，“我经常考虑中国文化在未来世界可以扮演什么角色，起到什么作用”。

　　他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中有三个方面会在未来世界可以发挥特别重要的影响：

　　第一是中国传统中的世界性和普遍性。自从先秦时代起，一种世界性和普遍性就贯穿中国思想。“天下”、“天命”、“天子”这几个在中国传统中占中心地位的概念都具有普遍性：天下无所不包。天下的人都基本上一样——性相近而习相远也。儒家的思想并不限于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相反，它具有世界性和普遍性。而且，不管一个人出生在哪儿，都可以成为圣人，正如孟子对舜的描述“东夷之人也”，“发于畎亩之中”。

　　现在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发展。二十年或者五十年以后的未来世界，毫无疑问是一个更全球化的世界，许多方面是一个更一体化的世界。而全球化的世界、一体化的世界，也需要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在这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提供宝贵的资源。

　　第二是对差异的尊重。未来一体化的世界需要跨文化、具有普遍性的思想。但是具有普遍性的思想不应体现为一种不允许差异、不允许多元化的正统，思想的普遍性不应成为霸权主义。相反，我们需要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多元化，需要对差异的尊重。

　　中国文化遗产也包含尊重差异的思潮。连儒家传统里面也有这种开放、宽容的态度。孔子的名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即为一例。道家这一方面提供的资源更加丰富，如庄子《庄子·外篇·至乐》中就有表现出对差异尊重的故事。

　　第三是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审美感。中国的诗歌和绘画早就开始在全世界发挥影响。我深信中国的唐诗和宋词、山水画、书法等在未来世界会继续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和欣赏。当代和未来世界很多人会认同中国诗歌对人和大自然的描写，会认同这个描写所代表的审美感和向往。

　　在这么一个全球化、一体化的世界里，每个人首先是世界的公民，然后才是瑞典人或者中国的公民。即使我生在瑞典，我也可以认同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己喜欢的东西。同样，一个中国人也完全可以认同所谓“外国的文化”。中国人可以超越全盘西化和回归传统的对立。但是，保护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这恐怕还首先是中国人自己的责任。（罗多弼《未来世界和中国文化传统——在北大蔡元培学术讲座上的演讲》《中华读书报》11·4）

罗多弼在北欧孔子学院

附：著作年表

• 《治病救人：关于中国的劳改和监狱制度》（1969）
• 翻译《儒家思想史》（英文普及本1970）
• 《分析哲学与中国》（合著1971）
• 博士论文《1928一1929年期间中国关于普罗文学的论战》（瑞典文，1980）
• 《戴震与儒家思想的社会作用》（1987）
• 翻译戴震《孟子字义疏证》（英文，1988）
• 论文《新的形势与努力》（1988）
• 论文《戴震哲学中“情”字的内涵》
• 论文《戴震和儒家思想的社会作用》《翻开瑞典的汉学研究史》罗多弼撰；李筱眉译，见《汉学研究通讯》第十五卷第二期（总号第58期）（1996）
• 《从毛到财神：思想和政治在现代中国》（瑞典文，1998年）
• 论文《反思传统：后毛泽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和儒学》
• 翻译《在世上做安娜:安娜·吕德斯泰德诗选》（罗多弼、杨蕾娜、陈迈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注：罗多弼在《汉学研究在瑞典》这篇学术报告中说自己的处女作是《20世纪初的中国》，但是未查到这部著作的原文书名和出版年代。从网上查到的资料来看，他在1972年出版过一部题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锋李大钊》等三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