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应该怎样传播？
——国学传播途径与方法研讨会发言纪要

　　主持人：赵敏俐

　　对话嘉宾：姜锡东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主任
　　　　　　　张　涛　北京师范大学易学文化研究院院长
　　　　　　　崔保国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
　　　　　　　孙劲松　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助理
　　　　　　　周延良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孙茂松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主任
　　　　　　　李伟国　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总编、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
　　　　　　　姚小鸥　中国传媒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

　　主持人：今天下午我们主要是以座谈的形式来进行探讨，并不是什么严肃的会议，座谈轻松的环境可能更适合一些。我们有一个议题跟上午的成立大会相关。我们首师大成立的研究院名为国学传播研究院，既然讲到传播两个字，就要突出我们传播的特色。那我们怎么样才能体现这个特色？又该怎样去传播？究竟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把这个传播做好？请各位先生发表自己的高见，国学不仅仅是首都师范大学的事情，而是我们共同的事情。下面就请大家自由发言。

　　姜锡东：首先，我代表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和历史学院对首都师范大学国学传播研究院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另外，我给大家汇报几点。前几年，尹小林先生给首都师范大学推出了很多国学方面的成果，我作为受益者，对他表示诸多感谢。可以说那些国学产品，我们都用了，受益匪浅，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前几年，我跟尹小林先生也有一些合作，开发了一个“宋辽夏金元史的电子馆”，但是我们从来不卖，只是拿来送人，尤其是一些专家、韩国的学者比较感兴趣。刚才我还跟尹小林先生说我们以后还要继续合作，这个电子馆还会上第二期，只要经费一落实，就马上抓紧做。所以，国学这一块，第一，我们是受益者；第二，我们非常愿意跟首都师范大学国学传播研究院继续进行合作，而且我们可以合作的东西很多。

　　关于国学传播这个问题，我在史学界学习工作几十年，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史学界多数学者还是处于纸质史学研究的阶段，对现代科技还是没有主动采纳，往往是被动地去采用。事实上，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是有点落伍了。清华的一位传播教授曾经跟我说，传播学跟史学的结合是大有作为的。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早期有动物传播，人类以后经历了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和信息传播几个阶段。我认为在国学的电子传播方面，我们首都师范大学国学传播中心应该说已经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对学习者也好，对研究者也好，我们都非常感谢。但将来应该怎样进一步推进？我想除了继续发挥电子传播的优势外，应该可以适当考虑向多媒体发展，例如图片、声音、影视等，将大有作为。像欧美发展得就挺多的，美国大概有一百多家做这个课程。当然中国史学也有，像北师大就成立了一个历史影像实验室，专门做实验。

　　国学要大力传播，国学研究成果要大力传播，传播必须要走电子仿真之路。当然，首师大在这个电子之路上已经做得很好了，在国学界可以说是众人皆知。尹小林先生在内容上不断地拓展，扩展得很大。除了量的扩展外，我觉得还可以考虑向更深的层次发展，在手段方式方法上，可以做出一些新的尝试。总而言之，我希望将来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交流，更多的合作，为国学研究、国学传播一起做更多的事情。

　　主持人：确实，河北大学多年来与我们国学传播中心是有合作的。我看大家都抢着要发言，下面我们就接着谈，随便谈。

　　张　涛：首先，很高兴首都师范大学成立这个国学传播研究院，这对于从事国学研究、国学教学、国学传播的人来说，增加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国学研究，这几年从高校来说，很多都成立了相关的机构，其中首师大的非常有特色。叫国学院，就感觉有教学、有研究，叫国学研究院呢，研究生教学，一部分本科教学，像人民大学的国学院，高考时就可以报名，南昌大学的国学研究院，高考虽然不能报考，但本科三四年级的时候，就可以招收一些其他院系基础比较好的学生来学习。所以现在的国学院、国学研究院，形式多样，各有千秋。但是，像首师大的研究院，这么有特色，立足于传播，是非常好的，也是需要祝贺的。

　　对于国学传播，我想现在的任务确实是比较重的。每一个国学院，对于国学教学、国学研究的内涵和外延的把握是不同的。但是我觉得国学传播这一块，尤其是在原来国学传播中心、诗歌研究中心的基础上，首都师范大学国学传播研究院的成立确实是开创了高校学科界学术发展的一个新路。说国学热，并不是说现在热，其实国学热了很多年了。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就是一个标志。这些年，国学一直很热。当然，再往前说，还有尹小林先生的国学网、《》引起的一个发展。国学热了这么多年，确实也到了一个重新审视、重新总结、重新启动一些事情的时候，所以国学传播这个时候提上日程，我认为得其时，而且得其人。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这个学科专业，今年也已经招研究生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所以说国学的研究手段、传播手段、推广手段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抓住传播两个字，国学研究、国学教学也会有一个更深、更广的发展。

　　另外，说到国学的传播，我也是深有体会。我们现在和尹小林先生、国学传播研究院合作《中华易学全书》的项目，在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我深感数字化、电子文本的快捷和高效，以及对我们现在研究手段的开创性贡献。同时我认为国学没有做成一个一级学科，可能是一个遗憾。如果还是按以前的文史哲来弄，有违初衷。国学是一个整体，但是我们没办法、学生也没办法，最终还是拿一个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哲学博士，作为我们来说，一方面我们的母体是不可能断裂的，另一方面我们确确实实是一个国学人，是做国学研究的人，我想这也是经验，是教训。好多人都说，哟，都这么多年了，还分文史哲，又回到了原来。首先我们要坚定自己是一个国学的人，当然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学队伍是一个什么样子，大家可以讨论，并不是简单的拼对、拼接，包括国学的传播也是这样，不单单是文史哲的传播。要牢牢把握两个核心，一个是国学本身的宣传教育工作还是要再往前推进。国学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是传统文化，那究竟是不是呢？要这么回答的话，国学就是传统文化，可能这个概念就有点简单了。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国学目前来说还是一个民间的概念。像纳税人一样还是一个行业概念，一个学术概念，而不是一个政治或准政治的概念。国学要再往前推进，我们国学人就要坚定地强调学科的属性。除了加强国学各个分支、各个相关专业的研究以外，关于国学是什么，还得做一个界定，一个更加明确的界说。否则的话，国学一词老是不能出现在政府文件里面，这恐怕也是国学再往前发展的一个瓶颈。实际上现在不给国学一级学科的地位，就有一个导向的问题。

　　国学传播是很重要的。现在有人说不学英语学国学。但是有一个问题，一般来说，研究古代文献的人的英语相对不是很好，而英语比较好的对这些古代的东西又不是很感兴趣。大家常说让中华文化走出去，国学经典走出去，但走出去你还得回来，外国人接受了回来跟你交流，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国学传播非常重要，包括海外的传播，现在说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中华文化在对话中要想有更大的发言权，更大的话语权，首先我们自己底子要好。比如说像大学语文课可以改成国学课，除了中文系的学生要学，其他的院系的学生也可以学。

　　讲国学传播，两个核心概念，两个关键词都非常好。我认为国学现在也走到了一个该有新的举动的时候。国学传播第一阶段冲在最前面的人并不是高校里面的人，国学的传播、国学的普及，高校老师并没有走到最前端。国学传播现在看着很热，但正宗的国学还是比较少的。民间的有些国学，实际上把国学的内涵，国学的精髓，国学的价值意义，都给弄出问题来了。所以现在关于国学的普及，关于方式方法方向，还是得坚定正确的方向。那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宣传、推广？首师大可以继续发挥自己的优势，像《》数据库的开发。那在人才培养方面，又该怎样走出一条道路？像电子文献研究所今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就挺好的，这个优势应该坚持、强化。

　　讲到研究院，又要谈到培养哪一层次的问题，像程水金老师那里，三四年级招收一些其他院校的学生，我觉得就挺好。不光是培养研究生层次，本科生也得到培养，提前两年学，就带动了更多的人学国学。首师大也可以考虑。

　　崔保国：现在讲国学的老师可以分为学究派和江湖派，而很多学国学的人，大都是企业管理班的老总，真正学院派的老学者老先生讲国学主要是诠释和考据，传播效果并不是很好，别人一听大师的名字都无比尊敬，但听一天下来后面就有点蔫了。现在讲国学很火的一些大师好多都是江湖派的，并不是做研究的，但是传播效果倒还不错。真正搞学术做研究的人，可能没找到很好的传播方式，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这就像科学一样，有做科学研究的杂志也有做科普的杂志。

　　那么我们国学传播的定位究竟在哪儿呢？对于现在整个大众文化或者国民文化来讲，我们既需要科学，就是国学的真正研究；又需要科普，就是你得把这个东西走进民间，走进当代。像星云法师搞人间佛教，把佛教深奥的教义与比较通俗的生活话题相结合就取得了很大成功。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国学要想很好地传播，需要进行一次重构。按照传统国学的研究学习方法，只有专业人士能够弄懂国学，而且是穷尽毕生精力，等到你学完了，基本上青春也就过去了，说难听点，学完了就废了，干不了事情了。而当代人呢，你是很难让他花这么大的精力学习国学。实际上我们的国学可以用西方学问的方式把它系统化、精粹化，然后变成能够进行大规模传播的文化。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这个专业搞国学传播研究机构的一个重要课题。

　　那究竟怎么样让传播专业化呢？不能把国学给歪曲了，传播必须得正。这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组织传播建构、考察监督的手段，才能保障让国学比较正确正统地传播下去。然后如果想让国学走出国门，还得有一套和西方文化对接的现代话语空间，就是这个传播真能够做到跨文化传播，比如说国学怎翻译，是“国家学”还是“中国学”？比如日本，他们把日本语专业叫国语专业，日本学也叫国学。他们的国学指的是日本语与日本学。我们的国学，讲的是研究中国文化的总体学问。所以，在国学传播方面，怎么和西方文化对接，和西方话语空间对接，和西方思维方式对接，从而使国学能够跨文化传播出去。我觉得可以设这么一个课题来研究探讨。

　　张　涛：谢谢崔先生的指正。总而言之，我感觉现在国学热了这么多年，有些事情还真是得好好思考，像方向上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还有崔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个重构的问题。现在国学研究没有一级学科，目前来说是一个短板，一个瓶颈。但或许也是一个好事，要是有了一级学科，全国齐上，怕又要乱上一回，以至忽略了自己有无这个学科的研究基础、教学基础。

　　这些年来，国学确确实实存在过度市场化、商业化和娱乐化的问题。作为高校来说，还存在边缘化的问题，虽然大家都觉得热热闹闹，但要说很重视，也谈不上，有些并没有做实事求是的深度的研究。我希望首都师范大学国学传播研究院的成立可以慢慢解决这些问题，我在这里再次表示祝贺，搞国学的人又多了一个家园，一个平台。我们现在合作的《中华易学全书》的项目，明年就会推出新书，我想这也是我们完美合作的一个见证。同时这本书的推出也欢迎在座的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各位！

　　孙劲松：我简单地说一下我知道的情况。关于国学这一概念高层领导其实也讲过。2010年10月，人民大学国学院举办五周年院庆，习近平同志在致冯其庸先生的信中指出，冯老“以八十八岁高龄，仍带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为国学新时期的发展、为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发挥重要作用。”2011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考察时指出：“我们的一切学习都是为了学以致用，中华民族连绵不断的五千年文化，是我们的自豪所在，一定要发扬光大，使之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动力。

　　学习国学的目的，不是为了把它当古董摆设，也不是食古不化、作茧自缚，而是要变成内心的源泉动力，做到格物穷理、知行合一、经世致用。”这是见诸媒体的习总书记两次明确谈论“国学”，结合这两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习近平同志对国学新时期的发展有着明确的期待，新时期国学的首要任务是要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其次，学国学要格物穷理、知行合一，有助于学习者品德、能力与智慧的提升；再次，学习国学要学以致用，要吸取其经世致用的精华运用到齐家治国的社会实践之中。 李总理也提过“国学”，1997年5月17日，《安徽日报》发表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李克强撰写的《追忆李诚先生》一文，指出李诚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一位通晓国故的专家……李先生于国学的知识是渊博的。”从国家机构来说的话，在国务院参事室下面成立了“中国国学中心”好几年了，属于参事室下属的事业单位，将在鸟巢附近建设中国国学馆。所以，从国家政治层面来说，国学一词有在用，国家领导人也还是比较关心的。

　　另一个问题就是国学学科建设的必要性问题，现在很多学者认为国学这个概念被社会人士滥用，用“中国古典学（国学）”这个名字开展学科建设更为合适。在前段时间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按照目前文、史、哲分科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培养不出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才的。随便举一个例子，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最基本经典，但是文学院的学生读一点诗经，历史学的学生读一点春秋、尚书等，哲学的学生读一点周易、礼记，把五经这个整体给打破了。目前，我国高校除了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没有哪一家能把四书五经给开全了，更别说老、庄、列、韩诸子学说了，即便是我们研究儒学的教授们，也往往偏于一经，没几个系统研读过四书五经的。如果不办“中国古典学（国学）”专业，怎么能培养出全面了解中华文化基本经典的人？没有人才，怎么能完成习总所说的“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任务？仅此一点，教育主管部门就应该积极支持设立“中国古典学（国学）”一级学科。

　　张　涛：诚如您所说，关于国学，现在的领导人在个别的地方确实有用，但真正的在正式的文件上，比较大的报告上，还是没有。特别是如果能在教育部门的工作会议文件中提到，那就更好了。当然了，国学现在的情况是越来越好了，前景更远大，空间更广阔。

　　周延良：听了各位的发言，我很受启发。尹小林先生从开发《》数据库、创办国学网及国学时代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到国学传播研究院，已经走过了十几年，确实对文史哲的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现在研究国学的，不用《》这个数据库的人很少。首都师范大学成立的这个机构叫国学传播研究院，很有意义，传播就是核心。刚才张先生和崔先生都谈到传播的问题，那国学究竟应该怎样传播？我们大家可以继续探讨。

　　“国学”作为一个概念，应该是从章太炎先生开始提出来的，章太炎有一本讲稿，是他的学生曹聚仁整理的，叫《国学概论》。章太炎先生当年在上海开了一个讲习班，刚开始有很多人去听，到后面听的人就很少了，原因是听不懂。章太炎先生曾说一国之学皆为“国学”，那少数民族的学问算不算国学呢？我认为国学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

　　总而言之，不论是国学研究，还是国学传播，我们都要踏踏实实地做好。古籍整理是传播的前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经、史、子、集的分类还是比较科学的，是“国学”的集成。我们看到，当下的古籍整理就存在着可以思考的问题，有权而无学的人介入古籍整理，会影响“国学”研究的（例证从略）。尹小林先生一直致力于传播，像《四库全书》的数字化以及点校出版，我是非常支持的，这个工作也是功德无量的，难度也是非常大的。

　　首都师大文学院有一批很具智慧的学者，诸如吴相洲、赵敏俐等教授，不仅有学问，还具备开创学问的智慧。

　　祝贺“国学传播研究院”的成立，它的产生，必将对国学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主持人：孙茂松先生是清华大学计算机方面的专家，我们前段时间还在《光明日报》国学版梁枢先生“国学大数据时代来了”的座谈会上一起探讨过。

　　孙茂松：我是搞计算机的，是个外行，但是我对国学很感兴趣。我想首师大研究院最大的好处就是把古籍数字化，目标非常明确，需求也是很大的。对全世界范围内研究国学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基础，但这个工作也确实不容易。所以，我对首都师范大学国学传播研究院的成立表示衷心地祝贺。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想向各位学习，了解一些信息，我一直想用计算机为国学做点事情，但是我对目前的情况还不大了解，比如说全国到底哪些数据库是可靠的。

　　这几年，我教了一门课，叫计算机语言学，就是用计算机处理语言的一些问题。我给学生留的大的作业，前两年是做对联，给一个上联，然后用计算机把下联给做出来。今年是自动集句，集句诗、集句联都可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对数字化了的公认的较好版本的《全唐诗》的库进行加工，加工完了以后，很多东西通过计算机就可以算出来。像《全唐诗》里面，青山除了对绿水还可以对别的什么比较少见的词；一个词在唐朝是怎么讲的，在宋朝又是怎么讲的；有哪些词唐朝人说，宋朝人又不说等等。但处理这个事情的前提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很好的数据库，这样才能算得准。

　　再比如说，像古文献现在没有分词，都是基于字的，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做一个相当于检索句子的系统来用，打几个字进去，然后把包含这些字的数据给拿出来。但是还不能在词的这一级，把词和词的关联、人物和人物的关联、人物和时间的关联、事件和事件的关联给全方位的关联起来。全方位关联以后，不敢说一定会产生新的东西，但是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东西。专家在研究某一个问题的时候，是不是把这个问题上的所有东西都搜集全了。虽然不一定研究全了，才有说服力，其它的东西也不敢说对你的研究成果会有影响，但更深一层次的挖掘总是好的，可能你的视角会变得不一样。

　　数字国学，乃生新境。计算国学，更上层楼。还是需要搞国学的人和搞计算机的人通力合作，我衷心地希望能为国学做点事情。

　　李伟国：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也一直在思考，也做了一些数字化的文献。您提到的好的数据库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和重要的问题。我是从事出版的，也出了很多书，目前的电子本、数字化的东西，准确性确实是有差异的。当然，有些纸质的东西也有很多错误，但是数字化的东西，人们一般来讲对它还是比较宽容一些。相对来说，电子的整个的准确性是不如比较好的纸质本的。这里涉及很多问题，一方面是编辑校对的问题，如果花力气还是可以解决的，问题就是成本，成本很大，很多机构都承受不了。另一方面是纸质的东西数字化了以后需要处理的问题很多，可能很多字词就变了，比如说《全唐诗》，很多古文献在处理过程中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再比如《四库全书》，当时香港有位先生在搞数字化的过程中，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可能连使用者都不知道的，当时主要是在北京聘请了许多位专家，来把《四库全书》这部中国抄写成的大书中的同样的字用一个通行的东西统一起来，这件工作是非常非常大的。比如说道德的“德”。《四库全书》中那些抄写的先生们大多数是没有中间一横的，但是这个字是不规范的，数字化了以后，凡是有“德”字的地方，用常规输入法输入进去的话，就查不到了，所以这个问题是必须解决的。再像这个《全唐诗》，要是前面的数字化处理者整理得很好了，在文字的处理上也处理得当了，比如说有的两个字可以共存，而有些则并不需要共存，像我先前讲的道德的“德”就是这样，但有些异体字本身有一定的价值在，那你必须要在你的计算机的库里面解决这个问题，你查这个字，那个字也会出来。

　　当然就《全唐诗》来讲没有很多问题，虽然有些诗可能不同，但是是古代流传版本的问题，那么这种情况在我们数字化的时候也应该要考虑进来。还有就是说，像《全唐书》这样的书本身就有错误，比如说，把宋朝的诗、唐以后的诗夹杂进去了，也有一些人写过一些相关的论文指出了这些问题；还有就是同样一首诗，在几个地方反复出现，现在也有人下这个功夫了；还有同样是一句诗，但是在好几首诗里面出现，究竟是什么样一个情况，这些问题都要搞清楚。最后通过计算语言反映到你的数据库里面去，到达像孙先生所说的可以全部提出来。

　　还有分词的问题，我们也可以一起研究，一起探讨。像唐诗，五言的、七言的或者其他的形式，一般的读法是什么，究竟应该怎么样去分，这就需要专家来做了，可能会花很多时间、很多精力。但如果成功了，是很有价值的，对以后的工作也是很有帮助的。到了孙先生的计算就有基础了。像这样的创意，首先要提出来。孙先生说得非常好，一个文本先要做准确了，才能在这个基础上达到全能检索。通过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给它一个定位，一个索引，索引出来以后，速度就会大大加快，像《四库全书》，实际上对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是做了索引的，所以它的检索速度非常快。虽然这样做，容量要扩大，成本也会上升，但我认为是必须的，现在有些数据库检索比较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您刚才提到的全方位的关联，其实也是需要做很多人工干预的。像诗里面对人物的称谓，并不是用姓名标准的这样一个称呼方式，而是用很多其他的一个称呼方式。古籍整理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像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很多古籍，都是要加专名线的，这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工作，就像一个简单的注释，告诉你这是一个专有名词。但是对于文学作品来说，虽然专名线密度不太高，但是非常难，因为可能某句话里面包含的某个人的名字，是一个字，但你不知道，就没有标，用编辑专业术语来说，就是失标。但有时候专业人士就会指出来，这个地方错了，是个地名或者人名。我在前段时间，做了一个全宋文的数据库，但是做的也不是特别好，我就提出了一个想法，我收集了大量的宋朝人的不同称谓，然后我把它做了一个搜索引擎，本来这件事情挺好的，对于你想要挖掘的全宋文里面的资料就大大扩大了，比如说你在电脑上敲击“苏轼”二字，当然苏轼很重要，对于他的生平你可能不需要在全宋文里面考察就能知道，但是你如果需要更多的资料的时候，包括他的字、号、习惯的称谓等等都要做进去，这样搜索的时候出来的东西就会大大扩大，尤其是对于某些不是特别重要的人来说，这样的工作就显得特别有用。像王安石，他给别人写的信，可能信中不会出现收信人的名字，你就搜索不到，但这封信对于这个人的研究又比较重要。

　　数据的多少是一步步做的，要怎么样开掘、怎么样梳理、怎么样产生新的东西，也是要一步一步做下去的。我们既然叫国学传播研究院，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讲，你的基本的研究的库必须要扎实，而且是越来越大，才能在我们国家古籍诸多的库里面占有一席之地。所以我们要在原来很好的一个库的基础上做得更大、更扎实、更深。像我们现在用到的很多的成语、俗语是来自二十四史当中的故事，但在当时是没有这个成语或俗语的说法，那我们怎样才能在库里面把这个成语、俗语与二十四史的故事连接起来呢？类似于这些想法的，都可以考虑。做出来了以后，还可以申请专利。

　　孙茂松：上次我看报纸，上面说宋朝的皇帝基本不太正常，怀疑他们家族有精神病史，我觉得明朝的皇帝其实也不大正常，但是如果你去文献当中查证，把他们的名字输入进去，出来的资料还是比较片面的。实际上我希望能够把有记载的与这些皇帝有关的所有的材料都找出来，但做这个检索比较复杂。假设做出来了，找出来几十条他们家族性格暴躁和他们做过的荒唐事，充分的证据证明宋朝的皇帝极有可能确实有精神病，但这件事我们现在可能做不到，只有建立了这个关联以后才能查询到这些复杂的工作，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说中国古代的大旱，可能相关记载里面很多的描述，词都不大一样，如果把这些时间、空间联系起来，可能对学者的研究会很有帮助。

　　可能咱们这领域的许多先生做了很多工作，但我不知道，其实这些工作对我们搞计算机的应该都很有帮助。像许嘉璐先生之前组织了一批先生做了一个工作，把二十四史翻译了过来。每句话古文、译文对应起来了，如果我有电子版的话，可以用统计机器翻译，比如说一边是中文，一边是英文或者少数民族文字，我们不知道的，但如果语料足够大的话，就可以对齐。通过建立句与句之间、短语与短语之间、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就能自动把它给对上，虽然不敢说百分之百正确，八成正确还是可以做到的。现代汉语切词基本上有软件可以切，通过现代汉语的切词我就可以把二十四史给切了，但这个“切”是算出来的。

　　李伟国：是的，对做计算机数据库的人来说，基础是非常重要的。

　　孙茂松：基础数据对我们来说就是生命线。可能从事国学研究的人不会算，但我们能算，我们的算法水平跟国际上基本没有什么区别，外国人能怎么算，我们也能怎么算。可能在座的各位先生有很多好的数据，我不知道，我参加这次研讨会，也是希望看看能不能拿到一些数据，我们再去进行计算加工。另外我认为国学，本身是件特阳春白雪的事情，刚才有先生说有些江湖上的国学比高校的国学还弄得火热，其实也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情。

　　章太炎先生开讲习班，不是第二天也有人不来听了吗？但经过这些年的沉淀，大家记住的还是章太炎先生，所以不用太纠结于这些事情。现在有些人喜欢国学，是把说几句国学作为自己有文化的标准，并没有把国学作为自己的信念和世界观，作为自己的科学体系和思想体系。我们国家确实需要一大批热爱传统文化的人去做一些非常扎实的功夫，把这个文化给传承下去、发扬出去。

　　姚小鸥：我觉得孙先生和李先生说的确实有点意思，我很受启发。首先，我对首都师范大学国学传播研究院的成立表示祝贺，这是好事情。首师大国学院确实是货真价实的，规模也比较大，前程也远大。前段时间，我整理了一篇文章，我们中国文化里传统的主流是什么？我们常说儒释道三家，我看主流还是儒学，像唐朝的文献中还是儒家的文献多。经学又是儒学的核心。上午小林兄念的刘梦溪先生的贺词，我认为说得挺对，六经是很重要的，六经里面《诗》和《书》又是主要的。为什么呢？在春秋的时候它们就是经典了。做学问，要拿出过硬的东西，别人自然信服你。真正要对国学进行研究，这是第一层次。第二层次就是把研究的成果融到古籍整理的工作中去。第三个层次是在古籍整理的基础之上去做数字化的工作。从而使国学的传播工作更上一层楼。就像刚才李先生所说的，数据库不仅要做大，关键是要做得精。

　　我发现现在有一个问题，很多人都不认识繁体字，包括很多研究生也不认识，繁体字和简体字还是有意义上的区别的。研究古文献，繁体字还是必不可少的。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国学传播要真正的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结合起来。我上课的时候，就跟我的学生们强调，立意要高，入门要正，基础要好，目光要远大。

　　主持人：最后，我总结一下。今天下午，虽然发言的人不是很多，但还是非常精彩。对首师大国学传播研究院的成立，大家都寄予了厚望，而且都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议。虽然全国有了这么多的国学院，但是我个人感觉在我们国家整体文化发展的大的格局当中，国学其实还很难说是三分天下已经占有了一分，因为从我们国家整体的文化思潮方面来说，现在并行着三个传统，马克思主义百年的传统、西方的文化传统和我们中国的传统。其实到现在为止，应该说交锋比较激烈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和西方的文化传统。大家为什么关心国学，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其实不管是草根的国学、江湖的国学还是学者的国学，在当下社会有这么多人提出弘扬国学，并不是上层有意号召的结果，实际上是下层、是学者自己对这个社会的认识和判断，认识到复兴国学的重要性，因此我们不约而同地走到了一起。虽然大家可能走的路不大一样，但总而言之当下国学复兴的整个的过程是自下而上的，其力量还是比较弱的。在这个社会上，国学的发展实际上还是需要更多的各个阶层的以及政府的支持。我们做数字传播，尹小林先生做《》，并不是很简单的一项工作，其实是要有强大的经济支持的。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持，是很难把这个事情做好的。我一直认为国学古籍的数字化这个事情很重要。实际上我们中华民族的古籍虽然很多，但还是有限的，把这些古籍数字化，让它为全民服务，应该属于国家事业，属于公益事业。要把每一本书、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校对正确的话，是要花费很大的人力和物力的。而这些古籍校对好了之后，是全民都受益的。我们一直都希望能够得到政府的支持，作为一个公益事业，这是一个造福我们中华民族的事情。

　　再者是大家对国学这个概念的讨论：什么是国学？有宽泛的国学的概念，也有相对比较狭窄的国学的概念。除此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对国学持有强烈的反对意见，有些人的观点甚至是很尖锐的。所以，在国学概念的界定方面，在国学学科的建设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刚才姚小鸥老师有一句话，非常触动我，就是我们国学传播研究院成立以后，立意一定要高。我们应该有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这应该是我们国学传播研究院立脚的根基。我今年虚岁六十了，我们现在做这个国学的事情的确是发自内心。我们除了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国学的一种爱，还有一种社会责任感。所以国学传播研究院的成立，不仅仅是我们首师大的事情。我们是弘扬国学和复兴国学整个大的过程当中的一份子，我们加入到这个过程当中来，尽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要把国学的事情做好。刚才几位先生从不同的角度给我们提出了建议，从我们工作如何开展，到对我们寄托的期望，再到在学科发展上对我们提出的规划，我认为都是很好的意见。下一步，就是尽我们的所能把这个事情做好。这十几年，我们虽然做出了一点成绩，但同时也感受到它的艰难。现在很多的事情，我们想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学校的支持，当然学校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可是在现有的体制下，我们有很多的想法学校也不能全部满足我们。所以我们想充分利用学校的资源、社会的资源，把体制外的事情和体制内的事情结合起来，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总而言之，今天各位先生放下自己手边的工作，抽空前来参加我们的成立大会，我是非常感动的。我谨代表我们国学院的全体成员，向各位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各位。

（张欣怡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