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平民进入史书

  2000年1 月1 日在北京的九华山庄召开了全国第一届“1949年的中国”国际研讨会,这一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划时代的年份,可对这一年的研究却姗姗来迟,历经半个世纪才有了第一次会议的召开。会议的时间又安排在千禧年的元旦,在步入21世纪的第一天,回顾20世纪的风风雨雨,那是什么感觉? 如果这一年又在国史、家史和个人的生命史上铭刻着深深的烙印,甚至是一生的重大转折,那沉潜在心灵深处的情结,随时都有可能扬起情感的波涛。在这次会议上,两位学者意想不到的相逢,使与会者深深地受到感动。

  这事骤然看来,也许有点偶然。50年前正是国共两党进行最后决战的年代,一名台北师范大学的学生,冒着生命危险,穿过硝烟迷漫的战场,从台北奔向大陆;与此同时,另一名东北大学的学生顶着连天炮火,从大陆赶往台北师范大学就读。丙个素不相识的小青年,几乎在同一时刻,作了截然相反的选择,先后成为台北师范大学的校友。谁也想不到的是50年后竟然在“1949年的中国”国际研讨会上不期而遇。当初从台北奔向大陆的是著名历史学家龚书铎教授,从大陆远赴台北的是日本爱知学院的教授水明富先生。而对他们穿针引线的,则是出生在台湾的台北师范大学的年青校友,中央研究院的谢国兴教授。当白发苍苍的龚教授和水教授,同时站在讲台上热烈拥抱的时候,那50年前志趣各异的追求,背道而驰的行程,甚至是水火不相容的立足点,都已化作过眼烟云。人们常常用“相逢一笑泯恩仇”来形容那些捐弃旧嫌,握手言欢的朋友,可他们原本素不相识,时势促使他们站在相互对立的一方,历史的机缘又使他们殊途同归,为1949年中国的历史巨变欢叙一堂,两位历史学家成为同一年度的历史见证人,这在学术界也是一个难得的佳话。

  生活的真实,比虚构的小说、戏剧更为感人至深,发人深省,尤其在关键的年代或是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某件事变、某个人物,某种遭遇都有可能成为一个群体、民族、社会的共同感受和记忆。两位教授传奇般的经历和相逢是千百万同胞中的一例,可这一例表明,同为炎黄子孙,任其天各一方,信仰各异,也不论有多少分歧和争议,共同的文化血脉又使彼此相互吸引,声息相连。这无处不在的文化力量,能穿越不同政治体制的垒障,经济水平的差异和地理区域的隔离,使历史形成的隔膜遂渐淡化而至消解,这才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

  他们都是一介书生,论其经历,没有驰骋疆场,跻身政要,也没有前呼后拥,高官厚禄,唯其平民性,才更贴近大多数民众,为民众所理解。以平民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一际遇,不仅比史学教科书生动,也比种种说教更多的留给人们一份启迪和思索。新世纪的史学,不仅要继承前人的遗产,继续解决历史遗留下的问题,更要有视角下移的胆识,充分反映各种人群多姿多彩的境遇和心路历程,史学研究需要有多方位多角度的纵横编织,才能谱写一部中华民族的全息史。古代治史的局限留下诸多资料的残缺不全,最大的缺陷是缺少平民的踪影。当代口述史学的兴起,正是在某种意义上补充既往史学的不足,让更多的人群进入史学研究的视野,那些生动、鲜活的经历,是谱写现代史取之不竭的资源。

  请平民进入史书,必将给史学开辟一片灿烂的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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