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赵高联络始末考论
秦王朝末年，在天下反秦的洪流中发生了一幕楚将刘邦与秦相赵高联络的戏剧性场面，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对此事，《史记·秦始皇本纪》及《高祖本纪》均有记载，看来属实。此事发生的具体时间，《秦始皇本纪》定之为二世三年八月，《高祖本纪》虽未注明年月，但与这个时间不会有出入。因为两本纪都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时间标志，即刘赵联络发生于章邯降于项羽之后。据《秦楚之际月表》，章邯降楚为二世三年七月，《秦始皇本纪》也将此事系于八月之前，而两者又都将赵高杀秦二世列于八月。但是，对于这一重要事件的记载，上述二本纪又颇不相同，这就必然引起以下四点疑问：1、此联络究竟由谁发起；2、此联络发生于秦二世被诛之前还是之后；3、此联络与秦二世之死有无关系；4此联络发生于刘邦军破武关之前还是之后。现试以《史记》提供的史料为主，对这些问题予以一一揭示。
一
《秦始皇本纪》：“（二世三年）八月，……沛公将数万人已屠武关，使人私于（赵）高。高恐二世怒，诛及己身，乃谢病不朝。”《高祖本纪》：“（沛公）遣魏人甯昌使秦，使者未来。是时，章邯已以军降项羽于赵矣。”“及赵高已杀秦二世，使人来欲分王关中。沛公以为诈，乃用张良计，使郦生、陆贾往说秦将，啖以利，因袭攻武关，破之。”这两段文字基本上已将上述四点疑问悉数涉及。《汉书·高帝纪》所记此事与《史记》有出入，但其根本问题，即刘赵联络是成立的。至于由谁先发起联络的问题，《秦始皇本纪》及《高祖本纪》都明确指出是刘邦这方。只是《高祖本纪》没有明言甯昌使秦是奔赵高而去的。于是就产生了两点疑问：1、刘邦使者确实是去找赵高的吗？ 2、使者的使命究竟是什么？结果又如何？可惜，历史没有给出直接答案，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根据历史成例及事物发展之情理予以推论。
按春秋战国时代的传统，交战国之间常常可以互派使者，其使命多半是将己方之要求或让步晓喻对方。秦楚之际，天下兴兵讨秦，灭秦之意昭然若揭，恐怕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经过两年多的战争，也不存在什么下战书的问题。最大的可能就是劝降。如果这确实是甯昌的使命的话，那么，他不可能去找秦朝天子、天下罪人二世胡亥。理由很简单，刘邦部肩负的使命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式的直捣黄龙，而秦二世是铁定了要被打翻在地的人物。在这种前提下，根本没有必要与秦二世接触，对方也绝不会答应刘邦可能提出的诸如停止抵抗之类的要求。所以，刘邦的使者极可能是直奔秦王朝的实际掌权者、中丞相赵高，其目的在于分化瓦解敌对一方的阵线，以便使战事进展顺利一些。而赵高之所以恐二世“诛及己身，乃谢病不朝”的原因，大概就是担心自己与敌方接洽之事风声泄露，引起秦二世的不满。从事后的情况来看，秦二世对赵高并没有产生戒心，以至反被赵高杀死。
刘邦使者私下里去见赵高的目的必是劝降。秦军主力悉数覆灭于赵，旧秦之地根本无法逃脱覆灭的命运，所差也只是时间问题，这应该是甯昌使秦将晓之理。在这个基础上，或许还应诱之以利，下文将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二
既然刘、赵联络是由刘邦发起，那么，其时间应早于秦二世受诛，上述二本纪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但还应看到，刘邦派使使秦只是单方面发起的联络，并不能保证其使命的成功。《高祖本纪》特意提出“使者未来”，也说明这种联络暂还不知道结果，而刘邦一方显然是在等这个结果出来。由于刘邦遣使所图甚大，作为联络另一方的赵高也就有必要专门派出自己的使者到刘邦军中落实联络图谋之事。史载赵高诛杀秦二世后派人与刘邦联络，“欲约分王关中”，这个步调合乎情理，至少，诛杀秦二世一事可以算作为一种“见面礼”。这样一来，刘赵双方算是互派了使者，完全符合有来有往，有求有应的外交礼节。司马迁用了“欲约分王关中”这样的措辞，抑或暗示刘邦已通过其使者提出过类似的条件，此刻又为赵高承应了下来。此事大有可能，《秦始皇本纪》就可以提供有力旁证。赵高杀秦二世之后，“悉召诸大臣公子，告以诛二世之状，曰：‘秦故王国，始皇君天下，故称帝。今六国复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为帝，不可。宜为王如故，便。’”同本纪，“子婴与其子二人谋曰：‘我闻赵高乃与楚约，灭秦宗室而王关中，……’”此处的“王关中”当指赵高为王。这就呼应了“欲约分王关中”之语。据《高祖本纪》，楚怀王心“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刘邦为了能尽早入关，他极可能令其使者提出分王关中的条件，以诱使赵高就范。但据《汉书· 高帝记》载，“沛公攻武关，入秦，秦相赵高恐，刀杀二世，使人来，欲约分王关中。沛公不许。”来看，似乎刘邦不曾提出类似条件。这段《汉书》涉及到破武关的时间，其真实性、合理性后文还要论及。仅因为有这样的记载出入，在此可作两种推测：1、刘邦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条件；2、刘邦确实提出过这样的条件，但由于时局的发展变化，他又拒不承认先前的许诺。如果第一种推测成立，就无法理解派使使秦的目的与用心，也无法理解赵高何以“恐二世怒”。所以，第二种推测看起来更容易成立。首先，《史记》与《汉书》所载的实际发生情况并不矛盾。以《史记》来看，刘邦是以袭破武关作为对赵高所求的答复。其次，从刘邦派使到赵高使人来之间，所费时间甚多，在这期间，刘邦完全有可能得知章邯的秦军主力降楚的确切消息。这至少意味着，刘邦所部不再会有腹背受敌的危险。而诸侯之军队远在赵国（今河北省一带），短时间内不可能直接攻击秦国旧境。在这种情况下，刘邦自然就不再有兴趣履行早先的许诺。一句话，刘赵联络始于二世受诛之前，终于二世受诛之后，其最后结局也因此失去了实际效用，而归于不了了之。
三
根据前论，由于刘赵联络始于秦二世受诛之前，那么，它对于二世之诛就不可能一点影响没有，但综合历史记载来看，这种影响就其性质而言只能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根本性的。对此应该有一个中肯的评估。
对赵高来说，杀害秦二世是出于趋利避害的综合性考虑，这与历史记载中的赵高一贯行为趋向是极其吻合的。赵高有野心，他在秦二世的一连串倒行逆施的暴政中起了关键作用。而秦二世的一系列杀戳，为赵高登上权力顶峰扫清了道路。就在二世三年八月，即刘赵联络的这个月，赵高在朝中做了一次著名的“指鹿为马”试验，结果令他满意。这表明他取代秦二世的时机已基本成熟。
秦二世是典型的昏君，他不仅耽于享乐，而且十分暴戾、嗜杀成性。除了残忍地杀害了兄长扶苏、蒙氏兄弟及诸公子之外，他还以天下动荡为由逼死了右丞相去疾、将军冯劫，腰斩了左丞相李斯。在他受诛前不久，他还派使杀掉作战不力的杨熊（见《高祖本纪》）、责怪屡战失利的章邯。最后，就在他被杀的这个月，他又“使使责让（赵）高以盗贼事”。所以尽管赵高在很大程度上把持了朝政，其实并没有多少安全感可言。因为秦二世太暴戾了，赵高得时时找替罪羊为自己消灾挡祸。据《秦始皇本纪》及《项羽本纪》载，这一年的四月，章邯派其部下司马欣回朝汇报战事，赵高就欲抓司马欣顶罪。多亏司马欣足够机警，才得以逃脱。而当秦二世带有杀机的责怪直接落到赵高身上时，他已不可能找到替身了。在这种情形下，赵高只有下手除掉秦二世。
秦二世已动杀心，这一情况，绝非是赵高过于敏感的独自担心。他的这种窘况，即便是局外人也看得十分清楚。《项羽本纪》载赵将陈馀遗章邯书就明白无误地指出：“彼赵高素谀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诛之，故欲以法诛将军以塞责。”因此，在大祸即将临头的情势下，在内外形势对己可能有利的情势下，赵高终于做出杀秦二世的举动。赵高得手后，迅即召集诸大臣公子宣布弑君情状，这个举动或可看作为是刘赵联络一事为其撑腰壮胆。不论赵高日后将如何，至少在当时，在肆无忌惮地杀害君主之后，他与敌方重要将领的联系之事对于他潜在的政敌是一种威慑，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赵联络介入了诛杀秦二世的行动。而赵高也许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种联络关系，以救自己的一时之急。
总而言之，秦二世之诛是赵高膨胀的个人野心、为求自保的应急手段及与刘邦发生联系甚或有了某种协议这几种因素综合而成的结果。也只有消除了秦二世，赵高才有把握对刘邦作出承诺，并提出自己的要价。而这个要价，极有可能是刘邦早先主动开具的。
四
上述问题的讨论并无助于解决刘赵联络发生于破武关之前或之后的疑问。而这个时限疑问又决定了这种联络的全部价值。有关这个时限，文献记载互有不同，根据《高祖本纪》（详见前文），这种联络在破武关之前就已结束；而据《秦始皇本纪》，则在破武关之后才发生联络。这两种说法中必然有一个不能成立。除了两本纪的歧义之外，对于《高祖本纪》之破武关，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太康地理志》曰：“武关当冠军县西峣关，在武关之西。”《留侯世家》更明确记载张良设计破秦峣下军。这样一来，原来的破武关前后联系之疑又掺入究竟是破武关还是破峣关的问题。或许两者本身没有矛盾，甚至可以将其统一为破峣关之前结束联络。但这也未免将事情过于简单化了，完全脱离了刘赵联络发生的背景。
笔者倾向于刘赵联络的发起及终结均在刘邦军攻破武关之前。除了《高祖本纪》之外，还没有过硬的材料直接支持这一看法。而刘赵联络结束于破峣关之前倒是另有史料支持，《汉书· 高帝纪》载：“（二世三年）九月，赵高立二世兄子子婴为秦王。子婴诛灭赵高，遣将将兵距峣关。沛公欲击之，张良曰：‘秦兵尚强，未可轻。愿先遣人益张旗帜于山上，为疑兵’。使郦食其、陆贾往说秦将，……以利。秦将果欲连和，沛公欲许之。张良曰：‘此独其将欲叛恐其士卒不从。不如因其怠懈击之。’沛公引兵绕峣关，逾蒉山，击秦军，大破之蓝田南，遂至蓝田。”应该指出，这段文字是综合高祖本纪及留侯世家而成，作为他证似乎不具说服力。大凡有关秦楚之际史事的记载，《汉书》基本上全录《史记》，这可以通过比较与《史记· 项羽本纪》、《高祖本纪》、《陈涉世家》、《留侯世家》相对应的《汉书·陈胜项籍传》、《高帝纪》、《张良传》相关文字而得出结论。两书不同之处很少，而就是这些很少的不同，往往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本文所引几处《汉书》文字便是如此。比如刚才这段文字，就其字面意思也极其不通。看上去峣关根本无需去破，沛公军尽可以绕行而过，那么子婴派将距峣关又有何用？或者峣关是因腹背受敌而破，或者破峣关与破秦军于蓝田南根本就是一役，因为峣关又名蓝田关，位置正好在蓝田南。显然这些情况于理不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恐怕不是这种有着明显出入的记载文字及其相互之争所能解释。为解决这些疑问，我们不妨将武关峣关之争与刘赵联络问题放在一起综合考察一下。
首先来比较一下峣、武两关的具体情况。从地理位置来看，武关是进入旧秦的一道屏障；而峣关则是旧秦境内距国都咸阳西南不远处的一处关隘。沛公西行入秦当先武后峣，《史记· 曹相国世家》、《绛侯周勃世家》均载，蓝田破秦后，即入咸阳灭秦。从战事实际发生来看，武关及峣关应该都有过激战，不存在绕行而过的问题。《曹相国世家》明确记载：“西攻武关、峣关取之。”《绛侯周勃世家》记载与此同。从战略位置来看，武关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峣关，它是旧秦国通向楚国的门户，其地位之重要绝不亚于声名显赫的函谷关。因此，武关的防御构筑及兵力配备应明显强于峣关。当是很难攻克的。也正因为如此，才有必要设计破之。
其次，最为重要的是时间问题，这不仅关系到秦王朝的存亡，更关系到刘赵联络的合理成分。从时间上来看，在刘邦一方，峣关的攻取及蓝田大战应该是暴风骤雨式的，不可能耗费太多时间。刘邦所部对于近在咫尺的秦都咸阳的攻占欲已是急不可耐，《曹相国世家》载：“前攻秦军蓝田南，又夜击其北，秦军大破，遂至咸阳灭秦。”可见，刘邦所部完全是连续作战，不给秦军以丝毫的喘息之机。由此不难得出结论，从峣关的攻克到轵道受降，只是前后不几天的事情。那么，《高祖本纪》之破武关就不当解作破峣关。即使从子婴在位的时间来看，也将得出同一结论。秦王子婴在位46日，如刘邦攻克武关后才与赵高联络，其间有刘邦使者赶赴咸阳之旅、赵高杀二世立子婴，子婴杀赵高这一连串事件，所花时间又不知几许，决不是46日所能容纳的。而刘邦部在过武关之后，只在峣关蓝田一带遇到过些微抵抗，对于急于定秦的刘邦及其部队，要让他们在如此狭小的范围内耗去46天，其时间之长，未免不近情理。或许《史记》提供的其他时间材料也可以作旁证。《秦始皇本纪》载：“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楚将沛公破秦军入武关，遂至霸上。”《李斯列传》也说：“子婴立三月，沛公兵从武关入。”（注：汉初袭秦历，其纪年以十月为岁首。二世三年八月至汉元年十月正好为三个月。）这两处都明确提出子婴即位后沛公入武关，是否表明破武关完全是子婴为秦王以后的事。同理，考虑到这个时间因素，赵高与刘邦联络发生于破武关之后也就没有可能了。
因此，笔者认为，有关史实当以《高祖本纪》为据，其所记载之张良设计破武关应为商县以东之武关，而不是蓝田以南之峣关。当然也无需排除张良为破峣关而再行设计。至于刘赵联络，也只应发生于沛公军破武关之前。至少在那个时候，刘赵双方还都想相互利用：刘邦受困于武关之下，他要给敌方制造混乱，分化瓦解秦国阵营；赵高则因杀害了秦二世而亟欲拉到外援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就是这样的前提，使得双方相互接触成为可能。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接触对双方都没有带来好处。也就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赵高的使者在武关被攻克前见到刘邦，刘邦什么也没有答应。大概刘邦认为此举已无必要，这不仅因为张良已为其预设了破武关之计，甚至此计已在进行当中，而且如前文所言，他已没有后顾之忧，可以从容不迫地行事了。也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刘赵于此后再行联络，那种事情实际上也不可能，因为赵高很快就被子婴杀死。或许刘邦见到赵高之使时，赵高就已被杀身死。刘赵联络也应以武关的被攻克为标志而告结束。综上所述，刘赵联络是一种发生在非常时期的非常行为。刘赵联络由刘邦一方率先发起，时间为二世三年八月，武关被攻克之前，贯穿于秦二世被诛前后并影响该事变，最终仍由刘邦一方所废止。作为秦末风云激荡的一朵流云，刘赵联络的产生及消失均不以当事者的主观意志为根据，而是完全服从于整个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只要将其放置到天下逐鹿的氛围中去考察，就不难看出，无论其产生及消亡，都是极其合理且意味深长的。限于史料的阙如，现在人们所能看到的也只是刘赵联络的现象，即便如此，也是扑朔迷离、莫衷一是。而对于联络的本质，其源起、推动、展开、变化乃至于所谋究竟为何，则无从知晓。对于这样一件重大问题来说，人们所拥有的资料及手段是极其有限的，这不能不成为这方面研究的重大缺憾。
补充说明
刘邦破武关之前与赵高联络，表明其心情较为迫切。是否因为其已得知项羽取得了对秦作战的全面胜利，而急于夺取先行入关的有利地位。根据项羽直到刘邦入关后一月余仍不知道秦已亡的情况来看，刘完全知道项部的动态也可能性甚小。但刘邦对项羽的最后胜利，应该包括情报方面的优势。所以，刘赵联络必然有加速进关的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