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阎罗图像及刻经——以《齐士员献陵造像碑》拓本为中心
叶昌炽《语石》卷五曾论及一条珍贵的造像铭，即唐贞观十三年（639）齐士员献陵造像。此铭特别处是有四条“冥律”。叶氏录其条文并评说，认为此刻有不类宗教造像而近於汉代美术传统处。其文为1：
以我法喻之，释迦弥勒之类，圣贤象也，此则如杏坛阙里诸图及与武梁石室画周秦故事正同。
叶氏的评说精深地注意到佛教美术对更传统美术形态的汲收。这些冥律正是阴线刻成图像之上的题字。叶氏论其为佛像旁，则不够准确。因为现存拓片出自佛座，所刻图像恰是一幅罕见的初唐时期“阎罗王审断图”。
之所以能辨明这些细节特点，实因此碑记拓本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笔者通过对此拓本的观阅，不仅比定出此拓中重要的阎罗图像，还核查出原有数家著录均不全面并有讹误。如《艺风堂金石文字目》 著录此条为“齐士员造像并心经”2，实际此拓之刻经内容为《观音经》与《金刚经》。《语石》未及刻经等内容。毛凤枝《关中石刻文字新编》有录文及阎罗图文描述、《关中石刻文字存逸考》有碑文及部分考证，亦未及刻经部分3。陆心源将此拓分为《太武皇帝穆皇后供养石像之碑》与《献陵造像碑》录入《唐文拾遗》，亦未明其间关系及阎罗刻经等4。《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七八有“上柱国赵文会经刻题名”条，并不知所属，其实正为此拓的刻经一纸。又此碑拓不唯有关于阎罗演变的重要图像，内容还涉及唐初陵墓制度、官制及宗教信仰等等，且各金石家均未注意其拓片间与造像关系等，种种唐陵考察报告亦未及此内容。因而，笔者拟对此碑记做系统介绍及初步考察，附以全部造像铭文，以利对唐文化的研究。
此拓本现编号为艺风堂20123B号，存三纸。第一纸高48、宽160厘米。其中央为香炉与二舞菩萨的线刻图，两侧刻文，文与图十分接近。起首为纪年与齐士员等相关人士造佛殿像刻经之记。文20行，满行23字，界格1.8、字径1厘米。后段题《太武皇帝穆皇后供养石像之碑》，共22行（内容未完），字格同上。第二纸高55、宽88厘米，前段为接上第一纸的碑文，共11行，行20字。界格2、字径1.5厘米。后段为线刻阎罗王审断图，上配冥律。第三纸高112、宽89厘米。共51行，行58字。字径同上。全刻佛经，上部澷泐，下部可识，知前段为《观世音经》，后为《金刚经》。前二纸间内容相衔接，拓片无重复，高度字径相近，拓片边角皆损，应为原石边状。从刻铭中我们可知齐所造为石佛殿像与刻经等等。
目前对包括献陵在内的唐陵已有多次调查，但仅有《唐关中十八陵石刻——三百里雕刻艺术馆》刊有属献陵一石佛龛像5，此像是陕西省国画院程征先生1985年6月调查时发现。经程征先生热情指点，笔者近日赴实地考察，确知了齐士员献陵造像尚存，石佛殿像与刻经题记情况及拓本所出位置皆已明了。又《陕西省文物地图集》亦标出此像所在，却只据地名定为张王塬造像碑，已不明此像应属献陵4。齐士员造像位于献陵东北一公里、三原县与富平县交际处。前置石佛殿，后5米处为石座。均南向，三纸拓片出自石座的正面与右侧面、石佛殿的右侧面（附图1）。石佛殿为仿建筑形式，庑殿顶，檐下雕刻斗拱，正面开一佛龛，基座已沉入土中。其通高为225厘米，殿顶身正面109，侧宽98厘米。佛龛高107厘米，正面刻有阿弥陀佛与二菩萨，头均残。坐佛通须弥座高83厘米。龛右侧还雕有女性跪姿供养人与侍女，龛左两男供养像已残。全龛内外还刻有精美的线画。两菩萨外侧刻有迦叶、阿难二弟子，龛侧沿刻踏夜叉天王。背光火焰纹、二侧身二正面飞天，以及须弥座等处之宝相花、莲纹，龛檐上角龙纹均很精美，与造像同有强烈初唐风貌。殿右侧刻经与拓本全符，下部经文尚清晰，但殿后与左侧无刻文迹。石座高63厘米，正面164厘米，侧宽90厘米。其上面刻浅槽并有抹角，背面为粗痕。座右侧的阎罗王图已极模糊，依稀仍可对证，文字基本无存，正面的刻铭线图亦所存无几。据题铭情况，石座与佛殿同时所造，但石殿有基座，此座较石佛殿身已小，因恐不会是配石殿之下。石座槽上另镶有物，其为香炉或碑等，尚难判明。石雕周围还有不少砖瓦，此处原应与齐士员居所等有关。现将石座、殿像之碑拓图文内容，析为以下五部分，依次随文介绍：
贞观十三年齐士员等造佛殿像刻经题记（拓本一，石座正面东部）
香炉与二菩萨图线刻画面（拓本一，石座正面中部）
太武皇帝穆皇后供养石像之碑（拓本一、二。石座正面右部及右侧面南部）
阎罗王审断图与冥律（拓本二。石座右侧面北部）
《法华经普门品》（即《观音经》）与《金刚经》（拓本三，石佛殿右侧面）
一、齐士员造像记并香炉菩萨图（附图2）：
贞观十三季岁次乙亥正月乙巳朔一日，右监门中郎将、延/陵子齐士员，恒州行唐人也。王保府折衝都尉赵伽，频阳府/田阿女，怀信府果毅都尉独孤范，天齐府斛律环，长丰府王/修感，频阳府关文瓒。左右监门校尉，三原县令，检校陵署令/崔璧玉、署丞裴珉，内省御侮尉郭元宗 陵寝二所宿/卫人吕村、任村、王村、刘村、朱村、唐禄村、房村、袁吕村、谢村宿/老等，但士员奉 诏，赐以终身供奉 陵寝，许生死/不离宫阙，纵令灰骨丧躯，无能报国。今分割宦禄之资，为/太武皇帝、太穆皇后，敬造石佛殿一所，并造弥陀像、二菩萨，/师子香炉座，四面为宫内存亡写金刚波若、观世音经各一/部、及一切经目。昔前汉数终，囗运长安，绝迹三年，後随历季/之期，天下分崩累载。军兵箕敛而给，黎庶折骸而食。皆悲杼/柚之空，咸结颐匡之恨。金符去其王室，玉帛出自私门。四国/是遑，三川若沸。 太上皇应天顺命，伐罪吊民。发义晋/阳，除凶京辅。八荒怀服，万国朝宗。率土来苏，群生再造。荷斯/囗囗，建此神功。托圣德以济横流，仰慈悲而登彼岸。设使高/山锁鏁，大谷陵移。冀等日月而长悬，同天地之永固。/此报 圣上之恩，冀存万代。但恐无识之徒，辄有轻毁。後若/有人敲打佛像，破灭经字者，愿当 来世恒堕三涂地狱，世/世不复人身，常值灾穷之报。/
陕西关中有十八座唐朝帝王陵墓。开国皇帝李渊与窦皇后合葬之献陵位於三原县东北四十华里的永合村，规制为堆土成陵，陵上设献、寝殿，虽不十分宏伟，但石兽雕造却相当出众，若石犀、石虎，均简洁雄壮，朴拙有力6。据调查，此陵石虎兽原来在四神门外各置放一对。佛教殿寺自大同方山北魏文明冯太后永固陵就有设置，但其为建陵时设计造成，位于石雕祭殿之前，有塔基围墙，是仿塔院式佛寺的“思远灵图”。而献陵有守陵官所造仿佛寺石佛殿像，禇遂良曾有《谏昭陵缓建佛寺奏》7，说明唐陵也有建寺之举，具佛教色彩。穆皇后实为追封之号，隋大业初窦氏去世，初葬寿安陵，后归献陵8。献陵周围陪葬的妃嫔诸王重戚，凡三十余人。已经发掘李寿与李凤墓9。李寿墓中的壁画有寺院道观图等，还有仪杖出行与农耕图，其石椁浮雕极为丰富10。陪葬还有永徽元年（650）左监门大将军樊兴，官职为较士员高的禁军首领，墓碑讲述出身皇家隶人的樊兴为建唐屡立战功而受封事，其书法具有褚、薛风范为初唐佳作。而齐士员像铭更早，仍隋楷法之精。此造像记为齐士员同十位官员九村宿老在贞观十三年正月初一日，即新年第一天造殿像刻经的详细记述。王保、频阳、怀信、天齐、长丰、潘水六府，皆为《新唐书·地理志》京城百卅一府中未留名者，还提到三原本地县官、陵署令，内（侍）省宦官郭元宗等。题记清楚地反映了奉诏生死不离的守陵官员齐士员忠心耿耿，为报太武皇帝与穆皇后之恩而造石佛殿一所，中有阿弥陀佛与二菩萨的造像，并且刻有佛经。唐初民众、官吏间的阿弥陀净土、观音信仰及供养佛经都得到了反映，记文后段所表达希冀经像长存，为损像毁经者设定了下地狱受穷灾，无复人身之报应，从而也为《阎罗审断图》的出现，奠明了基础。香炉菩萨图刻在像记后，线条丰富密集（附图3）。上方有大鹏金翅鸟及两侧坐姿童子，炉上有多颗摩尼宝珠饰严，其下又有两只龙相盘缠绕，龙鼻很长略似摩蝎鱼图纹，但与题卢楞伽作《罗汉图册》罗汉所降之龙颇似，所以仍应为盘龙。西安大雁塔（慈恩寺）曾出一石，存线刻双菩萨图，线条异常精采。小雁塔（荐福寺）亦出过一石佛座，壶门内有持钵或合掌的坐菩萨像，线条亦很灵动。献陵香炉旁舞菩萨像均踏莲持帛带，体态曲动而优美，线略粗，更有初唐造像之稚拙韵味11。
二、太武皇帝穆皇后供养石像之碑（附图4）：
若夫妙觉诞因，历几绵劫。尘磨天地，筹斩灌聚。草木与囗璧/同华，日月与丘陵等观。皆有生灭之趣，无分帝王之果。太武/皇帝，早感枢星，晚逢电影。开基睿右，则天启圣。升霞而去阊/阖，桥山而葬衣冠。穆圣后德并乾坤，明同日月。不终十善，早/棄六宫。同寝献陵，永辞长乐。高陵兴灵岳等峻，夜台共渭水/俱深。陵庙近松杨悲，笳管息人禽思。上柱国延陵县开国子/齐士员，宿殖善根，家传妙胜。早悟正觉，共敬育王。义旗同盟，/即沾佐命。心如白水，节等秋霜。悟大品而识大乘，辩大悲而/归大智。聚沙为塔，累璧成台。妻舍生资，夫施象马。求妙绝之/工，开秘密之藏。初雕玉石，开发金光。为弥陀像一区、二卫菩/萨。太武皇帝、穆皇后二圣供养，万劫崇善，梵响长闻，香烟不/绝。金山宝窟，狐兔不栖。淳潭深海，蛙蝇不宿。无二之性，即是/法性。心无生灭，即是涅槃。尘满由旬，衣拂大石。尘消石尽，福/报斯隆。祇阇之山，重逢涌出。无量寿国，宛在目前。其铭曰：/帝膺紫震，后归真净。祚兴天连，业同主圣。臣悟三空，为修八/正。万善修缉，十力雕莹。无去无来，湛然常定。永安天阙，长归/法性。
右监门中郎将、右勲卫郎将、检校左右领府郎将、长/乐宫大监、定州剌史、上柱国、延陵县开国子齐士员，曾祖常，/囗平南将军、豫州汝南郡太守；祖恩，齐尚食典御；父羡，随荆/州记室参军；兄傲随卢州司兵参军；妻吕氏，延陵郡君世子/小师右翊卫。息世武，文德皇后挽郎。息世文、世才、世贵。孙/（接第二纸拓片）神感、神法、神雨。世文已下并幼，未登仕。长女潘水府/果毅和宜妻，女娘儿。然士员早承华绪，先人余福。开/皇之岁，宿卫宫闱。寻配兵曹，以为品子。久滞武库，未/骋文房。大业末年，乹纲落纽。幸逢开辟，运属周旋。立/佐命之元勲，成割地之鸿业。义旗之始，即授正议大/夫、左一军头。惟幄之中，决胜千里。阵埸之上，身敌万/人。爵赏既隆，领禁天阙。每承机要三十余年。 太武/皇帝寿极升霞，即奉 敕於 献陵供奉，生死不离。/仍於 陵后千步，赐以塋域。既尽君臣之礼，冀申忠/孝之诚。建功业於前，存正念於後。立颂报德，勒石纪/恩。庶使万古千秋，湛然不朽。/
碑记追述了齐士员的家世与经历。士员本是恒州行唐（今河北省行唐县）人。其曾祖父齐常，官魏平南将军、豫州汝南郡太守；祖父齐恩；北齐尚食典御；父齐羡，隋代荆州记室参军；兄齐傲，隋代卢州司兵参军。士员妻为吕氏，其子有世武、世文、世贵；长女为潘水府果毅和宜之妻；其孙有神感、神法、神雨等。士员长子世武还为贞观十年时去世的太宗文德皇后做挽郎，可见其与唐皇室关系之深。
士员在隋代开皇年间（581-600）就宿卫宫闱，做宫庭卫士，以后“寻配兵曹”，进入军中，大业末年“乾纲落纽”，即隋炀帝征高丽失败，天下大乱时，齐就参加李渊起兵。“义旗之始，即授正议大夫，左一军头”，在唐军中作战，“帷幄之中，决胜千里，阵场之上，身敌万人”建功立业。“爵赏既隆，领禁天阙，每承机要三十余年”。在李唐成功以后，齐士员得到重赏与高官。确实，齐士员得种种勲官之衔，但职官为右监门中郎将，即唐代的禁军首领之一。隋朝已置左、右监门府，至唐高宗时改为左、右监门卫，皆是统率亲近禁军的指挥机构，掌宫殿门禁及守卫，职责颇重12。士员随高祖直到贞观九年（635）谢世，又被封为守陵官。还在献陵之后千步处，得赐陪葬之塋域，可谓生死供奉。
此碑像殿主实为士员，但题为唐高祖与窦皇后所供养石像，是资冥福的报恩之举。其阿弥陀佛龛中供养人，很可能为太武与穆后之像。西安著名的七宝台造像，像主有左监门卫大将军梁义深、守左监门卫将军李善才均是禁军守卫官，余皆为内侍省的宦官如杨思勗、杜怀敬等，士员造像题名中也有内省官，因而初唐造像体现出宦官与禁军首领，宿卫禁军与太监均是造像人主要构成，值得注意。
三、阎罗王审断图及冥律
王教遣左/右童子，录/破戒亏律/道俗，送付/长史，令子/细勘。当得/罪者，将过/奉阎罗王处分。比丘大/有杂人，知而故犯。违律/破戒，及禽兽等，造罪极多。/煞害无数，饮酒食肉，/贪淫嗜欲，剧於凡人。妄/说罪福，诳惑百姓。如此/辈流，地狱内何因不见/此等之人。/阎罗王教遣长史，子细括访，五五/相保，使得罪人，如有隐藏，亦与同/罪。仰长史括获，并枷送入十八地/狱，受罪讫，然后更付阿鼻大地狱。/王教语长史，但有尊崇三教，忠孝竭诚，及精进练行，/囗囗囗囗，囗庶苦勤。祇承课役，如此之徒，不在括限。/
此“冥律”首条分成四字行与九字行两段，因而诸金石家误此为两条冥律。画面主体刻阎罗王身体略侧之像，大王头顶束髪，面容满是髯须，右手伸出，似正断案之状。王前置双层案，案前有一吏曲身递呈文书。又一吏双手为大王执网纹华盖。王案前有二组罪人被枷戴锁，由狱吏押扭。一组有着幞头窄袖圆领袍之吏，押着戴着长枷之罪囚，其枷为绕颈圆形，前后有榫，有一枷棍伸出特长。狱吏身后又有两囚，皆着窄袖短衣长裤，头颈戴着短伽，面容有些隆鼻深目的奇异处，头髪或披脑后、或短短竖起。此三像都面向阎罗大王。另一组则是两吏押一囚，吏皆幞头袍服，囚则散髪着袍服。背向阎罗，似已审断完毕，正欲离开。画面侧上方，还刻出四位僧人，皆身披袈裟，相依而立。最为有趣而奇特的就是遍布画面下方的禽兽。这些禽兽有些脖项上还戴着枷锁，全都由画面后侧侧向着阎罗王案前奔来。其中有老鼠、狗、数鹰、鹿、虎、野猪、兔、鸡、狐狸、狼、雉鸡、羊等等，状甚生动。（附图5）从图中显示的情景来，戴有枷锁的人与禽兽，皆奔到或押到阎罗王面前，似正要受到处分与审磙断案。大王案又有一官吏正在稟报案情。从“冥律”所诉，有童子记录破戒亏律之人，又有长史为阎罗所派遣，而仔细括查知而故犯之杂人及禽兽等等，要将其送入十八层地狱，而后更付阿鼻大地狱。显然其中长史之地位特别重要，此审断之事实际起重要作用的首推长史。长史在唐代官制之中是一个特别职位，在实际职能中起重要作用。冥律之中重用长史，其映显现实基础是很清楚的。冥律中还提到了“五五相保”之制，以隐藏者连罪，使罪人不得逃脱。《魏书.释老志》也曾有“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奸滑，经历年岁。令民间五五相保，不得容止”。看来从北魏至唐，此相保之制，对保证僧团戒律清净，确也起到一定作用。
陕西富平县曾有一块樊奴子造像碑13，碑阴有阎罗王与五道大神之图像，时在北魏太昌元年（532），是现知最早的阎罗鞠狱图。位于三原东北方的献陵实际距富平县城更近，佛教美术史上两幅重要的阎罗王图像，竟在地理如此相近之处显现，确是有趣的现象。樊奴子像上阎罗坐帐中，亦为鞠狱状，面前还有告状之狗、羊，五道大神前有五道轮回图像。这个组合在美国弗利尓博物馆藏隋石雕法界人中立佛像上有极为相近的表现。近年在山东青州、临朐等地出土亦有不少雕像身上绘图的卢舍那佛像，新疆库车县新发现的唐阿艾石窟内也有图绘佛身现诸种形态的壁画14。笔者在敦煌盛唐217窟内壁观音经变部分也发现有五道大神与轮回图景。阎罗王及地狱等等丰富图像所反映美术样式的演进与观念变迁确实值得重视。从北魏樊奴子像碑之阎罗到初唐齐士员碑记，还有龙门唐敬善寺窟口武后时杜法力为阎罗王、五道将军、太山府君等造像，再至晚唐、五代敦煌本数种十王经图，无疑显示了中国十王图像演进的过程，因而，齐士员造像中阎罗审断决狱图，是佛教美术形式衍化中重要的一环，不容忽视。
四、《观音》与《金刚》刻经
齐士员献陵碑铭中明确记载:“（师子香炉座）四面为宫内存亡写金刚波若、观世音经各一部及一切经目。”现存碑拓中第三纸即石佛殿西侧为刻经。虽然上面部分残泐较重，但下一半的经文尚可辩识，文皆楷书，体现出略具前朝遗风的精到楷书面目。内容与题铭所云之《观世音经》与《金刚波若经》正相符合，而并非《般若心经》。其经文前有“造佛殿者 终南县人张世基”，前二行下方题“上柱国赵文会”。刻经的前27行刻《法华经》廿五《普门品》即《观世音经》，文起“尔时无尽意菩萨……，”止於“众生皆发无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省略了后面偈颂内容。接续为姚秦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前面一部分内容。文起“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约至“若阿罗汉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止。此石《金刚经》内容尚不全，题铭中提到的“一切经目”似应在石佛殿背及另侧出现，但现存殿背及另侧均无刻字痕迹，不知是否未刻完成仰或是在石座上另石刻出。
“一切经目”是所有的佛经之目录，藏经或称为一切经。此处“一切经目”若有，意义与内容必很重要。即使经目未现，其说也值得注意。佛经随佛教传入而来，繁富多样，最早的经目均散录分记，未成体系。十六国苻秦时释道安（314-385）开始整理众经，作出目录。南北朝至唐，僧佑、法经、费长房、智昇、静泰等都编有佛经总目，但往往以皇室经藏等为基础。
据道宣《释迦方志》卷下教相篇第八载，北魏道武帝（386-408）曾写一切经。至献文帝之子，司徒北海王元详与司牧高阳王元雍有书写一切经十二藏之举15。南朝时齐明帝曾写一切经，竟陵文宣王萧子良则有礼敬一切经之说。《广弘明集》卷廿七《诫功篇》刊其《净住子净行法.礼舍利宝塔门》中有：
敬礼神州大国一切众藏经典。敬礼易州石经、朔州恒安石窟经像16。
南朝时陈武帝曾写一切经十二藏，其后陈文帝、陈宣帝亦有令写经五十藏、十二藏之举。朝臣徐陵写经一藏，江总写一切经共3752卷。
魏收所作《北齐三部一切经愿文》，描述了造像写经的盛况17，并将一切经归结为：金口所宣，总勤所写。北响堂山石窟刻经洞（《唐邕刻经记》）云“一音所说，尽勒名山”为同一含义。即释迦牟尼佛金口所说一音之教为佛说真经，应刻铭保存。北齐时有孝昭帝曾为先皇写一切经十二藏，北周冯熙曾写一切经十六部，可见当时写一切经已为作功德重要之举，以后此风气亦很流行。《弘明集·法义篇》还列王褒《周经藏愿文》与隋炀帝的《宝台经藏愿文》，王褒文有“奉造一切经藏，始乎生灭之教，迄於泥洹之说”，而隋炀帝《宝台经藏愿文》详言经藏形成缘由18。
隋文帝曾敕写经46藏，其卷数达132086卷。山东东平白佛山2号窟题铭为：
大隋开皇十季……沙门昙献……并造一切经人等，在此峗山敬造阿弥陀象一区，上为皇帝陛下，一切有形，同沾斯庆。从铭文中“造一切经人等”的文意，似乎这些人先有造一切经之举，再雕窟开像。但所造为全经文或仅经目尚不明了。
唐贞观五年（631）时，太宗曾令苑内德崇寺、宜兴寺为皇后书写藏经。贞观九年，又敕大总持寺僧智通、秘书郎褚遂良在苑内写一切经。贞观十一年太子李治在延兴寺写一切经。这些活动都距齐士员刻经造石佛殿不远。此后高宗龙朔三年（644），曾诏东京大敬爱寺静泰法师主持“写一切经典”，修造皇家官藏，因有《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目》流行19。四川安岳臥佛院宋代石刻经之中，有静泰法师撰《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目》20。大足宝顶山小佛湾经目塔，三层塔身上刻有佛经目录510种，篇幅很大。民间流传做功德，抄刻一切经目即相当於写刻全部佛经，齐士员欲刻经目应属此类22。
总之，众经、一切经、大藏经，还有一音所说、金口所宣都是指佛典全数。从南北朝至唐初流行之写经功德，多称写一切经多少藏，即全套一切经为一藏，一切经含义渐渐演成变成了大藏经。
唐初帝王即以附会老子之后，以道教为上。佛教“则既有武德末年之摧折，复因贞观文治受漠视23”。武德四年太史令傅奕曾上书请废佛，武德九年高祖曾下沙汰僧尼诏。至齐士员造石佛殿像前两年，太宗仍有《令道士在僧前诏》。李世民对佛教初始不信，曾说：“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俗弊之虚术。（《全唐文》卷八）”他从政治角度总结历代统治经验，以为佛道盛行过度于国有害：“梁武帝君臣惟谈苦空，侯景之乱，百官不能乘马，……此深足为戒。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齐士员像铭中反映出佛教深入社会的程度。他早受家族影响而入於佛理中，宿殖善根，以后为报恩资福造像，顺理成章。而大业二年李世民约九岁时得病，李渊则至草堂寺为其造石佛碑像一铺，为其作祈疾24。太宗贞观四年亦曾设斋，为太武皇帝造龙田寺，为穆太后造弘福寺。太宗诏有司抄《佛遗教经》，颁京官五品以上及诸州刺史人手一卷，并敕有司抄写玄奘新译经论，赐九道总管。玄奘于贞观元年出游印度，贞观十八年归后请立译场，太宗并不同意。颁布玄奘所译，多出於奖掖玄奘个人。晚年太宗有所改变，亲制《圣教序》，听《瑜伽经》大意，论《金刚般若》，还对玄奘说“朕共师相逢晚，不得广兴佛律”，可见玄奘对其的影响。
尚在玄奘归国前之齐士员献陵经像，对初唐中下层官民佛教信仰有真切说明。武德九年高祖沙汰僧尼并及道士诏令，在齐士员所刻冥律中深有影响。如诏令中凡：“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大寺观居住，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进戒行者，有阙不堪供养者，并令罢遣，各还桑梓25”。虽因玄武门事发 26，高祖退位而未行。但其中对破戒亏律僧尼的摈弃、对精勤练行者僧尼的尊重，似正在齐刻“冥律”中得以推行吗？
总之，初唐时的齐士员献陵造像碑铭，有多样的价值与意义。不仅从造像的碑铭可知齐士员身世与造像缘由，也反映了唐代文化丰富性，初唐时佛教信仰的状况，特别是阴线刻出的阎罗王审断人囚禽兽的图像画面，是十分珍贵的早期阎罗王图像。联系北魏太昌元年樊奴子造像碑之阎罗王与五道大神像，龙门石窟的杜法力造像及敦煌遗画中十王经图等等情况，可以反映出十殿阎罗观念与图像的发展演进过程，可以帮助我们解宗教观念与艺术图像及社会生活密切微妙的联结，因而值得特别重视研讨。
注释：
1．叶昌炽撰、柯昌泗评《语石·语石异同评》（考古学专刊 丙种第四号），中华书局，1994年4月。见其中311页，即《语石》卷五部分。
2．《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卷四，参见《石刻史料新编》目录题跋类廿六册，19577页。具录“齐士员造像并心经，三纸，正书，在陕西三原”。此拓本原为缪荃孙艺风堂所藏，后归北京大学图书馆。
3．毛凤枝《关中石刻文字新编》卷一，《石刻史料新编》地方类22，16910-16914页。毛凤枝原作为《关中石刻文字存逸考》，以后顾燮光将其稿本刊为《关中石刻文字新编》，内容更为丰实。毛凤枝对齐士员像铭中长乐宫、军头官名及诸府名称等略有考证。如唐司农卿下都城宫苑总监各一人。长乐宫为西汉时改秦兴乐宫建，东汉废西魏后复修治，唐天宝以后废，因而《唐书百官志》中无名。士员曾任的“军头”为武德元年改鹰扬郎将之称。陵署令属宗正寺卿，天宝十载改称献昭乾定桥五陵署令为台升令。六府之名可补《新唐书·地理志》之阙。
4．陆心源《唐文拾遗》，录齐士员文后注明出自《非见斋碑录》，即魏锡曾《续碑录丙》。见《全唐文》第十一册，中华书局1983年。
5．参见程征、秦惠编《唐十八陵石刻———三百里雕刻艺术馆》127页。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1994年修订版。国家文物局编《陕西省文物地图集》（上）三原县图，〈下〉451页，91-D2号为张王塬造像碑《徐木乡张王塬村西北侧·唐代》，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年12月。
6贺梓城《关中唐十八陵调查记》，《文物资料丛刊》第3期，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巩启明《唐献陵踏查记》，《文愽》1999年1期47-55页 。
7．《唐文拾遗》卷15，《唐会要》卷48。又唐玄宗泰陵附近也有巨大经幢，可能也有佛寺。
8．《陕西金石志》载，在武功县明代在寿安陵旁寺中还发现了古碑，题唐太宗诗，阴刻穆皇后传（同《旧唐书》），因而重刻碑文与唐帝世系图等立石。据近人研究，窦皇后实际源出匈奴系费也头种纥豆陵氏。北周时，纥豆陵氏与宇文泰联姻，窦皇后实为宇文泰第五女所生，入唐后窦氏假托为汉代名门窦氏之后裔。石见清裕《我的唐史研究成果与方法》，胡戟主编《唐研究纵横谈》74-7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1月北京。
9．《唐李凤墓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5期。
10．《唐李寿墓发掘简报》、《唐李寿墓壁画试探》，《文物》1974年第9期。孙机《唐李寿石椁线刻《侍女图》、《乐舞图》散记》，《中国圣火》，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198-242页。李寿墓石棺现陈列於陕西碑林博物馆石刻艺术陈列室。
11．倪志俊《西安慈恩寺发现唐代线刻菩萨像残石》，《文物》1984年3期。王化民《唐“净土变相”线刻画像石》，《文物》1980年第3期67、68页。《中国美术全集》石刻线画卷亦刊小雁塔此石菩萨图。
12．左、右监门府为禁卫军指挥机构，隋朝置，设有将军一员，郎将二员，校尉、直长各三十员。又有长史，司马、录事及仓、兵二曹参军等。炀帝大业三年（607）改将军为郎将。唐朝沿置。高宗龙朔二年（662）改称左、右监门卫。
13．樊奴子造像碑阴的图像状况，可见参见拙文《阎罗王授记经缀补研考》，《敦煌吐鲁番研究》5，2000年即刊。
14．《中国国家地理》2000年第9期，82-85页。
15．周叔迦《法苑谈丛》，中国佛教协会出版，1990年，102-103页。
16．这里所说的“朔州恒安石窟”是指现在的云冈石窟无疑，但是“易州石经”所指还难以明确。因为萧子良此著所尊重礼敬，应是南北朝时期较重要的一处石刻佛经。而易州之名是指河北易县，且定名较晚，因而此“易州石经”仍为值得注意的疑案。
17．《广弘明集》卷廿二《法义篇》。魏收《魏书·释老志》是正史中重要的佛教状况论述。
18．宁复深虑，灵像尊经，多所煨烬。结缦绳墨，湮灭沟渠。是以远命众军，随方收聚。……修葺其旧，惟新宝台，四藏将十万轴，因发弘誓，永事流通，仍书愿文。
19．此后各大寺院都写了一切经藏，如显庆四年（659）西明寺也写成了一切经藏。
20．彭家胜《四川安岳卧佛院调查》，《文物》1988年第8期。
21．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四川社会科学院大足石刻艺术研究所《大足宝顶山小佛湾祖师经目塔勘查报告》，《文物》1994年第2期。
22．有些经录纯是为作功德，经名并不全，且有些象征意味。如《西天大小乘经律论并在唐国都数目录》，敦煌遗书S.3565号背面，P.2987号均为此经录，其中仅录近40种经，从供养文称可知其供养此录相当於供养一藏经。
23．汤用彤《唐太宗与佛教》，《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11页。
24．《草堂寺为子祈疾书》，《全唐文》卷三。中华书局影印第一册45册。《陕西金石志》卷七注明此疏后记大业二年。河南荥阳大海寺曾出土一批北魏至唐造像。《河南荥阳大海寺出土的石刻造像》，《文物》1980年第3期57-62页。《荣阳县志》载，“大海寺在东郭外，唐高祖为郡守，因太宗患目疾重建”。
25．《资治通鉴》卷一九一为武德九年四月，《旧唐书》则是说五月。
26．玄武门事发，高祖被迫下诏“其僧尼、道士、女冠并宜依旧。国家庶事，皆取秦王处分。”因而沙汰僧尼诏即实际被中止。《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