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游民到帝王——朱元璋新论

二、朱元璋的生平和造反实践

　　1、游民经历与造反的目的

　　朱元璋出身一个佃农家庭，他的父亲连个象样的名字也没有，叫朱五四。朱五四一生从盱眙到濠州，迁徙四次，他的上代就脱离了宗族所在句容（今属江苏）朱家巷。可见朱元璋的父祖辈就已经“脱序”了，然而尚未成为游民，因为他们只是在农村之间辗转，租种土地，以农为生，没有流入城市。至正四年（1344），天灾流行，淮河流域一带也遭到旱灾、蝗灾和瘟疫的祸害。朱元璋的父母和长兄皆病饿而死，一家陷入了没吃没喝、没有钱埋葬逝去亲人的困境。他在《皇陵碑》描写了自己这段苦难的经历：

　　俄而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田主德不我顾，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黄壤。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既葬之后，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计不张。孟嫂携幼，东归故乡。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予亦何有，心惊若狂。乃与兄计，如何是常。兄云此去，各度凶荒。兄为我哭，为我兄伤。皇天白日，泣断兄肠。兄弟异路，哀动遥苍。（《全明文》卷12）

　　我们从朱元璋的自述中可见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宗族之外，遇到困难，很少有人伸出援助之手，从而养成了他们习惯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求生与发展。朱元璋自就小为地主放牛，受过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勇于任事，敢作敢当。另外，他的外祖父陈公也是个有过游民经历的人，南宋末年当过南宋爱国将领张世杰的亲兵，宋灭亡后，以作巫师、画符念咒、看风水、合年庚八字为生。这种独特经历和思想意识直接或间接也会对朱元璋产生影响。因此，当生活把朱元璋推上游民（当游方和尚）生活路途时，他除了感到凄凉悲哀外，没有表现出特别慌遽。这显然是与他的个人经历与家庭影响密切相关的。

　　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泱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一浮云乎三载，年方二十而强。（《皇陵碑》）

　　当三载云游归来、朱元璋已经有着丰富的游民经验了。吴晗估计他在三年的流浪生活中，“接受了新的宗教，新的思想，新的政治教育，加入了秘密组织”（《朱元璋传·游方僧》）。这个论断虽然证据不是十分充足，但其与真实相距不远。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汤和从被红巾军占据的濠州寄信来，劝他入伙为“盗”？正因为汤和知道他早已是“同志”，留在城外，时时可能发生危险，所以才会坦诚相劝。另外，我们从朱元璋所具备主动进击精神来看，在民怨沸腾和造反运动此起彼伏的淮河两岸，他决不会自甘寂寞的。当然，决定他迈出这关键一步的导火线有两点，一是汤和的来信被人发觉，而且要去揭发，“旁有觉者，将欲声扬”；另一点是他出家所居住的皇觉寺被元兵烧毁，没法再住下去了，成为一个没有收入、又没有固定住所的游民。可见逼他走上造反道路的是实实在在的求生欲望和对前途发展的幻想。古代社会，游民和辗转于天灾人祸中的贫困农民是缺少文化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有理性的自觉。为了实现某种理念或某种社会理想、不顾身家性命、投入造反的行列是很难令人想象的。

　　中国人有可能为了宗教信仰而拿起武器，但宗教信仰首先是诉诸于感情的，特别鼓动造反的秘密宗教，是缺少理性的内容的。中国人是个注重实利的民族，造反者的中坚人物往往是游民，在我们这个重视实际利益、忽视信仰的民族里，游民则更是看重短浅的眼前实利。他们与老实巴交、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民在宗教信仰问题上容易上当受骗还不一样，他们在重大的选择面前会反复掂量的（朱元璋在《纪梦》一文对这一点有生动的描写），什么有利于自己和自己所属的集团，他们是能算得清清楚楚的。后来朱元璋多次谈到最初参加反元的斗争的目的：

　　朕遭时丧乱，初起乡土，本图自全。及渡江以来，观群雄所为，徒为生民之患，而张士诚、陈友亮尤为巨蠹。士诚恃富，友亮恃强，朕独无所恃。惟不嗜杀人，布信义，行节俭，与卿等同心共济。（《明史·太祖本纪第三》）

　　可见那些把朱元璋的投入反元斗争说成是因为信仰弥勒教（实际上，他即使参加了弥勒教也是利用弥勒教），并进一步把这种本来不存在的信仰说成是朱元璋从事反元斗争的思想基础，这只是一厢情愿之词。

　　2、秘密宗教信仰与游民的武装斗争

　　神道设教本来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操作手段，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这一招不仅统治者会使，造反者也同样会使，而且，使用得决不会比统治者逊色。被历史学家们定为第一次“农民起义”的秦末陈涉、吴广的反秦斗争之前就使用“篝火狐鸣”和在鱼腹中放入“大楚兴，陈胜王”的布条。当然，这还只是运用带有神秘色彩的异兆与谶语，它起的只是鼓动作用。在封建社会里，面对强大的专制统治，居住分散的小农（按：宗法农民很难以个人形式卷入造反活动）和游民是散漫的无组织力量，他们要想对抗强大的封建统治者、或者仅是为了求生而拂逆了统治者的意志都是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的，即使反抗也是极其无力的。因此，在他们产生了造反的要求的同时，必然也要求形成有组织的力量。游民组织的最高形式——秘密会社是较晚出现的，而以秘密宗教的形式把分散农民组织起来的方法是在汉末就出现了的，著名的黄巾起义就是利用太平道进行组织和动员的。

　　宋代下层社会的武装反抗十分频繁，其中不少是利用秘密宗教进行组织和动员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摩尼教（又称明教）和弥勒教。这些教派除了具有组织能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们有都有一套与主流思想所强调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大相径庭的理论。它们都主张变，否定现实存在，追求未来。明教把世界分为明、暗二宗、并强调光明一定能战胜黑暗，并鼓励信徒去追求光明。明教不设偶像，不崇拜鬼神，禁止杀生，食素，外人称之为“食菜事魔”。宋代造反者多次藉摩尼教徒起事（著名的方腊起义就是一例），导致朝廷的严厉镇压，因而，摩尼教徒们的活动就更加诡秘。

　　顾名思义，弥勒教是崇拜弥勒的，弥勒是佛教中的未来佛，正统佛学认为他的出现将使世界改观，能把众生从苦难中解脱出来。《佛生弥勒下生经》中说：“弥勒出现，国土丰乐……土地丰熟，人民炽盛，街巷成行……夜雨香泽，昼则清和……时气和适，四时顺节。”这是多么美丽的景象，它激动过千千万万挣扎在生死线上的人们。它比明教宣扬的明暗二宗更通俗、更易于被广大群众所接受。民间宗教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眼前现实需求而出现的，当大多数的平民百姓处于苦难之中的时候，活跃于民间的秘密教派把对弥勒佛出现的信仰作为自己的旗帜是为了招徕更多的信众，给他们以更大的鼓舞。北宋中叶贝州的王则曾以弥勒佛为号召杀官吏、据城池起事，但只坚持了五十余天。这次暴动使得统治阶级对于民间的弥勒崇拜警惕起来，对这种以崇拜弥勒为主旨的秘密教派更加防范。

　　秘密宗教与后来以游民为主体的秘密会社不同，它的基本群众是农民。但是它的中坚与职业传教者多是游民。他们四处游荡、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传播教义，拉人入教，他们大多会些“法术”，为农民治病、并为他们演示一些“奇迹”，争取他们的信奉。传教者也多是脱离于宗法网络、在士农工商之外的。这种职业传教人员多是世代相传、几辈子都靠传教吃饭的。元末起事的明教领袖韩山童就是一例。秘密宗教的首领和职业传教者中有不少是思变思乱之士，他们多是勇敢分子，敢于闹事、敢于反抗现存的社会秩序。这是有许多原因的。他们是游民，具有主动进击精神；他们游方传教，没有固定居止，即使起事不成，也可一走了之；另外，他们对于所传的教义也有较为虔诚的信仰，有一种神秘主义的使命感。至于一般信徒，除了要在秘密宗教中获得精神上安慰或解脱外，更多的是物质上的满足。例如信徒之间的物质上的互相帮助，以及教主们用符水治病之类。这些对大多数农民信徒更有吸引力。农民如果不是破了产、不是成为走投无路的游民不会轻易地走上造反的行列的。连朱元璋这样的人走上造反道路都是那样地再三权衡，犹豫不决，何况有家有地、生活在宗法网络中的农民呢？

　　朱元璋造反的最初的目的只是求得“自存”，后来看到与他争夺天下者，也不过是些没有什么远谋深虑、“志骄”“器小”的庸庸碌碌之徒，在谋士的劝导下，才确定了夺取天下的“远略”。至于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采用什么“理论”作为宣传的工具，这要看当时的需要。早年朱元璋信奉弥勒教，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的一种选择。元璋年轻时作过和尚，这更不是由于信仰，用他的话来说只是“托身缁流”（《皇陵碑》），是用以解决吃饭问题的临时措施（一般说来游民很难有坚定的信仰，他们倾向把一切都工具化）。当朱元璋参与红巾军的造反活动时，他还是个游方和尚，这时以明教为旗帜的造反活动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此时要生存和发展，投靠红巾军是一个较好的选择，所谓“背靠大树好乘凉”。在几年的军旅生涯中，朱元璋充分表现出其军事天才与临时应变的机谋，他逐渐从对郭子兴的依附下走了出来。力量壮大了，并且有了足以和割据天下的“群雄”一较高低的力量，朱元璋在有了逐鹿中原的资本之时是否还会遵循明教的规则呢？这主要看这些规则是否符合他的需要？明教、包括其它一些秘密宗教有鼓励不得志者造反闹事的一面，但是事情做大了以后怎么办，这在它们的经典中很少提到。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它们只是讲“造反合理”或者说“造反有理”，很少讲如何通过造反取得政权和争夺最后的胜利。教徒们信奉了弥勒佛出现和光明即将来临的这种美好的理想，他们也起来了，“不平人杀不平者”，但是“杀完”了又怎么办呢？是否那些充满光明和美丽的景象就会自然而然出现了呢？秘密宗教没有就这些问题给出答案，何况能不能“杀完”“不平者”，如果没有具体的操作规划也是个问题。这时朱元璋不取天下便罢，如想取天下，必需另找其它具有可操作性的学说为他服务。

　　3、夺取天下的武器——传统的中国政治学

　　夺取天下与一般造反活动是不一样的。封建社会中迫使人们武装反抗的原因很多，然而，由于封建社会实行严刑峻法，敢于拉起大旗造当朝反的，绝大多数还是因为走投无路，才铤而走险的。这个时候，只要造反主体有胆量、富于冒险精神，就可能竖起义旗。可是，当壮大起来的造反者进一步要取得和建立政权时，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汉代陆贾曾对刘邦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也就是说，建立政权、治理天下都是需要学问的。的确，它也是一门极复杂的学问，它不仅有军事上的战略战术问题，也包括政治艺术和政治技巧的运用的问题，这里有一整套政治、军事文化。这些在鼓励人们造反的弥勒教、明教中都是没有的。在其它具有可操作性的政治、军事学说（例如西洋政治学）还没有传入中国时，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传统的政治军事文化还是志在夺取天下人们的唯一的选择。不管是谁、也不管他代表哪个阶层的利益，只要他想建立政权和一统天下就得使用这一套。当然，这时的儒家学说已经从法家、兵家、纵横家那里吸取了很多东西，不是纯粹的原始儒家学说了，它是宗法文化的一部分。这种学说不仅具有理想性、还有具体的可操作性。

　　早在至正十三年（1353）李善长投靠朱元璋时，就为朱讲了一套儒法杂揉的夺取天下和治理天下之术，并鼓励他以汉代的刘邦为榜样。朱元璋自然而然接受了儒家的治国理念。特别是儒生陶安、李习、唐仲实、朱升、孙炎、宋濂、刘基、叶琛、章溢等人加入了朱元璋的队伍以后，把儒家所主张的一套“革命”造反的“顺天应人”之理和夺取天下后的治国安邦之术灌输给了朱元璋，使他从只知道造反求生的山大王变成立志一同天下的“群雄”之一。这些道理和谋略大体说来不过四条。一是，打起儒家“尊王攘夷”的大旗，所谓“内诸夏而外狄夷”。长江南北的汉族人民已经被蒙人和色目人统治了近百年，吃尽了民族压迫的苦头，朱元璋打起民族的大旗是上应天理，下合人心的。他在北伐元王朝的檄文中说：

　　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明太祖实录》转引自《朱元璋传》）

　　檄文中还对北方的广大老百姓说：“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扩清，志在逐鞑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其体之。”无疑这种主张对于处在第三、第四等级的汉人、南人是极有号召力和煽动力的。有的学者用今天流行的阶级斗争理论，指责檄文是利用民族斗争掩盖阶级斗争，这是极可笑的。实际上，对朱元璋来说他关心的是把全国老百姓都动员起来，站在自己一边，把元朝统治者赶走，一统天下。此时还没有别的政治斗争理论来动员人民，他和他智囊人物不可能创造一套新的理论，即使创造出来老百姓也不懂，不会接受。

　　其次是“仁者无敌”的理论。本书《绪论》（按本文是《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的一部分）部分曾指出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统治下“暴君专制”与“暴民乱治”的轮回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元朝末期，以贫苦农民为主体的武装反抗斗争特别激烈，烧杀也十分严重。陶宗仪《辍耕录》中的“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享太平”，正是乱世之中这种报复情绪的一种反映。这种杀戮不会象一些历史学家想象的那样只杀统治阶级和地主阶级、不杀普通农民的。可以想见广大人民的痛苦和对不搞滥杀的“仁政”的渴望。朱元璋参加反元斗争第二年，在他初步摆脱对郭子兴依附的时候，便确定以汉高祖刘邦为效法的榜样，不乱杀人。后来他行军打仗都注意军纪，为自己树立一个仁者之师的形象。这种作法也为自己最大限度地争取各个阶层的人物。

　　其三，朱元璋出身贫寒，懂得“国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在争夺天下的斗争中，非常注重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努力实现儒者朱升关于“广积粮”的告诫。龙凤四年（1358）朱元璋任命康茂才都水营田使，命令他负责兴修水利，并分巡各地，在其占领区内修复和建设农田水利设施，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物质条件。朱元璋还推行屯田军垦，开放无主田地，后来还一度实行土地谁种谁有，这些不仅为其军队提供了大量的军粮，而且提高了其所统治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为实现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

　　其四，在政治军事活动中朱元璋礼贤下士，网罗大批的儒生才士；对于老百姓则贯彻孔子所说的“民无信不立”的原则，改变“山大王”作风，建立可以取信于民的政策和法制，这是有利于“挽颓风立纪纲”的，克服元末政治窳惰腐败、政风疲软的亡国气象。

　　上述四项是基本点，我们在战术和策略上还可以举出一些，但只是枝节之处。这些都是一些常理常情，没有什么特别神奇的地方。然而它就是传统政治军事文化的最紧要之处，所谓“王道本乎人情”也就是这个意思。一些历史学家把它称为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主张，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宗法社会里它是政治学原理与政治操作的思考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无论哪一个阶层的人，只要他参与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并要在斗争中取得胜利，就不能不运用它，或者公开以之为号召，或者暗地使用。否则，就很难取得预期的结果。太平天国已经占领大半个中国，其势力强大的时候远过于朱元璋在金陵登基之时，但却最终以失败告终。其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不尊奉传统政治文化（至少在口头上如此），而且，还对被绝大多数国人所崇奉的孔子大张挞伐。虽然当时已经有异质的政治文化传入，但是它还没有发展到为广大人民群众能够理解和接受的程度。

　　朱元璋确实是当时“逐鹿”群雄之中的佼佼者，他领悟力强，又勇于实行，并在不断的实践中随时总结经验教训，最终登上了龙庭，建立延续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